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思量 自難忘 ——憶千帆老師的幾件事
文/吳志達
1956年，在「向科學進軍」的氛圍中，我和北師大的同窗郝延霖君，同時考取了武漢大學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當時學習蘇聯稱副博士研究生），導師就是我們仰慕的程千帆教授。我們的研究方向是宋元明清文學史。還有兩位「老武大」吳代芳、蘇德雲君，也是程門弟子，而研究方向則是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史。在我們報到後的第二天晚上，由代芳陪同我和延霖，登程門拜見導師。
程先生當時才四十出頭，容光煥發，風度瀟灑，熱情爽朗，和藹可親。而對我們學業上的要求，又是極其嚴格的。在他聽了我們簡要的情況介紹後，明確地指出：第一，在對本研究方向學術領域有較全面了解的基礎上，結合國家所賦予的使命——在高校獨立任課或科研機構承擔科研任務，擬訂研究計劃，交一份給他，然後約定時間專談研究計劃的問題。第二，學術研究，當然要出成果，但是切不可急功近利，把基礎打得寬厚一些，要像金字塔那樣，絕不能像根電線桿。你們是經高教部統一命題考試錄取經我考察同意才進來的，無論你們在讀本科時期的成績如何，但研究生是一個新的起點，要有新的奮鬥目標。你們的研究方向是宋元明清文學，但也須熟悉先秦兩漢的主要典籍，不然，以後就會吃虧。漢魏六朝小說，唐人傳奇，對後來的戲曲、小說，影響深遠，不溯源難以窮流，廣博才能專精。第三，視野要寬闊，從事古代文學研究，要懂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外國的文藝理論也要學，但是不能生搬硬套，中國有自己的理論批評特色，系裡特請劉弘老（永濟先生）為青年教師和研究生講授《文心雕龍》，認真學，必有收穫。理論批評要與文獻考據相結合，既不能作空疏之論，也要避免煩瑣的史料堆砌。
他強調要注意文學與歷史、哲學的關係，把文學放到一個特定的文化背景中來研究。聽師一席話，頗有茅塞頓開之感。我們每周聽他講三次宋元文學史課，隔一周匯報一次學習情況，談學習心得和有關問題。從他的講話和布置的工作中，我們感受到程先生既重視培養研究生獨立思考和研究問題的能力，又重視基本功的嚴格訓練。先從分析某篇有一定難度的具體作品做起，然後寫讀一個作家集的札記，對他的《宋代文學史》寫出最簡煉的《四庫全書提要》式的評述，能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見，進而選擇一個作家或某個有爭論的學術問題寫論文。儘管他的工作很繁重，但凡是我們交的各類性質的文稿，他都仔細批閱。我的課程論文選題是《王安石詩初探》，郝延霖的選題是《論蘇軾詩》，他贊同我們的選題，隨即從他的藏書中抽出李壁《王荊文公詩集箋注》和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借給我；將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和《蘇詩總案》借給郝延霖，這些都是線裝善本書。他還用大牛皮紙資料袋裝了一大袋芝麻花生糖給我們。臨別時饒有風趣地說：「各有所攜，滿載而歸。」爽朗的笑聲，仿佛猶在耳際。我的處女作《王安石詩初探》，他批閱後親自送到我們的宿舍來。在他的鼓勵下，我將文稿寄到《文史哲》編輯部，當年（1957）12月號就發表了，而程先生卻因誤入「陽謀」的羅網已被貶至系資料室工作。據在場的人說：「當時程先生看到你在《文史哲》上發表的文章，真是喜顏於色，好像比他自己發表文章更高興。」這就是一個教師的心情。
程先生很注意學術動態，為了準確掌握學術發展歷程，培養我們寫卡片的習慣。他設計了卡片樣式，印發給我們研究生和幾位助教，在他指導下，對中國古代文學史從辛亥革命以來的研究資料，作了普查，分工協作，做出系統的、較為完整的資料索引卡，經複製，我們每人都有一套。我參加工作後，住在湖邊三舍，在「文革」中，把教師集中到學生宿舍，讓學生監管教師，而「宣傳隊」佔住湖邊教師宿舍，把我積累十年滿抽屜的卡片，當作生爐子的佳品燒光了。
