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至宋:飲食文化的蓬勃發展時期
在中國封建社會全面發展、欣欣向榮的歷史背景下,中國飲食走入了蓬勃發展的時期。
秦漢至宋代的農業發展情況
漢朝十分重視農業生產,不僅大興水利,開鑿眾多溝渠,形成了灌溉網,還積極推廣鐵製農具、牛耕和其他農業生產新技術,打破水稻種植僅局限於南方的局面,使農作物總產量大大提高,全國上下府庫充盈。如文帝提倡以農為本,多次發布謂令勸農,「農,以發展封建農業經濟。他強調:「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他一方面恢復古代的「籍田禮」做出帶頭種田的姿態以鼓勵農耕,另一方面還多次減免田租,有時減一半,有時全免。漢宣帝時,全國谷價降到每石5錢,邊遠的金城、湟中地區,每石也不過8錢。
魏晉南北朝時,南方相對穩定,北方農民不斷南遷,帶來了北方的農業生產工具和技術,南方水田面積擴大,稻穀產量高於黍、麥等旱地農作物。唐代,農業生產工具繼續改進,出現了水車、筒車灌溉,耕地面積大幅度增加,糧食積累異常豐富,史稱「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亦滿」。人戶增加了,天寶十三載(754年)唐王朝所控制的戶口達到906萬戶、5288萬口。地主階級的財富迅速積累起來,史稱「人家糧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校量」。政府倉儲的糧食,天寶八載(749年)約有一萬萬石。
物價長期穩定,從開元十三年(725年)到天寶年間,長安和洛陽的米價始終保持在每鬥15文到20文,最賤時達13文,青米、齊米一鬥5文,最賤時3文。
宋代,農業經濟十分繁榮。一方面是糧食產量的大幅度提高,開始出現所謂的商品糧;另一方面則是由鄉村副業轉化而來的專業化生產迅速崛起,某些地區的農民甚至專事滿足市場需求的專業化生產。
秦漢至宋代的商業發展情況
雖然在漢朝時期,統治者就採取了一系列重農抑商的政策,但由於農業和手工業的高度發展,加上交通的日益發達和對外交流的發展,自然也帶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東漢時期,恢復了漢武帝時開始發行的五銖錢,貨幣統一,結束了王莽時期貨幣紛雜的情況、有利於商業的發展。東漢中期,商人的牛馬車輛充斥道路,首都洛陽和其他郡縣所在地從事商業的人很多。仲長統說:「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可見東漢大商人的經濟勢力不小。
由於商業的發展,漢代出現了不少商業大都市,如洛陽、邯鄲、臨淄、成都,江東大都市吳(今江蘇蘇州)、對外貿易中心番禺(今廣州)等,也都是漢代的大商業城市。同時,漢代開始出現了對外貿易,西部有絲綢之路,東南有海上貿易,往來較為頻繁。
唐朝國勢強盛,經濟繁榮,文化發達,在唐朝,中國成為世界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極大地推動了商貿經濟的發展。唐代的市場空前發達,城市裡有了固定的交易場所,朝廷設立了許多稅收或管理商品價格的機構。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唐代許多大城市還興起了夜市,甚至在廣大農村都定期舉行草市。唐朝前期,長安和洛陽都是當時最發達的經濟、文化、政治大都市,同時也是最為繁榮的商業性城市。唐代後期,由於長江中下遊流域的經濟發展,興起了許多繁榮的商業性城市,如益州(今成都)、洪州(今南昌)、揚州等。其中揚州逐漸發展成為唐代後期最繁榮的工商業城市,經濟地位也超過了長安和洛陽。所以後來有「天下之盛,揚為首」的說法,益州也物產豐富,也有「揚一益二」的諺語,這都說明了唐朝的商品經濟之繁榮。
宋代商業更加繁榮,徹底改變了歷朝歷代以土地賦稅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歷史。1077年,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佔30%,工商稅4911萬貫,佔70%。構成國家的財政收人主體,已經由農業逐漸轉變為工商業。宋真宗時期,成都十六家富戶主持印造一種紙幣,代替鐵錢在四川使用,是為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同時,隨著航海業、造船業發展,海外貿易發達,宋朝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的50多個國家通商。
這一時期,經濟的繁榮帶動了飲食文化的昌盛。江蘇菜系中淮揚風味的形成正是如此。秦漢以後的吳越廣陵,逐漸成為淮南重鎮,經濟發展較早;特別是隋煬帝開掘大運河後,溝通了南北水系,揚州成為重要的食鹽集散中心和國際貿易城市,富商大賈「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
隋唐的金陵飲食業甚為繁榮,「夜市千燈照碧雲」、「夜泊秦淮近酒家」,發達的城市商業經濟,極大地刺激了飲食的消費,也形成了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風味流派。
未完待續……
本文選自《千古食趣:說說吃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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