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字數雖少，信息量卻不小，只是在秦、漢簡牘沒有出土的年代，光靠文獻記載，很難把握其中的「玄機」。
「玄機」在哪兒呢？
我們需要對照一下劉邦和夏侯嬰的經歷：
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史記·高祖本紀》）
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史記·樊酈滕灌列傳》）
蕭何「為沛主吏掾」前面，少了一個「試」字，而他的這句話措辭，與《史記·曹相國世家》中的記載又有不同：
簡言之，劉邦、蕭何、夏侯嬰三人說的是「過程」，而曹參則說的是「結果」、「狀態」，簡單對比，就可理解司馬遷在其間筆法的細微區別。
那麼，有比較價值的，其實仍是劉邦、夏侯嬰為一組，蕭何為一組，多出這個「試」字，《集解》引應劭的注釋是：
實際上形成了循環論證，還是沒有說清楚意思，比較幸運的是，《漢書·平帝紀》的注釋，引用了如淳的解釋，即漢代新吏有一年的「試守」期限，正式除吏後才能食「真俸」，翻譯成今天的話講，就是新上任的官員有1年的試用期，試用期期間不享受全額工資，必須等到試用期滿合格，才能享受全額工資。
不過，有研究者在考察了裡耶秦簡中一系列吏員的「閥閱」後發現，秦朝應該沒有這種制度性的「試守」期，所謂的「守」官，往往是代理職位，而且時間長短往往到不了一年，且沒有一定之規。
那麼，有沒有可能是某些人理解的「考試」呢？
二
答案更是「否」。
已知的材料並不支持秦代存在基層官吏考試選拔制度，對於這個問題，沈剛在《簡牘所見秦代地方職官選任》（刊於《歷史研究》雜誌2017年04期）一文中有系統性的討論，秦的官吏選任程序，採取的是嚴格的「保任制」，即由縣級長官（縣令或縣丞）推選補吏人選向郡一級申請，相關文書必須確認被推舉人的年齡、資歷、能力均達標準，並說明理由，如因功提拔，或是補缺。
然後，由郡守府行文尉曹履行最終的置吏權力，也就是「尉」的屬吏下文，完成最後一道「除吏」的手續，見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置吏律》：
簡要翻譯，唯有「尉」任命的官吏才算數，可以開始辦公和辦理工作交接，嗇夫，也就是部門主官調走，不允許任命他的舊屬官到新的單位任職。
這套體系，從基礎邏輯上，就是與「考試選拔」衝突的。
「保任制」的基礎邏輯，即在一個官吏選任的每個環節，都要確定一個「用印者」作為責任人，以便追究「連坐」，而且「責任制」是雙向的，不僅「被舉者」犯法，要追究「舉主」的連帶責任，「舉主」犯法，其所舉任的官員也要區分罪責承擔相應的連帶責任。
而「考試選拔」卻會「虛化責任人」，儘管對考生在考場內實現了局部公平，卻也讓「舉」與「被舉」的「一對一」關係，變成了考生與考官的「多對一」的關係，這種增加甄別成本的手法，在這個制度體系之中，絕不討喜。
也就是說，我們只能從「試」的文字本意來入手，漢代的辭書《說文》和《廣雅》中的解釋分別是「用」和「嘗」，實際上，仍然是「任用」的意思。
那麼，蕭何到底有什麼不同？
答案很簡單，蕭何雖然和劉邦、夏侯嬰一樣都是「縣吏」，卻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縣吏」。
劉邦、夏侯嬰走的入仕路線是「除佐」。
而司馬遷對蕭何入仕的記載很簡略，「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簡言之，除非是司馬遷漏記了蕭何的入仕職務，要麼就是有意為之，尤其是特別強調了「文無害」，絕非偶然。
