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習鑿齒文化和精神，網上已有很多文章和評論。其中，有些雖然引用了各種古籍史料進行支撐，但是缺乏對史料本身的正確性考辯。對於網上的一些有失偏頗的觀點，作為習鑿齒的後人，我有責任和義務為先祖和家族正名，發表一點習家人的觀點。儘管我不是學歷史專業的，但受家族長輩的鼓勵和支持，我最終還是下決心來寫點東西。
關於網上和學術界的評論，我大體都了解了一些，有以下幾個方面，想做一些非學術但是誠懇的補充和說明。主要還是針對我習氏族人以及關心鑿齒文化和精神的同仁們，不要輕易受網上的信息和言論所誤導。
一、正史、地方志和家譜的關係
眾所周知，正史、地方志和家譜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三大來源，三者之間相互補充相互印證。並不是因為家譜非官方記錄，涉及範圍小，就比正史和地方志的可信度低一等。家譜的確會存在一些缺陷，受人力、物力和財力影響，有些事件的來龍去脈，缺乏充分的考證和材料支撐。但是自漢以來，我國社會多數時期是以儒學為尊，以仁孝治天下。家譜雖可能會有攀龍附鳳的成分，但也不至於拋棄自己的親祖宗，亂認一個假祖宗。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編纂過程中，沒有官方的標準和制度，但受仁孝道德底線的約束，家譜的可信度還是很高的。
中國不僅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還是世界上唯一具有連續文明的文明古國。什麼是連續文明？就是我們雖然經歷過無數的朝代更替，但我們沒有被人滅族、屠殺殆盡，沒有完全放棄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當今中國生活的每一個中國人，身上流淌著的都是那些曾經在先秦時期生活的人的血液。物競天擇、優勝劣汰，我們每一個人之所以現在活著，都是因為我們的祖先足夠的優秀，在無數的戰火與災害中頑強的生存下來，並一代一代繁衍傳承下來。
先人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雖然現在聽來會覺得保守。但也正是這樣一種保守思想，這樣一種家族榮譽和文化精神，才使得我們的祖先在那樣艱苦的環境，甚至慘絕人寰的戰爭和災害下，能夠頑強地生存下來，能夠最終勝利並獲得繁衍的權利。從而能夠讓我們今天讀公元前的歷史，和其他國家的人感覺不一樣。其他國家的人讀得都是關於別人祖先的故事，而我們讀得是關於自己祖先的故事！
因為在歷史上的地位不同，不同的家族繁衍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像劉、李、趙、朱這樣曾經統治中國幾百年的家族，因為繁衍後代太多、重要人物和重大歷史事件太多，單單靠一個族譜已經不可能記載得了，也沒有這樣的人力、物力、財力來統籌編制，他們只能做其中某一支的族譜。我記得小時候讀《三國演義》小說，劉備到處跟別人忽悠說他是中山靖王之後，是當今皇帝的叔叔。當時還覺得好笑，一個織席販履的農夫，怎麼會是當今皇帝的叔叔呢？後來從正史了解到，中山靖王有很多老婆，有近百個子女。這樣一算，繁衍若干代下來，有沒落地像劉備這樣的子孫就一點都不奇怪了。而且劉備確實也是非常優秀了，他最終還是當上了皇帝，間接說明他的能力和基因還是非常正統的。中國歷史上能夠從一個農民逆天改命成為皇帝的人，是屈指可數的。
