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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來源:《山東外語教學》2020年第6期第52-59頁 ▌作者簡介：王棟，博士，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二語習得、外語教學與教師發展。電子郵箱：dwang@sdnu.edu.cn。▌基金項目：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社會文化理論視域下新任外語教師身份認同 研 究」（項目編號：17BYY095）的階段性成果。▌摘要：複雜適應系統語言觀認為社會交際性是語言的基本功能，語言結構和知識由人際互動與一般認知過程共同塑造。語言使用模式深刻影響語言習得、使用和演變過程，這些過程並非各自獨立，而是同一複雜適應系統的不同面向。語言結構湧現於經驗、社會交往和認知機制的相互作用。本文擬從語言的社會交際性、基於使用的語法以及語法化演進揭示複雜適應系統語言觀內涵及其對二語習得研究的啟示。▌關鍵詞：語言；複雜適應系統；複雜適應系統語言觀；二語習得複雜適應系統語言觀與二語習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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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引言
複雜適應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 簡稱CAS）本來是一些物理科學家感興趣的領域，主要目的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近年來，複雜性理論視角的語言學研究論著顯著增加，CAS的觀點也用於討論語言習得（王士元, 2006; 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特別自英美五所名校的十位知名語言學者①（Five Graces Group, 2009）在國際權威期刊Language Learning聯名發表「Language i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立場性論文以來，複雜系統語言觀（LCAS）引發學界空前關注（楊旭、王仁強, 2015; Douglas Fir Group, 2016; Pickering, 2016; 王仁強、康晶, 2017）。LCAS認為社會功能是語言的基本功能，語言結構和知識由人際交往和認知過程共同塑造。語言使用模式深刻影響語言的習得、使用和變化過程，而這些過程並非相互獨立，而是同一CAS的不同維度。與生成語言學倡導的靜態語法觀不同，LCAS認為語言是一個使用與經驗交互的動態系統，語言作為CAS具有以下主要特徵：包含多個相互作用的主體；具有自適應性，即說話者現在和過去的交互言語行為共同塑造了未來言語行為；說話者的言語行為是從認知限制到社會動機等多種因素相互競爭的結果；語言結構湧現於社會經驗、互動和認知機制的相互作用。語言作為一個複雜適應系統有很多表象：語言組織各層面變異、語言行為的概率特徵、言語主體內部和言語社團之間的持續變化、源於語言使用的語法規則湧現以及深層非線性過程的相位切換等（Douglas Fir Group, 2016）。LCAS的優勢在於為這些看起來互不相關的語言表象提供了一個統一理論框架，揭示多個語言研究領域的共性。下文擬從語言社會交際性、基於使用的語法以及源於語法使用的語法化發展，闡述LCAS內涵及其對二語習得研究的啟示。
2.0 語言社會交際性