再結合《史記·蕭相國世家》的後文：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
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
翻譯過來，就是蕭何先以「文無害」的理由，擔任了沛縣的主吏掾，又被秦朝泗水郡的監御史在業務往來中識別出來，後來就去負責「泗水郡卒史」的業務，考課排名第一，監御史要上書舉薦蕭何，卻被他本人堅決拒絕，得以脫身，等到劉邦起兵時，他的職務又回到了沛縣主吏。
詳見《史記·高祖本紀》：
如果不深入了解秦朝的制度，這段記載乏善可陳，也不可能對認識蕭何的年齡有任何的幫助，但是，其中本就藏有玄機。
核心點，就在於蕭何的職務，到底是「主吏掾」，還是「掾主吏」，還是《史記·高祖本紀》中：
提及的「主吏」？
在這個「主吏」之下，《集解》的注釋是
如果只滿足於有一個解釋，三國時曹魏人孟康的這個說法，足夠貫通三者，因為在東漢、曹魏制度中，郡、縣兩級均有功曹掾，且位置顯要，此處也就沒什麼矛盾可言。
然而，東漢的劍能不能用來斬秦朝的蛇，還要看秦朝的具體情況。
事實是，裡耶秦簡《遷陵吏志》記錄的6類官吏，並無「掾」之名，這個詞兒，雖然在睡虎地秦墓竹簡和張家山漢簡中均有記載，卻往往並非東漢的「屬官」之義，試舉幾例：
其他冗吏、令史掾計者。（《秦律十八種·效律》）
司馬令史掾苑計，計有劾，司馬令史坐之，如令史坐官計劾然。（《秦律十八種·效律》）
格掾獄，見罪人，不以法論之，而上書言獨裁新黔首罪，是欲釋縱罪人也。何解？（《張家山漢簡·奏讞書》記秦朝事）
淮陽守行縣掾新郪獄。（《張家山漢簡·奏讞書》）
這裡的「掾」字使用都是當動詞講，即「覆核」，前兩例均為對「計簿」的審計、校讎，而後兩例，則屬於對獄案的再審，並不是當職務講的。
與之相反，在裡耶秦簡保存的官方文書中，「主吏」並不罕見，並有諸多稱呼的變體：
主吏，也稱廷主吏、吏曹、廷吏曹。（見鄒水傑：《簡牘所見秦代縣廷令史與諸曹關係考》，刊於《簡帛研究》2016年春夏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在同一篇論文中，作者還詳細排列了類似的名稱：
倉曹（也稱主倉、廷主倉）、車曹、戶曹（也稱戶曹令史、廷戶曹、廷戶、主戶、戶、廷主戶）、吏曹（也稱廷吏曹、主吏、廷主吏）、令曹（也稱令、主令、廷令曹）、司空曹（也稱主司空）、尉曹（也稱廷尉曹）、獄東曹（也稱獄東、廷獄東）、獄南曹、中曹、兵曹、金布（也稱廷金布）、主簿（也稱廷主簿）、主計（廷主計）、主爵、主錢、主責（債）。
此外，在嶽麓書院藏秦簡中還有主市曹（見《嶽麓書院藏秦簡（叄）》）。
無論是什麼「曹」或是「主某」、「廷某曹」，主官名稱都並非東漢制度中的「某曹掾」，而直接點明了為「令史」，也正因為有如此多的「部門分工」，恰恰解釋了為什麼只有100多戶人家的遷陵縣會有28個令史的編制，僅在職的就有18個。
至此，我們可以確認，蕭何的職務應為「主吏令史」或稱「吏曹令史」，而非在西漢才出現的「主吏掾」，更非孟康所理解的「功曹掾」。
對於這個變化的過程，鄒水傑在《簡牘所見秦漢縣屬吏設置及演變》（刊於《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3期）一文中有精彩的論述，他結合了張家山漢簡、尹灣漢簡和嚴耕望先生對漢代地方屬吏的考證，指出從西漢初期到西漢中後期，存在一個郡縣定編屬吏減少，而太守、令、長私屬擴張的過程，這一過程，到東漢完全制度化，長吏自闢的掾屬反而居於郡、縣實權體系的核心地位。
而這種結論，恰恰對於之前近2000年的秦漢制度史認知屬於毀滅性的打擊。
