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商，字子夏，南陽溫邑人，因擅長《詩》、《書》、《禮》、《樂》，文學造詣深厚，而得到孔子的青睞。他是孔門十哲之一，又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門十哲都是孔子學生中最優秀的人，包括大家熟悉的顏回、子貢、冉有、子路等等。他們品格高尚，各有所長。其中，顏回以德行居於首位，而子夏則以長於文學居於十哲之末。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儒學最重德行。所以「三月不違仁」的顏回，得到孔子的高度評價——「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優，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那麼，對於文學見長的子夏，孔子又是怎樣評價的呢？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師是指子張，其為人清流不媚俗，非常重視德行修養。他曾經把孔子說的「言忠信、行篤敬」恭敬地記在衣帶上，以便隨時提醒自己。因其修行方式有點與眾不同，所以孔子認為子張的修行沒有掌握好「度」，是偏離了中庸之道的，便是過猶不及。
而子夏則相反，孔子認為他在悟道和修行上還欠火候，即是不及。雖是回答子貢的提問，可能也有鞭策的意味，但依據孔子對學生的了解，一針見血，也許是因材施教的必要手段。到底是什麼地方，讓孔子覺得子夏德行不足呢？
「敲打」一：子夏才思敏捷，又擅長詩、書，但是孔子認為，從學道的高度來看，文學也只是學道的敲門磚，如果執著於文學，為學而學，將會本末倒置。所以他「敲打」子夏：「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君子儒就是要有大格局，要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小人儒」限於個人層次，孔子提醒子夏不要成為沒有大格局、只顧自己修身養性的人。潛臺詞是，子夏有隻顧埋頭於眼前的修行的傾向，而欠高遠的格局。
對於求道，孔子說的很少，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可以這樣理解：其一，明心見性，每個人對道的體悟是與修行功力息息相關的，所以不便說；其二，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果德行尚未達到一定高度，怎能異想天開，想要通達於道？所以不願說。雖然道的高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子夏明白「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可以藉助學習漸漸接近君子儒的高度。
不過，孔子也曾毫不保留地對子夏的好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夏問：「潔白的紙上畫的畫真美啊，這是為什麼？」孔子回答：「先有白紙，才有美畫。」
子夏由詩經的詩句便領悟到「復禮」其實有相同的道理，仁德之心才是復禮的基礎。他舉一反三，由詩發散到學禮，「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這是儒家把禮、義的思想與詩、樂完美結合的教育理念。因此，孔子很滿意子夏的勤思。
這歸功於子夏從孔子繼承到的修行養德之道——「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在他研究文學上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成了他以後能把儒家思想擴展、深耕的法門。
「敲打」二：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這是孔夫子對子夏的又一次「敲打」，因為子夏有功利心，急於在政治上有所建樹。孔子擔心他會偏離從政的根本之道，「居之無倦，行之為忠」，為官者心要始終公正無倦，才可能在政治上達道，而不會為蠅頭小利所迷惑。
張居正評價道：「子之為政，必須志量廣大，不可見些小利事功便以為得。何也？蓋政以能通達為貴，然必須漸而後可以達也。若欲速，則求治太急而無次第，欲其通達，反不能達矣，此所以不可欲速也。若見小利，則其心已足而無遠圖。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矣。此所以不可見小利也。」說的也是這個道理。
實際上，以德行為重、無欲速、無見小利的儒家學者，想要在當時的官場上周旋，並有所建樹，幾乎是不可能的。從孔子周遊列國十幾年，而無能用之者，可見一斑。或許當時的子夏也感覺到了這一點，才會有意志動搖退而求小利的想法。
孔子過世後，子夏毅然決定放棄從政，重新規劃了自己的職業生涯。他之所以踏上教育之路的原因，我能感同身受，與其為改變現有黑暗的官場，碰得頭破血流，還不如專心把未來從政者的思想匡正，這才是更重要的。
所以他轉而投奔魏國，開始自己漫長的教授儒學的職業生涯，想不到從此開始了他輝煌的教育事業。那麼，他對儒學教育是如何身體力行的呢？
一、以為師代替為官，創立了「西河」學派。
那時正當魏文侯執政，這位有名的禮賢下士的一代名君，拜子夏為師，並任用了李悝、翟璜為相，內修外治，使魏國成為中原霸主。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這是子夏的主張，「信」為立身、立國之本，作為統治者，必先取得百姓的信任，才能使百姓心甘情願為其所用。作為官員，也是同樣，必先取得統治者的信任，才能上通下達，陳述的意見才能被接受，而不會被誤解為誹謗。這些理念對魏文侯治天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當時魏文侯與大臣之間互相信任，政治生態環境很自由，從一件小事我們可以窺之一二：
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群臣：「我何如主？」群臣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資治通鑑·周紀》
由上述可見，任座毫不避諱，仗義執言，文侯卻以為上客，君上最終聽從了臣子翟璜的建議，可見彼此互相信任。能有這樣的臣子，是文侯的幸運，反過來也正是因為君王有仁德之心所致。所以，像魏文侯這樣的國君能得民心是可以想見的。
子夏在魏國，除了盡力做魏文侯的老師，還收受了三百多個學生，將自己一生所研究的詩、書、禮、樂的所思所感，盡心傳授，並積極推行儒家的治國方法，創立了「西河」學派。在西河區域，人們甚至只知子夏，不知有孔子，可見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
「居於西河，如田子方、段幹木、吳起、禽滑嫠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史記·儒林列傳》
二、現在大家熟悉的「章句」，正是子夏在教育過程中，發明的一種對儒學經典的解釋與提煉方法。通過對詩、書、禮、樂進行注釋，使儒家思想得以有更為深遠的傳承。
漢代的徐防說：「經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孔子帶領弟子們修訂了詩、書、禮、樂，使儒家思想明確了框架和範圍，而子夏則對這些內容進行了深度挖掘，不僅令後代學者更易消化，而且使傳統的儒家思想在潛移默化中落地生根。
我們不難發現，其實子夏是深得孔子真傳的弟子之一。子夏不僅熟讀儒學經典，而且像孔子一樣仕途不順後，選擇了教育、講學。他的學生中不乏傑出人才，李悝是戰國法家重要代表人物，吳起更是戰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他的影響力就隨著學生們的傳承，不斷放大，這一點是不是也很像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