直到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習姓人數都不超過100萬。如果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間，恐怕人口都不會超過4萬。根據史料記載，明朝洪武年間中國人口大約6000萬，當今中國人口大約14億。按比例簡單推算，明朝洪武年間的習姓人數大約也就4萬人以內。
習姓家譜修撰始於宋朝，但是最權威和完整的修訂，應該分別是明朝洪武年間習均謙及明代宗景泰年間習嘉言（習經，字嘉言）修撰。習均謙雖然只是縣裡教諭，但為人正直、治學嚴謹。習嘉言是詹事府詹事，雖然官職不高（正三品），但從事皇子或皇帝的內務，並且統領左春坊、右春坊、司經局等部門。以他所處的位置，掌握的人力、物力、財力，掌握的相關歷史材料和民間資料，主持修撰當時只有4萬人口的習氏家譜，其可信度還是非常高的。
正史雖然是官方授權修訂的，但是受制於統治者「成王敗寇」的遊戲規則，也並不是完全可信的，需要仔細地辨別和推敲。比如，《漢書》記載漢廢帝劉賀在位27天，不僅荒廢朝政，而且做了1127件荒唐事，平均每天做30多件。其中，強搶民女、淫亂宮中自不必說，劉賀同志居然還帶著隨從把祭祀的祭品都吃了個精光！（劉賀同志畢竟是皇帝，何至於吃祭品？退一萬步講，就算劉賀同志改不了花花公子的本性，也不至於吃祭品吧。就算是想吃，嘗嘗就行，何必吃個精光？）。
如果劉賀是個傻瓜或者瘋子，一天做三十多件彪炳史冊的荒唐事，連續做二十七天，也是有可能的！但稍做思考，這都是不可能的。當時劉賀並不是皇帝的唯一候選人，霍光在選人之前，不可能沒事先做功課，請個瘋子來做繼任者，最後把自己弄得很狼狽。又大費周章冒著巨大的風險來廢帝，給自己留下身後罵名，死後被抄家誅族。
中國的正史很多雖然是隔代修撰的，但是所用歷史遺留下來的材料，很多就已經是帶有導向性了。因為多數情況下，只有被統治者認可的史料才能遺存下來。除非是一些重大歷史事件，人們能夠冒著生命危險將真相保存下來或口口相傳。其他很多事件，由於沒有現代通訊技術和網際網路，知道真相的人又少，就只能憑官方公布的記錄，由史家來做判斷了。
也正是因為正史的不足，才需要地方志和家譜來做補充和相互印證。如果正史和家譜出現不一致的地方，不能簡單粗暴地用正史來否定家譜，也不能用家譜來否定正史，而是需要更進一步科學合理的論證。在東晉時期，由於戰爭和社會動亂，關於習鑿齒的生卒年份及為避禍亂的遷徙隱居地等信息，唐朝修撰的《晉書》出現一些錯漏記載，在合情合理範圍之內。這方面的具體信息，理論上來說應該以家譜和地方志為準。畢竟當年的地方政府和家族後裔子孫，比隔代修譜的史家更能了解事情的細節，不能簡單以正史來駁斥家譜。在東晉時期雖然我們沒有家譜，但是有放著歷代祖先牌位的祠堂，有習鑿齒曾經開辦的半山書院遺址，有他死後喪葬的墓碑和地址等遺蹟，這些是絕對不可能有錯的。正如明朝嘉靖年間著名書法家王守在習氏家譜中所說：「卒書葬於死者，有稽書娶知其所配，書子知其所繩，書女知其所適。俾受姓以來，絲聯珠貫，圖傳昭然，非仁人孝子而能若是乎。吾知尊祖者在其中，敬宗者在其中，睦族者亦在其中，所謂人道之大在親親，其功莫盛於此乎，予將拭目以觀其成。」（嘉靖五年春月之吉，賜進士第光祿大人柱國新建伯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伯安王守頓首拜撰）
二、習鑿齒的歷史文化貢獻
習鑿齒的歷史文化貢獻有多大？我不是搞歷史文化研究的，沒有能力也沒有資格下結論。但是，學術研究也有普遍性，古今中外無論哪個學科，評判一個學者的研究是否有重大理論創新和貢獻，主要是看其原創性觀點及其影響。我姑且從一個外行的角度來談一下鑿齒文化和精神的歷史貢獻。
