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我在澎湃新聞的「城市映像」專欄發表文章《
倫敦「過客」：用影像藝術觀察城市中產化》，其中探討了城市中產化、士紳化對倫敦、柏林等地的影響。
一年後的今天，我住在柏林的腓特烈斯海因—克羅伊茨貝格區（Friedrichshain-Kreuzberg，以下簡稱腓區），據柏林旅遊局官方網站介紹，這裡是「柏林甚至全宇宙最酷的。」腓區以長夜、多元文化及非主流生活的實驗場著稱，該區南部的RAW一帶聚集了全柏林知名的夜店，包括世界排名第一的「貝格海恩」（Berghain）。
腓特烈斯海因—克羅伊茨貝格區 圖片來源於網絡 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我怎會搬到這個「宇宙最酷區」？還真是誤打誤撞，剛來柏林時，我曾住在普倫茨勞貝格區（Prenzlauer Berg，以下簡稱普區），這裡位於市中心米特區北邊，曾一度是工人階級和波蘭移民聚集的區域，柏林圍牆倒塌之後，不少來自斯圖加特的資產階級家庭湧向此處購買房產，而斯圖加特作為奔馳和保時捷的原產地，盛產汽車工程師與職業經理人。
緣何這些家庭當時對東柏林的普區如此感興趣尚有待考證，不過從城市「士紳化」的角度來說，這裡是全柏林最顯著的案例之一，也正因此，普區被柏林人戲稱為「最不柏林」的社區。如今，普區靜謐安寧，春秋時節，青石路上，鬱鬱蔥蔥的大樹遮天蔽日，高空中樹葉的婆娑聲猶如做成平面手工的紙片海浪，此起彼伏。我住在普區時，曾聽一位鄰居開玩笑說，住在這裡，喝口自來水都能懷孕。的確，只要出門，就能看見青年或中年媽媽們悠哉悠哉地推著嬰兒車，而大街上嬰兒用品店與咖啡館的密集程度居然旗鼓相當。
普倫茨勞貝格區翻新後的老房子 圖片來源於網絡
我戲言，普區令我感到中年危機，於是半年後，我搬到了上文提到的「宇宙最酷區」——雖然和「派對動物」們比起來，最喜歡看書的我「宅」到不行。在腓區的街頭巷尾，說英語的人絕不少於說德語的人，甚至有不少咖啡館和飯店的服務生完全不會說德語，這點常常令來自德國其他地區的遊客深感困惑，但對於近年來湧自四面八方的「新柏林人」來說，正是柏林文化的多元性令他們在此如魚得水。
過去4年中，世界各地的人們來到柏林安家落戶，柏林平均每年新增人口6萬，如今總人口達到370萬，預計在2035年將達400萬。柏林為何如此吸引新居民呢？作為德國首都，它在過去25年中迅速發展，正在迎頭趕上歐洲老牌中心倫敦的文化多樣性，這裡公園和綠化佔到城市面積的四分之一，周邊還有數以百計的溼地湖泊，但柏林的吸引力不止於此——它還代表著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據Norman Kietzmann為《MONOCLE》雜誌撰文所言：
「這裡滋養著適度的資本主義形態，業績和利潤不是衡量成功的單一標準。健康的居住環境、合理的工作時長、隨性的生活態度提升了舒適度與幸福感，也使人們得以從工作中抽身，或陪伴家人與朋友，或享受獨處時光。柏林是一個城市特例——這裡的房租與房價遠低於巴黎、倫敦等首都的平均水平。一個人即便收入平平，照樣能在柏林過上舒適的生活；這也對大眾的人生目標產生了影響，很少有人終其一生追求社會地位，富人也未必藉助奢侈品炫耀財富。這裡的生活態度非常務實，雖然私有制存在已久，但從共享汽車、共享單車，到社區活動，樂於分享的城市精神隨處可見。」
柏林鳥瞰，圖片來源：Unsplash
柏林的「世界花園」中有古色古香的中國園林「得月園」 作者圖
對於諸多從事科技、房產、創意產業的「新柏林人」而言，這裡生活成本相對低廉而文化娛樂活動豐富多彩，但對於大批曾經歷東西德分裂、長期掙扎在貧困線邊緣（或談不上貧困，但收入只夠解決溫飽）的「老柏林」來說，他們既沒有能夠從柏林當前經濟發展的良好形勢下獲利的資源或技能，又面臨著「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之際，大批廉價房屋租賃合同到期的危機。他們曾經能夠支付低廉的房租，就算收入不高，照樣可以過相對舒坦的生活，然而這樣的日子一去不返，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這無疑意味著從心儀或習慣已久的住房中被迫搬遷，並且無法在原社區附近找到預算之內的房屋。在德國，約六成人口長期租房而不買房，而在柏林，租房者的比例高達85%。對於習慣了低廉租金的「老柏林」來說，近年來不斷上漲的房價和租金無疑是當頭一棒。
