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璀璨多姿，其中既有華夏文明、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這樣以農耕為主要特徵的規則社會，亦有諸如地中海文明、日本文明這樣依賴於海洋貿易交流的存在。這其中，作為與華夏文明羈絆千年的鄰居，我們對於自己東邊的鄰居日本似乎了解得並不深刻。
其實，作為太平洋西岸的一個島國，拋去惡劣的海洋天氣，日本與中華的路程並不算太遠。公元3世紀中葉，其境內開始出現有明確記載、社會結構較為成熟的國家——大和國。那麼，日本文明究竟有哪些特質，它與中華文明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呢？
01環境：山地密布的狹長島嶼
從生物學角度來說，如今遍布全世界的所有民族，都是東非智人擴張後遍布全球的產物，其本質並無差異。然而，不同民族之間的特質卻存在極大的差異，相互之間圍繞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的看法也大相逕庭。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往往無法評判出不同民族特質或習俗的好壞，因為那些在外人看起來不可理解的應對措施，或許恰恰是符合該民族國情和特質的最優解。究其緣由，其實還需要從該民族發源和生存的自然環境開始說起。
如果將每一個文明都看做是不同環境之下生存、進化的生物，民族則屬於一個超大型生命體，則每一個族群成員也就可以看成這個超大型生命體身上的一個細胞，社會分工就相當於是幹細胞分化出不同的器官組織，用以合作維持整個生命體的穩定。然而，問題在於文明和生物一樣，為了維持長久的生存就必須朝著更加適應環境的形態演化，所以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也就越來越大。對外部的應對機制差異，正是由這些民族所處的自然環境決定的。那麼，日本文明所處的自然環境是什麼樣的呢？
熟悉日本文化的人，通常都了解一本書，它是由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二戰末期創作的經典著作《菊與刀》。由於二戰時美日雙方的對立關係，以及本尼迪克特的素材僅僅來源於日軍戰俘以及美國日裔集中營，其本人甚至從未踏足日本半步，其中諸多圍繞日本民族特質的觀點其實是值得商榷的。但是，用「菊與刀」這種矛盾對立的形象來形容日本並無不妥，因為這恰恰符合日本人性情溫和而崇尚武力、重禮儀而又心胸狹隘、喜歡新奇卻又頑固保守的處事方式。這種在外人看來完全矛盾的民族性格，其實正是由日本作為島國的自然環境所造就的。
與華夏文明相比，日本文明顯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海洋國家，這一點與地中海文明（諸如古希臘、腓尼基、迦太基、羅馬等）、北歐文明有頗多相似。沿海地區由於受到洋流、緯度、山脈阻隔等因素的影響，不同地區環境不同，只能生產特定的作物，故而必須與沿海的其他地區或國家展開貿易、互通有無。然而，貿易本身就意味著利益爭端，加之商業航線本身就具有海盜、風浪等種種風險，這就導致海洋文明通常都具有一定的尚武傾向。
對於物產豐富的大陸文明來說，農耕社會的自給自足可以讓大家過上相對穩定、安寧的生活，貿易更像是一種錦上添花的事務。如果因為貿易而產生爭端，農耕社會大不了鎖閉國門、斷絕對外貿易即可。但這對於海洋文明國家來說是不可想像的，畢竟自己不能單純的只消耗本土單一商品，同時也需要一些生活必需品的補充。與日本列島類似，希臘半島同樣山地密布，小麥等糧食穀物並不適合生長。但憑藉該地區充沛的日照資源，非常適合種植葡萄和橄欖等經濟作物，並用以前往北非（埃及）或者中東（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換取糧食等必需品。
