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錢穆:中國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下)

2021-02-07 中國高等藝術教育研究院




文 | 錢穆


 

教育制度建立在上,而社會風氣則鼓蕩在下。西周公立教育制度破壞了,幸有戰國先秦社會風氣之在下鼓蕩,因而重開出兩漢公立教育制度之興建。但東漢以下,政治解體,急切不能再統一,在此一時期之教育制度,當分兩項敘述,一曰門第教育,又一曰寺院教育


士族大門第之興起,在東漢末年,已奠其根基。此下中央政府如弈棋之更置,而門第則自有傳統,繼繩不絕。外面戰亂禍變相尋,內部則富貴安逸自如。社會重心,文化命脈,在下不在上,一皆寄託於此。逮及隋唐統一,時代開新,此輩大門第依然存在,而且有繼續向榮之勢。此決非無故而然。近人好言當時門第,乃古代封建貴族之變相復興。其實一種勢力之獲得存在而維持,必有其內在一番生命力。而當時門第之內在生命力,則正在門第中之教育。


門第惟重教育,故曰家法、家範、家教、家風。一切法範風教,均以家為中心。其事主持於賢父兄,賡颺於賢子弟。其時則莊老清談,已為門第中人所竟尚。以此長為後世詬病。但莊老清談,已實際融為當時門第中人生活之一部分,而非支持門第一力量。不論郊遊飲宴,乃至婚姻喜慶,都成為清談之場合。賓朋畢集,觴酌流連,便有人提出一論題,或在正面加以主張發揮,或在反面施以駁辨疑難。此亦人生哲理中之一番提撕與陶冶,由教育轉成為遊戲。在遊戲中卻具教育意義。此亦可謂乃人生一最高藝術化。其實中國儒家之「儒」字,即含有藝術意義。故亦可謂人生藝術即人生道德,人生道德即人生藝術。此乃中國文化一最高大特徵。則中國士族之成為門第,亦有其甚深涵義,所當特加討論者。


要保持門第,故對外面事變處以冷靜消極態度,此乃處亂世一權宜辦法。又當時門第於清談外,又重各種文學與各種藝術之修養。在此兩方面,亦均有優異表現。雖不足在此大時代中培養出奮鬥精神,但當時之門第,有如荒漠中一綠洲,洪流中一清淵。恬退寧靜,雖於事功無建樹,亦復小以保身,大以保家。莊老道家義,在當時可謂亦已運用得恰到好處了。


更有一層,為後人所忽略者,乃當時門第中之禮教。此則承襲儒家傳統,亦是經學傳統。當時門第乃能切實遵守,並因宜發揮,主要尤在喪服一端。此乃古人宗法與孝道之遺傳,配合在當時門第實際情況下,斟酌恰當,發明合宜,其在此一方面之成績,乃遠非兩漢經學所能逮。雷次宗因善講喪服,當時舉以與鄭玄並尊。唐代杜佑《通典》,備載其時一切喪服上之研究,成為在經學中禮學一部分最複雜難整理之一項史料,此乃當時支持門第一重要中心,而為研討當時社會史者所必知。其作用更在老莊清談及各種文學藝術之上。若如近人眼光,只論當時門第所佔之政治地位,及其經濟情形,以為如此即可把握到當時門第存在與持續之所以然,則終不免為淺識無當之尤。當知研究此者為學術,奉行此者為風氣。而所以蔚成此一代之學術與風氣者,則主要在教育。此則當時門第在教育上亦必有其一套不成制度之制度亦可知。


其次當及當時之寺院教育。佛教東來,非有大批僧人隨至。換言之,其來入中國者乃教義,非教徒。教義之宏闡,教法之流布,此皆屬中國僧人事。其時不斷有高僧大德絡續出現。尤著者,在北方有道安,南方有慧遠。其人雖屬方外,其教雖本佛義,然論其人物典型,則儼然一代大師,與先秦儒墨,乃至兩漢經師,面目雖非,精神則一。道安身遭亂世,山棲木食,潛遁講學。徒眾相隨,四百餘人。播遷流離,備歷艱苦。後為朱序所拘,乃分張徒眾,各隨所之。臨路諸長德,皆被誨約。惟慧遠不蒙一言。遠跪曰:「獨無訓勖,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豈復相憂。」遠遂與弟子數十人,渡江行化。習鑿齒在襄陽見道安,與謝安書有曰:「來此見釋道安,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吾由來所未見。」慧遠在廬山,僧人之秀群集,廬山見稱為道德所居。相傳其立白蓮社,立誓入社者百二十三人,多方內名賢。此事真偽難定。要之,遠公匡阜風教,廣被南疆,並深溉後世,則斷無可疑。而其先後僧人,播揚佛法,較之前世墨、孟、馬、鄭之往跡,衡其艱巨,決無遜讓。苟非大德,則妙法莫宣。而非有教育之功,則高德名僧,亦無緣接跡而起。


