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山村，陳家老二陳仁武與薛水蓮舉行婚禮，親友們鬧新房，笑聲盈盈，喜氣洋洋。但新婚過後，大家庭裡不斷發生糾紛。大嫂強英見水蓮穿著滌綸綢褲子，要丈夫仁文也給她做一條。沒過幾天，偏巧小姑子仁芳的男友龍剛送給仁芳一塊滌綸褲料，強英不知底細，責怪婆婆偏心。婆婆只得借錢為兒媳買褲料，水蓮得知後，便拿出自己繡花賺的錢給嫂子買了褲料 。強英得到了褲料，以為鬧到了好處 ，更加逞起強來，指桑罵槐地辱罵仁芳，仁芳反唇相譏。強英越鬧越兇，最後逼著仁文分了家，婆婆跟老二家過，爺爺跟老大家過，婆婆被氣得暈倒住了院。
強英心猶不足，與多嘴的鄰居「呱呱鳥」串通一氣，企圖拔掉眼中釘，讓仁芳遠嫁他鄉，險些拆散了仁芳和龍剛這對情侶。強英躲著給一家人吃餃子，爺爺搶場回來，卻給他吃窩窩頭，孫女小花把媽媽藏起來的餃子端出來給爺爺吃，爺爺氣憤異常，抱起被子走了。仁文忍無可忍，打了強英，強英一氣之下回了娘家，強英娘更是慫恿女兒繼續吵鬧。水蓮挑起了兩個家庭的重擔。強英住在娘家，因思念孩子深夜趕回家，看到自己養的豬餵得飽飽的，兩個孩子親熱地圍在婆婆身邊，水蓮還在幫她趕製耽擱了的加工活，她不禁羞愧萬分，並趕到場院向爺爺承認錯誤。一家四代，重又過上了幸福寧靜的生活。
1980年初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家庭內部諸如養老等爭端問題成為了社會的焦點，1981年趙煥章執導《喜盈門》以北方農村一個四世同堂的家庭矛盾為主要內容，反映了家庭中幾代人的喜怒哀樂和道德情操，很好地體現出當時改革開放後我國農村舊有經濟體制瓦解，新體制建立時家庭生活的現狀。這是新中國建國30年後第一次將矛盾集中在家庭內部，而不是像之前的電影那樣將矛盾集中在個人與集體之間的倫理電影。《喜盈門》所獲得的巨大成功使其長時間以來成為中國色彩純正的農村題材電影代表，也是趙煥章導演獨立執導完成的第一部電影和其「農村三部曲」的開端作品。這部充滿喜劇色彩的家庭倫理片在當時創下了國內拷貝發行數和觀眾人次的紀錄，位列當年的票房冠軍。並於1982年獲得第二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榮譽獎、最佳音樂獎（楊紹），第五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文化部1981年優秀影片獎。
《喜盈門》的主題是與八十年代初我國對農村的主要政策和宣傳方向並行不悖的，可以說，導演趙煥章牢牢抓住了當時社會型態的時代性、生活氣息和觀眾心理。歷經十年文革浩劫洗禮後，嚴酷的階級鬥爭終於完結，在改革開放和努力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國家政策春風感召下，農村經濟生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喜人變化。阻礙其發展、嚴重導致農業衰落的集體化運動和合作社制度開始崩塌，國家對農民強調勤勞富裕思想、鼓勵人們發家致富。當時，中國農村的發展速度極為驚人。農民臉上開始綻露了久違的真心笑容。從而，「喜劇形式」和「致富主題」就成為八十年代初農村社會文化心理的藝術訴求。這部影片因為製作組人員一直深深紮根於廣袤的農村土地田頭，所以精心創作出來的作品富有濃厚的鄉土氣息和地方色彩，在細節營造和對白設置上具有來源於真實生活的喜感，顯得清新、濃鬱、幽默，有別於之前陰鬱的「傷痕電影」和「反特電影」等。該片內核圍繞著「致富/經濟問題」將一個四世同堂農村之家演繹的故事為廣大觀眾所熱衷。在農村勞動生活場景的展現中：無論是仁文的獸醫技術、仁武的看管田地、龍剛的會計算帳、仁芳的開拖拉機，還是強英和水蓮餵豬養兔、衣服加工、收割莊稼，甚至高齡的爺爺也都投入到搶場的生產勞動中，都通過不同側面、不同分工、不同代際之間同時「踴躍掙工分」的目的來呈現「致富/經濟問題」的題旨重要。而劇作上的矛盾衝突點：滌綸褲料的歸屬、分家、養老問題也無不是緊扣這一母題。相對的反面人物角色長媳強英挑選贍養老人的標準就是看他是否還能創造經濟價值，而正面形象二兒媳水蓮也是確立於經濟問題上的隱忍。《喜盈門》所代表的新時期中國電影創作中，倫理道德作為一個重要的價值評判標準終於得以回歸，不再是文革式強調階級劃分的群體解決，而是用通行的道德價值觀進行評斷，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影片從而順利的導向了分家到複合，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歡聚（喜劇）吃餃子（交子—富裕的象徵）的團圓結局。幾乎完美呼應了時代觀眾的內心訴求。
導演趙煥章在強調鄉土色彩的戲劇寫實下，也在片中適時運用了增強喜劇感和外化人物夢境與內心的電影特技手段：強英的夢境中出現了疊化、變形、誇張等鏡頭展現，這其實也是與當時中國電影整體極力突出強調各種本體特技藝術手段的風潮保持一致。而它歌頌新農村集體致富式的喜劇形態更與之後第五代導演群體借用農村影像去重構中國民俗神話、利用「原始激情」去書寫農村土地的荒蕪貧瘠和生態沉重，以進行哲學思辨及歷史批判有著涇渭分明的區隔。這也是不同代際中國導演不同影像意識追求的對比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