聽程先生講課，真是高層次的藝術享受。他學識淵博，才華橫溢，語言雄辯，使聽眾深為感佩。他總是在講課前，把講義鉛印發給學生。這對學生來說，無疑是方便多了。但對教師來說，把自己的「秘密武器」事前交給學生，卻是一種高度自信的表現。在當時（1956—1957）我們所見到過的文學史著作中，還沒有如此詳備豐贍的同類著作。由於眾所周知原因，這部到1988年10月才定稿的《兩宋文學史》的和2013年才出版的《元代文學史》，雖然前者經吳新雷教授、後者經我協助修訂，對某些章節「做了填平補缺的工作」，宋元文學史總字數近八十萬，但其初稿即當年所印發給學生的講義規模，已頗為宏大，涉及此前同類著作中許多不曾或甚少論述的領域。儘管論點、史料、考據、鑑析諸方面，在講義上都已備載，而千帆老師的講課卻仍然具有很強的魅力，總覺得聽他講課有新的收穫，講義之外還大有學問。
他的課堂語言，流暢精警而遊刃有餘，抑揚頓挫，觸處生春；比譬形象生動，而又具有雄辯的邏輯力量；批判反面人物或醜惡現象語言犀利而又富幽默感。神態嚴肅而又自然。內容比講義上所寫的更深化、更豐富了。「老武大」的友人說：「程先生上課，三分鐘就可以把學生帶進藝術的境界。」信不虛也。千帆先生才思之敏捷、記憶力之強，也是令人佩服的。如果說在課堂上很少看講稿，能把講義的內容既熟練又生動、引人入勝、條理清晰，有如行雲流水似地表述出來，可以理解為備課充分；那麼在課外，例如我們和他談研究計劃、論文綱要，或是談某個學術問題，每當涉及某個作家的作品或相關史料，他隨口就能指出見於某書第幾卷，甚至把原文背了出來，對版本的優劣，也很熟悉。這固然與他早年在堂伯父君碩先生辦的「有恆齋」私塾學習我國古代主要經典著作有關，即所謂「童子功」很紮實【1】，也與天賦的聰明才智分不開。我們今天沒有重走讀私塾的可能與必要，但凡有志於研究我國傳統文化之士，在上中學、乃至大學時期，在我國古代主要典籍方面，多下點功夫，也是能見成效的。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程先生之所以能成為當代大師級的學者，具有廣闊視野和高度開放的現代意識的學界領軍人物，與他從初中三年級開始到大學畢業，去南京接受現代教育密切相關。當時的金陵大學（包括附中）和中央大學可謂大師雲集，教師可以在兩校兼課，學生可以在兩校聽課，像黃季剛、胡小石、劉衡如、胡翔冬、吳梅、汪闢疆、林公鐸、汪東、王曉湘等名師的課，他都認真的聽了，轉益多師，融會貫通，與時俱進，終成大家。他的專業是古代文學，但對中外文藝理論和現當代文學創作都很關注。因此，在他（1947—1952）當系主任期間，凡是無人肯教的課，他都自己來承擔，例如應歷史系系主任吳於廑之邀，講一年制每周三節課《中國文學通史》，沒有人願意接受這種製作「壓縮餅乾」似的任務，吳於廑先生是他的好友，盛情難卻，他就自己去講這門課，因他取捨得當，突出重點，講授生動，效果很好。收在他的全集第十二卷的《程氏漢語中國文學通史》，就是在當年講義基礎上修訂的，具有鮮明的特色。例如明代興起的八股文，以往的文學史著作大都視八股文為反面教材，花極少篇幅，點到為止；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我接受教育部授予編寫《明清文學史·明代卷》的任務，千帆老師就曾囑咐我：「應將八股文列專章」，我從明代文學的全局考慮，原則上接受老師的意見，八股文的篇幅、內容相當於一章，但在編目上卻列為節。程氏著文學史則把八股文列為專章，敘論允當，在眾多文學史著作中可謂首創。再如原由麗尼（郭安仁）教文藝學，人調北京後，這門課沒人承擔，程先生就自己來教。還有當時四年級的寫作課，教寫總結、寫報告之類，也沒人願意幹，他也就自己去教，效果都很好。這都與他豐富的知識結構、廣闊的視野、接受新事物新知識的能力密切相關。在上個世紀那場「擴大化」運動之前，武大中文系教師陣容之強盛，在全國都是頗有名望的。老先生有以劉永濟、劉博平、徐天閔、黃焯、席魯思為代表的「五老」，中年教師有以程千帆、劉綬松、袁昌英、沈祖棻、李健章、周大璞、胡國瑞、李格非為代表的「八中」。1956年《文學研究》（後來改名為《文學評論》）初創，特聘劉永濟、程千帆兩先生為編委，由此可見一斑。「反右」之後的所謂「五老」、「八中」，恕我直言，已有降格湊數之嫌，有的「老」或「中」，實在不敢恭維。從發展的角度看，現在文學院的教師隊伍頗為可觀，不乏名師、大家，稍感不足的就是尚缺大師級的領軍人物。其實現在的物質條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為什麼從全國高校或社科系統來看，似罕見公認的正活躍於文壇的大師呢？（但願這純屬於我的孤陋寡聞）也許受一些不必要的幹擾、流於形式的繁文縟節有關。