我在克羅伊茨貝格區的一間酒吧遇見了蘿拉和約翰（化名），他們都是柏林自由大學的藝術史博士，兩人學業優秀，獲得全額獎學金支持，且即將前往中國進行學術研究。過去七年來，他們都住在普區一套建於1910年代的老房子裡，公寓面積很大，有110平米，層高近3米。這樣的住房在柏林被稱為Altbau，直譯就是「老房子」，但從柏林人口中說出，帶有一絲近乎浪漫的味道，因為這些房子具有20世紀初期資產階級的裝飾風格，雖然大多損毀於二戰中的炸彈，如今再次成為房地產開發商的寵兒，特別是那些裡外全部整修、翻新過的Altbau，如同老樹開花，枯木逢春，光彩照人。
成為潮人聚集之地的藝術家園區 作者圖
不過，蘿拉和約翰居住的老房子不僅從來沒被翻新過，甚至連暖氣都沒有（柏林的冬天異常寒冷），兩人一到冬天就要買煤球燒炭取暖，然而他們對此並無抱怨，因為租金實在太低廉了，每人每月才150歐元（折合人民幣1200元不到）。「如果不是這麼便宜的租金，我們根本念不起博士。」約翰笑說。如今，房東要整修房子，而他們的租期也快到了。蘿拉說：「我們很幸運，正好有機會可以去中國，不用立即在柏林找新房子，畢竟，按照當下的房租標準，我們可能只能租到50平米的房子。我希望柏林政府可以通過租金管制法，這樣等我們回來的時候，還有希望找到不錯的房子。」
蘿拉口中的「租金管制法」是今年10月柏林政府剛剛通過的新法規，旨在通過中斷市場機制來緩解柏林住房市場的緊張狀況。根據該法規，自2019年6月18日起，柏林的房屋租金上漲將凍結五年，不僅如此，政府還明確規定了房租標準，根據房屋類型設定租金上限，此外，租戶還可以選擇檢查當前租金是否超額，如情況屬實，則有權要求將租金降低至政府允許的水準。
東柏林的社會主義時期建築
這一法規的發布一石激起千層浪，目前還難下斷言，是否真會如政府預期的那樣，緩解柏林住房緊缺。批評意見主要在於，政府規定的租金上限低於目前的市場預期，意味著大量房東會有十分可觀的經濟損失；另一方面，管制租金並不代表住房數量會增加，依然無法彌補市場缺口，相反，此舉會令投資者和開發商處於觀望狀態，例如近期柏林不少已建成的新房沒有被投入租房市場，正因為在「租金管制法」出臺以後，開發商情願坐等房價在租金凍結五年之後上漲，而非以低價出租。
反對者還認為，政府這一舉措不僅向投資者表示不歡迎，也向「新柏林人」表示不歡迎，屬於短視的地方保護主義行徑。而支持者則認為，房價上漲過快有損柏林原住居民的利益，畢竟，他們的工資水平遠遠跟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而這裡又有大量從事兼職和自由職業的收入不穩定群體，他們中的很多人正是因為嚮往自由而來到柏林；自由主義是柏林文化的精髓，政府有責任維護柏林的自由文化，不向商業社會妥協，房價應該維持在低廉的水準，即便這意味著住在長久沒有翻新的老房子裡燒煤取暖。也有支持者表示，受租金管制法的影響，開發商不願意建房沒關係，柏林人可以自己建。對此，反對者譏諷道，柏林的國際機場建了十年都沒建成，這就是柏林人自己建設的速度和效率。雙方針鋒相對，各執一詞，看來只有時間可以證明未來的走向了。
東柏林令人感到遠離塵囂的港口 作者圖
柏林郊區的運河有小威尼斯之稱 作者圖
在我居住的腓區，聚集了大量藝術家及過著藝術家生活的人。「藝術家生活」（the life of an artist）一詞我在美國加州的時候就已領略，這是形容一批夢想成為演員、詩人、作家、畫家的人，或許他們的創作還沒有獲得足夠認可，但他們的生活就跟人們想像中的藝術家一樣，日夜顛倒，目眩神迷。藝術家的生活不能缺少掙扎，因為據說沒有掙扎也就沒有藝術。藝術家和過藝術家生活的人在普通人眼中往往難以區分，而在柏林，這兩者之間的界限就愈加模糊。柏林是一座充滿實驗性的城市，它不僅允許犯錯，甚至歡迎犯錯——如果您同我一樣，週遊過德國三十餘座城市，或許會得出類似的結論，即柏林不僅是「最不德國」的城市，而且在德國甚至歐洲其他地方難以融入的人，都可以在柏林找到某種歸宿。