習鑿齒《漢晉春秋》「越魏繼漢」論，是中國史學的重大開創性理論。即便是站在現代歷史或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能夠提出「越魏繼漢」的觀點，也是學術界的重大理論創新。因為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晉朝的合法性是來自於曹魏禪讓，是繼曹魏之後的新朝代。當時西晉陳壽的史學名著《三國志》，直接尊曹魏為正統，司馬氏皇家也是認可這個觀點。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這個觀點背後其實隱含著一個假設，那就是曹魏是一個合法統一的王朝。但實際上曹魏是不是合法統一的王朝呢？顯然不是，與曹魏同一時期還有蜀漢、東吳兩國並存，國家實際屬於分裂割據狀態。曹魏既沒有統一中國，按當時的觀點來看也不是合法王朝。晉取代曹魏，一統中國，實際上繼承的是漢朝的統治。如果說曹魏王朝不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那麼晉取代曹魏政府的唯一合法性怎麼成立？所以晉王朝政府的合法性不是來源於曹魏的禪讓，而是來源於一統中國，制止分裂。
習鑿齒品三國，以蜀漢為正統，影響深遠。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三國演義》完全遵循了《漢晉春秋》的框架，以蜀漢為正統，三國之間群雄逐鹿，最終以司馬炎一統三國，建立晉朝為結局。《漢晉春秋》因為失傳，所以我們很多人都沒讀過，不知道它精彩之處。但是《三國演義》多數人都讀過，它不僅沿用了《漢晉春秋》的框架，還直接改編了《漢晉春秋》中記載的很多故事，例如「諸葛亮揮淚斬馬謖」、「死諸葛走生仲達」等經典篇章。此外，習鑿齒《漢晉春秋》對《後出師表》的收錄，《諸葛武侯宅銘》等對《三國演義》塑造諸葛亮形象產生了深遠影響。我們在讀《三國演義》而感到拍案叫絕的時候，是不是應該首先想到和感謝習鑿齒《漢晉春秋》的開創性貢獻？如果說《三國演義》達得到當代諾貝爾文學獎的水平，那麼按照諾貝爾獎的頒獎規則，《漢晉春秋》開創性貢獻也是當之無愧。
習鑿齒與釋道安的友情，及對中國佛學傳播的影響。道安法師是東晉著名高僧，印度佛教中國化的奠基者，依國主立佛法的倡導者，佛門釋姓的統一者，中國僧制的首創者，中國第一部佛經目錄的編纂者，淨土信仰的倡導者，六家七宗之首「本無宗」的創立者。習鑿齒和道安法師是至交，道安法師在襄陽住了十五年，期間與習鑿齒相交甚篤。兩人之間有諸多的交流和書信往來，散見於《弘明集》、《高僧傳》等佛教文集。例如梁元帝蕭繹撰寫的《金樓子》中，記載了習鑿齒與釋道安相互之間調侃的一段典故：
習鑿齒詣釋道安，值持缽趨堂，鑿齒乃翔往，眾僧之齋也，眾皆舍缽斂衽，唯道安食不輟，不之禮也。習甚恚之，乃厲聲曰：「四海習鑑齒，故故來看爾。」道安應曰：「彌天釋道安，無暇得相看。」習愈忿，曰：「頭有缽上色，缽無頭上毛。」道安曰：「面有匙上色，匙無面上坳。」習又曰：「大鵬從南來，眾鳥皆戢翼。何物凍老鴟，腩腩低頭食。」道安曰：「微風入幽谷，安能動大材。猛虎當道食，不覺蚤虻來」。
習鑿齒與釋道安兩人相交的十五年中，習鑿齒對道安法師的日常起居悉心安排，「多方翼護」。習鑿齒曾多次向好友謝安推薦道安法師，說道安法師不僅博通內外群書，於「佛經妙義，故所遊刃」，「遠勝非常道士」，「乃是吾由來所未見」。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當前秦王苻堅攻克襄陽時，他曾說：「朕以十萬之師攻取襄陽，唯得一人半。」此一人指的正是一代高僧道安大師，半人即指習鑿齒（因為習鑿齒當時患有腳疾，故稱半人）。