又其時高僧,皆通方內之學。習鑿齒稱道安,內外群書,略皆遍睹。慧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又如梁劉勰依沙門僧祐,與居處積十餘年,其為《文心雕龍》,博涉群經百家之集,亦其寺居肄力所及。當時寺院教育,亦必自有一套不成制度之制度。試讀《高僧傳》,籀其各人之行歷,自可鉤稽出一大概。故當時人物,不在門第,即歸寺院。其背後各有一種教育力量致其如此。而兩者間,實亦一氣相通。寺院即得門第之護持,而門第中人,亦多信崇佛教,或出家為僧。如劉彥和,則非門第中人,其成學乃受寺院影響,事亦易知。


今若以其時門第與僧寺,擬之歐洲中古時期,以門第比彼之封建貴族,以僧寺比彼之耶教教會,則有兩端顯著相異。一則在中國,雖南北分裂,亦尚各有統一政府。二則遠自西周以下,春秋戰國秦漢相承,一千幾百年來之文化傳統,書籍文物,種種皆在。故此六百年來之學術與人物,除卻新加進一種佛教教義外,實仍一線相承,既非中斷,亦非特起。雖有小異,無害大同。即佛門中人,亦各有以往文化傳統之血脈灌注,精神流漬。並非專信外來宗教,與中國自己傳統敵對排拒,不相融貫。此亦大可注意之一端。


上面述說三國、兩晉、南北朝六百年中之教育,當為中國教育制度史上演變之第四期,此下隋唐統一盛運重開,則轉入為第五期。

 

 

隋唐統一盛運再興,於是漢代公立教育制度亦隨之復起。唐初太宗時,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都派留學生來中國,太學生多至八千餘人。又有書、算、律各門專科,學制似較漢代更為進步。


但漢制須先進太學,再經選舉,而唐代則教育考試分途發展。太學出身與進士之公開競選屬於兩事,把考試來代替了漢代之選舉。學校出身其事易,公開競選其事難。社會群情,都看重進士,不看重太學生。當時中央政府地位雖高,而國家公立教育,則未有大振作。抑且唐代還有門第教育與寺院教育之存在。就教育言,則未見有大勝於魏晉南北朝之世。


唐代考試重詩賦,其事亦未可厚非。考試本是一種智力測驗,短短一首詩,其中有學問,有抱負,有寄託,有感想,不僅智力高下,即其學問人品,亦可於此窺見。若作策問或經義,題材內容,先已有了限制,未易出奇制勝。而且陳陳相因,易於揣摩抄襲,不如詩題,層出不窮,無可準備。而應考者卻得借題發揮,各盡其趣,於拘束中見才思。


唐代終於把進士考試來漸漸替代了門第勢力。社會孤寒之士,亦得平地拔起,廁身仕宦,使仕途不再為門第所壟斷。而寒士應考前,則常赴寺院中讀書。乃有如王播飯後鐘故事。相傳播客揚州某寺,隨僧齋餐。僧伽厭怠,乃齋罷擊鐘,播作詩有「慚愧闍黎飯後鐘」之句。後播顯達,出鎮揚州,訪舊遊,其所題詩,已受碧紗籠之。或傳段文昌事與此相類。其他此等事,亦復屢見。


故可謂唐代僅有考試取才,而無學校養才。養才仍賴於寺院與門第。寺院所養不為世用,門第出身,比數漸不如進士之多。而進士又僅尚詩賦,不免實學漸衰,流於輕薄。唐晚季,昭宗時,鄭綮以為歇後詩得相位。彼自謂縱使天下人皆不識字,相位亦不及於我。制詔既下曰:「笑殺天下人。」又曰:「歇後鄭五作相,事可知矣。」或問綮,相國近有詩否,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此處那得之。」此亦可謂有自知之明。然國家豈得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人來掌理治平。其時則已若政府社會舉世無才,有才則只在寺院中作禪宗祖師去。