因為過往的研究，實質上基於存世文獻，但西漢人司馬遷在《史記》中並不關注當代制度的記錄，到東漢人班固的《漢書》中，也只是基於西漢晚期制度對秦和漢初的一些建置進行了回溯。
更多的制度性記錄，甚至還晚出於《漢書》，如如淳、應劭、韋昭、孟康等人的注釋，以及《續漢書》、《後漢書》、《東觀漢記》的記載，往往基於的是西漢中晚期和東漢的律文舊制。
完全不同的制度邏輯下的制度安排，通過「漢承秦制」的「萬能膠」隨意黏貼，最終的結果就是在簡牘迭出之後，舊的認知體系幾乎要全部拆了重建，無疑也是長期的「觀念史研究」傳統的悲哀。
蕭何的經歷，不過是其中的滄海一粟罷了。
三
言歸正傳，當我們確認了蕭何的「主吏令史」職務之後，再來看看「文無害」和「主吏令史」結合，應該是怎樣的化學反應。
見《嶽麓書院藏秦簡（叄）》中收錄了《為獄等狀四種•（人名：字上為魏下為山）盜殺安、宜等案》的一段嘉獎申請：
這一段文字很是詰屈聱牙，簡單翻譯一下，就是有個人在野外殺了3個人，跑到城中市場的客舍中居停，又買了大刀，想要再殺人，之後逃亡魏國，是一個絕對的「悍匪」，卻被名為「觸」、「彭沮」、「衷」的令史抓捕審訊處刑，這之中，獄史「觸」已經觸擔任令史22年，而「彭沮」、「衷」則無論年資還是年齡都符合「令」的規定，並具備清廉、無害、厚道誠實的美德，幹本職工作公正、敬業，所以，申請補為郡卒史，以為其他官吏的表率。
可見，「文無害」是幹部評價的一部分，而「觸」所擔任的職務，「獄史」是職責，「令史」是級別，綜合裡耶秦簡的諸多文書還原，「獄史」實際上是「獄曹令史」的簡稱，順便，咱們連曹參的職務也了解了，他和蕭何實際上是平級幹部。
但是，考察劉邦、夏侯嬰、蕭何和曹參的在《史記》中的早期經歷記錄，我們可以發現，蕭何的「主吏令史」應該是與其他三人不同的「入仕職位」，否則，司馬遷完全沒有必要強調「文無害」的理由，直接像曹參一樣，「秦時為沛獄掾」即可。
那麼，同一個幹部評價用在一個22年的「老令史」身上和一個剛剛入仕的「新令史」身上，能是一個意義嗎？
當然不是，司馬遷對於蕭何的這寥寥數筆，恰恰是在誇耀蕭何本人在「文無害」方面能力之超常。
那麼，什麼是「文無害」？
自古以來，眾說紛紜。
裴駰《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
司馬貞《史記索隱》：
《漢書音義》必定為東漢之後作品，而應劭與韋昭均為東漢末年時人，解釋這個詞兒時，實際上是兩個方向，一個是「有文採而不害人」或者說不「急刻」，而另外一種說法是方言，意為沒得比，出類拔萃。
這倆，都是典型的「儒家化」後的解釋，前者強調了「不刻害」，殊不知，秦制本身就不以此為道德的最高準則，更關注的是所謂的「程序正義」，而非「誅心」和「結果正義」。
而後者的「沒得比」，則完全屬於無標準的概念指標，範疇過大，反而毫無意義。
出土秦漢簡牘中所見的「文毋害」，實質上是一種官吏任用評語，見《嶽麓書院藏秦簡（叄）》：
這是一個案件的嘉獎批覆部分，和上文中的案例非常類似，就是此案處理不易，但是辦案人員發揮主觀能動性把事兒辦了，而辦案人員本身，又清潔、無害、敦愨、守吏事、心平端禮，且勞（服務年限）、年（年齡）符合律令規定的標準，所以，提拔其為本郡卒史，希望給其他的官吏起到模範帶頭作用，讓盜賊案件消失。
這個六年，整理者根據朔閏表考訂為秦王政六年，也就是在漢律裡保留了秦國的案例，基本「幹部評價」與上述秦簡中的表述類似，對照一下，這段因功提拔的官吏個人評價，幾乎一模一樣，可見在當時已經成為通用的，用以優秀「幹部評價」的公文語言。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無害」之外，其餘的全是「德」的評語，而秦吏又稱「刀筆吏」、「文法吏」，總不能一點不提業務能力吧？哪怕是漢朝人注釋裡的「文理」也強調的是「文」的能力，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公文寫作和處理能力。