語言不是人與人之間唯一的交際工具，但確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LCAS認為語言交際性不是一種獨立能力，而是與一般認知能力互動過程中發展而來，無法脫離社會而具有完全的抽象性。作為基本特徵的社會交際性建立在人類自身所處各種環境中的語言經歷之上，從具體物質到抽象社會，無所不及。人類認知能力，例如範疇化、順序處理和規劃形塑了語言，但認知能力並非是這些能力簡單疊加的結果。語言的社會交際功能取決於其在我們社會生活中的角色。要理解語言如何在人類世代繁衍中演化，如何擁有了現在能夠觀察到的特徵，需要考察諸多約束條件下的綜合效應，包括思維程式、感知運動神經偏向、認知限制和社會語用因素等（王士元, 2006; 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動物之間也存在交際活動，但它們之間的交際並非依賴語言。語言只有在人類社會裡產生和發展，在高度交互的社會環境中演變。語言是文化的主要載體，人們可以通過語言演變透視文化知識歷時傳播、演進和變革。文化本身至少可部分地理解為人類發現有趣和重要事物的鏡像，映射人類進化的生物嗜好和文化追求的複雜互構特徵（陳原, 2000）。語言和文化都可看作是從日益複雜的社會存在中的湧現現象，因此，想像一種語言，亦即想像一種生活方式。
語言也是人類所處環境的延展，本質由其在社會互動中的角色決定。雖然社會互動有時呈現不合作和衝突，但更多時候呈現出哲學家所說的共享合作行動（shared cooperative activity）。合作行動大致依賴於共享認知，即人能夠認識到可以和他人擁有共享信念和意圖，包括為完成合作行動的子計劃協調、幫助他者的承諾以及與他人共享觀念等心理維度。為使合作行動圓滿完成，合作行動中的個人必須與他人合作，這就為語言最終發揮作用提供了空間。合作行動提出了協調問題，在解決合作行動協調問題的各種運作機制中，其中最簡單的要數對環境中突出特徵的共同關注，最有效的協調機制就是參與者言語交流 （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 姚小平, 2018）。合作行動最基本的一條原則就是說話者和聽話者必須達成共識，聽話人能夠理解說話者的意圖。人類已經發展了一套功能強大的交際規約符號系統，也稱語言習慣。語言習慣作為一種規律性行為，產生特殊語言形式的話語，部分是任意性的，固化於言語社群（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作為言語識解機制，它解決了交際聯合行動中反覆出現的協調問題，即交流的共同行動。
在時代長河中，語言發展、俗成、豐富、洗鍊，逐漸形成了一種嚴密的複雜適應系統。它指涉像言語、手勢或書寫等符號產生的媒介，是言語參與者共同遵循的規則，即語言學家所說的詞彙和語法構式。語言運作終歸涉及四個層面：言語產出和注意、話題形成和認同、交際意圖辨識以及合作行動的提出和實施（Ellis, 2008）。語言學家歷經數百年仍然無法充分揭示這個運作系統的奧妙，現代科學家利用先進的高階信息技術也無法模擬雞尾酒宴會上簡單的會話，模擬程式總是抓不住那看似簡單卻充滿彈性的動態準確原理（王士元, 2006; 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這個交際運作模型事實上十分脆弱，容易引起變異，誤解過別人或被別人誤解過的人都會有所體驗。交際過程如此脆弱，語言演變的動因也有多方面。首先，我們不能完全讀懂彼此的心思；其次，作為協調機制的規約也並非一成不變。說話者依據先前類似情景下的慣習選擇新情景下構式來完成交際。聽者理解也是如此，但聽者對這些詞彙構式先前使用語境的理解與說話者並不一定契合，新情景下的交際具有唯一性特徵，產生不同的認知識解也就不足為奇。當然我們不能過分強調交際的不可能性，恢弘的人類文明大部分建構於語言交際基礎之上，但不能否認交際的不確定性的確導致了語言演化的普遍性。
3.0 基於使用的語法
普遍語法的理論基於理性主義，強調語言的天賦性，認為語言是一套抽象的規則和結構，只間接和語言經驗有關，把考察理想的說話人所具有的內在語言能力為旨歸。語言能力是語言背後根深蒂固的心理狀態，源於生物屬性的語言官能（Larsen-Freeman & Cameron, 2008）。LCAS把語言看成是一個基於語言使用範疇化網絡，語言的認知結構直接來源於語言經驗。語法的基本單位是構式，是形式和意義的統一體，涵蓋從具體的單詞、習語到比較抽象的被動結構或雙及物構式等。基於使用的語法認為，使用對認知結構產生影響的證據包括語言使用者能夠意識到的構式特例，使用頻率會以多種方式對語言結構產生影響。