米拉是我偶然結識的一位非常「柏林」的藝術家，儘管她來自丹麥。大約一年前，我受邀參與一場藝術展覽，該展覽的舉辦地就位於克羅伊茨貝格區，該場地的前身是一處工業倉庫，在多年前廢棄後，吸引了很多藝術家入駐，分隔成大小不同的工作室，如今其中有六七十間藝術家工作室。這幢首字母為F的大樓位於柏林的母親河——施普雷河邊，周圍酒吧和夜店林立，照理說，這樣的場所是最容易被「士紳化」的，但這批藝術家很幸運，他們的房東支持文化藝術，且與政府達成共識，未來二十五年內不漲房租，而政府也承諾出資修繕建築外觀。
作者曾經使用過的藝術工作室 作者圖
米拉（化名）是此次展覽的發起人，她不僅是F大樓內的藝術家之一，也是該藝術協會的成員（由樓內部分藝術家自發形成的非盈利協會）。身材消瘦的她講起話來激情四溢，說到興奮處，動作已然不能更誇張，於是眼睛瞪得滾圓，恨不能掏出點什麼東西來給你。
「由於『士紳化』，柏林的藝術家每天都在失去工作室。他們為柏林貢獻了寶貴的文化，而柏林正是因其獨特的自由文化令世界矚目。現在，房地產商和外國投資者都在從柏林的發展中分一杯羹，藝術家卻是最先被上漲的租金趕走的人。可是，我們不能坐以待斃！有人問我，你不是有工作室嗎？而且你的房東已經承諾未來二十五年內不漲房租，為什麼你還如此關心『士紳化』的問題呢？我的回答是，藝術家不能只在工作室裡埋頭苦幹，我們必須抬頭看看外面的世界，雖然我暫時沒有失去工作室，但我的公寓房租卻令人難以承受，我是一個單親媽媽，租著一套兩室一廳，80平米不到的公寓，一個月房租居然將近900歐，我覺得政府實在太無作為了，他們必須為身為單親媽媽的藝術家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幫助。」
「你的公寓在哪兒？」我不禁問道。
「就在工作室附近。」
「這裡不是柏林房價上漲最快的社區嗎？你有沒有考慮過搬到價格漲幅沒有這麼大的區域呢？」
「我在柏林生活了十八年，憑什麼不能選擇自己最想居住的地區？應該是那些利慾薰心的房產商搬走才對。」
我想到，按照市場行情，兩室一廳的公寓在這個區租900歐一個月並不算貴，但也可以想見，公寓的設施恐怕比較落後。米拉為人天真爛漫，很快就向我講述起了她的個人經歷。我了解到，她從柏林藝術大學畢業後，與同班同學結婚，但是婚姻沒有維持多久，兩個藝術家性格不合，分道揚鑣。此後，米拉獨自一人撫養孩子，她雖然在大學教授藝術課程，但並非全職的合同工，收入不多，也不穩定。然而，這也是當前歐美高等藝術教育的一大趨勢，即越來越多的老師將會是合同工，而非終生教授，在一些學校，高達八九成的課程都由合同工教授，於是大學經費主要花費在新建校舍，公關宣傳，以及行政人員的工資上，而非教學本身。米拉說，她也覺得不公平，但她暗暗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成為全職教授。
柏林藝術家自發的展覽與現場表演 Flutgraben圖
柏林藝術家自發的展覽與現場表演 Flutgraben圖
通過米拉的介紹，我了解到附近兩處很有特色的反「士紳化」藝術社會運動項目，一處位於勞希茨街（Lausitzerstraße) 上，一幢L打頭的大樓內，該大樓是柏林一度盛行的「混合式居住」（Berliner Mischung）典範。大樓內部，居民的生活和工作有機結合，這裡住著很多從事手工藝品製作、小型貿易、自由職業、音樂創作的居民，也有很多藝術家，他們大多無法負擔別處更高的租金，在L樓內已經居住多年。
