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一講到《荷塘月色》，就只有一種思路，那就是社會學的政治功利價值——該文寫於1927年7月，正好是「四·一二」大屠殺之後，朱自清的苦悶，肯定反映了當時既不能投靠國民黨，又不能奔向井岡山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彷徨。賴瑞雲先生在他的專著《混沌閱讀》（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中說，對《荷塘月色》，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有六種解讀，其中四種說法都把朱自清在文章中表現出來的不寧靜，直接和當時的政治現實聯繫起來：對當時白色恐怖的嚴酷現實不滿，表現孤獨的苦悶彷徨，尋求在一個清冷幽靜的環境中解脫而又不能。九十年代以後，看法沒有多大改變，只是論述的時候，引用了朱自清當時的《哪裡走》和《一封信》（《清華周刊·清華文藝副刊》，1927年10月14日，第2期），還有朱自清夫人的回憶，旨在說明朱先生當時也知道「只有參加革命或者反革命，才能解決自己的惶惶然」。但他「只是在行為上主張一種日常生活的中和主義」，「妻子兒女一大家，都指著我活」，「還是別提超然為好」。可又不安心於超然，證據就是《一封信》中經常被人引用的這句話：「最終的選擇還是『暫時逃避』。」當然這種逃避是不輕鬆的：「這幾天似乎有些異樣。像一葉扁舟在無邊的大海上，像一個獵人在無盡的森林裡……是一團亂麻，也可以說是一團火。似乎掙扎著，要明白些什麼，但似乎什麼也沒有明白。」錢理群先生在1993年第11期《語文學習》上作了更為細緻的闡釋：朱自清被南方「四·一二」大屠殺弄得目瞪口呆，深感性格與時代的矛盾，既反感於國民黨，又對共產黨心存疑懼，產生了不知「哪裡去」的「惶惶然」，認為一切政治暴力都是「毀掉了我們最好的東西——文化」。作為五四啟蒙知識分子，有一種負罪感。錢認為《荷塘月色》的寧靜的境界恰是作者的「精神的避難所」。
上述種種說法，說來說去，從價值觀念來說，都仍然是一元的——社會功利的價值範疇，在這種價值觀念以外，是不是就沒有其他價值可言了呢？似乎還沒有人認真思考過。從理論上說，至少有兩點值得深究。第一，光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普遍性的苦悶作為大前提，並不能揭示出朱自清的個性來。因為普遍性的內涵小於特殊性，正如水果的內涵小於蘋果一樣。反過來說，特殊性的內涵大於普遍性，正等於吃了蘋果就知道水果是怎麼一回事，而如果光知道普遍性的(水果)定義，卻仍然不能知道蘋果的味道。第二，就算知道了朱自清的一般的個性，也不足以徹底分析《荷塘月色》的特點。因為，個性和瞬息萬變的心情並不是一回事。個性是多方面的，有其矛盾的各個側面；個性又是立體的，有其深層次和淺層次。一時的心情充其量只是個性的一個側面，矛盾的一個方面，心理的某一個層次。《荷塘月色》寫的是，他離開家、妻子、孩子一個短暫的時間之後的心情。人的心情是不斷變化的，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條件下，是千變萬化的。而文章的要害，是這個時間段的心情在特定空間的特殊表現，而不是他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條件下都比較穩定的個性。在《荷塘月色》中，作者明明說了：有兩個自我，一個是「平常的自己」，一個是「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而文章寫的恰恰是超出了平常的自己。不管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教參，還是錢理群先生的分析，都局限於平常的自己，而文章的生命恰恰在於「超出了平常的自己」。