近來，實驗研究證實兒童和成人都能追蹤人造語法中共現模型和統計規律，表明即使話語不指涉意義或交際意圖，受試也能夠學會其中構式（Ellis, 2008）。在真實交際情境中，詞彙共現會對認知表徵產生影響，認知變化與語言使用共同形塑語法。人們在交流時，說話者並非從所有可能的組合中進行隨機選擇。某些思想有著習慣的表達方式，即所謂語言表達中「本族語式選擇（nativelike selection）」，而不僅僅依賴生成規則。Ellis（2008）認為大腦中不存在單個語言單位，只有神經纖維之間的連結，一切信息都體現在神經網絡的聯通關係中。語料分析證實了交際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由常規套語系列構成，而不是在所有可能的詞彙中做「隨機選擇（open choice）」。高頻率單詞組合形成詞塊從而影響對句子即時加工方式。經常在一起使用的構式會熔合在一起，如英語縮寫形式 I’m、they』ll就源於共現結構的熔合，即助動詞逐漸黏著於與其高頻搭配的前置代詞結構之上。
語法和詞彙在使用中相互影響，逐漸高度融合而非分離。搭配詞的詞頻越高，說明其認知固化程度越高；搭配成分的共現頻率越高，說明兩者之間的語義相容性越強。deep和shallow通常與許多指容器的名詞搭配，說明「深度形容詞＋容器名詞」是固化的類型（Lantolf & Thorne, 2006: 56）。說話人依據對意義、語境和形式的體驗，把聽到的話語分為範例（exemplar）和範例組（exemplar clusters），並在此基礎上形成語言使用表層下的認知表徵。在語言使用過程中這個範疇化過程持續不斷地發展，因此即便成人語法也並非固定不變，依然有隨著經驗增加而不斷完善的潛能。
語言變化通過局部互動緩慢進行，但這並非否認語言內部和跨語言間的普遍性。正如任何複雜適應系統一樣，語言形式和本質特徵都是通過演化過程反覆運作產生。同一過程適用於所有語言，語言普遍相似性得以發展，但變化的軌跡，如語法化路徑要比終極狀態更具相似性特徵（Ellis, 2008; 沈家煊, 2019）。對基於使用的語法理論，我們更感興趣的是跨語言湧現的普遍性特徵，如促成語言變化的具體使用模式、顯示語言表徵的標記以及語言加工變化的認知基礎。較之傳統結構主義或生成語法，基於使用的語法數據來源大為拓展，除了實驗研究和電腦建模，基於語料庫的共時或歷時研究也能為理解語言的認知表徵提供有效數據。
4.0 語法化
語法化是近年來語言學研究的焦點之一。語法化既指歷時又指共時，是歷時與共時的結合，但以歷時為主，主要研究自主詞向語法成分功能的轉化（沈家煊, 2019）。LCAS主張從語言演變的規律解釋語法規則，尋找語言認知和語言變化動因對語言構式的影響。實詞虛化和詞彙化是語法化研究的兩個主要路徑：前者指有實義的單位逐漸演變為虛義的過程，從認知規律來探索語法化成因；後者即短語或句法結構逐漸固化而形成單詞的過程，特別是語法形成機制研究。Pickering（2016）發現構式詞彙項可以演變為語法項，小句內和小句間鬆散的結構成分逐漸變得熔合在一起。語法化過程中，一系列成分逐漸自動化成為神經運動序列（neuromotor routines），導致發音弱化和某些特定詞義改變。Five Graces Group（2009: 8）以英語中表示將來的be going to結構闡釋語法化演變路徑。在莎士比亞時期英語中，該結構只是普通表達式，表示「某人要去某處做某事」，沒有特殊意義。在莎士比亞所有劇作（約八十五萬個詞）中只出現過6次，而現代英語中它出現的頻率非常高，在一個只有三十五萬詞的小型英語語料庫中出現頻率高達744次。頻率增加主要源於功能變化，但不斷重複也是一個重要誘因。在意義演變過程中，它失去了「空間運動」的舊義，增加了「試圖做某事」的新義，而早期英語中該意義是隱含的。伴隨重現、發音融合和弱化，現在該詞最為常見的發音是（be）gonna，其組成成分已不容易辨認。LCAS語言觀認為所有語言語法化過程大致經歷了相似路徑，證據源於一項動詞標記和七十六種不相關語言歷時起源的跨語言調查（Ellis, 2008）。七十六種語言中，十種語言的將來表達式源於動詞go 的意義，另有十種語言源於動詞come 的意義；還有些語言來源於動詞want 的詞義，而英語中的will，其以前的意義就是want。
儘管語法化過程路徑相似，但結果不同。詞彙語法範疇意義的細微差異，語法化程度不同的範疇，不僅意義不同使用範圍也不一樣，甚至有些罕見的詞彙本源。如用時間副詞by and by來構成將來時態，儘管數量少，但的確存在（Pickering, 2016; 楊旭､王仁強, 2015）。鑑於語法化在所有語言中是一個無時不在的過程，人類語法起源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從人類能夠把兩個單詞連在一起使用開始，語法化的潛能就如影隨形，其發展機制無非就是順序加工、範疇化、規約化和推理（Douglas Fir Group, 2016; 沈家煊, 2019）。
