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正在中國成為一門顯學或已經是顯學。不管對概念史有無概念，似乎都能說些什麼，至少可以望文生義。國際學界有一個「慣例」：一說到「概念史」，馬上會脫口而出：「德國！」接著會提「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這位德國概念史的標誌性人物。在研究文章中，論者常會直接採用德語詞Begriffsgeschichte（概念史）。但中國學界的情形似乎不完全一樣，有時給人留下張口就來、自說自話的印象，比如概念史的張冠李戴。
科塞雷克
《史學理論研究》2012年第1期發表李宏圖等人的《概念史筆談》，「編者按」的第一句話是：「概念史是20 世紀70 年代由英國劍橋學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納和德國的考澤萊克所開創。」我看到這句話時，確實大吃一驚。讓人吃驚的還有筆談文章中的不少知識性錯誤，例如把霍布斯鮑姆在《革命的年代》（1962）中對一些新詞彙的追溯、威廉斯的《關鍵詞：文化和社會的詞彙》（1976）說成「概念史研究的前奏」，把科塞雷克看做「德國概念史創始人」。與談者對中國學界已有的研究一無所知嗎？再往前推，《歷史教學問題》2010年第1期發表「論題：概念歷史研究的新路徑」，那是一個場面更大的「筆談」，主要是李宏圖教授給大家講「概念史」，兩次筆談中存在不少重複文字。
近讀李宏圖《歐洲思想史研究範式轉換的學術路徑》一文（載《世界歷史》2015年第2期），得知他把「劍橋學派概念史」這一「理念」帶進了兩個不小的研究項目！該文是作為兩個項目的階段性成果發表的，文中依然能夠見到「[……]以昆廷·斯金納和德國的考斯萊克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又提出『概念史』這一新的研究範式」等字樣。並且，李氏文章有一種（我不得不說）出格的論述路徑和邏輯，把斯金納作為主線來論述，給人留下「斯金納主打」的感覺：「值得注意的是，在歐洲學術界，不單單是斯金納為代表的『劍橋學派』提出了概念史研究。在歐洲大陸，以考斯萊克為代表的一些德國學者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巳經提出，並產生了一些具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由此呈現出思想史研究的德國風格。」另有如下之說：「德國的『概念史』基本上是與英語世界中的『概念史』同時起步的。」（注意：對照三篇李文，關於概念史的產生年代有三種說法，當然都是不正確的。）
昆廷·斯金納
本來，有些事情不必當真，然而不時有人問我：「劍橋學派概念史」是怎麼回事兒？鑑於過於隨意的治學態度和輕率的說法，已經嚴重幹擾在中國方興未艾的概念史研究，也對一些碩博論文產生嚴重誤導，加之網絡中嚴重的以訛傳訛，以及偽命題會影響真問題的討論，我以為有必要釐清一些學術事實，因而寫此小文求教於學界高明，尤其是《史學理論研究》特邀的「我國這一領域的幾位專業學者」。
哪來的劍橋學派概念史？當然事出有因：我的書櫃裡就有李宏圖主編的「劍橋學派概念史譯叢」凡四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當時見到這套書時，我的第一反應是：哪個劍橋學派？弄得我一頭霧水。第二反應是：made in China！
「劍橋學派概念史譯叢」從何說起？這四本書中，裡克特著《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1995）是一部介紹性專著，主要介紹德國概念史，作者是紐約市立大學政治思想史教授，並無劍橋傾向。漢普歇爾-蒙克「著」《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1998），當為漢普歇爾-蒙克等人主編的書，選錄了十多篇概念史經典論文和個案研究，作者中有科塞雷克、伯德克、舒爾茨、賴夏特、魯斯布倫克等德國概念史名家，以及荷蘭等國的概念史專家，該書出自荷蘭史學家的一個概念史項目。另外兩本書要麼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概念史著述，要麼與劍橋學派無多關聯：《概念變遷與美國憲法》（1988）是1987年在華盛頓舉辦的美國憲法二百周年紀念會議文集；《重思〈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2006）則是斯金納的《基礎》一書出版25周年紀念研討會文集。（關於這套叢書的翻譯質量，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這裡只想指出四本書中對同一人名、書名和文章名，時有不同的譯法。）