正因如此，貿易逐漸成為海洋文明賴以存續的經濟基礎，即便出現貿易爭端也決不能簡單地關閉貿易。既然如此，利用武力前去徵討別人的家園，進行尚武性質的侵略擴張幾乎就成了必然現象。事實上，不論是古希臘人還是羅馬人，在極盛時期都曾竭盡全力地控制地中海貿易，爭取商品的定價權。回歸到日本，情況同樣如此。縱觀日本全境，它是由四個大島組成，形狀相對狹長，並且68%的區域都是山地，從中部山地中發源的眾多河流又將日本沿海低地切割開來，這也就導致了日本內部的地緣板塊相對零碎的局面。
不僅如此，雖然日本列島的整體緯度相對較高、溫度較低，但自赤道奔襲而來的暖流還是會流經日本，較高溫度的海水給颱風提供了足夠的能量，加之日本山勢陡峭，很容易形成洪水災害。而且由於位於亞歐板塊與太平洋板塊的交界處，火山、地震災害同樣非常頻繁，這就使得日本這個不大的地方，其自然條件對人類並不十分友好。不過，正是由於冷暖洋流的交匯，日本的漁業資源相當豐富，北海道漁場也因此超越秘魯漁場、紐芬蘭漁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漁場。至於水流湍急的河流，同樣能形成幾個不算太大的衝積平原，可以用來生產稻米。漁場和稻米，這就成為日本文明最初的經濟基礎。
不過，正如前文所述，由於山川隔開了不同的人口聚集區，不同地區的資源也不盡相同，商業貿易就成為日本社會的重要因素，日本人尚武精神也正是來源於此。如果按照這樣的脈絡發展下去，那麼日本的民族特質將與歐洲人相差無幾，接下來就可能是類似維京海盜的戲碼了。不過，雖然後來日本的確出現了倭寇，並且對中華沿海構成嚴重的襲擾，但這卻並非源於海洋商貿的驅動或者日本文明本土擴張的驅動。倭寇的形成，恰恰是日本民族特性中的另一個因素——等級觀念森嚴的反應，而這就不得不將一個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考慮進去了，那就是中華文明圈對它的影響。
02等級：中華文明圈律令社會
中華大地在經歷了周朝百家爭鳴和秦朝大一統的洗禮以後，逐漸形成了以儒家禮儀為制度的等級觀念。漢唐以來，皇權制度下的中央集權體系深刻的影響了日本，而律令制度正是其中的典型。事實上，依據現有考古資料，日本地區的文明在公元前2、3世紀曾經發生過一次質的飛躍。當地從石器時代（即繩文時代）快速進化到了鐵器時代（彌生時代），其過程卻大約只用了一百年而已。要知道，世界其他地區文明從石器時代到木器、銅器、鐵器，其所要耗費的時間需要十幾萬年乃至上百萬年之久。也就是說，日本的鐵器文明幾乎可以肯定是從外部輸入並迅速普及的。而公元前2、3世紀，正好處於中華大地秦末漢初的動亂年代，當時的人們為了「避秦時亂」，尤其是不願受到秦朝酷刑的懲處，紛紛背井離鄉，去追尋屬於自己的「世外桃源」。可以猜測其中的一部分人沉船東渡，最終穿過了對馬海峽，來到日本並定居下來，同時也將鐵器文明帶入了日本。
不過，即便到了漢朝日本依然不能稱得上是一個統一的民族，因為根據漢光武帝時期的記載，日本九州島北部還有兩個政權在打仗，其中一個名為倭奴國，另外一個叫做犬奴國。倭奴國為了尋求漢朝的幫忙，歷經艱險地來到中原，向漢朝皇帝進攻了一些竹棍麻布和幾名奴隸，並闡述了自己的境況。雖然貢品較為寒磣，但對於剛剛結束莽新之亂的東漢王朝來說，這不啻是一個體現自身朝貢體系穩固的態度，因此就給予了軍械和食物的援助。不過，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當時的九州島依然還處於母系氏族部落的狀態。
到了曹魏時期，本州島上出現了一個的邪馬臺國來到中原，向當時的統治者曹睿進貢，並獲得了賞賜和封號。這個「邪馬臺國」正是日語中大和國的音譯，其最高統治者通常由女性擔任，被稱作「大王」，也就是天皇的前身。從公元3世紀中葉到4世紀初，邪馬臺國（即大和國）逐漸徵服了日本中部大片地區，並納入宗教元素以維護統治，天皇概念就此誕生。至於神武天皇開國之類的，純粹屬於神話故事，官方記載最早源於7世紀的《飛鳥淨御原令》，只是為了宣傳天皇萬世一系的權威罷了。
