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老人，離開我們已經整整50年，但是，他留下的光，一直照耀到了今天……
2020年，「顏福慶」這個名字被頻頻提及，提到他的人，包括人稱「張爸」的硬核醫生張文宏教授。
5月8日，張文宏在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的演講中表示：
跟聞玉梅老師和建立中山醫院的顏福慶老先生比，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顯得微不足道。顏福慶老先生那時的志向是，我雖然是在美國畢業，但是回到中國，我一定要建一個中國自己的醫學院。所以他到處遊走，拼命募捐，把所有的錢都捐到了醫學院。1927年建立了國立第四中山大學醫學院（復旦大學醫學院前身），在此之前我們都沒有教學醫院。許多知名醫院的最初，都是在一個個基金會支持下得以建立發展。而社會上需要用錢的地方很多，讓大家把錢拿出來支持醫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前兩天我到圖書館看了顏福慶老先生的畢業論文，他在耶魯的畢業論文居然是結核病，是研究結核菌素在結核病診斷中的意義，結核病到現在都沒有結束。所以只要涉及到傳染病，醫生的視野一定會超出疾病本身。就像有時候我給大家講吃粥還是喝牛奶的問題，大家不要覺得奇怪，因為它超出了這個疾病本身，這更是一種健康的精神，需要全社會一起參與才行。
6月5日，張文宏在《2019冠狀病毒病——從基礎到臨床》海外版新書發布會上提到：
我們（復旦上醫）第一任校長（顏福慶）當時是從耶魯醫學院畢業回來的，他就是翁心華老師講的「綠皮車」，學傳染病的，他的畢業論文是什麼？大家如果有空到（復旦圖書館醫科館）五樓看看，他在耶魯的畢業論文是關於結核病的診斷。結核病的診斷是什麼意思？這是我在傳染病工作方面最主要的一個，我在新冠來臨之前做了很多研究。他是非常重要的公共衛生的專家，在中國但凡有傳染病蔓延的地方，他都要去。
為什麼疫情來了，全世界控制的結果是不一樣的？面對這次疫情，有的國家兩到四個月就已經完全控制，不同的人可以從不同的層面去闡述這個問題。他以天花的防控為例，認為最為有效的手段依然是追蹤和隔離。伍連德和顏福慶在1915年創建了中華醫學會，他們的抗疫故事被寫進歷史。
11月19日，第13屆「銀行間慈善日」上，張文宏在互動活動中再次提及：
中國的醫生需要哪些精神？我認為，醫生首先需要精英精神，因為面對的是生命；但在中國，醫生還需要大眾精神，紮根落地服務大眾，是救死扶傷的擔當，也是中國醫生永遠的使命。今年在華夏大地上的這場抗疫戰，便是中國醫生體現精英精神、大眾精神最好的戰場。
1927年國立上海醫學院創立，院長顏福慶教授於1933年擔綱上海市肺科醫院首任院長。顏福慶本身是一位擅長結核治療的公共衛生領域專家，精湛醫技凸顯了他的精英精神，而建立這樣一座當時主診肺結核的醫院，一花一樹、一草一木老先生均親歷親為，這正是醫生大眾精神最好的寫照。
#2019年湘雅醫學院附屬醫院顏福慶紀念活動 張文宏（左二）與顏公長孫顏志淵（右二）合影
顏福慶先生何許人也？
他是第一位在耶魯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亞洲人，上海醫學院創始人，也是中華醫學會的第一屆會長，著名醫學教育家、公共衛生學家。毫不誇張的說，顏福慶先生是中國現代醫學教育的先驅和重要奠基人。
