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子林（上海書店出版社前總編輯）
主題：上海四馬路的前世今生——從繁華商娛街到特色文化街
時間：2014年10月19日
主辦：上海書店出版社、上海圖書公司
【編者按】 上海話中「四馬路的女人」指的是失身柳巷的女人。而這條四馬路，就是現在書香瀰漫的福州路。 作為一條在清末即已顯現繁華的街道，最初是生活娛樂和商業場所；進入1920、1930年代，隨著資本市場的運轉和環境的影響，各文化機構自發聚集，始成文化特色街。從繁華商娛街到特色文化街，福州路可以說是中國近現代出版業崛起的縮影。 83歲的俞子林1947年來滬從事書店工作，曾任上海圖書公司總經理，上海書店出版社總編輯。在「海上博雅講壇」上，他為讀者展示各年代歷史場景，細數行業掌故、遺聞軼事，帶領讀者一覽福州路的「前世今生」。以下是俞子林授權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發表的講座內容：
洋場縮影著名文史掌故作家鄭逸梅先生在1941年寫的一篇《數十年前之上海》一文中說：「現在公共租界熱鬧的市區，當以南京路為中心，以前卻把四馬路作為中心，尤以青蓮閣一帶最為繁盛。」又說：「青蓮閣為一茶寮，今雖存在，然地點已不同了。青蓮閣的舊址，即今世界書局。最初名華總會，春風駘蕩，憑欄品茗，可以下瞰寶馬香車，紅男綠女。所以曩時吳友如作為繪畫的資料，如今其畫寶中尚有那麼一二幅哩！」
當時的青蓮閣茶樓，除了賣茶、供應點心，還是遊藝場，有哈哈鏡、彈子房、曲藝演出等，所以稱為大眾遊樂休憩的熱鬧場所。四馬路的熱鬧，當然不止茶樓、遊藝場，還有戲館、影院、中西菜館等。
四馬路在當時所以能夠成為熱鬧的中心市區，是在租界條件下形成的。租界建立以後，一批批外國淘金者紛紛來到上海。他們在上海設立洋行、銀行，從事各種進出口貿易，同時，也必然要尋求消費娛樂文化宗教等活動。當時福州路附近已建有基督教的天安堂（麥家圈）和聖保羅堂（望平街），所以四馬路曾被稱為布道街或教會路。
四馬路是俗稱，正名福州路是1862年才有的，外國人也把他們的生活方式帶到中國來，如建立跑馬場、拋球場、划船俱樂部，他們的戲劇、電影、雜技、馬戲，也不斷地到上海來演出，還帶來了電燈、電話、自行車等中國所尚未有的新事物。當這些東西紛紛展現在上海的時候，人們把租界稱之為「十裡洋場」。有竹枝詞云：「萬家燈火鬥嬋娟，到處歌臺奏管弦。十裡洋場春似海，塵寰今見大羅天。」這是講十裡洋場即租界的繁華。
不久前我看到一部介紹清末上海地區木刻年畫的畫冊中，有一幅題為《上海四馬路洋場勝景圖》的年畫。畫中所謂洋場勝景，並非園林、建築之類的自然風光，卻是十餘組人物。起首一組是四個繅絲工坐著輛手推獨輪車上工去，旁有一個手擎鳥籠的遊手好閒之徒，上面寫著「滑頭弔膀子」，滑頭是油滑不正派之人，弔膀子是滬語調笑的意思。然後是坐東洋車的、單人騎腳踏車和雙人騎腳踏車的，這些是當時新奇之物。又有一輛馬車上坐著兩個女子，寫有林黛玉、金小寶的名字，這是當時四馬路的兩位名妓。下面又有一組二人抬轎子，轎內坐二女子，旁寫「先生上書場」，「先生」是對書寓藝妓的稱呼，她們是到茶樓或書場說書去的。再有一組「請倌人出局」，一女子由一男人肩著，那是妓院龜奴送妓女出局的情景。據說租界當局認為此舉不雅，後來改用人力包車送妓女出入了。年畫還畫了一組外國夫妻穿洋服、牽趴兒狗逛馬路白相。最後兩組是「紅頭巡捕捉叫花子」和「野雞拉客人」。紅頭巡捕指英租界當局僱用的印度籍巡捕，野雞即妓女。
時移世變進入民國（1912年）以後，四馬路仍是外國人的租界，仍是十裡洋場，但是它的內涵漸漸地發生著變化：娛樂業有所減弱，文化業迅速崛起。它是怎麼演變的？為什麼演變？我們不妨請教一位歷史見證人——楊壽祺（1894——1971）。