李宏圖在該「譯叢」的「中文版前言」中說：「概念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已經發展得較為系統和成熟，並形成了兩大學術流派。一是以昆廷·斯金納為代表，主要從概念與修辭之間的關係入手來研究概念史。[……]另外一種概念史研究的路徑是將概念的變遷與社會的變化集合在一起進行考察，代表性人物是德國的歷史學家考斯萊克。」在此我要先做兩個說明：其一，斯金納不是一直對修辭感興趣，或曰這不是他的政治思想研究的「全部」，他的所謂「修辭轉向」發生在1990年代。其二，說斯金納是1970年代概念史的開創者之一，那我只能說，彼時英美還沒有「概念史」之說，英語中甚至還沒有「概念史」這一術語。總體說來，這一狀況一直要延續到1980年代末。帶有劍橋傾向的美國政治學教授鮑爾（Terence Ball）在其專著《政治話語的轉型：政治理論與批判性概念史》（1988）中提出，應當發展一種批判性概念史，並將之用於（劍橋）政治理論研究。
特倫斯·鮑爾
何來所謂「劍橋學派概念史」？披閱整個「譯叢」，果然發現《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這部文集中有與此相近的說法，為言者還是鮑爾，見之于氏著《「概念史」和「政治思想史」》（1998）一文。他說「概念史」的兩種主要路徑在平行展開，一為德國的概念史樣式，即Begriffsgeschichte，一為「英美版本的『概念史』，也即conceptual history，或者如我所稱的『批判概念史』（critical conceptual history）」。這或許就是有人相信存在「英美版本的『概念史』」的依據，並因此大做文章？鮑爾自己也不得不承認，說概念史有兩個「學派」或兩種「途徑」，「或許有些誇張」。他指出：德國概念史家「充分發揮集體協作的優勢，並試圖在範圍和廣度上成就一種百科全書式的著述。而英語世界的概念史家們則大部分各自為戰，[……]」。此時，我首先想到的問題是：「各自為戰」的概念史，如何成為學派？又如何與德國的相提並論？其實，鮑氏文章的標題，已經暗含一個明確內容：劍橋學派的「政治思想史」走的不是「概念史」之路。
鮑氏文章中的不少觀點，早已見諸德國概念史理論，他只是把德國說法變換了一下，試圖將之用於英美的政治思想研究，即英國的劍橋和麻薩諸塞的坎布裡奇（Cambridge, Massachusette）的思想史研究。該文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借題發揮，大發其「批判性概念史」之感慨，即捍衛「『政治思想史』寫作中的『概念史』範式」。批判性概念史的核心思想是，「概念」必須在「話語」框架中進行闡釋。我以為，所謂「『政治思想史』寫作中的『概念史』」，似乎還有點靠譜。不能否認英美政治思想史「中」的概念研究，但它不足以成為一個概念史學派。該書主編之一漢普歇爾-蒙克在「引論」中說，鮑爾偏向所謂「英語學派」，可是對「概念史」甚至「政治思想史」的看法缺乏整體性。這一評判是中肯的。鮑氏並未明確說「劍橋學派概念史」，而是「英美政治思想史」，這當然就與劍橋學派有聯繫。
根據筆者有限的閱讀，尚未發現國際學界還有誰在說「劍橋學派概念史」，這裡不排除論說歷史語義學亦即概念史的時候說及波考克和斯金納，他們畢竟是很有影響的人物，尤其是其論題和研究方法與概念史時有糾纏，但關鍵要看立論能否站住腳。或許也有人會說，斯金納的某部著作中關於某個概念的考察，簡直就是概念史研究，比如李宏圖在「譯叢」的「中文版前言」提到的斯金納《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中對「國家」概念的考查，或《自由主義之前的自由》中對「自由」概念的探索。可是，這哪能成為號稱一個學派的依據呢？德國觀念史大家邁內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在其名著《新近歷史中國家利益至上原則的思想》（1924）詳實考察了「國家」概念；曼海姆深入研究過「意識形態」與「烏託邦」；阿倫特在其《人之條件》（1958）中，探討了行動、製造、工作等範疇自古至近代的巨變，有觀念史也有概念史。這樣的事例真是太多太多。