唐末有書院教育,此事乃門第教育之殘波餘影。門第沒落,子弟向學,無共學之人。乃於宅旁建書院,藏書其中,延納後秀之來者,可為子弟作師友。又為避世亂,常擇名山勝地建書院,則受寺院影響。而書院之盛,則待宋代。故言中國教育史,有唐一代,實有腰虛中弱之象,此亦不可不知。

 

 

宋代特矯唐弊,公私教育皆特盛。其先則自社會私家教育開始。如範仲淹、胡瑗、孫復,皆先在寺廟中成學,再復從事於社會下層之私家講學事業。範仲淹繼戚同文在睢陽書院,孫復在泰山書院,而以胡瑗在蘇州湖州書院講學為尤著。其在湖州,分設經義、治事兩齋,儼如今大學之文理分院制度。經義齋培植通才,治事齋指導專長。一時人才紛出。朝廷詔下蘇湖取其法為太學制度,並召瑗為教授。宋代之國立太學,乃採用社會下層教育成軌,此亦難得。


當時所謂書院,亦漸由私立變為公立。宋初有四大書院,皆不由政府創建,其後乃如僧寺,亦受政府賜額。又如範仲淹在睢陽書院講學,乃由晏殊延聘,胡瑗在蘇湖書院講學二十餘年,乃由範仲淹、滕宗諒延聘,地方有賢長官,始得延聘名師,書院乃得美譽,學者竟集。一時聞風繼起,州縣皆興學。然在神宗元豐時,天下諸路州府學官,凡得五十三員,可謂寥落已甚。蓋書院之主要條件仍在師資人選。惟其注重師資,於是有制度亦等於無制度。因良師不常有,未可必得。若為師者非其人,則學者裹足不至。即有至者,學校風聲亦不佳。故每寧缺毋濫,空有建築,不成學校,地方教育終於時興時輟。


宋代太學,在神宗時立三舍法。始入學為外舍,定額七百人。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百人。月考優等,以次升舍。略如近代學校有年級制。然太學既由政府官辦,政汙則學敝,三舍製備受詬議。要之,在中國教育史上,官辦教育亦終不為人重視。


故宋代政府,雖刻意興學,而當時教育勢力,則終以私人講學為盛。但其時門第,僅有呂、範兩家,已在社會無勢力。理學家崛起,乃與寺院僧侶爭取教育權。其先如二程在伊洛,橫渠在關中,風氣初開,聚徒不盛。然彼等之講學故事及講學精神,則大堪與戰國諸子媲美。要之是私家自由的,不受政治影響,亦不為門第與寺院所拘束。下及南宋,如朱子、象山,講學始盛,蔚成一時風氣。即地方長官興建書院,亦必奉祀社會先賢,亦如寺院必奉祖師佛像。而尤以濂溪、二程三人,幾於為大多數書院所奉祀。


書院又稱精舍,精舍之名,其先起於東漢儒家之私門授徒。其後僧侶所居亦稱精舍,最後理學家講學又用此名。可見中國中古以來之社會教育,乃由儒佛兩家迭興迭衰,即此精舍一名,亦可透露其中之消息。而中國教育,實際即以代宗教教育之任務,亦由此可見。


在當時,復有一事值得注意者,乃為皇帝宮中之經筵講官制。王室教育,遠自秦始皇帝使趙高教少子胡亥,漢高祖使叔孫通教太子孝惠帝,即已開始注意。此下賈誼力主太子教育之當鄭重,實為漢代崇獎儒學啟其機運。因重教育,則必重儒術。景帝武帝皆有師,而武帝師王臧,乃儒生。武帝尊儒,乃受其幼學影響。賈誼、董仲舒皆為王子師。而東漢明、章二帝在宮中為太子時之尊師向學,尤傳為歷史嘉話。但宋代則帝王亦從師,乃有經筵講官之設置。經筵一名,亦始佛門,但宋代則有侍講侍讀諸臣為天子講學之稱。王荊公為侍講,曰:「臣所講是道,帝王當尊道,不當立而講,帝王坐而聽。」神宗依之,許其坐講。及程伊川為講官,亦爭坐講,哲宗亦許之。厥後明、清兩代,皆有經筵進講。以及歷史上東宮教育太子之制度,皆值注意。