語言變化也是一個文化演進過程，這個過程發生在兩個相關聯的層面：重現和選擇（Douglas Fir Group, 2016; Pickering, 2016）。重現算子（replicators）單元如基因、結婚儀式等在重現過程中均有創新和變異機會。LCAS認為言說個體在與環境交互中，使得重現過程產生變異；也就是說有些重現算子要比其它算子被替代的機會要大，甚至極端情況下，前者固化，後者出局。語言結構像聲音、詞彙以及構式我們每次開口講話就會被重現，替代和變異就發生於這個語言使用過程。生活方式變化會引起與其相關的詞彙和表達方式的出現或消失，如最近出現的新詞upcycling （升級回收）和人們的環保意識提高有關，將不用及不需要的產品，轉化為質量更好或具有環保價值的新材料或產品；該詞被劍橋詞典網站確定為2019年年度詞彙。同理，社會交際環境也會導致某些表達社會價值觀的語言形式淡出甚至衰亡。在《詩經》中涉及馬的名詞達十六種之多，如毛色純黑的叫「驪」，紅白相間的叫「皇」，毛黃而帶紅色者叫「黃」，青白毛混雜的叫「騅」，這說明在遠古中國，馬是重要的交通和生產工具，對人們生活非常重要，要求對「馬」的概念做出細緻區分。在現代社會，馬作為交通或生產工具變得越來越不重要，沒有必要像古代中國那樣作細緻區分，因此很多為細緻區分而創製的「馬」名就逐漸退出了社會生活（陳原, 2000: 53）。
5.0 LCAS與二語習得
語言是人類的存在，說話、聆聽好像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根本無需費心。我們平常根本感受不到語言的複雜性，只有在習得第二語言時，才能體會到在適當場合選擇恰當詞語多麼不易（王士元, 2009; 楊旭､王仁強, 2015 ）。作為一種複雜的人文現象，二語習得主要研究掌握母語後人們習得第二語言的過程和規律。二語習得是在借鑑語言學、認知科學、社會學、神經科學等學科研究成果基礎上形成的一門學科，擁有自己的研究目標、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
理論建設往往是一個學科持續發展的必備條件。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降，二語習得研究將普遍語法作為理論基礎和研究框架。普遍語法假設語言學習能力是人類心智的獨特屬性，在人腦中是一個單獨的模塊，是一個能夠進行特殊運算的器官。他們相信該模塊的特殊結構使得內在語言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認知處理過程或社會功能的其它方面，解釋人類語言進化的普遍語法就存在於該模塊中。在二語習得領域，LCAS主張語言基於使用，認為人際交流和認知過程無時無處不在塑造語言，人類在交際中習得語言構式。在解釋二語習得方面，該理論顛覆了普遍語法內在語言習得機制的驅動生成假設，用語言系統數據驅動和湧現主義的解釋取而代之。LCAS認為兒童利用一般認知能力對其言語運用歷史進行話語分析，抽象其中蘊涵的規則，在此基礎上湧現出創造性語言能力，無需內在語言機制（Douglas Fir Group, 2016）。語言習得是一個抽樣問題，涉及學習者從有限的經驗樣本中對群體常值做出評估，其樣本的感知受限於認知器官的約束性和生態可供性（ecological affordances）、人類表徵以及社會交往的動態因素等。作為學習者語言，L2中介語與自然語言體系相同（Douglas Fir Group, 2016）。
LCAS堅持輸入和互動是二語習得的核心議題。學習者在對語言刺激即時加工處理過程中，共現模式及其出現概率共同塑造了二語中介語形態。起初這些構式遵循一一對應的原則，呈互相排斥的特徵，然後經由範疇與泛化，最終分解成基本構式。這些構式可同時被表徵並作為抽象概念儲存在大腦裡（Douglas Fir Group, 2016; Pickering, 2016）。二語構式對聯想學習三要素頻率、近因（recency）以及環境非常敏感。從某種程度上說，二語發展順序是語言輸入順序的真實反映，但學習者不是對二語規則的簡單遵從，他們還會通過類比、重組等策略來構建中介語新形式，是 1＋1>2的生產性雙語學習（高一虹, 2001; Douglas Fir Group, 2016; Pickering, 2016）。