1.1882年7月18日（農曆），顏福慶出生於上海市江灣的一個清貧的基督教世家。父親顏如松曾在美國留學學習，是聖公會牧師。在兄弟姐妹五人中，顏福慶排行第二。
6歲時，其父感染傷寒去世。從7歲起就寄養給伯父顏永京（聖約翰大學首任華人校長，民國外交家，北洋政府國務總理顏惠慶之父）。
牧師，心理學家，聖約翰大學首任華人校長顏永京
1894年，顏福慶入聖約翰書院讀中學。1896年，聖約翰書院創辦醫學部，上海同仁醫院為教學醫院（同仁醫院創辦人吳虹玉牧師為顏福慶之舅）。
美國聖公會華人先驅吳虹玉，系顏福慶之舅，上海同仁醫院創辦人。吳耀映提供
1898年，伯父顏永京去世。
1899年，顏福慶成為聖約翰書院醫學部第二屆學生，1903年畢業（當時未授予學位），入上海同仁醫院當實習醫師。
1903年，顏福慶在上海同仁醫院做實習醫生期間，與曹秀英在教堂舉行婚禮（曹秀英1882年出生於上海一富裕的基督教家庭）。
夫妻倆育有多個子女：1909年長子顏我清出生；1910年次子顏士清出生；1912年次女顏湘清出生；1919年幼子顏瑞清出生。
1904年，畢業後的顏福慶志願到南非擔任礦醫，為開礦的華工治病。然而，真正到了南非，他才知道那裡的環境有多惡劣：無數華工遭受鉤蟲病、矽肺的威脅，想賺錢只得繼續下礦透支身體賣命。
顏福慶感同身受，他在南非約翰尼斯堡的多本金礦擔任礦醫，為華工治病一年餘，深受礦工們的尊敬，1905年回國時礦工們集體贈送給其一枚金質紀念章。
在南非金礦勞作的契約華工
1906年，通過插班考試，顏福慶進入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二年級學習。當年，耶魯大學醫學院招收了25名新生，顏福慶是唯一一個黃種人，也是後來第一位獲得耶魯醫學博士的亞洲人。
在耶魯，顏福慶接受了嚴格而系統的醫學教育，為了迅速學習國內學不到的知識，他全力以赴，通宵達旦的苦讀，成績優異。
耶魯學費貴，生活開銷也大，求學期間，生活艱苦，顏福慶打零工推銷茶葉賺取生活費。
耶魯大學醫學院的一次課堂教學。前排左起第六人顏福慶。復旦大學檔案館提供
1909年，顏福慶畢業，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畢業論文是關於結核病診斷領域的。因其學習成績和論文均屬優異，從全班25位學生中脫穎而出，榮獲了耶魯優秀博士畢業生稱號（當年共3人）。而他也是歷史上第一位獲耶魯醫學博士的亞洲人。
1907年顏福慶與耶魯大學醫學院1909屆同學合影。後排左起第三人顏福慶。復旦大學檔案館提供
顏福慶的耶魯大學醫學院畢業照。原件藏耶魯大學圖書館
顏福慶的耶魯大學醫學院畢業證書。顧寶羽提供
留美期間，顏福慶在參加社團活動方面表現得較為積極。他在耶魯期間加入了耶魯學院的重要基督教傳道組織「雅禮協會」，並為之服務20餘年。日後，顏福慶在中國醫學領袖地位的奠定，也有賴於該組織的大力支撐。
2.1909年3月，雅禮協會為進一步發展在中國的事業，決定聘任顏福慶為雅禮學堂教員，派遣其到長沙工作，同時提供孩子撫養費。
1909年7月，顏福慶赴英國利物浦熱帶病學院進修獲得熱帶病學學位後，於同年12月返回中國。
1909年顏福慶與英國利物浦熱帶病學院同學合影。第三排左二顏福慶。原件藏英國利物浦熱帶病學院。劉曉雲提供
1910年2月27日，顏福慶抵達長沙，進入雅禮醫院工作。長沙雅禮醫院是受雅禮協會指派來中國傳播西醫的胡美博士在1905年創辦，已經苦苦支撐了5年，整個醫院就他一人。
當時中國人懼怕西醫，西洋醫生穿的白大褂被認為是出殯的喪服，普遍不為人們所接受。