元代蒙古入主,中國文化傳統只在政治上受屈,在社會上則依然維持。而許衡為國子師,所教蒙古族人侍御貴近子弟,後皆為重臣。此亦可謂乃受中國傳統教育制度之影響。而書院尤遍布全國,較之南宋時代更增。雖未必各處常有名賢主講,然一時名賢,則借書院為躲藏,中國文化命脈,實賴以傳遞。故明初開國,朝廷文風,轉較漢宋遠勝,惟唐初乃差堪相擬耳。

 

 

明太祖未定天下,即在婺州開郡學。及即帝位,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府設教授一,訓導四。州設學正一,訓導三。縣設教諭一,訓導二。生員自二十人至四十人。據一時統計,全國府、州、衙、所,共得教官四千一百餘員,較之北宋元豐時學官,幾多近百倍。則明初注意興學不可謂不力。


地方生員升至國學,初稱國子學,後稱國子監。監生分赴諸司先習吏事,稱歷事監生。亦有遣外任者。在學十餘年,始得出身。洪武二十六年,曾盡擢國子生六十四人為布政按察兩使及其他高級官職,出身遠優於漢之太學。又必生員入學始得應舉,則學校與考試兩制度,亦復融合為一,此皆明制之優於前代者。即在此後,明代南北監,常簡大學士尚書侍郎為司成。一時名儒為國立大學校長者,項背相望。晝則與學員會饌同堂,夜則燈火徹旦。不乏成材之士出於其間。明代國力,與漢唐相抗衡,人才輩出,亦與政府重視教育之意有關係。


然由政府辦學,學校興衰,終視政治之隆汙而判。故明代之教育制度,雖可稱道,而教育功效則終有限,此孟子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也。


又明代政府中,擁有大批學人,可以不負實際行政之職位,此亦兼寓有一種教育意義在內。進士及第,一甲得入翰林,二甲三甲得選為庶吉士。因其未更事,俾先觀政,同時進學。此一制度,論其淵源,實頗似於秦漢時代之有博士官。翰林猶如博士,庶吉士近似博士弟子。迴翔政府,儲才養望。此制為清代所沿襲。論其制度,有張有弛。論其作用,有顯有晦。論其意義,在政治集團之內而別有一種養賢儲才之機構與組織,此則大值重視。漢代政府之此項措施,乃受戰國諸子在野講學之影響。明代政府此項措施,則受宋、元儒在野講學之影響。唐、宋兩代之政府中,亦有與漢、明大同小異相類似之措施。此見中國政治重視學術與教育之傳統精神,乃無時或已。此乃中國政治史上一大特點,所當大書特書,以供後人作參考。


惟由政府來提倡學術,培植教育,其最高意義總不免偏重於政治。此已不能滿足在野學術界之理想要求。而且中國傳統政治,學校選舉兩途並重。學校在造賢,選舉在拔賢。而學校與選舉之兩者,均不免要以考試為標準。考試制度之在中國,遞有變遷,而終於不勝其流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弊已如上述。明代以經義取士,其變為八股,流弊更甚。於是民間講學,仍必與朝廷提倡相對立。


明代民間講學,雖遠承宋、元,下至武宗時代王學特起而大盛。陽明政務在身,而兼亦從事講學。其所至,學徒群集。倡為惜陰會,欲使學者時自集會,講論研究。及其身後,流風益甚。各地社會,自有組織。其大弟子,年有定時,分赴各地。一面藉此集會,交換心得、討論新見。一面集合群眾,公開演講。稱為講會,亦稱會講。此與朱、陸書院講學有不同。一則講會近似一學會,學者同志藉以互相切磋。一則講會以宣傳普及為務,更近一種社會教育。循而久之,以普及代替了提高與深入。故此種講會,雖曾一時風起雲湧,而亦滋流弊,終於不可久。


最後乃有東林書院出現。此一書院之規制,更近似一學會。學者常川集合,輪流主講,重在自相切磋。而所講亦涉及當時之政治。逮此一學會遍及全國,更復在京師有分會,乃引起政治大波,直至明室覆滅,黨禍始告結束。


下至清代,政府公立學校,無論在中央,在地方,其在傳統上,均已名存實亡。無一定之宗旨以為規則,以為號召。在野學者,風氣亦變,無復宋、元、明三代講學之風。而書院制度,則仍禪續不絕。主持書院者稱山長,其時書院多數已在城市,不似以前多如僧寺之佔有山林名勝,而山長之名,仍可推究其遺蛻之跡。書院有窗課,僅是學者作文送山長評閱。薄有膏火,如近代之有獎學金。其時書院之主要貢獻,乃在藏書與刻書。如廣州學海堂有清經解,江陰南著書院有續經解。其從事校對者,則如今之有工讀生。