LCAS對一語和二語習得差異有著不同的解釋。首先，二語學習者已有固化的母語習得模式，對這些模式的神經性認同會導致跨語言影響，如發展順序逆轉、詞彙重組、泛化、規避、過度生產、過度糾正等（Douglas Fir Group, 2016; 何偉､劉佳歡, 2020）。同時母語習得也會調適學習者感知機制，使其很難察覺一語和二語的差異。第二，跨語言研究表明不同語言會使說話者在敘述同一事件時側重不同方面，源於母語的概念模式會影響二語構式組合方式，導致非本族語範疇化和「因言而思（thinking for speaking）」現象（楊旭､王仁強, 2015; Pickering, 2016）。第三，一語和二語都是社會認知化過程鏡像，但二語學習者一般認知上比較成熟，其學習的社會環境和兒童習得母語環境大不相同。因此，LCAS視角下對二語認知、二語心理和二語社會化過程的研究更加複雜多元。
由於各種因素的複雜交互，使得即使是最勤勉的二語學習者最終達到的語言水平也遠低於一語水平，甚至自然環境下有些二語學習者只習得了擁有最少形態特徵的「基本變體（Basic Variety）」（Douglas Fir Group, 2016）。L1語言中語法功能詞的使用模式會妨礙其在L2中的習得，因頻繁使用發生的形式截短現象限制了其感知凸顯，對黏著詞素來說尤其如此。為幫助學習者習得這些形式，應通過顯性教學使學習者意識重新集中到這些形式上（高一虹, 2001; Douglas Fir Group, 2016）。沒有顯性教學，二語學習者語言使用中就會呈現出很高比例的簡化，具體表現就是冗餘信息缺失、無規律性及透明度增加。複雜系統語言觀不僅承認顯性教學的作用，同時強調學習者在交際中的意義建構、物質符號手段的「中介」作用以及他人的輔助。應拋棄二語學習缺陷觀，把二語學習者看作具有多種能力的學習者，他們對語言掌握的不同水平滿足了各自不同需求。
概而言之，LCAS認為二語學習者語言水平是言語社團成員交際過程中語言使用、變化、感知以及學習的動態循環結果，如圖1所示。（1）語言使用引起變化：語法功能詞高頻率使用導致發音磨蝕和同音異義現象；（2）變化影響感知：音位弱化信號往往難以覺察；（3）感知影響學習：低凸顯的信號、同音/形異義以及一詞多義構式，形式與功能之間關聯度極低，低凸顯的信號非常難於掌握；（4）學習反過來影響語言使用：如果成人在自然環境下學習語言，較少關注語言形式，那麼結果會呈現中介語的基本特徵。因使用導致變化，學習者由於目標語語境缺失，其自然環境下接觸最多的語言就會呈現簡化和語法簡單的特徵。
6.0 結語
本文從語言的社會交際性、基於使用的語法以及語法化演進探討了複雜適應系統語言觀內涵。概而言之，複雜適應系統語言觀認為，認知、意識、經驗、表徵、大腦、自我、人際互動、社會、文化和歷史都在語言中以豐富、複雜動態的方式交織互構，以量子糾纏的方式相互關聯。儘管關係如此複雜，但無序和混亂並沒有出現，反而處處皆有語言模式出現。語言模式並非由上帝、基因、學校課程或人類政策事先預定，相反他們具有湧現特徵，如語言組織在各層面的共時模式、語言使用的動態模式、語言演化的歷時模式以及兒童語言習得的個體發展模式等。最後，需要注意的是，國內外對LCAS視域下二語習得研究多限於學理探討，提供的可操作性具體策略較少，這就需要讀者在深入閱讀領會LCAS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具體的外語教育環境，開展相關適切的思考和原創性的本土探究。
①十位國際知名學者分別為：美國新墨西哥大學Clay Becker、Joan Bybee和William Croft；美國密西根大學 Nick C. Ellis、John Holland、Jinyun Ke和Diane Larsen-Freeman；美國康奈爾大學 Morten H. Christiansen；美國印第安納大學 Tom Schoenemann；英國愛丁堡大學 Richard Blythe。▌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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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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