恰如前文提及，中原的自然環境即便以家庭小農經濟為核心，其經濟結構也能夠維持社會的穩定。但日本則不同，天災人禍時有發生，即便是一次偶發洪水就能讓一村的居民而死。所以整個村落的人們必須緊密團結在一起，作為同一個命運共同體為了生存而做出抉擇。要麼逃離故土，要麼搶掠附近的村落，同時也要時刻提防不被旁邊村落的人們劫掠。在這樣一個始終危險的環境下，日本民族也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看待個人價值的想法。簡言之，每個人必須對社會、對集體擁有足夠的價值，否則其個人的意義將不復存在。在這一觀點的驅動下，一種強烈極端的集體主義信念逐漸形成。
在研習了中華家庭制度和封建禮教思想之後，日本依據本土情況演化出更加森嚴的等級制度，並在明確了等級以後確信大家各就其位、各安其分才是根本的信念。正因如此，日本民眾在生存的壓力之下也會接受或更加推崇這種不平等。這也是天皇制度得以萬世一系，從未被推翻的因素之一，而該制度形成以後的日本階級也基本形成並長期保持不變。大體上來說，天皇之下任命將軍來治理國家，地方上則又各封建領主掌控，這些領主亦被稱之為大名。大名通過武士來拱衛權威和組織農耕生產，進而管理從事農、工、商的庶民。庶民中同樣依據職業的不同來做劃分，並存在相當一部分從事低端服務業或清潔工作的底層人口，他們也被稱作賤民。
日本的這種階層固化，直至明治維新才被打破。而在此之前，下層社會成員一般沒有上升通道，並且作為基層管理者的武士階層通常權力很大，甚至可以對庶民進行直接斬殺。不過，也只有武士才能佩戴武器並參加戰爭，庶民則不能被徵召從軍。不僅社會上分工明確，家庭中同樣如此。一個家庭成員的輩分、年齡、性別都意味著在家族中不同的地位。比如長子會有很大的話語權，但必須繼承家業（是不是和普魯士容克貴族家庭模式很像似）。所以在近代的日本出現了長子（也就是太郎）必須在家種田，而次子（也就是次郎）則可以出去城市接受新式教育的情形。
當然，作為這種高度固化、森嚴的等級制度的特權階層，高等級也就意味著更大的責任。如果家庭的長者不能為家族帶來榮譽、武士們未能在獲得戰爭的勝利、大名治下的百姓發生饑荒，都意味著嚴重的瀆職和恥辱。在這樣的環境下，死硬不投降、不願開拓創新就成為日本社會最為普遍的選擇，因為投降就意味著失敗，創新需要承擔不可預知的風險，其代價往往過於沉重。也正是在此種社會觀念的薰陶之下，日本民眾通常是很難理解中華文明改朝換代這一現象的，他們更無法理解當一個「叛君」集團以下克上並取得勝利以後，竟然真的會被人們接納成為新的統治者。
正是這種緣起於自然環境，深埋於骨髓的差異，促成了如今的日本文明。他們能夠從中華大地引入漢字、佛教、儒家，甚至仿造長安城建築，學習唐朝的官職品級和律法等，但都是為了進一步強化或彌補本就森嚴的等級制度，最重要的體現就是選官制度。中華文明的選官制度從商周時期的世襲罔替，到春秋戰國時期世襲與招納兼具，再到後來的察舉制、九品官人法，及至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對普通人的接納程度越來越高。而日本卻恰恰相反，即便是與唐朝叫法相同的官職，卻也只是一件華麗的外衣罷了，其內裡依然是世襲罔替的貴族和封建領主模式。甚至，即便是戰火連天的歲月裡，那些戰爭也全是同為封建領主之間的爭權奪利，並未出現破開階級壁壘的革命。
綜上所述，世界上的每一個文明都有自身獨有的特質，日本文明也不例外。他們性情溫和而又崇尚武力、重禮儀而又心胸狹隘、喜歡新奇卻又頑固保守。這種看似矛盾民族特性的背後一方面源於惡劣、多災的自然條件促使他們在漫長的生存中更青睞於極度集體主義行為方式，另一方面則是在受到中華文明圈數次的文化洗禮之後，汲取了部分與原生文明相契合的成分。漸漸地，對外部世界、新興事物的獵奇心態和對責任背後所要承擔沉重後果，同時出現在日本文明特質中，並影響著每一個處於這種社會中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