儘管診費不貴，但大家並不信任，問診者寥寥。對在診所裡護養治病相當排斥，甚至把西醫塞進嘴的體溫計看做是下毒。
顏福慶憑著一張東方面孔，讓當地百姓有了親近感：
「雅禮醫院來了一個中國人醫生，他醫術精湛，為人和善。」
因為他，人們慢慢對西醫產生了信賴，不少士紳專程請他到家中看病，長沙的學校也請他去講醫學知識。
在此期間，顏福慶曾經接待過一位姓毛的年輕人，他背著產後不久的妻子，有些膽怯地詢問，自己身上的錢不夠，不知能否減免一些醫療費。當時湘雅醫院是有免費病床的，但是須經過院長的批准。
醫者仁心，顏福慶對所有來看病的病人都充滿仁愛，一如過去他在南非時治療的那些礦工。他很快同意免費治療那位女病人，沒有問病人的姓名，也沒有注意到，醫療卡上病人的名字叫楊開慧。
因為西藥見效快，診費全免，在湖南的局面逐漸打開。但隨著西醫站穩腳跟，教會醫院的收費也逐漸攀升。
在洋人創辦的醫院裡工作，久而久之顏福慶心中的那個夢想越發強烈，他想要創辦屬於中國人自己的醫院，不再依靠西方。
他認為：一個國家要強大，要務之一，就是國民要有強健的體魄，強身之道，則在醫學的基礎，因此，在中國創辦醫學院，改變中國醫療衛生現狀刻不容緩。
4月13日，長沙饑民掀起著名的全城搶米風潮。雅禮醫院雖免於被搶，但顏福慶家被劫一空，耶魯畢業文憑被毀。顏福慶赴上海向「上海耶魯俱樂部」求援獲捐助後，返回長沙繼續行醫。
搶米風潮後，其他西醫醫療機構悉數撤離長沙，唯餘雅禮。同年雅禮醫院開始招收學生，為日後壯大奠定基礎。1911年，美國雅禮協會任命顏福慶為永久會員，加大了資助力度。
雅禮醫院內的住院病房
恰逢教會醫學院和醫學校正在考慮與中國政府合作辦學的事宜，顏福慶抓住了這個中國發展醫學的絕好時機。
1912年，湖南都督譚延闓患大葉肺炎，請來顏福慶會診開藥。譚延闓痊癒後，開始強力支持顏福慶。
1913年湖南省政府與雅禮協會籤訂「湘雅合約」：擬建湘雅醫學專門學校、醫院、護校。但由於時局巨變，合約施行遭遇諸多不測。
1914年，經顏福慶赴京運作，北京政府終於同意合約。在湖南各界的大力支持下，湘雅醫學專門學校（湖南醫科大學前身）開學，32歲的顏福慶擔任校長。在湘雅的創立過程中，體現出顏福慶非凡的社會協調能力。
湘雅部分教員合影。前排右起第五人顏福慶，左起第四人朱恆璧。原件藏耶魯大學圖書館
學院制定了兩年預科、加上五年本科的七年學制，為了跟上國際醫學步伐採取全英文授課，提高錄取分數，即使如此，報名的學生仍然很多。
湘雅醫學校的各科成績以70分為及格，淘汰率高達75%以上。1921年6月，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第一批學生共10人畢業。
畢業生中有與諾貝爾獎擦身而過的沙眼病研究專家的湯飛凡、中國消化病學的奠基人張孝騫、兒科病學的高鏡朗、熱帶病學家應元嶽、蕭元定、徐維達、吳紹清等等，我國眾多一流醫學專家都從這裡畢業。
1921年首屆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生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人顏福慶，第七人胡美。原件藏耶魯大學圖書館
美國康涅狄克州政府認為「湘雅」畢業生的學識和水平，與其本國醫科大學的水平相當，所以依據該州憲法授權美國雅禮協會授予這些畢業生以醫學博士學位。1935年以後，中國實行學位制度，對「湘雅」畢業生授予學士學位，但美國雅禮協會仍以博士學位授予「湘雅」的畢業生。