程先生既是學識廣博的通才，又是由博返約，學有專精的專家，畢生著作等身。他作為教師，與科學院的學者在科研項目方面有明顯的區別。教師所面臨的任務，首先是教學，科研方向與教學活動密切相關。宋代思想家、文學家朱熹《觀書有感》詩云：「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教學活動過程，正是教師從事學術研究的「源頭活水」，程老師的絕大多數學術著作是在授課的講義基礎上，不斷修訂、充實、提高而成為佳作的。每部著作都有其鮮明的特色，具有學術個性。特別是像文學史這類著作，無論是通史還是斷代史，在有幾家著作問世的情況下，難免會有所雷同，而他卻能在略有所同的情況下突出其所異。這在前面提及的《程氏漢語文學通史》、《兩宋文學史》、《元代文學史》等著作中，就足以見出其學術共性與個性。武大在四川樂山時期，他為教學而寫的《文論十箋》、《史通箋記》、《校讎廣義》等專著，別人似無同類著作，其學術個性似更突出。1957年參與「鳴放」而獲罪，冠以「右派元帥」稱號，先後下放八裡湖、沙洋農場勞動，其間有一段時間，正是1961年大饑荒之時，放寬政策，讓「右派」回校做教輔工作，程先生回到中文系資料室，他不僅把資料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各個學術專題剪報、資料卡片齊全，還利用掌握學術信息的有利條件，在業餘時間作學術研究。收在先生《全集》第八卷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和《古詩考索》中的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考據文章，就是在這期間寫的（每篇末尾，標明寫作年月）。他是那種得一支點就能創造奇蹟的人。「史無前例的浩劫」，他當然在劫難逃，豐富的藏書被抄散，《金瓶梅》、《西廂記》之類小說、戲曲通俗讀物，被造反者搶劫，著作手稿當作罪證沒收。大約1973年前後，原中文系所在地「工農樓」一間堆放雜物的房子，發現一口鐵鍋中堆滿寫有程先生姓名的手稿，沈先生得知，如獲失而復得的至寶，抱回家去，其中就包括上述書稿，《校讎廣義》稿已黴爛不堪【2】，劫後倖存，亦是奇蹟。
他文史哲兼修，學貫古今中外，在文獻學、古代文學、古代文論三大專業領域，都取得被學術界公認的建樹。在古代文學方面，貫通文學史，尤精於詩，特別是唐宋詩，這是有豐厚家學淵源的，他的叔伯祖父、父親，都是著名的詩人。他不願意搞選本，只因為教學工作需要，才與先師母沈祖棻合作搞了從漢魏六朝以迄唐宋的《古詩今選》，具有鮮明的特色，選篇精當，一些藝術性可謂上乘而一般人認為思想性不強的，他們選了，例如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程先生曾多次講授《杜甫研究》，也出版過《宋詩選》，但最後作為專項科研成果收入《程千帆全集》的是《杜詩鏡銓批鈔》、《讀宋詩隨筆》。還值得一提的是《被開拓的詩世界》一書，是與莫礪鋒、張宏生合作的，但最具創意的一篇，《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讀杜甫《飲中八仙歌〉》，為程先生所獨撰。據我所知，還有一些論文，例如研究辛棄疾、元好問的論文，均未收入《全集》，我體會其用意是：去除一般，獨存精髓，不追求字數之多，而重視質量之高，保留真正是獨創性的成果。前《文學遺產》主編徐公持曾說：「當代學者，研究中國文學取得最高成就的是南方程千帆，北方錢鍾書。」這是很公允的評價。
無論在武大，還是晚年到南大，凡是經他傳授的入門弟子，在教學與科研事業上都有所成。我國的第一個文學博士莫礪鋒，就是他培養的。他的人格魅力，具有極強的凝聚力。誠如王瑤先生所稱讚：「程千帆很善於帶學生。」在他指導下學習和工作，有如沐春風之感。每當我在治學上遇到困難或有所猶豫時，他就用巧妙的方法開導我。例如我感到撰著《中國文言小說史》戰線太長時，他就引用荀卿名言寫了條幅「鍥而不捨，金石可鏤」，託張三夕師弟帶給我，並題寫我的書齋名為「穿石居」，每當抬頭見此教誨，懈怠頓消。此書完稿後，他審閱了書稿，並撰序一篇，以示鼓勵；同時交給我一副重擔：任《中華大典·文學典·明清文學分典》主編，1200萬字，由我推薦副主編和選聘編纂人員，經費包幹，並囑我去南京參加相關學術會議。