清代同治年間，蘇州楊雲溪公在閶門內開設一家來青閣梳妝，後遷護龍街。1911年辛亥革命時，部分軍隊譁變，社會混亂，舊官吏返回原籍，富貴人家遷往上海，書店業務清淡。雲溪公聽說上海市面尚好，便叫孫兒壽祺到上海探視。壽祺看到四馬路只有一鼎新舊書店，設在龍升旅館門口，三四架書，生意卻很興隆。四馬路一到黃昏，遊人似織，車水馬龍，非常繁華。壽祺回蘇向祖父稟報，第二年便在青蓮閣樓下東隔壁租到一間店面，開設了來青閣梳妝。1931年，青蓮閣地塊要改建為世界書局大廈，青蓮閣便遷到西首湖北路去了。
開設在四馬路繁華地段的青蓮閣茶樓（兼遊樂場），為什麼讓位於文化出版業的世界書局？這對於四馬路的發展方向具有象徵意義，但這並不是娛樂業的衰退，相反是更大發展的結果，是上海大市場快速運轉的結果。這裡我們又可以請出一位歷史見證人，或者竟可以說是歷史創造者，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海派商人黃楚九（1872——1931）。
黃楚九出身在浙江一個中醫家庭。父亡後隨母到上海讀書，長大後在縣城內自設診所，憑一張家傳土方兼制些藥丸出售。多年後，他看到做中藥不如做西藥賺錢快，便籌錢到租界開設中法大藥房，後又開設五洲大藥房，生產幾種成藥，十分暢銷。他從此實力大增，開始涉足娛樂業，創設新新大舞臺（劇場），附設屋頂花園（遊樂場），號稱「樓外樓」。1915年，他與地產大王經潤三合作，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創辦新世界遊樂場。一年後經潤三去世，他與經潤三遺孀發生齟齬，便將股份析出。黃楚九痛惜之餘，心有不甘，便在西藏路南端（今延安東路口，當時屬法租界）謀得一塊土地，建造大世界遊樂場。
差不多與此同時，南京路（俗稱大馬路）建起了四大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和大新公司，都是高樓巨廈，經銷華洋百貨，並附設旅社、菜館、遊樂場。
四大公司的建立，及其後的中國國貨公司、惠羅公司、麗華公司，以及「三大祥」綢布呢絨店等，使南京路成了上海最繁華的中心市區。而在四馬路，它的娛樂繁華景象逐漸地減弱了，文化企業（書店、報館、文具儀器商店等）卻蓬勃地發展起來。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市場的推動下自然形成的。
文化街的形成和發展四大書局——文化街的標誌
四馬路稱為文化街，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大東書局、世界書局、世界書局先後成立，是一個標誌。
商務印書館1897年成立時，還只是個以印刷商業簿冊報表為主的印刷所。1901年後，它擴充資本，擴大印刷廠，建立編譯所和發行所，聘張元濟為編譯所所長，才走上出版業的道路。此時正處於中日甲午戰爭慘敗，戊戌變法被扼殺，維新變法呼聲日益高漲，清政府也自知不能照老樣子走下去了，頒布了廢科舉、興學堂，實行教育改革的新政。但舉辦學堂沒有一套適合現代教育的教科書。張元濟等以「扶助教育為己任」，特聘蔣維喬、莊俞等有教育經驗的人士任編輯，反覆研究，編出了一套適合中小學學生學習的教科書，並編寫「教授法」供教師參用。據史料記載：1906年清學部第一次審定初等小學暫用書目102種，商務出版的佔54種；1910年審定中學堂初級師範學堂暫用書目84種，商務出版的佔30種。商務印書館為開創我國現代教育建立了功勳，也奠定了它在出版界的地位。