1921年 11月，美國教育考察團來華考察與美國有關的醫科院校教學質量，確認湘雅醫學專門學校與創辦於1906年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均為全國最好的醫院之一，從此「北有協和，南有湘雅」。
1926年底，受當時全國形勢影響，湖南排外情緒高漲，顏福慶及雅禮協會成員緊急撤離長沙。
3.1911年春，在雅禮醫院工作的顏福慶受兩湖總督的請求，積極指揮了湖北京漢鐵路鼠疫防治工作，他採取了注射疫苗、捕殺老鼠等一系列的控制疫情的舉措，防疫工作取得圓滿成功，為日後開展公共衛生事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在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創辦之初，顏福慶就建立了預防醫學系。
1916年，顏福慶前往美國哈佛大學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公共衛生進修學習。
回國後，顏福慶向洛氏基金會申請資助，在萍鄉煤礦開展了鉤蟲病的流行病學調查和防治研究。之後，完成了中國工業衛生史上的兩篇開創性重要論文：《湖南萍鄉煤礦鉤蟲病感染報告》和《江西安源萍鄉煤礦鉤蟲病的控制》。
礦工們在井下勞作。王簃蘭提供
讓礦工們用顯微鏡觀看鉤蟲幼蟲。王簃蘭提供
後來在上海醫學院建立之初，顏福慶組建公共衛生科，親自主持，加強公共衛生教學，大力推行衛生宣教，結合門診醫療，逐漸開展疾病預防、環境衛生、婦幼保健、口腔衛生等工作。
1929年，顏福慶領導創建了吳淞衛生公所作為公共衛生教學實驗區，這是中國第一個農村衛生實驗區。在上海醫學院的教學中，為了使公共衛生教學落實，顏福慶規定醫學專業班學生必須輪轉公共衛生教學區一個月。
4.為了將西醫大眾化、中國化，雅禮醫學院成立當年，顏福慶與衛生防疫學家伍連德共同籌建了中華醫學會，將西醫學的話語權，牢牢掌握在了中國人自己手裡。到今天，中華醫學會仍然是中國國家級的醫學團體。
中華醫學會發起人之一、劍橋大學醫學博士伍連德
1910年2月，顏福慶出席在漢口舉行的中華博醫會大會，成為中華博醫會首位中國會員（博醫會早期全部為外籍醫生）。但當時中華博醫會由外國人把控，對華人醫生亦有所歧視，這深深地刺激著顏福慶。
《中華醫學雜誌》創刊號封面
1915年2月，顏福慶、伍連德等21名中國醫師在上海參加博醫會大會期間，發起成立中華醫學會，推選顏福慶為第一任會長。會址定在上海。當時共有會員 232人。
11月，中英文並列的《中華醫學雜誌》創刊，第一卷第一期顏福慶發表《中華醫學會宣言書》。（1932年4月中華醫學會與中國博醫會舉行聯席會議，宣布兩會合併，仍稱為中華醫學會，並明確規定，外國人不能任會長、總幹事和會計的職務）。
顏福慶起草的《中華醫學會宣言書》
1916年2月，中華醫學會第一屆大會在上海舉行，由首任會長顏福慶主持，這次會議確立了中華醫學會的辦會基本思想。大會期間，顏福慶作了中華醫學會歷史上第一場面對社會公眾的公共演講。
他在演講中說：「醫者對於社會，固有應盡之天職。即對於醫業，亦當擔保護之責任」；「對於醫界，則以平日經驗，胸中蘊蓄，為之鎮中流而標正鵠，不許神聖不可侵犯之名譽，稍蒙不潔」；「不許有畏難心、苟安心、登高壟斷心，參錯期間」；「但欲收福國利民之效，非市政設法以補助之，不能進行無礙也」。
1916年2月中華醫學會首次大會合影。前排右起第六人顏福慶，左起第五人伍連德
5.創建上海醫學院，是顏福慶一生事業的頂峰。