其間我向他提及一些棘手的問題，臨別時他將宋人方子通的一首七絕，寫成條幅贈給我：「溪流亂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間無妙手，古來何事不由人。」我當然心領神會，要有善於處理複雜困難問題的方法和毅力。在一定的時間內，要完成巨大的文化工程，必須掌握一個方向性的基本原則，以確保《大典》的質量。他在來信中明確地提出衡量與把握質量的標準是：不誤、不漏，這個順序不能顛倒，力求不出錯誤是第一位的，因受字數限制，絕對不漏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但不該漏的儘可能不漏。我算是比較勤奮的，但也不免有偷閒懶散之時，為免誤《大典》重任，在給先生的信中，我請他寫一副鞭策性的對聯，他認為我有這種精神很合他的心意，很快就把對聯寄來了：「恪勤在朝夕；俯仰愧古今。」程先生組織、協調、領導學術群體的才能，確實不同凡響，具有大師超凡的氣度，是學術上真正的帥才。可告慰老師的是：付出我們四代人辛勞的文化工程——整個《文學典》的六個分典，均已如期出版。
1996年5月，程千帆在吳志達的陪同下為沈祖棻掃墓。
千帆老師的心，是灼熱赤誠的，像爐火似的熱，又像秋水似的清。他的心總是那樣坦蕩透明，年逾不惑而心無城府。對家人溫馨忠誠，對學生友人重信誼、篤真情，對事業執著追求，對國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從1952年秋到1956年9月，沈祖棻先生應邀先後在蘇州江蘇師範學院和南京師大任教。沈先生的健康狀況不太好，所以總是程先生去蘇州或南京相聚。但他工作很忙，有一次為了能按約定的日期趕到南京，（當時一般只能坐船，需要兩天一夜34小時），他就急忙乘飛機如期赴約，那年代乘飛機可不像現在這樣容易。1956年10月，沈先生調回武漢大學中文系任教，為祝賀他們全家團聚，全系教師和研究生在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舉行聯歡會。系領導和老師們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在一片掌聲中，程先生神採飛揚、滿腔激情地吟唱了沈先生作的一首詞
[浪淘沙
]四首中的第一首，以表達沈先生抗戰時期的憂國之情，而與眼前的幸福歡快作對照。這也是當代文壇佳話。在家庭生活中，正是這種高雅溫馨之愛的力量和傳統文化的精神支撐，使程先生在遭遇「擴大化」運動的沉重打擊，以及「史無前例」的浩劫中，能夠堅強地度越困阨不堪之境。千帆師被貶謫到農場從事懲罰性的勞動，在他們來往的書信或所作的詩歌中，抑或偶獲恩準得以回到學校最荒僻的窮巷陋室少聚，都洋溢著人間苦澀而又深摯的至情。他們既是患難夫妻，又是文章知己。
先生秉性曠達爽朗，對於「以非罪獲嚴譴，廁身芻牧者垂二十年」的不公正待遇，並不十分介意。唯沈先生的不幸車禍慘死，心靈受到重創，既悲且憤。那是在1977年6月間，我聞此噩耗，顧不得會不會挨批判，前往他家弔唁。先生的愛女麗則在門外洗衣服，雙眼紅腫，哽咽著說：「爸爸在屋裡。」我走進房門，只見千帆師孤零悽涼地坐在書桌旁，左手纏著繃帶懸掛在脖子上。目視此情此景，黯然神傷。我們緊握著手，好一陣子說不出話來，唯淚眼相對，心靈共鳴，同命相憐。我們師生兩代人的命運何其相似，蒼天為什麼這樣冷酷！我國自古以來正直的知識分子，有關心國事民瘼、直言敢諫的傳統，而這種諍諫精神，又往往與對「聖君英主」的理想和希望聯繫起來。有一次，我和延霖去程先生家，與他談學術問題，談及宋明理學與士大夫的精神面貌，他對明代嘉靖年間一批正派士大夫為國家民生大計「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品格，深為讚賞。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就是每個時代，每個階級，都有自己的忠臣。所謂忠臣，就是意識到社會的憂患，具有責任心和使命感，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置個人榮辱得失於度外。