無獨有偶，當年跟著道安法師一起到襄陽布道的還有佛教淨土宗的始祖慧遠大師，當時慧遠大師還是年輕小夥，是道安法師的徒弟，師徒二人在襄陽同住了十多年，師徒二人均與習鑿齒交厚。後來前秦王苻堅攻克襄陽，道安法師為免徒眾受到迫害，影響佛學傳播，遣散弟子分赴全國各地布教。而巧合的是，慧遠大師帶領的這一支弟子往南來到江西廬山，見此地峰林閒曠秀麗，是修行的好地方，便定居於此。後來，在江州刺史桓伊的支持下，在廬山東面建立東林寺作為布教場所。東林寺後來成為佛教淨土宗（又稱蓮宗）的發源地，也被日本佛教淨土宗和淨土真宗視為祖庭。
習鑿齒對中國人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影響。在我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我們經常為引用一些經典如：「攻心為上」、「束之高閣」、「七擒孟獲」、「司馬昭之心」、「畏敵如虎」、「樂不思蜀」等成語來表達自己的想法(以上成語均出自習鑿齒著作)。一千多年以來，這些成語背後的觀點已經逐漸演變為我們看待世界的價值觀了。比如「攻心為上」，有時我們需要去做成某一件事的時候，即便我們不知道「攻心為上」這個成語，我們做事的先後順序，可能潛意識裡就會想到先從「心理戰」開始。這些東西表達的不僅僅是文化思想，它們甚至已經融入到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裡、骨髓裡和基因裡。我們並不是因為先學了「攻心為上」，我們才會應用「攻心為上」計謀，而是我們生下來就善用「攻心為上」。毫不誇張地說，即便一個中國人在外國出生，在同等條件下學習我們中國的這些傳統文化，也會比外國人更快掌握。
三、富平習氏和習鑿齒的關係
陝西富平習氏為習鑿齒的後裔，遷徙的路徑依序是：江西新餘白梅—峽江花門樓（古稱新淦，思敬公洪武二年由此遷出）—河南鄧州習營村—陝西富平。證據就是江西新餘白梅、峽江花門樓、河南鄧州習營村三地的族譜有詳細的記載，並且三地的族譜是可以銜接得上的。所以，陝西富平習氏為習鑿齒後裔確鑿無疑。
此外，由於鑿齒公晚年隱居於白梅，鑿齒公又是白梅習氏始祖，因而有不少習氏後裔，諸如江西境內所有習氏包括新幹、萍鄉、宜春、贛州等、外省如雲南、浙江、河南、湖南、廣西、廣東、湖北、甘肅、陝西等地的部分習氏，也有很多是習鑿齒後裔，都是在不同朝代由白梅遷移出去，有得是因為外出遷移做官，有得是為了謀得更好的生計，以及其他各種原因。如果再往上追溯到習鬱，則全國習氏可能是一家。有些習氏後裔繁衍多的地方有家譜詳細記載，有些地方則因為習氏後裔人數太少而沒有記載。但無論是否有記錄，他們都是習氏後裔。
我習氏不同於其他大姓，習氏人口只有幾十萬，繁衍的脈絡清晰，並無其他旁支。歷史上也沒有出過特別有權有勢的人物，也不會有其他人因為攀附權貴而改姓習。所以自東晉習鑿齒以來，雖歷經一千七百多年的繁衍，人口仍然不足百萬。習氏人口雖少，但根據族譜記載，自明清以來，每年清明節，都會有不少來自全國各地的習氏後裔，到分宜棗木山習鑿齒墓祭拜，並且留下了大量的祭文和詩詞，其中不乏狀元和進士（雖然中間因為戰爭和其他原因，可能出現過間斷）。
《梅田習氏族譜》（明洪武十一年修撰）記載：「謹按吾習氏之族，其初以國為氏，漢有習饗為陳州相，九世孫曰鉉仕，為廣州教授，教授七世孫曰鬱，晉初為襄陽公，襄陽公五世孫曰鑿齒（可能是十五世），始為襄陽主簿後升遷滎陽太守，苻堅寇襄陽，屢以書徵，鑿齒不屈，攜妻及子隱於萬載之書堂山，而終卜居於白梅焉，由晉而唐而宋而元明，歷世久遠，遺蹟猶存」。
