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卻有自己的祖國。今年是抗戰勝利75周年，回首那段血雨腥風的歲月，一位位中國科學家義無反顧，與祖國共赴危難。他們或研發武器裝備，或從事戰時保障，或奮力救死扶傷，在破碎的山河之上，為挽救民族危亡付出自己寶貴的科學智慧。今日，為您講述這些硝煙中胸懷民族大義、家國情懷的科學家的故事，展現他們為抗戰勝利所作出的犧牲與貢獻。
在人們的印象中，戰爭總是伴隨著滾滾硝煙、漓漓鮮血。在這血與火的圖卷中，人們總是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指揮若定的將軍、視死如歸的戰士，讚美那些衝鋒陷陣的鐵血勇士、深入敵後的孤膽英雄。那些在戰地、在後方忙碌的醫療救護人員的身影，也許並不常出現在人們的視線中。然而，正是有了這些在戰場上不畏炮火、把生命重新帶回人間的天使，才有了一支軍隊更高的士氣和戰鬥力。在抗日戰爭中，中國的醫療工作者所展開的巨大規模的戰時救護行動，為抗戰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顏福慶
出任中華醫學會首任會長組建第一傷兵醫院
中國的紅十字會組織成立於20世紀初。民國時期，總會地址位於上海。「七七」事變爆發後不久，戰雲即逼近滬上，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聯絡上海市商會、中華醫學會等團體，聯合成立了上海市救護委員會，著名預防醫學家、醫學教育家顏福慶被推舉為主任委員。
上海醫學院創始人、著名醫學教育家顏福慶
顏福慶（1882—1970年），出生於上海江灣一個基督教牧師家庭。他於1903年畢業於聖約翰書院醫學部，1906年赴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深造，1909年回國，任雅禮大學醫學教員，1914年被推選為湘雅醫學校校長，在湘雅創設預防醫學系並親自擔任主任。1915年，以在英美接受醫學教育的中國醫生為主體成立了國人自己的醫學社團——中華醫學會，他又被推舉為首任會長。
1928年，顏福慶就任上海的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兼任公共衛生科主任，成為滬上著名的醫學界領袖人物。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成為醫學院的教學醫院。1932年，中央大學醫學院獨立成為上海醫學院。
「一二八」事變後，淞滬抗戰爆發，醫學院的吳淞校舍被日軍炸毀。顏福慶一邊商借聖約翰大學部分校舍複課，一邊響應宋慶齡、何香凝等人號召，組織救護隊，並建立起「中國紅十字會第一傷兵醫院」，先後救治傷病員252名。此戰過後，顏福慶獲得中國紅十字總會頒發的「一二八」戰事救護獎章。
「八一三」事變爆發後，顏福慶籤署布告，號召「國難當頭，全校同仁，應共濟時艱，極力維持正常工作」。在顏福慶帶領下，有豐富戰地救護經驗的上海醫學院師生踴躍報名參加醫療救護工作。很快組成了第一救護隊，在無錫郊區設立臨時醫院，收容從上海水路、陸路轉向後方的重傷員，進行清創、包紮、骨折固定等處理後，再向後方轉送。此後，上醫師生又組織起第二救護隊。這兩支救護隊成為紅十字會救護隊中的骨幹力量。
上海救護委員會組織的一家臨時急救醫院
作為救護委員會主任，顏福慶殫精竭慮，為救護事業多方奔走。僅8月底的四五天時間裡，他先是在報刊上呼籲社會各界踴躍捐助急需物資如汽車、油布、衛生材料、手術用品等，又深懷對日軍暴行的痛恨，向新聞界發表談話，痛斥日軍公然違背《日內瓦公約》、多次轟炸正在從事救護工作的紅十字會人員的滔天罪行。
這一年顏福慶已55歲，長期的辛勞使他患上了嚴重的胃病，身體十分消瘦。但他不以為意，繼續抱病為抗戰救護事業奔波。他的家人也和他一起投入到抗戰的滾滾洪流中。
他的妻子曹秀英辦了一所孤兒院，收容戰時無家可歸的孤兒；他的長女受訓成為中國第一批女飛行員；長子在抗戰爆發時尚在美國留學，顏福慶即寫信叫他馬上回國參加抗日戰爭。上海救護委員會的工作，一直堅持到上海陷落，其人員才陸續解散或轉移到後方。
1938年，顏福慶短暫出任國民政府衛生署長兩年。此後他一直服務於他所創立的上海醫學院，為之傾注了畢生精力，直至去世。
林可勝
擔任紅會救護委員會總幹事改造戰地救護體系
上海、南京相繼淪陷，為配合戰事需要，中國紅十字會成立了臨時救護委員會，聘請協和醫學院教授、著名生理學家林可勝擔任總幹事。
中國現代生理學奠基人、醫學教育家林可勝
林可勝（1897—1969年），祖籍福建澄海，出生於新加坡。其父林文慶曾擔任孫中山先生的隨身醫生和機要秘書，1921年在愛國華僑陳嘉庚資助下創辦廈門大學並擔任首任校長。姨父伍連德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著名的公共衛生學家、醫學教育家之一。1913年，林可勝進入英國著名學府愛丁堡大學學習醫學。1919年畢業時，他的導師謝佛教授對他十分看重，留下他擔任生理學講師。