菲利普（化名）是這裡的老租客，他的身份複雜，從事多種職業，同時也是一名藝術社會運動家（這個詞在柏林顯得特別「時髦」）。他向我介紹，伴隨1990年德國統一，這座城市到處都是無人問津的建築物，為了刺激發展，市政官員向外國投資者出售了11萬餘套公寓。2007年，L大樓以230萬歐元的價格由政府賣給了丹麥最大的房地產公司，而在2016年，這家公司準備以2千多萬歐元的價格出手。租客們不幹了，因為他們知道，大多數人恐怕都要被迫離開這幢大樓，於是他們自發組織了各項抗議活動，聲勢浩大，持之以恆。終於在2019年，受各項壓力所迫，房地產公司考慮妥協，或將大樓以較低的價格賣回給柏林政府。
對此，菲利普表示，柏林時尚地區的房價飛漲，過去十年來很多地方的租金上漲了80％以上，但是柏林的收入仍然相對較低，超過一半的人口有資格獲得公共住房，這意味著許多長住的居民和其他低收入者正在受高價驅逐。談及他的藝術項目，他頗為自豪地介紹道：「我曾經組織其他居民一起，在深更半夜給不同的房東打電話騷擾他們，就是要讓他們嘗嘗被騷擾和驅趕的滋味。」 柏林是極左翼分子的聚集地，在他們看來，這個世界非左即黑，因此菲利普這個借藝術之名的惡作劇也好，社會幹預（social intervention）也罷，絕非開開玩笑，而是一場真正的戰役。
抗議士紳化的藝術家們 Lause圖
米拉介紹的另一處藝術社會運動項目，是位於王子街（Prinzenstraße) 和公主街（Prinzessinnenstraße）交界處的公主園圃（Prinzessinnengarten）。可別誤以為此處和皇家園林有任何瓜葛，恰恰相反，這是一個由上千名位志願者共同努力打造而成的社區花園。這片6000平米的土地自1960年代開始一直空置，2009年左右，由數位藝術家起頭，想把這裡變為農業園圃，但是政府不同意在建築廢墟上建設農田，可這難不倒柏林的藝術家，他們運來裝著土壤的塑料盒子，把盒子一個個疊起來，在土壤中播下種子，就是一片不接觸土地的綠色園圃了。（多麼富有創意！）
至今，這片集社會生態一體的城區土地上已有500餘種菜蔬花草生根成長。天氣好的時候，青草地上的室外咖啡館總是坐滿了人，這裡所有的家具器皿都帶有顯著的DIY痕跡，而園圃本身也不斷由志願者的雙手進一步建設、改進。
公主園圃 圖片來源於網絡
公主園圃 圖片來源於網絡
拜訪過這些極具代表性的柏林藝術發生地之後，我直觀地感受到柏林人面對城市「士紳化」是如何一致對外的。或許一些社區已經在此戰役中敗北，因為不可否認的是，柏林日益乾淨整潔，也日益商業化了（對很多「老柏林」來說，「乾淨整潔」與「商業化」是絕對的貶義詞），但團結一致的社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延緩資本入侵，或至少為租客獲得較為優厚的談判條件。
在日常生活中，我也不時聽說誰誰獲得一筆豐厚的搬家費，興高採烈地搬走買房了，或者誰誰在多年前以極低廉的價格買下市中心多處公寓，現在提前退休了。但在柏林，這些運氣好，或是經濟頭腦靈活的人，都懂得明哲保身，他們嘗到甜頭之後而絕不廣而告之。所以，在大聲疾呼的，永遠都是那些反商業、崇尚自由的人士。
真正的自由到底是什麼呢？這當然是一個哲學問題。通過與若干藝術社會運動家的交流，我發現，這些歐洲人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旁徵博引，比我這個中國人還駕輕就熟，然而在他們的言談間，卻很難找到其獨立思考的痕跡，不像是他們擁有這些想法，反倒是這些想法擁有了他們，哪怕將他們的身份互換，不同的人講出來的話都幾乎沒有分別。我想，生活中的危機是各種因果關係交織的反饋，柏林人當然有權爭取自己的利益，但從另一方面來說，獨立的思辨能力有助於解開生活枷鎖中自己能夠掌控的那一部分，但這會要求他們對自己有所改變，而改變自己，畢竟比抗議別人要困難得多。
至於柏林和自由主義的關係，我也還在進一步的思考中。
腓特烈斯海因—克羅伊茨貝格區 圖片來源於網絡
（作者系居住在柏林的藝術家、寫作者。作者個人網站：zhuxiaowen.com；微信公眾號：Salvia_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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