文章一開頭就說「這幾天心裡頗不寧靜」，如果是指「四·一二」大屠殺以後的政治苦悶，則從四月到寫作時，中間應該有三個月，應該說「這幾個月心裡頗不寧靜」。政治形勢，對於所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同樣的，朱自清的特點在哪裡呢？還有，人的心靈是很豐富的，政治苦悶只是一個方面，如果斷定在所有的文章中，都要作同樣的表達，那又如何解釋根本不涉及政治情懷的《背影》呢？一些和政治沒有直接關係的個人的、家庭的矛盾，就不能在文章中有所表現嗎？如果表達得好，有深度，就沒有任何審美價值嗎？
從思想方法上來說，什麼叫作分析？分析就是把本來似乎是統一的東西深層的內在矛盾揭示出來，分析的對象就是矛盾。滿足於把政治社會的形勢和作者心靈之間的統一作為最終目標，這就並沒有涉及矛盾，而是停留在表現對象和文學作品的統一性上，只限於在表現現象上滑行。說了一大車子話，連矛盾的皮都沒有沾邊，談何分析呢？從操作方法上說，不應該只是追求作品與現實的一致，而是相反，要從作品與現實的矛盾、不統一的方面入手。這本來是辯證法的題中之義，但是，要將之落實到具體文本上來，卻不是很輕易的，沒有一定的智慧是不行的。恩格斯說過，就是在一個事例上，作歷史唯物主義的闡釋也是很艱難的。
《名作欣賞》2003年第4期姚敏勇先生的文章《荷塘——一代知識分子的「桃花源」》，我以為是這幾年研究《荷塘月色》的突破之作。姚先生提出，朱自清所寫的荷塘不是平常的荷塘，而是一個虛擬的、理想的荷塘。這在思想方法上已經擺脫了機械反映的俗套，在方法論上，也比較堅決地運用了辯證法，著眼於內在的和外部的矛盾，而不是拘泥於作品和表現對象的一致。其條分縷析的細緻足以代表這幾年廣大中學教師在整體素質上的提高。但遺憾的是，姚先生沒有把他的辯證法貫徹到底，沒有把矛盾分析深入到作者的主體精神世界中去，因而只看到平常的荷塘和朱先生筆下的荷塘的矛盾，而忽略了朱先生「平常的自己」和「超出了平常的自己」的矛盾。
《荷塘月色》一開頭就說，夜深了，人靜了，想起日日經過的荷塘，「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許多同仁把這句忽略過去，覺得這句很平淡，沒有什麼可講的。但是，這句話很重要，因為這裡有矛盾可分析。平時的荷塘，是一個樣子，並不值得寫，而今天「另有一番樣子」才值得寫。抓住這一句，不僅有利於分析文章，而且便於從中分析出為文之道。要寫一處風景，一般的情況是不值得寫的；只有與平常不同的樣子才值得寫。平時的荷塘，是一條小煤屑路，路邊的樹也不知名。「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有點寂寞」，一點詩意也沒有。值得寫一寫的是，「今晚卻很好」，一個人來到這裡，好像來到「另一世界裡」，作者也「好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許多同行讀到這裡，又滑過去了。但是，這裡的矛盾更明顯了，是雙重的。從客觀世界來說，本來，清華園就是一個世界，哪來「另一世界」？這個矛盾（兩個世界）不能放過，另外一個矛盾更不能放過。那就是「平常的自己」和「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平常的自己」是什麼樣子呢？文章中說了，「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群居，也愛獨處」，而現在卻只愛「獨處的妙處」。
為什麼一些語文教師在課堂上沒有東西可講呢？因為沒有抓住矛盾，無法往深刻的內涵突進，就只好從表面到表面，在字、詞、句、段、篇上瞎折騰了。而抓住了矛盾，就可以分析到深層去。他說，「一個人」「背著手踱著」「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白天裡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可以不理」「便覺是個自由的人」。因為覺得「自由」，便感到一種「獨處的妙處」，妙在何處呢？妙在「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我以為這兩句話非常重要。為什麼重要？因為這是後面矛盾的線索。平時並不怎麼起眼的荷塘，此時此刻變得美好起來。