長年的海外經歷，使林可勝深深體會到華人地位的低下。因而在事業上蒸蒸日上的同時，他回國的念頭也與日俱增。林可勝堅信，只有在中國發展科學，才能使落後的中國變得強大。1923年，他獲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駐華醫社（中華醫學基金會）資助，先赴芝加哥大學生理系進修。1924年，林可勝回國，翌年擔任協和生理系主任。兩年後，年僅30歲的林可勝正式晉升教授，成為協和當時唯一的華人正教授主任。
還在愛丁堡大學就讀時，林可勝就參加了英軍的救護工作，為一戰時期駐法國的新兵實施戰地救護，這也為他日後在中國的救護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
「九一八」事變後，戰火很快蔓延到華北。林可勝在協和發起並組織學生成立救護隊，開赴古北口、喜峰口等前線戰場進行救護。他敏銳地預見到戰爭的長期性和持久性，在協和組建了一支全套裝備的救護訓練隊。在課餘時間，除實習醫生外，一至四年級同學一律參加，主要科目是戰地急救和擔架搬運。林可勝還親自製定標準手術器械箱和急救藥箱示範。
在「七七」事變和淞滬會戰中，中國的戰地救護體系都是以後方醫院為中心的，前方急救隊進行初步的急救後，再將傷兵層層轉運到後方進行治療。但這一體系只適合原本社會醫療資源較為豐富的大城市。當戰爭擴大、戰線延長後，這一體系便因周轉不靈而瀕臨瓦解。
林可勝認為，由於戰火蔓延迅速，應放棄建立大型後方醫院、集中治療的做法，而改為派遣獨立的醫療隊進行流動作業，並將中國紅十字總會的醫療人員和物資設備配合各地的軍醫院。在長城會戰中，協和醫學院師生所組織的3個救護隊就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深入戰區進行戰地救護。此時，在衛生署的支持下，林可勝的戰地救護體系思想得以全面推行。
林可勝出任總幹事後，立即著手對現有的醫療隊進行改編。從1937年12月6日到31日的短短26天之間，救護委員會就組織606人，組成醫療、醫護、X光37隊，分派華北、華中、華南，為近兩萬人提供了醫療救護。
當時《新華日報》稱讚改編後的醫療隊說：「此種醫療隊特點有四：（1）技術及醫療器械俱極優良；（2）人數少而移動方便；（3）男女分隊工作，前後方支配適當；（4）經濟而易於舉辦」。實踐證明，林可勝對戰地醫療體系的改造是成功的。1938年春，救護委員會正式改稱為救護總隊部，林可勝任總隊長。
離開昆明前往圖雲關、行進在山路中的紅十字會卡車
由於戰局不利，1939年春，救護總隊部遷至貴陽東南郊群山環抱的圖雲關。在林可勝的苦心經營下，到1940年前後，醫務隊擴充至114隊，醫護工作人員達3420人。圖雲關成為全國抗戰救護的中心。
林可勝為人公正，心胸坦蕩，以醫療救護、救死扶傷為最高職志，對傷員官兵懷有深厚的感情。他精力充沛、體力過人，凡事親力親為，處處以身作則，贏得軍民一致讚揚。
儘管救護總隊部在部隊的醫療救護方面進行了大量工作，但畢竟無法替代軍醫體系。為了滿足部隊對合格軍醫的急需，林可勝建議徵調在職的軍隊醫護人員加以訓練，提高業務水平。戰時衛生人員訓練班就這樣在漢口應運而生。到圖雲關後，又改為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此後稱衛訓總所），同樣由林可勝擔任主任。利用救護總隊較為充裕的人才和醫療資源，衛訓總所培養了大批合格的軍隊醫護人員，成為戰時中國最大的救護人員訓練基地。
林可勝出身華僑，又是海內外知名學者，在海外僑胞以及英美國家中有很高的名望和信譽。因而海外援華的醫療物資、運輸器材以及捐款等，往往直接指定交給林可勝，這引起了一些上層人物的不滿。此外，林可勝曾派遣救護隊前往延安，並向八路軍、新四軍運送過大量藥品器材，同時，林可勝公開贊同抗日統一戰線，救護總隊內不分國、共，團結抗日。因而救護總隊被國民黨政工人員重點「關照」，他本人則被認為「左傾頗甚」。在這種情形下，林可勝憤然提出辭職。雖然一度被挽留，但最終於1942年離開救護總隊，並被派往海外負責中國遠徵軍的救護工作。
1944年底，功勳卓著的林可勝被任命為軍醫署署長。他以救護總隊、衛訓總所和安順軍醫學校等機構為基礎改組合併後建立了國防醫學院，也就是後來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的前身。1949年，林可勝前往美國，重新回到實驗室開始他的神經生理學研究，先後發表論文約20篇。他以自己傑出的科研水平和在科學事業上的組織才能，贏得了國際科學界的尊敬。
作者：徐丁丁
來源： 科技日報
原標題：《大醫救國——醫學家顏福慶、林可勝與抗戰時期中國的醫療救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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