說斯金納研究過某個概念，這不稀奇，這在西方著作中很常見。在斯金納的實際研究中，有無專門的概念史文章或專著？似乎沒有。誠然，他在《政治思想和行為分析中的一些問題》（1974）這篇論文中，詳談了概念變化問題，但這與倡導作為方法的概念史沒有聯繫。換言之，有些論者在講述所謂「以斯金納為代表的劍橋學派概念史」時，會援引斯氏討論概念的相關論述，但這不等於斯金納自己做的就是概念史；西方思想家、史學家時有關於概念的言說，這一現象太平常了。斯金納在1970年代（也是其研究早期）最著名的著述是《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1978），那是一部新式觀念史大作，或曰政治思想史研究，體現出思想史研究的新寫法，但絕對不是概念史！他在1980年代還寫過《語言與社會變遷》（1980）、《語言與政治變遷》（1989）等文章，也都沒有涉及概念史，更多地談論政治思想史與語言的關係。對於「以昆廷·斯金納為代表」之類的言說，首先要在時間上有一個明確的認識。
[英]昆廷·斯金納著， 奚瑞森、亞方譯：《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上、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
在英美世界，裡希特（Melvin Richter，這是一個德語姓氏，李宏圖等人譯為裡克特）是最早關注德國概念史的學者之一。他於1986年在《政治理論》（Political Theory）雜誌上發表《概念史與政治理論》，1987年在《觀念史雜誌》（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上發表《概念史與觀念史》。後來，他又分別於1990年和1991年用德英兩種語言發表兩篇幾乎相同的文章：《論政治語言史的重構：波考克、斯金納與「歷史基本概念」》。1995年，他的《政治概念和社會概念的歷史——綜合述評》問世，即前揭「劍橋譯叢」中的《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作者在書前的「致謝」中說，他作為訪問學者在德國沃爾芬比特爾市著名的赫爾措格—奧古斯特圖書館從事研究工作。「正是在那裡，我第一次得知一種德國史學類型：Begriffsgeschichte，即History of Concepts，或Conceptual History[目前英語對德語「概念史」的通用譯法]。」裡氏接著說：「概念史確實有許多東西可以提供給英語學者。概念史家們系統深究了與他們最為接近的英語世界的同行未能勾稽的原始資料，發展出全新有用的研究框架，以此闡釋重大問題。」顯然，裡希特是要在英語世界為概念史代言，以此開啟和促進德國學者與英美學者之間的對話。（前文提及的鮑爾倡導批判性概念史，很可能與裡氏概念史介紹有著直接聯繫。）裡希特又在該書「導論」的起首說：「本書旨在為英語世界的讀者簡要評述Begriffsgeschichte，這是自20世紀中期興起於聯邦德國的一門史學類型。它的理論目標、研究計劃和實際運用，都同英語學者所從事的觀念史、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有著很大的不同。」
Melvin Richter
裡氏之言至少提供了兩個簡明的信息：其一，Begriffsgeschichte是「德國貨」,或曰首先是一種「德國」方法；其二，在他介紹之前，英美對概念史基本上一無所知。而從裡希特介紹概念史的第一篇文章到專著中的相關章節，我們可以準確無誤地獲得第三個、也是更為重要的信息：「概念史」與劍橋學派的「政治語言史」走的是兩條路。
裡希特在專著「致謝」中還感謝波考克和斯金納，說這兩位老友為該書第六章關於他們的著述與德國概念史的比較研究而「不辭勞苦地寫來洋洋灑灑又下筆謹慎的信」。斯金納在1990年代才在文章中論及德國概念史，這是否與裡希特和他的通信有關？這當然只是一個問題。對於德國概念史來說，1990年代意味著什麼呢？那是曾經如火如荼的概念史研究將要落幕，諸多持續幾十年、令人嘆為觀止的大型概念史辭書項目將要竣工的年代，那也是德國概念史開始走向世界的時候。斯金納這樣的聰明人不會太落伍。
行文至此，在某種意義上只說了一些不得不說的邊緣問題，但不是可有可無，那是為了回應「斯金納在1970年代開創概念史」之說。關鍵問題是，劍橋學派做的是概念史嗎？這就需要對何謂概念史有一個基本了解。關於概念史的來龍去脈、理論設想、具體實踐、發展變化等，筆者寫過若干文章，有數萬言長文，也有簡要概述，另外還在一些書評中說及理論，在此不宜一一贅述。下面我要討論的，主要是「劍橋學派」能否與「概念史」連綴的問題，在這之前還須扼要介紹一下相關問題。
西方傳統的思想史研究，主要集中於考察大思想家的經典文本，即學術傳統中的「正典」（canon）：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到奧古斯丁、阿奎那，到馬西利烏斯、馬基雅維利，再到霍布斯、洛克、休謨，伯克，直至黑格爾、馬克思等近現代思想家。這種論述格局遭到晚近學者的非難，他們詬病往昔的研究沒有證實那些大思想家的社會代表性，對常用的政治和社會用語缺乏鉤稽。約在1960年前後，西方史學界分析詞彙和詞組的蘊涵及其認識功能的意識日趨明顯。思想史在理論和方法上的不足之處，導致德國、英美和法國史學界對語言和話語分析的濃厚興趣。