然書院在當時,仍有其影響。如朱次琦為廣州學海堂都講,復講學禮山,康有為曾從學。章炳麟在杭州詁經精舍從學於俞樾,吳稚暉亦是南菁書院之學生。


講中國舊教育制度,應到此為結束。清末廢科舉,興學校,為近代中國推行新政一大要項。前代所傳各地書院遺址,幾乎全改為新式學校。如作者本鄉無錫之東林書院,其先改為東林小學,後則改為縣立第二高等小學,東林之名,亦不復存。是則唐末以來一千年之書院,其最後命運實不如一僧寺。尚多保留遺址,并迭有興修。書院本與僧寺為代興,今則幾乎渺無蹤影可供人作憑弔。惟香港淪為英國殖民地,除香港大學外,一切學校,初均沿用書院名稱。禮失而求之野,此亦其一例矣。

 


今再綜合上述加以回顧,中國歷代政府,西周不論,兩漢以下,幾乎無不注意國家公立教育之建樹。然惟兩漢太學最為持久,並有成績。明代國子監已不能相比。其他如唐、宋兩代,雖亦曾盡力提倡,而國立教育之被重視,實僅曇花之一現。外此率皆有名無實,未見績效。在中國教育史上,其真實具影響力者,多在社會私家講學之一途。戰國諸子乃及宋、元、明三代之理學,聲光最顯,績效亦大。即魏、晉、南北朝以至隋、唐時代之門第與佛門寺院教育,亦不能謂無貢獻,此其一


而且公私教育,常成對立之勢。若論中文化淵源,先有周公,後有孔子,此兩人厥功最偉。然周公在上,先秦所謂官學,由其創始。孔子在下,先秦百家私學,承其軌轍。兩漢太學,以六藝為教,此則作於周公,傳之孔子,故漢人並尊周、孔,公私融會,而周公當尤在孔子之上。故《論語》僅列於小學,五經始得立博士,入大學。是即官尊於私之意,直至唐代猶然。自宋以下,周、孔乃改稱孔、孟,又以《四書》上駕五經。元、明、清三代取士,均先《四書》,後五經,是為私家學上駕王官學一確切之明證。此其二


中國人常稱政統與道統。尊政統則主以政治領導學術,尊道統則主以學術領導政治。自東漢之衰,以政治領導學術之信心破毀無存。下及南北朝之宋代,其時國立太學,分玄、史、文、儒四學,玄居最先,儒列最後,則周、孔經學已屈在老莊道家言之下。此實已見道統尊於政統之意向,蓋其時視老莊為得道統之正,而周、孔則似居政統之列。唐代兼崇道佛,佛教東來,本有沙門不拜王者之說。唐代帝王則奉僧侶為國師,帝王轉拜沙門。太學所講雖是儒學,然儒屬政,佛屬道,儒不如佛,已成一時公見。唐人考試,本分經義與詩賦兩項,然明經出身遠不如進士。進士考詩賦,則時人之視詩文學亦猶佔儒學之上。唐人又崇老子,與漢人不同。漢人崇黃老,其著眼點在政治。魏、晉以下崇老莊玄學,其著眼點不在政治,純在玄學論道,其價值乃超出儒家周、孔經學崇政之上。唐人承此意而來。是則此一時期已成為道統高出政統之時期。道、釋出世法被視為乃道統所在。周、孔經學,乃入世法,僅當領導政治,不能為人生作領導。故其時僧人道士皆得稱師,而儒家轉不敢自稱師。韓愈在太學掌教,則僅是一學官。乃為《師說》,挺身以師道自任,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然韓愈亦僅為一古文師。其自稱:「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斯則韓愈亦未脫當時人重視《文選》之意見,乃提倡古文,仍欲導人由文入道。又為《原道篇》,竭論道在周、孔,不在老、釋。此論乃上承舊傳,下開宋、元理學之先聲。要之,唐人群認老、釋始是道,文、儒則皆出其下。考試以文為準,學校以儒為教,此則皆在政統一邊,而政統則居道統下。故韓愈之論,實際終不得大行於世。此其三