中華書局創辦人陸費逵，原是商務印書館出版部部長。當辛亥革命之時，商務正處於經濟不靈，對革命前景缺少預見，因此對教科書內容是否需要改革舉棋不定。此時陸費逵卻別有所圖，聯絡商務發行部部長沈知方等，秘密另編一套新教材。當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他便創立中華書局，在春季開學前推出新教材。新教材比較適合民國成立後新形勢，且印有民國共和五色旗，就此佔領大部分學校用書需要，形成與商務競爭局面。
大東書局一九一六年由呂子康、王幼堂、沈駿聲、王均卿創辦，門市部初設福州路晝錦裡口，1931年遷入福州路310號總店大樓。該局也出版中小學教科書，及法律、醫學、科技等書籍。
沈知方於1917年脫離中華書局，初在福州路青蓮閣對面弄內一旅館內租房，以世界書局名義出版書籍，待至出書漸多，於1921年組建股份有限公司，局址設福州路320號，1932年遷入福州路390號新建大廈（即青蓮閣茶樓原址，今外文書店）。
不可忽視的中小型書店
現在我們說的文化街，是指福州路東起河南路、西至湖北路這一段，全長約600米，大小書店約有一二百家，大部分是三五人的小店，二三十人以上就算中型了。
開明書店是中型以上書店。它原是章錫琛獨資創辦，後改為股份公司。章原在商務印書館主編《婦女雜誌》，因與商務辦刊宗旨有所不合，在鄭振鐸、胡愈之等支持下辭去職務，另行創辦《新女性》月刊，於1926年創辦開明書店。此時浙江上虞白馬湖春暉中學一批教師，因不滿學校領導管理方式，辭職來滬，其中有的參加了開明書店工作，有的成為開明的作者，如夏丏尊、葉聖陶、豐子愷、朱自清、朱光潛、劉薰宇等。這是開明始終重視教育、堅持傳播先進文化的重要因素。開明也出版中小學教科書，在各地設有分店17處，有人認為是大型書店。但它在福州路只有一個小門市部，沒有豪華大廈。
出版新文學著作的出版社，以泰東圖書局、光華書局、現代書局為著名。光華書局創辦人沈松泉撰文說，光華是上海第一家專出新文藝書籍的。當他和張靜廬、盧芳三人一起籌劃創辦光華書局時，三個人都沒有錢，都是窮光蛋，當時（1935年）只湊了幾十元錢就辦起來了。出版書籍大都要考賒欠紙張印刷成本，等書賣出再付錢。但在1926年為頂進一家門市部時，是請了一些朋友連募帶捐籌集了一二千元才辦成的。光華書局出版創造社成員的作品最多，郭沫若稱它是「創造社的託兒所」。光華又曾出版「左聯」的機關刊物《文學月報》等。在那年代，進步書刊常遭查禁。沈松泉曾說，光華出版物約有六分之一遭禁，損失很大。
以出版魯迅著作出名的北新書局，誕生於北京，1927年後也遷到上海福州路了。但是魯迅的著作也有在極普通的小書店出版的。無錫人方家龍辦的合眾書店出版了魯迅的《二心集》。當時有些書店（包括大書店）是不願或不敢出魯迅的書的。方家龍以購買版權方式活把書稿買下來，出版後即被查禁，如果再版必須刪去2/3，方家龍就改名《拾零集》出版。僅從書名就可以看出他對反動當局的抗議，是令人欽佩的。
與政治、政黨有關係的書店，還可以說到國民黨創辦的民智書局，民智書局設在棋盤街（河南路）商務印書館對面。1922年開業。那時孫中山尚在，曾在民智書局學業後來創辦光明書店的王子澄曾親眼見過這位偉人。這時候書局是由左派掌握的，以出版孫中山的學說為要務，也出版過廖仲愷的《全民政治》、蔡和森（共產黨人）的《社會進化史》，還代銷中共黨刊《響導》、團刊《中國青年》，和魯迅編的《語絲》等。王之澄後來脫離民智自辦光明書局，出版的第一本書就是彙編報刊資料的孫中山傳記。
由此可知，不少書店與思潮、政治或文藝社團的發生、發展有關，但更多書店是純商業性的。他們各有不同的追求，或自己的專業特色，他們在傳承文化，滿足人民需要方面，有著不同的貢獻。
（本文由演講人審訂後授權刊發）(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