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被日軍炸毀的吳淞校園全景
1926年，北伐軍入據湖南，發動驅趕傳教士運動，湘雅醫學院由中方全盤接手。顏福慶已經從當年28歲的小夥子，成長為45歲的中年人。
在為湘雅服務了整整18年之後，他帶著弟子高鏡朗、任廷桂、周誠滸、應元嶽、董秉奇等離開了長沙，輾轉於漢口和北京之後，他們回到了上海，在那裡，他們將繼續開創自己的新事業——創辦上海醫學院。
顏福慶（右二）與宋慶齡（左四）等人合影。復旦大學檔案館提供
1927年7月，顏福慶創立第四中山大學醫學院（1932年改稱國立上海醫學院），並任第一任院長。
上醫創校元老樂文照
顏福慶委樂文照代理。同年9月，顏福慶到北京就任協和醫學院副院長，但他的人生理想和工作重心放在上海。
1928年5月，顏福慶辭去協和的職務，離開北京回到上海。
1928年，第四中山大學醫學院先後改名江蘇大學醫學院、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擔任院長的顏福慶急切地尋找教學醫院。
他說服自己的堂兄顏惠慶，將上海紅十字會總醫院改為教學醫院。
他也多次說服滬上工商名人葉子衡捐出花園，改建成上海第一所肺結核醫療院。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中國人自主獨立創辦的醫學院，形成了一定的規模。
6.顏福慶心中又有新的計劃了：創辦一所具有更大規模的，屬於上海醫學院的實習醫院，既能夠為教學所用，以利於培養出好的醫生，又能夠為病人服務。
1929年，顏福慶再一次踏上美利堅國土，顏福慶前去拜訪美國的醫學中心後，仍發現中國距離美國的最低醫學標準都仍有相當大的距離，再這樣拖延下去，中國的現代醫學將永遠落後西方。
1929年，顏福慶完成建設醫院計劃書。同年，顏福慶赴檀香山出席泛太平洋外科會議，作《中國之醫學教育》的報告，發放中山醫院募捐宣傳冊。1931年，顏福慶正式向社會發出創建「上海醫事中心」（即中山醫院）的倡議，四處遊說，募集資金籌建醫事中心。
1931年1月17日中山醫院發起人會議記錄。原件藏復旦大學檔案館
中山醫院發起人籤名。復旦大學檔案館提供
1931年1月17日，中山醫院發起人會議在上海銀行公會召開，顏福慶為總幹事，27位社會名流聯合籤署《籌建中山醫院緣起》。
《籌建中山醫院緣起》中寫道：
「而以上海一隅，五方雜處，為世界第六之大都，人口有二百七十五萬以上，疾癘叢生，不堪設想。當供不應求之際，殊乏規模較大之醫院，可以收容病人，分科療治，以救危急」；「至民眾一般，更為可憫，因乏設備較善之醫院，常感就診無門之痛苦，坐以待斃，比比皆然」；「爰有創設中山醫院之議」。
孫中山之子孫科為中山醫院募捐的題詞。中山醫院檔案室提供
建設醫院的籌款過程非常艱辛。顏福慶天天找好目標，挨家挨戶進行「乞討」籌款。低下身軀，放下姿態，挨家挨戶上門「乞討」，每一元錢，都來之不易。
那段日子裡，經常有人看到，一名瘦削的中年人，不管颳風下雨，出門帶一把傘，手夾一本募捐冊，堅持坐三等車廂，到了目的地就開始勸人捐錢，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
直到對方實在不好推辭，在募捐冊上寫下自己的大名。
然後他再換一個地方，再重複原來的程序。
洛克菲勒基金會、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宋子文、孔祥熙……都是他的捐款人，全上海都知道他為了醫院「有錢必鑽」。
