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tor's Note:
像PUP這樣的在世界上享有盛譽的非盈利學術出版機構，始終在堅守著自己「促進中西方文化交流與思想碰撞」的學術使命。其中，說好中國故事，把更多中國頂級的學術成果推向世界，是保證這場交流碰撞不是在單向進行的重要一環。
為此，我們特邀PUP作者、北京大學法學院天元講席教授、長江學者朱蘇力（筆名「蘇力」）以「如何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語境中，說好中國故事」為主題撰文，從為什麼中國？為什麼故事以及什麼意義上的「故事」？為什麼「說好」？如何「說好」？四個方面與我們分享他的體悟。
朱蘇力教授指出：「目前國際上佔主導地位的學術話語是西方傳統中的，許多概念、命題和理論都來自西方的經驗。面對這一現實，如何說好中國故事，讓中國人的經驗和智慧能作為一套有經驗根據的理論被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因為一個沒有充分吸納或整合中國經驗的理論很可能有偏見，至少沒法用來解說中國的歷史和今天。」
我們將用兩次推文的時間獨家完整發布朱蘇力教授這篇深入淺出、又輔以多個生動事例的文章，歡迎大家閱讀後轉發給更多朋友或在 PUP Academy 社群內進行討論（添加PUP小書童為好友申請入群：PUPChina_Official）。本公號所有原創文章未經授權均不得轉載，具體轉載事宜，請在後臺留言詳詢。
PUP 獨家約稿：
原文標題：如何說好中國故事？——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語境中本文約5000字，閱讀時長約15分鐘
註：以下內容版權為朱蘇力教授所有，未經授權，不得以任何形式轉載
如何說好中國故事？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語境中
一．首先，為什麼中國？在近現代國際文化交流中，中國學人有多種選擇。他/她可以向中國介紹外國學術成果，也可以自主加入西方的文化和學術傳統中，研究西方的問題，並做出重要貢獻。但在我看來，若僅就學術貢獻而言，更可能會來自他向世界講述和展現中國人的經驗。因為這畢竟會是他/她最熟悉最豐富的經驗。和物質產品的交換相同，各國各地人們相互交換的一定是外地產出的但對自己或多或少也有些特別意義的產品。恰如魯迅先生所言，儘管他說的是文學，越是有地方色彩的，越可能是世界的。某一地方的經驗不一定對其他地方的人都有意義，但如果還有些意義，那就是超越地方的意義。國際學術出版其實就是促成各地方的經驗、智慧和信息的交換。
中國是這個星球上的文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唯一未曾中斷持續至今的文明。20世紀以來，中國的巨大變革，完全可以用毛澤東主席的話來說，那就是「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 非但挑戰了「歷史終結」的信念和神話，也改變了近現代以來眾多中國人對中國文化的自我評判。自古以來，中國人的智慧，無論以何種方式凝結，都可能對有智識意義，至少有參考價值。並且無論有無有效的國際傳播，這種意義也一直都在。但隨著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科技文化的發展，中國吸引了更多眼球，中國經驗的意義日漸增加，加速釋放，不僅有知識的意義，學術思想文化的意義，更重要的，還有社會實踐的意義。當代中國的發展和變革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可以為解決人類的某些問題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
The Constitution of Ancient China
Su Li
Edited by Zhang Yongle & Daniel A. Bell
Translated by Edmund Ryden
ISBN: 9780691171593
朱蘇力教授於2019年春天與PUP合作出版的書目
二．為什麼故事？以及什麼意義上的「故事」？我覺得這是與跨文化的理解有關。
有許多學科的知識可以藉助純理論思辨展開，藉助高度抽象的概念和邏輯，藉助數學和其他眾多自然科學。但人文社科研究會有不同，有些知識和學術是附著於本地實踐、制度和文化發生的，很難直接翻譯，只能藉助本地語境中生發的概念、範疇、命題和理論才能表達和交流。即便有學者試圖將之一般化、抽象化，力求納入跨文化交流，但會有不少內容，至少一段時間內，仍會深嵌於特定語境中。
多年前，德國人類學家弗萊格就指出，長庚星和啟明星指的是同一顆星（太陽系的金星），但至少在一些社會中某些人的心中，也即在兩個不同語境中，是兩顆星。要理解天文學上的這一顆星何以在他們心中是兩顆星，就必須理解在他們心中有關我們通常稱為金星的這個星球的兩個故事。又如中文「家」這個概念。無論70年前中國人的「五口之家」，還是今天在中國佔主導的「三口之家」，按中國古人的理解，都是「戶」；昔日農耕中國的「家」，費孝通先生曾分析討論過，其實是個小家族，是個綿延承續的事業社群。又有，英文中 crime of passion，在中國的普通人當中，至今仍可以根據不同情況分別譯作略帶惋惜甚或褒義的「激情犯罪」，中性的「衝動犯罪」和極端貶義的「獸性發作」，分別指涉伴隨了強烈情感的三類犯罪行為，隱含了中國民眾對這些行為和情感的道德評判。
因此，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很難僅僅通過簡單對應的語詞來準確理解和把握他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在此，理解在不同程度地取決於理解者能否有效進入或想像一種陌生但可能的生活。許多跨文化的人文社科的研究和交流因此常常依附於一些故事——一些關於他者生活生存的整體想像，這是理解所依賴的語境。