宋代理學家興起,乃重尊孔、孟為道統。老、釋不言政事,政統屈居道統下,相互間事可無爭。孔、孟論道亦兼論政。果將以學術領導政治,則兩者間終不免有爭。北宋曾禁洛學,南宋亦禁朱學。陽明在明代,亦屢受政府壓制。而東林則在政府間掀起大爭端。清代壓抑學人更甚,學者競逃入故紙堆中,其治經僅為考古,不敢侵議政事。然而道統高出政統已成社會公見,清廷亦無奈之何。末子在南宋,親受偽學之禁。而在清代,則備受朝廷崇奉。學者乃以訓詁、考據反朱,其意端在反朝廷科舉之功令。以歷史大趨勢言,在野講學,其勢力常超過政府所提倡,而政府亦不得不屈意以從。先秦諸子尤其著例。兩漢博士今文經學,終為民間古文經學所替代。唐代考試重文選,韓、柳古文運動,亦崛起代之。清廷以理學家《四書》義取士,終不敵在野之漢學。此皆其犖犖大者。然則就中國文化史言,學術教育命脈,常在下,不在上,此其四


惟中國歷史傳統,雖上下皆知重教育,乃從未有堅穩之學校基礎。大率言之,尤其在社會之下層,除卻地方鄉裡小學外,可稱為有師長,有學徒,而可無學校。學徒亦多屬成年人。主要乃在有大師之講學。有其師,則四方學徒響應霧集。主要在獲得一項為學方針,歸而自學。師道殞落,則學亦中絕。此其五


以上羅舉數項特徵,若問其所以然,則在此等特徵之背後,正可見中國民族性,中國文化傳統,乃及中國歷史大趨勢,具有一番精神力量,有以使然。其間自不能無長短得失。然今日從事新教育者,則於此諸項,不能不知,庶可釋回增美,使當前之新教育,不至與自己國家民族文化傳統歷史大趨勢脫節,或甚至於違背乖離,此則今日從事教育事業者,所當共同勉力以赴。

 

 

今再續述教育思想。全部中國思想史,亦可謂即是一部教育思想史。至少一切思想之主腦,或重心,或其出發點與歸宿點,則必然在教育。中國一切教育思想,又可一言蔽之,曰:「在教人如何作人」,即所謂做人的道理。如儒、如墨、如道,何嘗不是都講的做人道理。即從政做官,亦只是做人道理中之一枝一節。因此中國人看學術則必然在政治之上。亦絕不看重如西方般純思想之思想,而必求思想與行為之相輔並進,與相得益彰。一切思想,必從人生實際行為中產生,亦必從人生實際行為中證實與發揮,最後亦必以實際人生為歸宿。故中國傳統思想,則必帶有教育成分。中國一思想家,同時必是一教育家。中國人看重一思想家,不僅是看重其思想與著作,同時必看重其人,看重其實際人生中之一切行為。故凡屬一大思想家,則必然同時成為一大師。後人讀其書,必知師其人。此所謂能自得師,尚友古人。若把其思想從實際人生中抽離,即不成為思想。


此不僅儒家為然,即墨家道家亦無不然。孔子在教人作一儒,墨翟在教人作一墨,莊周老聃在教人作一道,更要在以身作則。其他如陳仲子、許行,莫不皆然。其人之全部生活,即其人之全部思想之真實表現,與其真實發揮。故各家相異不僅在思想上,更要乃在其實際做人上。故在中國,乃素無思想家一名稱,僅稱為一家派之大師。今人乃群目孔子老子諸人為思想家,若將思想與實際人生分離,則已失卻其為學立說之主要精神之所在。若又稱此諸人為哲學家,則相離更遠。於是中國思想上一種最重大的教育精神,乃黯晦而不彰。


在中國思想之後面,必有一番全部的活人生在內。如欲研究中國思想,不僅當把此思想家之為人即其真實人生加進,又必把學者自己人生加進,乃始可以有真體會,真認識。如孔子言仁,今人群認為是孔子思想之最要中心。然孔子告顏子則曰:「克已復禮為仁」,此乃一種人生實際行為之指導,非如今人所謂乃是哲學上一特殊名詞特殊觀念之界說。換言之,此乃孔子教顏子如何學做一仁人,而非指導顏子在仁的觀念或仁的哲學上如何作思考與研究。顏淵請問其目,孔子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是教以,非是教以。有真行乃使有真知。非如一番哲學,可由邏輯辨證種種思考方法推演而得。道不遠人,為人之道,即各在其當人之身。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此道即近在顏子身上。孔子之教顏子,只教其即以己身自治其身。力行有得,境界自到。此乃孔門之所謂道。孔子答其他弟子問仁,亦如此例。一部《論語》,全要如此讀。開首即云:「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學而時習,即應是讀者己身之道。只要身體力行,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乃只用孔子思想體系哲學觀點等新名詞新目標來研讀《論語》,把讀者自身擱放一邊,則孔子精神,豈所易得。至少是隔了一層厚膜,難於通透。要之,《論語》一書,竟體是一種教育思想。讀其書,當如聽孔子之耳提面命,乃為真切。