而如果將「入仕」與「文無害」聯繫起來，漢律中的一條記載，最有參考價值，見《二年律令·史律》：
翻譯一下，就是擬任命為「史」的學童，任「史」官職的最低標準是，總共15篇文章，能夠背誦5000字以上。
在這個基礎上，增加考核書法「八體」，即許慎所記的「秦書八體」，包括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等8種，由郡一級將學童的作品交中央太史考核，取其中第一名者任命為所在縣的「令史」，倒數第一不得任命為「史」，以三年為期，全國各郡合併考核，選第一名擔任朝廷中的「尚書卒史」。
也就是說，蕭何本人應該是通過「試史學童」的考核，取得全郡第一的成績，而成為「沛縣令史」。
蕭何接下來的經歷，其實也印證了這個成績，那就是「給泗水卒史事」，對於這句話，很多人翻譯為「擔任泗水郡卒史」，結合蕭何在秦二世元年仍在擔任「沛主吏」可知，這個說法是錯誤的。
因為「郡卒史」和秦朝所有的吏員崗位一樣，有規定的編制定員，漢代的說法是太守府有編制10人，也就意味著，蕭何的「給事」，實際上是因為「泗水郡監御史」的賞識而擔任的「借調」職務，但他的表現仍舊優異，在考課中名列第一。
這種「借調」，在秦漢簡牘中不常見，但在漢武帝設置「刺史」時卻可看到，同樣是中央派出的「監察官」，並沒有自己的官署和屬吏，所以，漢武帝時的刺史要從所「部」覆蓋的郡、縣抽調吏員來協助工作。
而之所以「泗水郡監御史」能夠發現蕭何這個人才，原因在於「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而秦漢吏曹所負責的「吏事」，本身就是與人事考功有關，否則也不會演變為「功曹」，這個業務恰恰是與「監郡御史」對口的，而「常辨之」，意味著，不是對他這個「人」熟悉。
因為雖然在裡耶秦簡的公文中屢見遷陵縣「令史」或「令佐」親自書寫公文，並本人傳送匯報的情況，但如果是「對人熟悉」，自然用不著「辨」了，只能是對蕭何提交的沛縣吏曹文書的「文法」和「書法」非常讚賞，出類拔萃，才能由文「辨」人。
可以說，以上所有的信息，都在印證蕭何作為一個「文法吏」的技能超絕之處。
四
蕭何的表現甚至好到讓「秦御史欲入言徵何」，這裡的「徵」，過往的解釋往往借用漢代制度，認為應解為「舉薦為『長吏』」。
然而，秦制確實不同於漢制，見嶽麓書院藏秦簡1886：
這裡屬於對犯法吏的「再授職」，在秦統一之前，犯法吏往往「廢免」不再任用，而在秦統一之後，佔據了巨大的「新地」，所以就出現了特殊的群體「新地吏」，「犯法吏」得到了新生。
蕭何當然不屬於「犯法吏」，但是，在上述律文中，御史和丞相的「除吏」分工卻非常有參考價值，所謂「上御史」，不是說「御史」決定，而是由「御史」上奏於皇帝，由皇帝任命，而次一等的，才由丞相任命。
具體來說，皇帝任命的為「卒史」、「丞」、「尉」以上，「卒史」是郡級屬官，與縣丞、尉同列，也就意味著，縣「長吏」、郡「卒史」以上都是皇帝親命。
而「屬」也是郡級屬官，低於「卒史」，與尉佐和「乘車者」是丞相任命的上限，那也就包含了各種有秩乘車者、毋乘車者、鬥食、佐史等等。
當然，無論是皇帝還是丞相，都不可能親自過問低級官吏的任命，只是他們是整個程序的最高點罷了，並由他們的官署負責這些吏到新地的職位分配。
也就是說，在制度層面，「郡卒史」的任命需「上御史」，再上皇帝，而「縣令史」的任命就只需「上丞相」獲批即可走完程序。
所以，我們看到簡牘中對於「縣令史」補任「郡卒史」的文書極為鄭重其事，要列明「王令」的依據，講明「立功」的情節，再敘述「勞」、「年」合規，最後強調受推薦者的文書能力和品德，這些都是日後「連坐」追責的依據，更是因為跨越了一個重要的「身份鴻溝」。