所以，這一段的最後一句話是「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要真正在藝術上讀懂經典文本並不是很容易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余光中先生在一篇批評朱自清的文章中(《論朱自清的散文》，選自《余光中散文選集》，第3輯，時代文藝出版社，1997年)發表過一點非常有意思的議論，說朱自清很奇怪，晚上一個人出去居然不帶太太。這就是沒有讀懂「自由」這兩個字。人家要寫的就是離開了太太和孩子的一種特殊的、自由的心情，這種心情和跟太太在一起是不一樣的。正因為這不一樣，「獨處的妙處」才值得寫一下。
發現了矛盾的深層是「自由」，就有可能深入分析了，就不用在什麼段落大意上糾纏不清了。
由於擺脫了白天的煩累，心情變得解放了，平淡的荷塘就顯得有詩意了。
以下兩三段朱自清就用非常濃重的筆法來寫荷塘之美，一連用了十幾個比喻（余光中先生統計過一共是14個比喻）。風是輕輕的，花香是微微的，雲是薄薄的，霧是淡淡的，光是朦朧的，所有的意象不但在性質上是相當的，而且在程度上是相近的。尤其是形容花香的那一句，「微風過處」「仿佛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還有形容月光的那句，「光和影有著和諧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著的名曲」。關於這兩個比喻為什麼最好，由於錢鍾書先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的《論通感》影響巨大，大家都以通感來闡釋，應該說是比較貼切的。但是，事物的不平衡是絕對的，14個比喻不可能全是很精彩的，如把荷花說成是「如碧天裡的星星」「剛出浴的美人」，荷葉如「亭亭的舞女的裙」之類，孤立起來看，就比較平庸。余光中先生在批評朱自清的文章中說：比喻都不高明，那麼多明喻，不好。這是因為余光中先生從美國新批評出發，認定明喻不如暗喻。但是，他又認為，在這14個比喻中，最好的是形容月光從「高處叢生的灌木，落下參差斑駁的黑影，峭愣愣如鬼一般」。顯然，這是個明喻，余光中先生有點自相矛盾了。其實，把比喻分別加以研究，是一種方法，但這種方法並不十分完善，因為就文章而言，首先應看整體效果，一般不宜拆開來分析。局部是整體的一個有機部分，整體功能大於局部各要素之和。整體效果好了，就能構成一種互相滲透的和諧，沒有什麼地方的語言在程度上，或者在性質上是互相衝突，互相抵消的；也就是朱自清自己在文章中所說的「恰到好處」。哪怕局部比較差，由於互相支持，互相補充，互相滲透，總體上也能比較完善。這篇文章屬於抒情散文，所動人者，情緒也，情緒、感覺和語言達到和諧統一，給人的印象就比較強烈。但是，在闡釋這一段文章的時候，幾乎沒有一個論者涉及這一番風景描寫的風格問題。余光中先生對此評價不高，因為他認為，朱先生所用比喻都是「女性擬人格」。殊不知，也有人認為所有這一切都是一種女性的暗喻，或者是「借喻」——「那些關涉女性的愛欲形象卻可能是真正的本體」。①這個問題是很值得思考的。但是，這些評價似乎並不到位，因為都離開了自由和獨處的自我欣賞之妙。文章中外在的美好都是為了表現內在的、自由的、無聲的、一個人靜靜的、不受幹擾的甚至孤獨的情懷。從心理上來說，外部的寂靜和內部的安寧達到了和諧，也就是「恰到好處」，而這就使散文構成了詩化的意境。這種詩化的寧靜的境界，是自由的，因而是美好的。
問題在於：這種自由是什麼性質呢？通常，自由是屬於政治範疇的，是相對於專制而言的。但是，自由並不只有這樣一種含義，自由還屬於哲學的、倫理的、實用的範疇。哲學的自由是相對於必然而言的，從斯賓諾沙開始就有了「自由是對於必然的認識」的命題。朱自清在這裡追求的並不是哲學上的自由，這種內涵可以排除。實用的自由是相對於紀律而言的，例如，一個學生老是上課遲到，你可以批評他自由散漫，這個自由，與政治不搭界，和朱自清先生的心情也沒有什麼關係。倫理學上的自由是相對於責任而言的，作為父親、兒子、教師、丈夫的朱自清，因為肩負著重重責任，「妻子兒女一大家，都指著我活」(《哪裡走》)，因而是不太自由的。把這幾種自由的範疇拿來比較一下，哪一種更符合文章實際呢？我傾向於，文章強調的是離開了妻子和孩子時獲得的一種心靈的解脫。