「蓋譜以明乎其本，究夫其源，析乎其流」。修撰族譜的目的，不僅僅是要讓家族後裔明白自己的來源，先輩的付出和榮譽。更是要激勵後世子孫，傳承家風家訓，站在前人的基礎上，不斷永攀高峰。
習氏家族源流也不能自說自話，選一篇明朝洪武年間狀元寫給習氏的譜序做為附錄以供參考（老譜中皆為繁體字，我才識淺薄，在由繁轉簡的過程中，難免有很多認錯抄錯的地方，不認識的字一律用*代替，敬請諒解）：
《習氏族譜序》（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鈐陽黃湜子澄氏敬書）
餘自髫齡時，嘗受業於渝川石門梁先生之門，每得親教。梁先生之友習徵士，字均謙者，往來晉接，與其子侄輩博覽書史，考訂古今。見其峨冠博帶，禮樂雍容，詢其世族淵源，則為東晉鑿齒之後。及餘登洪武元魁，歷官詞林，丁艱歸家，復往候石門先生，忽又接均謙先生，留連忘返。遂邀餘遊覽山川，朔自石門勝概，蹝步而上越十裡許，有喬木修竹，錯埌星聯，望而知為右族。日凝眸詢之，均謙先生因指而示予曰：此即吾家，西田習氏也。夫習之受性，卜居其源遠矣。此鑿齒避符堅之難，隱於萬載書堂山，再遷於臨江之新餘白梅，子孫遂為新餘人。特見其山水鍾靈流秀，代有名人，世崇德業，文行彬*。由唐宋而元明，郡誌所載，班班可考。迨元季兵亂，故家巨族轉徙靡常，而習姓雖丁顛沛，全璧勿遺。國朝洪武初續有家乘，燦如指掌，今日之綿延，繩蟄昭睦秩如，皆諸君之德也。越數日，均謙之子若侄列*於前，輯予而請曰：自吾祖之卜居於斯也，歷年多矣，引其子孫林*，支派蕃衍，雖吾祖若父雅談修譜，每謙讓，勿能蓋修之，實難耳。及今世之耆老長者屬其同親，倡厥修譜之*，長幼尊卑濟*，將事樂觀厥成。茲幸高軒遠臨，祈惠一言，予取而閱之，且嘉之曰：妙哉，此歐蘇令緒也。審異致同，合換成萃，序親以篤親*之仁，辯賢以啟尚賢之義，雖瑕必收，雖賤不棄，明其所共出也。姻盟鹹載，紀姓不淆不亂，所自生也。定約命名重正名也。書葬述地示所守也。引譜以普為義，慮譄之棼而增修之俾。公普之法，亙百代而愈著，如千枝苗秀，暢其本而益茂，如萬派分波，疏其源而益衍。則習氏耆英與諸君子今日之舉，貽謀之澤詎淺鮮哉。為習氏後賢者，仰念祖德之盛，而深維今日繼美之艱，其什襲之毋怠。而習氏迺憮然曰：鼎言也。請授諸梓遺願，廣其志以垂不朽也。夫復曷遜，予典均謙，夙忝通家且親教益，誼甚篤也。遂為書。
備註：黃湜，字子澄，江西分宜人，洪武進士，明惠帝（建文帝）三大謀臣之一（方孝孺、黃子澄、齊泰），皇太孫朱允炆的伴讀。《明史（列傳第二十九）》記載：「黃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人。洪武十八年，會試第一。由編修進修撰，伴讀東宮，累遷太常寺卿」。
作者簡介：
習明明，武漢大學經濟學博士（2011），江西財經大學江西經濟發展與改革研究院副院長。在《經濟學（季刊）》、《經濟學動態》等國內外權威和CSSCI期刊發表論文30多篇；獲得省部級領導肯定性批示的研究報告6篇，多個報告被省廳局採納應用；出版學術專著10部；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2項，主持教育部、江西省等省部級課題10項；參與國家級重大項目、省部級和服務地方經濟課題20多項。入選江西財經大學「第六批優秀青年學術人才支持計劃」，兼任江西財經大學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院特約研究員（2018-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