但是，蕭何卻拒絕了！
這個拒絕的原因，三解準備留待最後再講，這裡先把蕭何年齡的「坑」填上。
見《二年律令·史律》：
這一條律文，指出了「史學童」17歲入學，學滿3年後，在當年的8月1日進行課試，也就是說，授官時一定是20歲了。
當然，秦國的制度未必等同於漢初，因為睡虎地秦墓竹簡的主人「喜」的《編年紀》顯示，其於秦王政三年（前244年）揄為史，應該是19歲，不過考慮到秦國「令百姓自書年」比較晚，在這之前一直是以身高為「傅」的標準，則其間有所出入也不奇怪。
也就是說，假設秦佔沛縣時（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年），蕭何入學室，學滿3年，應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此時考課優異，以「文無害」補為縣吏曹令史，至遲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蕭何已經為令史（秦以十月為歲首，8月考課，除官也需時間，應跨年，再加上「數」這個概念，絕對不是一次兩次，且必須有令史職權才能「護」得了），否則就不可能對「布衣」劉邦「數以吏事護之」，而只能是「護」亭長劉邦了。
兩個年份一夾，蕭何擔任「縣令史」的時間基本確定，但他入學時的年齡，就只能靠猜測了，因為秦漢沒有規定25歲就不能進學室，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蕭何還是曹參，本傳都沒有提及秦朝之前的經歷（劉邦23歲還去張耳處遊數月），而這二人又並非碌碌之人，極大的可能是「戰國時代」他們都還沒有成年。
那麼，蕭何的生年，應該在公元前240年—公元前238年之間的某一年。
另見《史記·高祖本紀》的旁證：
蕭何、曹參、樊噲等可稱為「少年豪吏」，可見在秦二世元年時，蕭何的年齡不大，也就是30虛歲到32虛歲之間，尚可稱為「少年」，若是與劉邦年齡相仿，快40歲的人，怎麼也不可能稱「少年」，若是按《蕭氏族譜》裡的前257年生人，那就快50了，都可以稱「老夫」了。
網劇《天意》中的張良與蕭何（左），張良年齡錯得比較嚴重，蕭何倒是合適
當然，以上論證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 《秦律十八種·內史雜》中有明確規定：
下吏能書者，毋敢從史之事。
令史毋從事官府。非史子(也)，毋敢學學室，犯令者有罪。
上一句說的是，低等官吏哪怕能夠書寫，也不允許從事「史」的業務，而下一句說的是，犯法的「史」不允許再在官府任職，不是「史子」的人，不允許在學室中學習，否則有罪，也就是說，「史」的職務，按規定是「史」的家族世襲的。
蕭何作為沛縣人，自然是在秦王政二十三年沛縣入秦後才成為秦人，他也不可能是秦國的「史」之子，那麼，是不是沒有可能了呢？
按照秦統一前入仕的睡虎地秦墓墓主「喜」的宦歷（見陳侃理《睡虎地秦簡<編年記>中「喜」的宦歷》，刊於《國學學刊》2015年第4期），確實是遵循了由「史」到「令史」：
秦王政三年八月，喜19歲，揄為史，也就是獲得「史」的身份，3個月後，被任命為安陸某鄉的鄉史；
秦王政六年四月，喜22歲，升任安陸縣令史；
秦王政七年正月，喜23歲，調任鄢縣令史；
秦王政十二年四月，喜28歲，出任鄢縣獄史；
秦王政二十一年，喜37歲，升任南郡郡屬。
另見裡耶秦簡8-269號「釦」的宦歷：
資中令史陽裡釦閥閱
十一年九月隃（揄）為史
為鄉史九歲一日
為田部史四歲三月十一日
為令史二月
錢計戶計
年卅六
可直（值）司空曹