民國外交耆宿唐紹儀為顏福慶創建中山醫院的贈詩。中山醫院檔案室提供
上海特別市市長吳鐵城到東北，他就請吳市長做張學良的工作，最終張學良捐了1萬元。
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去世了，全國各界送了巨額喪儀，他就上門懇請宋藹齡捐出這筆喪儀：
「喪儀用於辦醫院，這是替老太太造福」。
這筆巨額喪儀就這樣，最後轉到了中山醫院的帳上。
宋太夫人倪桂珍喪儀移助中山醫院基金的幾筆記錄。原件藏復旦大學檔案館
歷經千辛萬苦，顏福慶籌得100萬銀元，建起中國人夢寐以求的醫事中心：涵蓋了上海醫學院、藥學院、護士學校、公共衛生學院和中山醫學院等教學醫院。
英文《大陸報》更以權威的口吻評價道：
這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國醫學院，與歐美同類醫學院是站在同一水平線上，是亞洲地區最重要的醫學中心之一，它將成為中國的新驕傲。
1937年4月1日下午中山醫院開幕式後，顏福慶陪同來賓參觀中山醫院。前排右起第二人顏福慶，左起第一人孔祥熙、第二人宋靄齡
1937年4月1日，中山醫院落成開幕。在開幕報告中，顏福慶說：
「我們認定做醫師的人，須有犧牲個人、服務社會的精神，服務醫界，不存在升官發財的心理。如在學院或醫院服務的同人，皆有此決心，則醫事事業，定有相當進步。所以醫學人才的服務精神，比較物質上的需要，其關係更為重大。」
7.1937年8月，戰事緊張，顏福慶抱病擔任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市救護委員會主任，總負責上海戰時救護工作。
其間，他撰文指出：「各醫學院校，在戰時至少有兩種不可或缺之工作。一方面對於前後方所需要醫事人員，須從事造就，而不得避免責任。同時一方面須多方設法，保留原有之教授人才學生及設備以期於戰時終止後，藉以恢復固有之基礎。上述兩種工作，相關至切，宜有詳細之考慮嚴密之注意。如顧此失彼，即不能貫徹其應負之使命」。
1937年11月9日，上海松江淪陷，已臨時改為第六救護醫院的中山醫院組織緊急撤離。顏福慶親自帶領應元嶽和王霖生指揮撤離工作。
1938年5月，顏福慶將上海醫學院事務移交給代理院長朱恆璧之後，就任國民政府內政部衛生署署長。
期間，顏福慶在大後方組織開展衛生建設，同時，他根據戰時情況，提出統籌大後方醫學教育。
1940年，顏福慶辭去衛生署長。5月因胃潰瘍赴美就醫。6月18日在紐哈芬醫院，由曾經是耶魯同班同學的外科醫師實施胃大部切除手術。
1940年8月19日，顏福慶出院後給友人的親筆信。原件藏耶魯大學圖書館
1940年，顏福慶抵達香港。
1940—1941年顏福慶全家在香港合影。左起顏福慶、顏湘清、顏雅清、顏雅清之子陳國偉、顏我清、曹秀英、顏瑞清，曹秀英前小女孩為顏雅清之女陳國鳳
1942年5月從香港回到上海，擔任上海醫學院（滬部）教授。汪偽政府曾多次利誘顏福慶出任醫務職務，都遭到他的拒絕。
1945年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曾擬將中山醫院由部隊接收後轉為軍隊醫院。顏福慶讓學生入住中山，並進行斡旋，保住中山醫院。
8.1949年8月，上海解放後，上海醫學院被接管，顏福慶把董事會的全部財產移交給了政府。不僅沒有退休，還支持新上任領導的工作。67歲的顏福慶擔任上海醫學院臨時管委會副主任，並繼續參加教學工作。
