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雲變幻的中國近代社會裡，孫中山無疑是一位傑出的人物；在中華文明的歷史上，孫中山也同樣是一位劃時代的偉人。一個世紀以來，對孫中山這位改變了中國、影響了世界的傑出人物的研究和宣傳以及認識和了解，不僅逐漸成為一門跨世紀的「學科課題」，更促進了一代學人的論著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中山大學作為孫中山一手創辦的高等學府，對於孫中山的研究至始至終都不曾懈怠。陳錫祺、陳勝粦、林家有、段雲章、周興樑、邱捷、桑兵，這一個個閃光的名字正是為中山大學進行孫中山研究付出了無數心血和汗水的學者們的傑出代表。歲月崢嶸，學理沉蘊，就讓我們一同回顧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的光輝歷史。
篳路藍縷，白手起家
1949年以前，儘管學術界對孫中山表示崇敬，出版過一些孫中山的文集，但孫中山並未成為真正的學術課題，一些傳記、年譜、著作、資料不夠充分。從1903年章士釗摘譯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而成《大革命家孫逸仙》，中國學術界似乎才開始對孫中山研究有所關注，但長時期以來孫中山在國外學術界所受的重視高於國內乃是不爭的事實。
關於孫中山研究，陳錫祺教授是不得不提到的一個人。陳錫祺幼年就崇仰孫中山，後來又從學於著名的歷史學家李劍農、陳恭祿等教授。由於受到中國近代、特別是戊戌變法以後30年民主革命歷史的啟迪，陳錫祺萌發了研究近代中國和孫中山的興趣。1946年，陳錫祺應聘到中山大學任教。此後歷任中山大學副教授、教授、孫中山研究室主任等職。至於他為何會走上一生致力於孫中山研究的道路，恐怕要從1955年的一件小事說起。1955年，陳錫祺接待了來訪的蘇聯著名學者謝寧，陳錫祺從謝寧那兒得知：「蘇聯即將為孫中山誕辰90周年舉行盛大的紀念活動。」這個想法深深地觸動了陳錫祺，他認為：「連外國都如此重視孫中山，我們中國人自己應該做更多的工作才對。」此後，陳錫祺教授就下定決心，決定在國內開創孫中山研究的先河。1956年紀念孫中山90周年誕辰之時，陳錫祺獻出了他的最早研究成果——《同盟會成立前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與革命活動》一文，緊接著在1957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專著《同盟會成立前的孫中山》。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孫中山研究首次在全國得到重視。《同盟會成立前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與革命活動》是新中國第一部研究孫中山的專著，被稱為開荒之作，迄今仍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這也使得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一下子成為了孫中山研究的前沿陣地。
春風初現，徐圖發展
1979年春天，順著改革開放的春風，陳錫祺在中山大學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專門研究孫中山的機構——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室，並恢復了校內的孫中山紀念館。此時，在陳錫祺、陳勝粦的身後還出現了一大批可以協助他們進行孫中山研究的助手。陳錫祺也被譽為「在中國當代學者中對孫中山研究工作貢獻最大」的一人。在孫中山研究室成立前，陳錫祺就開始招收研究生，如段雲章、王志光等就是陳錫祺最早指導的研究孫中山的研究生。孫中山研究室成立後，陳錫祺又陸續招收了邱捷、周興樑、陳劍安、桑兵等研究生，陳勝粦也招收了樂正、賀躍夫等研究生，在老師們的精心培養下，他們都成為有造詣的孫中山研究專家。在人才隊伍逐漸壯大的同時，研究室便形成一支由老中青組成的研究隊伍。
孫中山研究室成立不久之後，擔任研究室主任的陳錫祺即指出：「孫中山研究首先應搜集研究資料，其次方能有針對性地開展專題研究。」所以研究室初期的任務就是去全國各地收集資料。開始的時候可以說是非常困難，一是沒有充足的資金支持，二是沒有足夠的人力。當時的邱捷、周興樑還是研究生，林家有就帶著他們到北京，去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中宣部等地到處看報紙翻材料。據林家有教授回憶，由於缺少經費支持，為了省錢，他和兩個研究生就租住在相對便宜的北京民族學院的地下室。他們每天一早就出去搜資料，中午吃兩個饅頭，傍晚回到民族學院吃食堂，晚上就在地下室睡覺。後來他又和段雲章到雲南、廣西、貴州、四川等地翻閱材料。他們去雲南省查滇軍首領唐繼堯和孫中山關係的材料時，雲南省檔案館館長非常支持他們的工作。由於當時雲南省檔案館的材料作為戰備還存放在山上，他特地命人從山上一箱箱拉下來供林家有他們查閱。當時，他們就在那裡看了十幾天的材料，天天用手抄，這才搜集到了許多珍貴資料。林家有教授回想起那段艱苦的研究歲月，不禁感慨道：「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孫中山研究室的所有老師同學都非常團結，師生相處融洽，老師們之間也從不爭名爭利，只是一門心思的想要把孫中山研究做好做強。」
砥礪前行，走向世界
到了同年冬天，隨著研究孫中山的資料已經收集得相對齊整，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孫中山研究室牽頭與廣東省歷史學會、中南地區辛亥革命研究會決定聯合舉辦「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學術研討會。這個研討會在當時廣州火車站對面的流花賓館舉行，邀請了美、日和港澳臺、大陸的眾多學者參加，場面十分隆重。