「喜」和「釦」可以說是比較典型的「史」的升遷路徑，一路在各級「史」職打拼，而根據單印飛《秦代縣級屬吏的遷轉路徑》（刊於《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1月號）一文中對一系列宦歷的排比，「令史」也可以升遷為「官嗇夫」、更低級的「官史」、「鄉史」也可升為「鄉部嗇夫」，同樣，「官佐」、「鄉佐」也可升為「令佐」（即「令史」之異名），只是原作者將同一職務錯認為了兩個。
當然，這種誤解完全情有可原，儘管「令佐」（見趙巖《秦令佐考》，刊於《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1月號）與「令史」（見劉曉滿《秦漢令史考》，刊於《南都學壇》，2011年7月號）在職責任務上完全相同，但卻在簡牘公文中以異名出現，一定有對應的道理。
而這道理，應該就在「新地」上，于振波在《秦律令中的「新黔首」與「新地吏」》（刊於《中國史研究》2009第3期）一文中詳細論述了秦朝統一後，為了統治「新黔首」而在「新地吏」上的眾多制度性變化，快速的疆土擴張，造成了舊的官吏產生機制不敷使用，只能進行一系列的制度變通。
另見《嶽麓書院藏秦簡（肆）》：
這裡的秦統一後的律文，縣級有秩以下級別的「小佐」的任命如果不夠編制，就可以用君子子，也就是封君之子、卿爵之子，大夫之子，小爵之子，也就是大夫爵以下的「士爵」之子，以及普通的無爵公卒、士伍之子，年齡在18歲以上的補充。
在之前的文章裡，三解引用的《秦律十八種·內史雜》裡規定任命「佐」，年齡必須在30歲以上，士伍新傅不得任命，律文規定等於被完全推翻掉。
18歲，在秦朝基本上就算是「新傅」，比如「喜」，就是17歲「傅」，如果發育差點，18歲的身高也未必能達到「傅」的標準。
五
到了漢初的《二年律令·史律》：
網劇《天意》中的蕭何
這實際上說的是史、卜的任命單位，最重要的是，如果「史」、「卜」不足，可以「除佐」擔任，而這實際上又和上文中《秦律十八種·內史雜》「下吏能書者，毋敢從史之事」的規定相牴牾，當然， 漢律在秦律基礎上修改，不足為奇，但是，漢初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律文，本質上也是秦制中「史」職供應無法滿足要求導致的。
而如上的記載也說明，秦、漢的史、佐任命規則，以秦統一為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實的數量需要難以滿足，舊的截然兩分的組織體系無從支持，只能進行種種變通。
而「令史」與「令佐」名稱在裡耶秦簡中的並存，很可能是地方組織體系之中，為了在最大限度不違背「舊律」原則基礎上，所進行的變通，如「官佐」、「鄉佐」升任「令佐」，「令史」調任「令佐」，或是反之，都是為了在吏員緊張條件下保證「史」、「佐」仕進分途的一種手段，一個比較明顯的旁證就是，至少在裡耶秦簡之中，並未發現「官佐、鄉佐」與「官史、鄉史」相互調動的實例。
綜上所述，由秦國的「秦制」到秦朝的「秦制」，再到漢初的「漢承秦制」，經歷了一系列的現實變通，而絕非一成不變，正因為這種「變通」的出現以及像蕭何這樣的「新秦吏」的仕進，秦帝國的地基不再穩固，而是搖搖欲墜。
這與什麼六國舊貴族的憎恨並無關聯，而是原本充斥著「世襲」、「慣例」的靜態鎮壓組織就像1臺「發動機」，比如上文中「觸」那樣的「令史」，至少熬了22年（之前的經歷不計），才得以申請補任「郡卒史」，他就是秦國牌「發動機」上一個最不起眼的零件。
誰能想到，在秦迅速統一之後，1臺「發動機」突然間被拆散，分別裝在5臺一模一樣的「發動機」上，並要求他們以原本的功率一樣工作，最終的結果就只能是用各種殘次品、報廢品來填坑，並不斷地發生故障，報廢合格的零件，更可怕的是，像蕭何這樣可以在10年間躍升至「郡卒史」的優秀零件，卻恨不得整臺機器早點報廢。