讀《墨子》,便該知墨子如何教人兼愛。讀《老子》,自該知老子如何教人慈,教人儉,教人不敢為天下先。當求自己如何來學得此三寶。讀《孟子》,便該懂得如何動心忍性。讀《莊子》,便該懂得如何以逍遙遊的胸襟來處人間世。此等皆是諸家之所謂「道」,莫不有一番人生實際工夫,亦莫不有一番教育精神寄放在內。故讀者亦須把自身放入,乃可由此有得。苟有得,其自身即為一得道之人,乃可本其所得轉以教人。師道從人道中來,師道不熄,人道亦不熄。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能悠久廣大,日常日新,所系在此。今人自好以新觀念衡評舊傳統,於是孔、墨、老、莊皆成為如西方般一思想家與哲學家,而今天的我們則自有另一套教育上的新思想與新方法來領導後進。如此則中國三四千年來之文化積業,豈不將隨而消失不復持續。此是一大問題,值得我們之警惕與研討。


先秦諸子外,試舉隋、唐禪宗,宋、明理學為例。相傳達摩東來,只是面壁。一日,一僧慧可去看達摩,問如何得心安。達摩說:「將心來,與汝安。」慧可言下有悟,遂開此下數百年之禪宗。西來佛教之天下,一轉而成為中國禪宗之天下。其實達摩之教,亦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慧可反身一問己心,因而大徹大悟。此一番現前真實教訓,正與中國傳統教育精神有合。在佛門中禪宗大行,決非無故而然。此下禪宗祖師們,都只是一言半句,教人摸不到邊際,而終於使人悟得大道。縱說禪道仍是旨在出世,與儒、墨、道諸家之道有不同,但其具有同一教育精神與教育方法,則無大相異。


宋、明理學家,雖是力斥禪學,但雙方之教育精神與教育方法,亦顯見有極相似處。程明道、伊川兄弟,幼年從遊於周濂溪,濂溪教以「尋孔、顏樂處」,只此五字,便下開伊洛理學門戶。明道嘗言:「自聞濂溪語,當夜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此亦似一種禪機。人生真理,本是俯拾即是,反身便見。由此體入,自可有無限轉進。

 

 

本於上述,若我們用此一眼光來看中國全部思想史,可見其上下古今,自有一大條貫。此一條貫,即是教育。教育與宗教不同。宗教固亦在教人作人,但宗教先重起信,教育則重開悟。信在外面,悟在己心。教人作人,亦分內外兩面。知識技能在外,心情德性在內。做人條件,內部的心情德性,更重要過外面的知識技能。孔子以六藝設教,但所重更在教仁、教恕,教樂、教不慍。風月在外面,吟弄則須在自己心情上。外面盡有好風月,己心不能吟弄,即不歸入人生境界。《大學》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身、家、國、天下,皆是實際人生,但皆在外面。格、致、誠、正在內面,更實際。修、齊、治、平,須種種知識技能,但無內面一番心情,則外面種種知識技能皆將運用不得其所。小學教灑掃應對,是外面事。但亦要從外面事情透悟到內面心情上。小學是由外以入內,大學則由內以及外。內聖外王,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中國人教育思想之後面,乃有一套人生大真理存在,此處不擬深入細講。


但不妨略一粗說。教育重在教人,但尤重在教其人之能自得師。最高的教育理想,不專在教其人之所不知不能,更要乃在教其人之本所知本所能。外面別人所教,乃是我自己內部心情德性上所本有本能。如是則教者固可貴,而受教者亦同等可貴。教者與受教者,自始即在人生同一水平上,同一境界中。此是中國教育思想上最主要綱領。此種所謂教,則只是一種指點,又稱點化。孟子曰:「如時雨化之」。一經時雨之降,那泥土中本所自有之肥料養分,便自化了。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歸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月」。花草萬木,本各有生,經春風吹拂,生意便蓬勃。此番生意,則只在花草萬木之本身。在春風中坐,只是說在己心中不斷有生機生意。中國人稱教育,常曰「春風化雨」,所要講究者,亦即春風化雨中之此身。