當時，林家有教授陪同陳錫祺教授先在白雲賓館接見了傑出的孫中山研究專家——美國學者韋慕庭（Clarence M. Wilbur）。據林家有教授回憶：「韋慕庭和陳先生不用翻譯就開始愉快地交談，我就坐在旁邊聽他們談。期間，也有談起他們兩個人對孫中山研究的一些看法，談起孫中山研究的偉大之處，他們的談話內容對我的影響很大。」韋慕庭在選擇前往世界各地參加學術會議時，首先就來了廣州，並表示一定要見陳錫祺教授一面，他還把自己的英文著作《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楊慎之譯）贈給陳錫祺教授。
會議結束後，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的名聲逐漸擴大，走向海外，不少國外學者都慕名前來訪問。如著名的猶太學者哈羅德·史扶鄰（Harold Zvi Schifferin）就來過中山大學參加學術會議，拜訪陳錫祺教授，他的孫中山研究成果在中國被翻譯為中文，分別是《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和《孫中山：勉為其難的革命家》。此外，德國的金德曼、臺灣地區的吳相湘、蔣永敬，香港地區的王德昭，以及日本的狹間直樹、久保田文次、島田虔次、野澤豐，山口一郎、藤井昇三、中村義、山田辰雄、中村哲夫和安井三吉等一批著名學者都與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室建立了良好的學術交流關係，而孫中山研究室的學者們也時常到香港、澳門、臺灣和日本等地進行訪問交流。可以說，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的對外交流正是因此次學術研討會逐漸打開的，孫中山研究的學術之路也因此拓寬了許多。
薪火相傳，展望未來
1986年，孫中山研究室改名為孫中山研究所。孫中山研究所的編制最高峰時達到20人，力量可謂強大。研究所對孫中山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除編輯和撰寫《孫中山全集》《孫中山年譜長編》《孫中山研究論叢》外，還出版了不少關於孫中山的研究著作，在學術界佔據了重要的位置。可以說，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的近代史研究是從主要研究孫中山的基礎上逐步發展強大的，逐步擴大到研究辛亥革命、近代社會思潮、政治制度與社會變遷、政治人物、學術史、教育史、近代社會史以及中外關係史等。孫中山研究所的科研隊伍結構合理，老中青分布均勻，這也是近代史研究得以長青的保障。
作為新時代孫中山研究的領軍人物、孫中山研究所的現任所長，桑兵教授認為孫中山的歷史仍有進一步拓展、提升和深化的必要。桑兵教授正準備重寫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以及北洋的歷史，因此，孫中山的歷史也大有進一步拓展、提升和深化的必要，只是這方面的研究規模很大，不是出一本書就能做得完的。桑兵教授有著遠大的計劃，就是擴展視野，從大規模搜集梳理資料入手，搭建一個孫中山研究的新平臺。2012年，由桑兵教授主編的《各方致孫中山函電彙編》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不僅如此，中山大學歷史學系還計劃編輯出版《孫中山思想政見各方論爭》，以孫中山生前和1949年為界分成三輯，每輯若干卷。此外，桑兵教授已經主持完成的另一項工作就是編纂《孫中山史事編年》，這項工作早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立項之前就已經啟動，至今歷時五年多。《孫中山史事編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全書共計五百餘萬字，是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的又一重要研究成果。該書於今年校慶期間發布。
▲《孫中山全集》《孫中山全集續編》《孫中山史事編年》
▲《孫中山史事編年》（全12卷，12冊）
縱觀孫中山的一生，是聯繫著整個近代中國歷史的一生，儘管迄今為止，已有大量的孫中山研究的著述問世，卻並不代表孫中山研究已經沒有空間。正如桑兵教授所言：「到現在為止，孫中山研究已經取得了十分豐碩的成果。許多人因此覺得孫中山研究已經沒什麼可做了，也有人說可拓展的研究空間比較小，但實際上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孫中山的研究，只有在與歷史時代的同步考察過程中，通過新的理解和新的視角，依託新的資料，找到新的切入點，才會有新的觀點出現。同時，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道路，不僅是在中國社會下特有的現象，而是一種具有歷史意義的特有現象。只有把他的一切放在更為廣闊的世界歷史範圍中，才能弄清楚他的主要事跡和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聯繫。
孫中山是中國社會和革命發展的一個時代的代表，他的事業和思想有著極其豐富的內容，有著廣闊的研究領域，有著眾多的課題等待進一步深入的研究。我們探究孫中山，弘揚他的思想和精神，絕不是發思古之幽情，也不是把歷史當做藝術品來欣賞，而是把偉人偉業薪盡火傳、繼往開來。所以，在新的21世紀，孫中山研究者所面臨的工作，仍是任重道遠、大有可為。
▲2017年11月11日，從各地趕來參加《孫中山史事編年》《孫中山全集續編》發布會的學者在永芳堂門口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