在此條件下，哪怕我們不考慮其他的因素，就「坐視」著秦國牌「發動機」自行運轉，它的垮臺，也只是時間問題。
而蕭何的態度，絕非危言聳聽，他對「泗水郡監御史」提拔動議的拒絕，本身就包含著對秦帝國命運的絕對懷疑。
其實，司馬遷在《史記》中的一些記載，就透露出了很多信息，比如通俗說史著作中最喜歡引用的劉邦封功臣侯時提出的功人、功狗論的後面，還有一句話，見《史記·蕭相國世家》：
翻譯過來就是，劉邦說，你們都是自己跟著我，最多也就是兄弟二、三個，蕭何是「舉宗」，也就是整個家族數十人跟隨我，功勞不可忘卻，結果竟然還是「群臣皆莫敢言」，可見只是畏劉邦之威。
可我們知道，在沛縣起兵時，有如下的記載：
蕭何害怕秦朝勝利後族滅全家，竟然還「舉宗」隨劉邦起義？而且，之後的封賞顯示，這還真不是劉邦的客套話：
這個事實表明，蕭何在反秦起義後，下「本錢」的決心，僅次於劉邦，無論戰勝、戰敗，一家子能扛得動兵器的都上了戰場，絕非「皆文吏」可以概括的。
事實可以說完全不同：
曹參這個「文吏」，自起兵之初，往往親自陷陣，身受70處傷痕，可他對於劉邦的「忠心」，或者說私人關係，遠遠不及蕭何，決心也遠不及蕭何，在徵戰過程中，兩人的職務也很有意思，曹參屢立戰功，卻由近臣「中涓」不斷封爵，以至於任戚縣縣公這樣的地方官，漢國建立後，升任將軍，越來越遠離中樞。
而蕭何和另一位「文吏」，「泗水郡卒史」周苛長期只是「以客從」，等到漢國建立，卻一個任丞相，一個任御史大夫，反倒深受信任。
而上文中的「皆曰」，已經很清楚地展示了「群眾意見」對蕭何的評價，也就是說，所謂的「豐沛功臣集團」的領袖，實質上是依附於劉邦的「孤臣」，根本不被「本集團」認可，而這種不認可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就是：
《史記·曹相國世家》裡的說法是：
也就是說，蕭何與曹參在身份低微時關係很好，成為將相後，卻有很深的矛盾，哪怕曹參長期跟隨韓信以偏師伐楚，「功臣集團」仍會推崇曹參，這才是所謂的「功臣貴族集團」的本相，他們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也並不對劉邦俯首帖耳，而唯有蕭何這樣的「秦吏」，才是最好的帝王「同盟者」，他們依附於帝王、匍匐在帝王的腳下，承受著各式各樣的「敲打」，仍然戰戰兢兢地為帝王服務。
那麼，青年時代的蕭何，為什麼寧可毀家紓難跟隨一個泗水亭長造反，卻不願意為大秦帝國的帝王服務呢？
歸根結底，在於這個帝國的「優秀零件」更加熟稔秦制的運行邏輯，自然也就深知整個組織自建立之初就已經接近「臨界點」，崩潰已成必然，相比仕途的進步，他更關心的是如何自保，所以，對同鄉的豪傑劉邦早早觀察和投資，才有了旁人送錢三，他獨送錢五的情感投資，這些微不足道的「情感投資」，與其說是早有先見之明地換取一國之相，不如說是為了天下大亂時，靠著豪傑的大樹，在沛縣能夠自保，只是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最終自己能走到這個地步。
這種「官僚」的性格，用一句比較文藝的話總結，就是：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最令我輩慚愧的不是這個境界，而是蕭何領悟上述關竅並開始布局的年齡——不到30歲，此後，33歲（或35歲）時他當上了漢國的丞相，37歲（或39歲）時，他成為整個漢帝國的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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