1952年，顏福慶擔任上海醫學院副院長。這個時期，顏福慶為上海醫學院爭取了更大面積的發展空間。
已經70歲高齡的顏福慶仍舊在醫學的第一線奮鬥，他說：「我願意將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醫學，為醫學事業燃燒自己。」
抗美援朝期間，顏福慶積極參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志願醫療手術隊的組織領導工作。上海醫學院各附屬醫院先後組織了三批志願手術醫療隊和一個防疫檢驗隊。顏福慶還參加了慰問團親赴東北慰問志願軍。
1952年6月，顏福慶率上海醫務界慰問團赴東北，慰問抗美援朝志願醫療手術隊成員
1955年，顏福慶擔任上海第一醫學院重慶醫學院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時逢國家提出「大三線」建設，要求上海醫學院支持重慶醫學院建設。顏福慶與陳同生全力運作，既強力支持了重慶醫學院的創建，又避免了上醫全部遷往重慶。
顏福慶與陳同生
1956年2月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期間，顏福慶受到毛澤東宴請。據說毛澤東感謝當年顏福慶在湘雅醫院免費接受楊開慧入院產子，但顏福慶卻已回憶不起來。
1956年，顏福慶加入九三學社。同年，被評為一級教授。
1959年顏福慶在英文雜誌《中國建設》上發表《今日之醫學教育》，向國際友人介紹新中國的醫學教育成就
1960年，78歲的顏福慶囑咐親屬，去世後將遺體捐給上海醫學院供解剖教學。
建國後，顏福慶先後但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兼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員，中華醫學會名譽副會長和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委員。
9.1966年，「文革」爆發，顏福慶已經是84歲的老人了。
憑著多年的經驗，老人預感到，一場無法抗拒的災難性政治運動，就要降臨了。顏福慶不幸言中了。「文革」爆發，他首當其衝，成了「靶子」，遭受了無數次批鬥，被整得死去活來。
一張張大字報，給老人扣上了一頂又一頂嚇人的帽子：「漢奸」「賣國賊」「醫務界的反動祖師爺」「美國特務」「現行反革命」「洋武訓」……
至於「洋武訓」一條罪名，連「武訓」是何許人也，老人也不明白。志淵告訴他，武訓是為辦學而不惜四處奔走募捐的山東老夫子。老人明白了，若有所思地點點頭，說：「是，我是洋武訓。」在所有罪名中，老人惟獨對「洋武訓」表示認可。
八月酷暑天，老人被戴上高帽子遊街，汗水吧嗒吧嗒地流下來，84歲的老人成了大花臉，模樣慘不忍睹。
不過顏福慶卻十分平和，他安慰兒孫：
「不必把這些事放在心上。我從前在湖南時看到過痞子造反也是這樣亂搞的。」
有一次，一名工宣隊員厲聲問道：「老傢伙，你為什麼不自殺？」
老人平靜地回答：「我為什麼要自殺？我問心無愧。我不會自殺的。」
老人這番話，被斥為頑固不化，又挨了一頓狠鬥猛批。
老人經不起折騰，健康每況愈下。有一次，老人肺氣腫發作，呼吸困難。家人把老人抬到離家不遠的中山醫院急診室。
掛號後，醫生們看到「顏福慶」三個字，不是馬上給老人吸氧氣，而是叫老人和家屬們等著，先去向工宣隊請示該如何處理這位特殊的病人。
最後，醫生們只是給了些藥，打發了事。住院更不用提了。家屬要求借個氧氣瓶，到家裡給老人吸氧，也遭到拒絕。