於是，德國、英美和法國的學術文化中出現了三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德國史學以「概念史」著稱；英美史學界尤其是劍橋學派則倡導新的「觀念史」模式；法國史學界以「話語分析」（Analyse du Discours）或「概念社會史」（Socio-histoire des Concepts）見長。三種研究模式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各自為政，且確實有著不同的特色。「歷史語義學」（英：Historical Semantics；德：Historische Semantik；法：Sémantique historique）是國際學界相關領域的學者熟知的一個概念。一般而論，西方的概念史、觀念史或關鍵詞研究，都可以用「歷史語義學」來歸納其方法。
總的說來，「概念史」在英美世界不怎麼被人看重，一直沒有得到普及，而且迄今如此。劍橋學派波考克的《古代憲法與封建法律》（1957）和《馬基雅維利時刻》（1975），斯金納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1978）等，屬於「觀念史」著作，亦可稱為政治思想史。鮑爾提出批判性概念史，出於一種期待，即「概念史」與「政治語言史」必須相遇，也就是兩個研究方向的方法論和認識論視閾的相互融合。可是如何融合呢？斯金納本人曾長期否定「概念史」的可能性；我想，他也不會答應把他的研究稱做概念史。下面，我就圍繞這個問題對劍橋學派政治思想史做一簡要分析。
德國史學概念史成型的年代（比其歷史更悠久的是哲學概念史），也是新的「劍橋學派」崛起之際。在政治學、史學和哲學相結合的英美觀念史研究中，「劍橋學派思想史」（Cambridge School of Intellectual History），尤其是以波考克和斯金納為代表的政治思想研究，為方法論創新奠定了新的基石。需要指出的是，波考克和斯金納時常混用「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和「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英語學界的許多學者也都如此。
約翰•波考克（J.G.A Pocock）
劍橋「政治思想史」是對佔主導地位的「正統」觀念史的拒絕，這與概念史相仿。德、英兩種研究方案都極為重視政治語言，力圖透過語言來認識歷史。然而，波考克和斯金納更喜於從事與「語言」或「政治思想」相關的研究，而不是單個概念或相關概念群的考察。也就是說，劍橋與海德堡的區別，在「政治語言」（「話語」）和「概念」之間，或曰「政治語言史」與「概念史」的分野。把二者聯繫在一起的，是政治思想研究，而不是概念史方法。
儘管德、英二派都拒絕了老式觀念史，但是「概念史」和「新劍橋學派」的哲學根基大相逕庭：「概念史」是在德國史學和詮釋學傳統中發展起來的，「政治語言史」則源於盎格魯-薩克遜傳統，後者有兩個重要來源：其一是劍橋學派的開創者、歷史學家拉斯萊特（Peter Laslett, 1915-2001），他的歷史研究重視未出版的檔案資料，將縝密的語文學閱讀方法納入政治觀念史研究。他以洛克為例，揭示後人對洛克著述的解讀完全背離了作者原意。第二個來源是維根斯坦晚期的語言哲學研究，以及奧斯丁和瑟爾的「言語行為」理論。
波考克諸多研究的主要興趣，指向政治語言和英國近代早期政治理論家的習語及其紛繁的關聯，在方法上主張對政治思想的語言進行考察，這在很大程度上使觀念史變成思想家用何語言寫作的歷史，研究說話的內容、動機、目的和策略。他在《馬基雅維利時刻》中，辨析了「天賦人權說」「公民人文主義」「古典共和主義」等概念。他把事物及其發展稱為話語，他所撰寫的歷史帶有濃重的語言論色彩。在《當代史學》（HistoryToday）1985年10月號的《什麼是思想史》「七人談」中，斯金納稱波考克的研究為「新政治思想史」，同時指出：「波考克號召政治觀念史家不要將精力耗在文本和思想傳統上，而要集中精力研究政治『語彙』。」
[英]約翰·波考克著，馮克利、傅乾譯：《馬基雅維利時刻》，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
斯金納是新劍橋學派第二個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研究進路，對英美觀念史的進一步發展有著重大意義。他對老式觀念史之主導思想的批判，不像福柯那樣對觀念史的斷然拒絕，而是在呼喚一種全新的觀念史。他在《什麼是思想史》「七人談」中頗為自信地說：「我的明確主張是：假如觀念史想要具有真正的歷史性，我所說的新方法才是最值得踐行的方法。」他所提出的創新方案，主要依託於維根斯坦晚期的語用理論，尤其是將奧斯丁的「以言行事」之說運用於政治觀念史纂。