故《中庸》乃特地提出一「育」字,曰「萬物育焉」,又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又提出一「化」字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切人事皆須有外面之教,而人生之內在則必須有育。故《易》曰:「果行育德」。天地功能則曰「化育」。化則由外向內,育則由內向外。育即是一種內在生命之各自成長。只在外面加以一啟發,加以一方便。故又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培育人類內在生命之成長,乃用百年長時期作一單位來計算,不如樹木之短期十年可冀。中國教育大理想在此,文化大精神亦在此。

 

 

由此連帶引申,可以說中國教育特所注重,乃一種全人教育。所謂全人教育,乃指其人之內在全部生命言。貫徹此內在全部生命而為之中心作主宰者,乃其人之心情德性。因此中國教育,比較上常忽視了一種偏才教育。人各有才,因才成學,各有其用,但不免各有其偏,不能相通。其相通處,乃在其人本身之外,而不限在其人本身之內。自外面人事言,雖亦相通。自內部人生言,則一切知識才藝,固是各不相通。故孔門四科,德行為首,言語、政事、文學皆其次。因人生相通惟在其德行上。言語、政事、文學皆屬人事方面,則各自分別,不易相通。故孔子雖以六藝教,而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其教人終以道德為重,才藝為輕,顯然可見。其告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子夏長文學,終是落在一偏,故孔子勉其自務於廣大。樊遲請學稼,又欲學為圃,孔子稱之曰小人。因其亦是志於一偏。凡屬知識技藝,則終必偏至。惟人之所以為人,為其全生命之主宰與中心,屬於心情德性方面者,則貴於得大全,貴於能相通,尤為人類所以貴有教育之最大宗本所在。孔子此一教育宗旨,後世莫能違。成為中國教育史一上一大趨向。


孔子又說:「有教無類」。古今中外所有教育,皆可各別分類。孔子以前有貴族教育,魏、晉、南北朝、隋、唐有門第教育與寺院教育,此皆有類可分。有類斯有囿,先自加一圈子,把範圍縮小了,不能遍及全人群,又不能遍及人之全生命。又如各種專門性的知識技能,在漢、唐時代,亦有律法、天算、禮樂、醫藥、書畫,各種專門教育,古者謂之疇人疇官。疇即是類。各以專業,或父子相傳,或師弟子相授,成為世襲,此謂疇人之學,皆各以其學備世用,然與各人內在生命成長之教育有不同。中國人乃向不以之與全人教育相等視。專門教育惟以教事,全人教育乃以教人。所謂疇人,乃是人各因其所學而分疇分類,則不惟道術將為天下裂,而人自相別為類,亦已四分而五裂。此決非人類教育最高理想所在,亦可知。


其他如宗教,雖亦是教人,非教事。然信佛,便不能信道。同教中又各分宗派,相互生活各有隔閡。惟堪出世,不堪為人世大公之教。今日世界各宗教,豈不便是把世界人類分裂一好例。近代有國民教育,則是教人以一種狹義的國家民族觀,亦將把人類各自分歧。又稱公民教育,乃教導其各為一國家之公民而止。在共產主義下,則惟有階級教育,所教必限於無產階級。又有職業教育,此乃一種市場教育。乃生活所需,非生命所在。凡此種種,皆是有類之教。其教有類,乃使人各分類。此等教育,雖各應一時一地之需,然終將為全人類橫添障壁。


孔子教育理想,則是一種人的教育,全人的教育,可包括上列諸項教育在內,而必超出此諸項教育之上。孔子教育宗旨,乃為全人類,為全人類中每一人之全生命。一部《論語》,無國別,無民族別,無老無幼,無各業專家,無各宗教信徒,皆可閱讀研尋,從此能自得師而完成其生命之全體。亦使人類生命獲得融凝,相與合成一大生命。中國人奉孔子為至聖先師,此中實有一番大真理。中國文化之可貴乃在此。


今日世界棣通,文化交流,各種教育制度,日新月異,紛歧雜出。中國原所自有之教育思想與教育制度,其將一切棄置,不理不問乎?其將僅為治史者鉤沉稽古,作為一套博聞之資乎?其亦可以通其意而求其變,去腐生新,以參加進現代潮流,而重獲其發揚光大之機乎?特略述梗概,以供國人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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