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海德堡大學教授、世界著名漢學家；魯道夫·華格納
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張一帆
語言是標記個人身份的重要特徵，而且自從民族國家開始承擔管理和標準化自己「本民族的」語言這一職責以後，語言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從這個意義上說，概念史就為建立高聳而且「古老的」圍牆做出了貢獻，以使今天的人們感到他們的語言是與其他語言相區隔開來的。恢復對於跨語言和跨文化交流的活力和重要性的適當的理解，不僅在於為人們理解跨語言發展的動力和語言的一般發展修復了可證實的框架，我還相信，學術有責任幫助人們超越這些學術自身也曾參與助成的橫亙在人與人之間的人為障礙。
前不久，北京大學第四屆「胡適人文講座」邀請德國海德堡大學、「亞-歐」研究中心資深教授魯道夫·華格納（Rudolf G.Wagner）演講總題為「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的系列講座。四講的題目分別是：「詞語：『勞動』的歷史」、「隱喻：『瓜分』中國」、「實踐：作為社會活動形式的『運動』」、「制度：中山紀念堂」。僅從題目已可看出，華格納教授為此次講座做了充分的準備；而在實際演講過程中，華格納教授更在同參與講座的老師和同學的交流中不斷調整與深化自己的思路。這不僅體現出敏銳的學術眼光，其嚴謹的學風與勤勉的態度也給聽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次演講以外，華格納教授原擬還將參加一場與中文系師生的座談會，並接受我受《文匯報》委託對他進行的採訪。不想就在第四場演講結束當天夜裡，華格納教授因為北京多變的天氣與連日辛苦的工作而病倒，隨即匆匆回國就醫，我們的交談只好通過電郵來完成。這使得這一次的採訪沒有在當時獲得發表，卻也給了我們進一步斟酌議題的機會。今天來看，「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這一課題對於中國學界而言，仍然是方興未艾而極富生命力的，應該引起廣泛的重視與進一步的討論。因此，藉助近期華格納教授來北京參加國際漢學會議之機，我們最後修訂了這一份採訪稿予以發表，既奉獻給讀者，也紀念華格納教授那一次難忘的北京之行。
文匯報：您從上世紀60年代起就開始從事對於中國的研究，而且在歐洲和北美都工作過多年，在此期間，西方漢學的範式和中國人對於漢學的接受都發生了很大變化，能談一談在此過程中您有什麼突出的感受嗎？
華格納：二戰以前，很多中國研究的從業者有多年在中國做外交官、傳教士、商人和教師的經歷。大多數人能夠很好地說中文和讀中文，他們與熟知國際間的中國研究並對此有所貢獻的中國學者之間有著熱烈的交流。外國的中國研究同時處理歷史與現實，其中許多工作是翻譯中國文化的核心遺產。二戰後新一代學者所面臨的新環境，是高度的政治化負擔和較微弱的學術興趣。學術活動在大陸和臺灣兩邊都因為被迫服從於政治性的日常工作而枯竭，學者幾乎沒有機會和興趣與海外展開學術交流。而且在新的冷戰環境下，外國對於當代中國的研究趨於政治化，學者往往缺乏書寫當代中國所必需的語言和歷史能力。因此，漢學家也缺乏研究中國現實的動力。漢學研究開始追隨古典學術（拉丁文和古希臘文研究）的範型。運用文言文的能力會受到嘉獎，而掌握現代漢語的口語和了解中國社會背景的能力則是被忽視的。我的老師們就屬於這一代，他們可以很好地閱讀文言文和現代的學術文章，但是他們的口語卻從未超過初級水平。
一個主要的轉變來自於1957年蘇聯發射人造地球衛星。美國政府看到了來自於鐵幕背後的主要挑戰。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合作還十分緊密，在美國流行的假設是，這一陣營是在蘇聯領導下的統一體。所以從美國開始並很快傳播到歐洲的趨勢是，大量資金被提供給新的機構和大學以訓練專家，尤其是有明確指向的研究蘇聯和中國現實的專家。在德國，大多數研究中國的機構——包括海德堡研究所——都成立於1960年以後。因為德國大學從政府的命令中脫離出來而獲得了大學的獨立性，這些機構得以繼續從事他們對於中國古典的研究，而這部分也是因為僅有的可選取的工作人員都是研究中國古典的。
我自己的歷程也體現出這一代的轉變。在1961年最初研究中文的時候，我還只關注文言文。（由於沒有漢代的人活下來一起討論，而漢語口語中的聲調只是在六朝的時候才出現的，同時也沒有與大陸學者對話的機會，我們都不顧聲調而只用第一聲來讀中文。）我上過很多古希臘文和拉丁文研究的課程以學習方法學。我的博士論文（慕尼黑大學，1969年）研究《大乘大義章》，討論釋慧遠和鳩摩羅什討論《大智度論》的信件。在得到一個美國的兩年期獎學金以後，我在1970年開始著手研究玄學和王弼，最初是在哈佛大學，後來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回到德國以後，我在柏林的一個研究機構那裡獲得了助理教授的位置，這一機構在經過長期的歐洲學生運動以後已經決定傾注全力來關注現代中國。我在不會說現代漢語的前提下獲得這個職位，顯示出要找到一個能處理中文材料的專注研究現代中國的人有多難，而我有這樣的能力。1978年以後，我讀過一些「文革」之後的短篇小說（包括劉心武、王蒙），我認為中國有了重要的轉變，將來很可能會有豐富的學術交流。我買了一個磁帶隨身聽，開始自學現代漢語。所以如今在我的研究中，我既處理上古的問題，也同時關注新中國建立以後的現實。我的思考被證明是準確的，因為的確，「文革」以後的大陸和「解嚴」以後的臺灣的開放，為學術工作和學術交流創造了比以往要好得多的環境。儘管那時新中國的學術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在規定的框架內來操作，而且那時中國政府拒絕籤證申請，或者拒絕學者獲取研究資源的行為也一再對研究產生消極的影響，但是和1950年代與1960年代相比，情況還是得到了顯著改善。儘管如此，中國學者研究本國學術的著作的質量，以及與外國學者交流的便利程度，仍然沒有達到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水準。整體而言，中國學者還不能夠日常性地閱讀沒有被譯成中文的外國學術成果，中國圖書館館藏的國外漢學著作也很零散，這都阻礙了研究中國問題的中國學者在國際交流中扮演更為活躍和具有創造性的角色。
在我之後的一代漢學家很早就開始接觸現代中國，他們一般可以在大陸或者臺灣長期居留以獲得對於中國社會運作方式的理解。對於他們而言，有許多學術以外的工作機會，而且他們經常會認為曠日持久地獲得文言文的能力是浪費時間。對於學術的興趣如今覆蓋了更為廣闊的範圍，超出了語文學和歷史，大多數的研究題目是在現代中國的語言、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
[責任編輯:蔣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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