斯金納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的「修辭與自由」一章中，著重探討了人文主義修辭的重要意義，但並未關注概念，沒有論及概念含義在運用中的連續性或轉變。進入1990年代之後，他開始對修辭進行深入研究，發表長文《霍布斯：修辭與歷史建構》（1991）和《古典修辭及霍布斯早期思想中的公民科學》（1993），強調「意識形態」與修辭的緊密關係。他喜於把自己所研究的政治思想稱為複數的「意識形態」（ideologies），這在他那裡是中性術語，指稱許多思想家分享的語言實踐，例如用於表達主張的詞彙、原則、假設和範疇等。修辭策略研究而外，斯金納還悉心查考了一些詞語史，他顯然偏好「詞語史」之說，而不是「概念史」。
在《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中，裡希特指出了斯金納學術的發展變化，說他的政治思想研究在向語用概念史的方向靠攏，但卻顯示出雄心勃勃的方法論批評與時常很保守的實際研究之間的矛盾，尤其是其專注於經典理論家的言論（這與傳統觀念史的做法相仿），置之不顧那些不該被遺忘或被忽略的思想，這就使他向概念史靠攏的方案很難兌現。應該說，裡希特的觀察是準確的。說到底，斯金納的方法論原則與概念史方法存在齟齬，也必然會阻礙他走向概念史。至少在裡希特著作發表之際，也就是1995年，作者在該著中言之鑿鑿地說，英語學者尚未展開系統的概念史研究，當然也不存在德國那種政治和社會概念史。而其專著的名稱《政治和社會概念史研究》（直譯為《政治概念和社會概念的歷史》），幾乎就是科塞雷克等人主編的《歷史基本概念》（八卷本）副標題的翻版：「德國政治和社會語言歷史辭典」。這並不奇怪，他是在英美世界大力倡導概念史，因而明顯偏向德國概念史。
［德］斯特凡·約爾丹主編，孟鍾捷譯：《歷史科學基本概念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斯金納起初對德國概念史基本上持否定態度，但在表述上較為溫和，不像他對英美現代觀念史的奠基者洛夫喬伊的鞭笞。我們或許可以提出一種假設：1990年代之前，德國史學概念史壓根沒有引起斯金納的關注。他認為科塞雷克的研究以及《歷史基本概念》不是真正的概念史，只是詞語史。在他眼裡，不可能存在概念史，只有概念不同用法的歷史（見斯金納《對我的批評者的回應》，1989）。因此，他懷疑詞語史是否是歷史學家從事研究的合適方法。此外，他否定藉助基本概念來準確描述歷史過程的可能性。他對概念史的反對態度，很大程度上或許只能從英美學術傳統中找到解釋：英美觀念史直到1960年代還常在論說普世觀念和偉大思想家。
很長一段時間，德國概念史與較多接受了法國話語理論的劍橋學派之間的嫌隙，影響了二者之間的合作。德國有翻譯大國之稱，給人無所不譯之感，可是斯金納的兩部代表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1978）和《霍布斯哲學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辭》（1996），迄今沒有德譯本，簡直匪夷所思，但卻有其緣由。科塞雷克和斯金納都把談論對方的方法論看做「雷區」。曾任教於美國史丹福大學的德國著名文學理論家貢布萊希特（Hans-UlrichGumbrecht），是概念史研究的重要前輩人物之一。他在其《概念史的維度和局限》（2006）的「前言」中指出，誰在1980年代末去美國，行李中帶著德國概念史辭書和自己撰寫的概念史論文，他會失望地發現，「概念史只是德國人文科學中的一種特殊追求。」
[英]昆廷·斯金納著，王加豐、鄭崧譯：《霍布斯哲學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辭》，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貢布萊希特（Hans-UlrichGumbrecht）
儘管劍橋學派遭到來自多方的批評，但它還是在英美世界的歷史編纂學中獲得了穩固地位，波考克和斯金納也備受崇拜和效仿。誰都知道「語境中的觀念」（Ideas in Context）與「政治思想史劍橋文本」（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這兩套叢書，沒有人會懷疑體現於其中的劍橋學派研究進路的成功。至於「劍橋學派概念史」，它存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