老人吃力地伸出手，示意家人：
「我們回家吧。」
1969年秋，兒媳黃振信給臥病在床的顏福慶修剪指甲。這是顏福慶生前最後一張照片。顏志淵攝
以後，老人拒絕再到醫院去。他對自己一手創建的中山醫院絕望了。
1970年11月29日，早晨。
初冬時節，寒氣逼人。上海的氣溫降到了5攝氏度。天陰沉沉的。
老人的住處和上醫僅一牆之隔。上午，圍牆的一部分突然坍塌了。這是不祥的預兆。孩子們很好奇，一個個都出去看熱鬧。
老保姆過來告訴家屬，說老人在床上大便失禁了。老人臥床以來，這是第一次大便失禁。
問老人有什麼不舒服？
老人搖搖頭，沒說話。
又問老人，要不要到醫院去看看？
也搖搖頭。
慢慢地，慢慢地，老人好像睡著了，再叫他也沒有反應。
老人的脈搏已經停止了。
家人向顏福慶遺體告別。顏志淵提供
1970年11月29日上午11時。老人卸下一生的「重擔」，平靜地辭世。終年88歲。
一代中國醫學泰鬥、醫界巨星、中國醫療事業奠基人隕落了。
老人生前立下的捐獻遺體供醫學研究的遺願，在當時惡劣的政治氣候下，也沒能實現。
1978年，顏福慶獲得平反。如今上海醫學院和湘雅醫學院都建有顏福慶塑像。
上海醫學院和湘雅醫學院校園內的顏福慶塑像
顏福慶邀請好友知名教育家黃炎培為上海醫學院寫的校歌：
人生意義何在乎？為人群服務。「學醫的目的，有許多人以為能多賺錢，我想他跑錯路了。因為做一個真實的醫生，是賺不動許多錢的；除非用不正當的方法，當然例外。要賺錢，還是學別的，比較可以多賺些錢。若然有人因為喜歡科學而學醫，那我想也不是最好的目的：因為科學不是全能福人的，而醫生是福人的職業；也許一個人懂了醫道，做許多害人的事。若然有人拿服務人類，為公眾利益為目的去學醫，這才是最好的。取這種目的的人，才是人類的服務者。」
——顏福慶
「世事紛紜甚，惟君建樹忙。」
顏福慶老先生孜孜於將醫學造福大眾的信念，必然已經傳遞給了鍾南山院士、張文宏教授在內的醫務工作者們，正是有他們的堅守，才有我們的健康生活、安定心情。
這一點，在2020年這個特殊的年份，彰顯出更為厚重的意義。
顏福慶的成就，與其獨特的家境、受學名校、宗教背景、熱衷於推行其科學文化的救世心理、可供資助之庚款、朝野各界崇尚科學的風尚都有密切關係。這些特定條件，已隨歷史一去不返了，今人無法再遇。
然而，一個半世紀來古老中國力圖現代化的時代主題仍未變。先行者的經歷，依舊是最親近的參照資源。顏福慶等先賢已成功地讓西醫在中華生根，尤其為中國的勞工防治開闢了科學大道。
地球上人數最多的老大中華，想真正實現科學民主，必須有顏福慶那代人的大志、學識、合作精神和獻身精神，才能有切實成效。
顏福慶給中國醫務界留下了一筆豐厚的遺產，值得我們細細品味、深刻反思。真想行科學於中國者，必能從他奮鬥不息的一生中，汲取極其珍貴的啟示與巨大勇氣。
古人曾把仁政愛民、天下和諧的所有大道理，落實為使「民壽」二字。（《說苑·政理》：「政在使民壽且富。」）為政與為民、中醫與西醫、傳統道德與現代科學，無非使中國大眾身心舒暢、健康壽終而已。
這也正是和諧社會的精義所在。所以在近百年無數理論紛爭中，顏福慶孜孜於將醫學造福中國大眾，只有做不完的事。
中國文化愈來愈多扯淡家，其結果即如《莊子》所云，「學術將為天下裂」，製造思想對立而已。
顏氏「建樹忙」，顯得特別可貴，使我們懂得什麼是傑出的真正科學家，足以使現代文化論客相形失色。
今年，先生離開五十周年了。
見賢思齊，乃不負先賢。
《顏福慶傳》
錢益民 顏志淵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