二、為什麼他對蟬聲和蛙聲充耳不聞，卻想到了「風流的季節」？
文章接下來有幾句話幾乎被所有的教師和論文作者忽略了：
這時候最熱鬧的，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裡的蛙聲；但熱鬧是他們的，我什麼也沒有。
這不是又有矛盾了嗎？朱自清用最明確的語言告訴我們：原來清華園的一角，並不是如文章中所寫的那樣寧靜，那樣幽僻，還有喧鬧的一面。朱先生不過是選擇了幽僻的一面，排斥了喧鬧的一面。因為幽僻的一面和他的內心相通，所以他用華麗的語言和排比的句法，營造了一種寧靜的詩意的境界。這種詩意來自一種「獨處的妙處」——「便覺是個自由的人」。這種「自由」的性質是什麼呢？批評朱自清夜遊不帶太太，看似笑話，但也有啟發性。他離開太太（和兒子）享受著寧靜，連蟬聲和蛙聲都聽不到，可是接下來，卻引用了梁元帝的詩《採蓮賦》，他內心想到南朝宮廷男女嬉戲的場面上去了，還說「那是一個熱鬧的季節，也是一個風流的季節」「可惜我們現在早已無福消受了」。這不是太矛盾了嗎？
不難看出：有兩個清華園，一個是平常的，一個是當天的。他寫的自己，也有兩個：一是平常的，另一個是當天的，「超出了平常的自己」。這個自己和「平常的自己」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感到「是個自由的人」。「自由」在什麼地方呢？就是「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那麼，他想了些什麼呢？這是很值得追究一下的。
高遠東的論文《〈荷塘月色〉：一個精神分析的文本》說，《荷塘月色》中有一種「心理騷動的性質」②，或者如俞平伯所說的「沒來由的盲動」③，用朱自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隨順我生活裡每段落的情意的猝發的要求，求每段落的滿足」。如果我們拿《荷塘月色》和他的《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相對照，就不難看出朱先生內心苦悶的性質了。在《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中，朱先生很誠實地寫出他本想聽一聽歌妓的歌喉，但囿於知識分子的矜持，拒絕了，可是內心又矛盾，失落。
我的學生邢娜妍查閱了朱自清的傳記，更為雄辯地說明了《荷塘月色》所表現的苦悶並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倫理性的。
朱自清於1920年北大畢業以後，到杭州一師教書，月薪70元，雖然已經寄給家裡一半，但還是不能滿足要求，妻子兒女生活在家中，受著折磨。從《背影》中可知，1920年以後朱自清的家境，已經非常慘澹。因為貧窮，與父親失和，為了減少矛盾，節約開支，朱自清回到家鄉任揚州八中的教務主任。由於庶母的挑撥，其父借著和校長的私交，要求將朱自清的薪水直接送到家裡，本人不得領取。迫於此，朱自清不得不接出妻兒，到杭州另組小家庭。1922年，朱自清帶妻兒回揚州，打算與父親和解，結果不僅沒有解決矛盾，反而加深了精神上的痛苦。作者給其好友俞平伯的信中就寫道：「暑假在家中，和種種鐵顏的事實接觸之後，更覺頹廢下去，於是便決定了我的剎那主義。」（所謂「剎那主義」就是從生命每一剎那間中均獲得意趣，使得每剎那均有價值）④後來，朱自清的父親考慮到孫子的教育問題，從朱自清處把兩個孩子接回揚州。朱先生的生母，也隨之一同回去。但是，父子關係一直沒有緩和。朱自清每月寄錢回家，往往得不到回信。他在《背影》中寫道：「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觸目傷懷……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暑假中（也就是寫作《荷塘月色》的7月份），朱自清想回揚州，但是又怕難以和父親和解，猶豫不定。因而有「這幾天心裡頗不寧靜」之語。這一切都證明朱自清在漫步荷塘時感到的自由，在性質上是一種倫理的「自由」，是擺脫了作為丈夫、父親、兒子潛意識裡的倫理負擔，嚮往自由的流露，和政治性的自由是沒有直接關係的。這樣的解釋，如果不是更加切近朱自清的本意，至少也算揭示得比較深刻，提供了心理的和藝術的奧秘。當然，倫理的自由與政治的自由也不是沒有一點聯繫，前面所引用朱自清自己的話，就表明他也因為考慮到老婆孩子的責任問題，而不能絕對自由地作政治的熱擇。但是，我以為那是比較間接的、次要的。