正基於這種思想認識，當1957年春邀請知名人士出席整風座談會的時候，很多人都和程先生一樣，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坦誠地直抒己見，誰也沒有料想到，會上發的讜言，竟成了入另冊的罪狀。直到1975年，終於盼到了「烏頭白，馬生角」，程先生戴了十八年之久的右派大帽終於摘掉了。又立即奉命「自願退休」。說起摘帽，不能不令人對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產生由衷的敬意。那是在沙洋農場，程先生駕著牛車順著下坡路疾奔，前面卻來了一群放學歸家的小學生，眼看就將出現牛車撞倒一群小學生的慘劇，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先生毅然跳下牛車，牽著牛鼻子拐個彎，小學生免遭橫禍，而程先生自己卻折斷了腿骨，受重傷臥床幾近一年。正是這種捨己救人的壯烈行動，感動了「上帝」，在他所屬那個班組群眾的強烈呼籲下，才摘掉那個帽子。
一個長於治學、才華出眾的學者，正當年富力強之時，被迫「放下了筆桿子，拿起了放牛鞭和糞耙子」，確實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我感到欽佩的是，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中，只要有可能，他就悄悄地拿起書本或揮動筆桿。在十八年間，大約將近一半時間是在校內農場或中文系資料室工作，白天放牧或到資料室坐班，晚間回家，與沈先生論詩談文，讀書寫作，照舊不誤。在沙洋農場勞動時，還利用晚上開放圖書館之機，認真地讀了漢隋八代史。特別是在奉命退休，成為街道居民後，更加專心致志地從事學術耕耘。1978年春，我去看望他時，看見在他書桌右側牆壁上，貼著一張毛筆寫的紙條，上書「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他對我說：「這看似老生常談，我就是要以惜分陰的精神，把失去的時光奪回來。」
這不是空話。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在伏案寫作，以每天寫三千字左右的速度，整理沈先生遺留的論著和詩詞創作稿。左丘明、屈原、史馬遷等古人發憤著書，大概就是這種精神。明乎此，就不難理解，從1979年至1999年二十年間，程先生的學術成果，真可謂著作等身，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十五卷本《程千帆全集》是他生前定稿的，為紀念他百歲誕辰，又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經修訂的《元代文學史》，還有由師母陶芸編的《閒堂書簡》，從中可見對友人和學生的真摯情誼以及治學之道。他曾經用形象化的語言對我說：「一棵紮根深土的樹，即使把它的枝幹砍光了，也會萌發出新芽的」，實踐證明，這也是真理。在1957年之前，沈先生就曾與程先生相約：「要在喝採聲中退場。」於是程先生於1990年在一級教授的崗位上，聲望最為隆高之際，主動上書引退；而對培養青年學者和著書立說工作，仍然孜孜不倦。他是在2000年5月中旬主持通過《中華大典·文學典》最後兩個分典《魏晉南北朝文學》和《文學理論》的樣稿論證會後，於6月3日溘然長逝的
。他對學生的遺囑是：「在我身後仍能恪守敬業、樂群、勤奮、謙虛之教，不墜宗風。」弟子們都銘記於心。 作者簡介：吳志達（1931—2020），男，生於南京，原籍浙江東陽，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國家級文化工程《中華大典·文學典》副主編,兼《明清文學分典》主編。著有教育部「七·五」社科規劃項目成果《中國文言小說史》及《明代文學史》《明代文學與文化》等。
注釋：
【1】詳見《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桑榆憶往》,第7頁。
【2】《校讎廣義》分版本、校勘、目錄、典藏四卷，晚年由其弟子徐有富協助重寫。
來源：《長江學術》201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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