我曾經對大學中文系一年級的學生如此分析《荷塘月色》，反反覆覆講了四堂課，到最後還是有一些同學轉不過彎來，有一個女同學課後對我說，你怎麼能這樣講？我讀這一課，頭腦本來是很清楚的。你這麼一講，把我的思想都搞亂了。我說，搞亂了，好啊。不是要搞活思想嗎？搞活的第一個階段，就是搞亂，我這裡所做的，就是要把原來「社會功利是唯一的價值」的心理定式打破。
當然，作品一旦公開，每個讀者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釋，甚至可以有與作者不同的理解。但是，這樣的解讀，從作者心理方面，而不是單純從社會政治反映方面，提出了一種新思路，至少可以增加學生的思考空間。這種闡釋的理論基礎不是社會學的，而是心理學、倫理學的，涉及意識和潛意識的問題。這就要求教師對弗洛伊德的學說要有一點涉獵，光有一點粗淺的社會學、反映論的哲學常識對於一個合格的中學教師來說，是不夠的。
有了比較豐富的學理基礎，對人的心靈的理解就能比較自由了。但這還僅僅是一種可能而已，要真正把文本解讀得深刻，還要下苦功夫。美國新批評強調對文本的細讀（close reading），並且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達到高潮。而我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引進西方文論的時候，雖然引進了一些理論主張，卻並沒有把人家的方法用到我們的閱讀過程中去，因而這種理論還沒來得及在中國生根，就被認為是過時的東西而被擱置了。當然，新批評也不是十全十美，它最大的局限是：第一，常常限於對詩歌的解讀；第二，它的解讀方法比較狹隘，常常限於詞語方面；第三，它的操作性也比較差。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我們又引進了西方最新潮的文論，如福柯、德希達的東西，但也只是偏重於他們的宏觀理論，而忽略了人家為了達到這樣的宏觀理論所使用的微觀分析的方法。因而，我們至今還不能成熟地使用一種西方文論到可以活學活用的程度。
在與學生「對話」而不是灌輸的課堂上，教師面臨的挑戰是空前的，人文精神是一個全新的課題。人文精神不是簡單的教條，而是一種滲透在字裡行間的精神，比如說，在講解魯迅作品時，許多教師都講到魯迅對勞苦大眾的悲慘命運常常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到作品分析時，就不再提起了。真正的人文精神，是在作品之中的，不是在文本之外的。把文本當中潛在的人文精神分析出來，是語文教師的艱巨任務。這並不容易，因為越是偉大的作家，越是深刻的傾向，往往越是隱蔽，有時，就潛藏在似乎平淡的、並不見得精彩的字句中。一般讀者對此常常視而不見，而解讀的功夫就在這些地方，所謂於細微處見精神。
光是在字句上理解人文精神是不夠的。課堂上要求的真正意義上的具體分析，以及在看來平淡的地方分析出深刻的人文內涵來，是需要真功夫的。要從字裡行間揭示出來才算到位，要從作品中、從文本中分析出來，才是活生生的。
註：
①②高遠東《<荷塘月色>：一個精神分析的文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年第1期。
③俞平伯《讀<毀滅>》，《小說月報》第14卷8期。
④亞東圖書館1924年版《我們的七月》一書中收錄了朱自清致俞平伯的三封殘信。信中提到了這樣的思想。原文選自孫紹振《名作細讀——微觀分析個案研究（修訂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