用抽象的概念、理論來講一件事則更困難，很容易簡單化、教條化甚或意識形態化。如，若僅僅用改革或開放，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來解說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那肯定是枯澀的，很缺乏智識和學術意味。因為任何改革一定是具體的，在具體時空中以具體措施來應對具體的問題；不僅有一系列非常具體敏感的條件，常常也需要一系列精細的操作，有先來後到，甚至也有預先沒有料到事後看來很偶然的因素。「改革」這個詞無法傳遞大量重要因素，但一個生動的故事則可能傳遞更多精微豐富的信息。也曾有人把東亞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的經濟發展，歸功於儒家傳統。一般說說也可以，但不能當真。因為在相當程度上東亞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是走出發生於古代農耕社會的那個儒家傳統。
因此要解說當代中國的偉大變革，不可能用中國經驗來演繹例證幾個西方的經典理論命題就能完成的，確實需要在精細複雜的語境中展開生動具體的故事。不能選擇性地講一些零碎的或煽情的人和事，一定要講一個在具體語境中展開的相對細緻的故事。當然也不是事無巨細，不可能；有意無意，都一定會有也要有剪裁，但故事永遠比命題有更多寓意。
但也應注意，在中文中，故事這個詞往往有虛構或編造的意味。在國際文化交流中，文學藝術作品除外，一定要避免這種意味的「故事」。但也不是簡單排斥想像和腦補。前面已說過，無論自覺不自覺，即便最注重實證經驗的人文社科研究也必定有剪裁，並在這個意義上會有虛構和創作。甚至歷史著作如《史記》也有不少虛構，魯迅先生因此稱其為「史家之絕唱」，卻又稱其是「無韻之離騷」 ——讚揚中還隱含有限定甚至某種批評。諸多社會變量之間的因果/關聯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是學者腦補出來的，首先是虛構或猜想，即便後來被「證實了」或是回歸分析的相關係數趨近1。甚至，亞里斯多德曾根據歷史記錄的全都只是個別事實，而當時的文學/詩旨在描述普遍性實踐，因此認定後者更接近真實。儘管如此，我還是強調，尤其是社科研究必須堅持經驗主義傳統。不能把講好中國故事變成編故事，演繹主觀意願，或抒寫個人的社會的願景。其實除了譯作「願景」外，vision通常譯作「幻覺」。
三．為什麼「說好」？強調要說好，就因為目前說得不好，尤其是同中國的古老文明相比，也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70年來的成就相比 。不僅很難讓人聽見，聽進去；許多時候，就像題記引的那幾句詩表述的那樣，幾乎每個識字的中國人都曾有過的那種窘境：有些漢字，我們確實知道意思，甚至感動了，但就是讀不出聲來，或一直讀錯了——在2018年五四晚上之前，在我心中，就一直把鴻鵠（hú）之志讀作鴻（gǔ）之志，此前也曾長期把溫情脈脈（mòmò）讀作溫情（màimài）。這是表意文字世界中讀書人註定遭遇的，我不覺得有啥丟人的；拼音文字世界的讀書人會有更多相反的經驗：能拼讀出聲但不知其意，同樣沒啥丟人的。
問題是，為什麼說的不好？甚或發不出聲？因為目前國際上佔主導地位的學術話語源自西方，許多概念、命題和理論都來自西方的甚或西方某一國家的特殊經驗。儘管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學者的努力，基於中國經驗的相關研究日益增多，其中由中國學人撰寫的也日益增多，但總體而言，很多中國故事和中國研究，對西方普通民眾或學人，仍然異己的，至少也是邊緣的。許多看似基於中國經驗的學術，所謂的中國故事，非但附著於西方學術傳統的，並因此是西學的產物，支持或驗證的是西方理論。但也因此，對西方主流的人文社科研究來說，這些來自中國的或關於中國的學術，講的故事，在這個知識生產和話語交流的大格局中，幾乎是有它不多，沒它不少；有時甚至真的只是一個文化多元的裝飾性符號。在那些偶爾也會瞄一眼中國經驗的西方學人看來，許多中國故事沒啥新東西，沒推進學術，更別說帶來研究範式的變革。
是有西方學者的偏見，但又並不全是。主要還是因為許多來自西方社會和學術實踐的理論、概念和命題與中國經驗有距離；即便牽強附會，也很難有效解說中國的實踐或經驗。馬克思主義當年預言的是，無產階級革命將發生在西歐的工業化國家。中國卻是一個各地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農業大國，小農如汪洋大海，很少工人。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後來中國革命實踐證明成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就曾被很多人，包括很多真誠的中國共產黨人認為荒唐，因為「山溝溝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但中國革命的勝利讓我們今天完全不再為馬克思本人的論斷矯情；我們有了基於中國經驗的理論。根據其理想型法律分類，韋伯認為只有以歐洲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律傳統才有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即便英美法，也有悖他認為最理想的形式理性法律類型，屬於最不被待見的「卡迪司法（Kadi-justice）」。中國法自然也被很多中國學人歸結為卡迪司法。這個分析在韋伯的法律社會學理論中，邏輯很嚴謹，結論很雄辯，因此很流行。但韋伯的觀點在經驗上一直麻煩不斷。不僅在英美法世界受到質疑， 在韋伯故土司法也有令人吃驚的反例。在東亞，從日本開始，緊接著是亞洲四小龍，再到中國大陸的經濟高速發展，都一再挑戰韋伯的理論。有華人學者試圖修正和補充韋伯的學說， 但這類努力只是削足適履，想做的不過是韋伯的理論沒錯，只是韋伯或韋氏學人把英美或東亞社會的法律錯誤概括錯了。
由於西方學術強勢，對西方的一些經驗也頗有解說力，因此，許多源自西方的理論很容易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為了學術積累也有必要首先假定其理所當然。但帶來的副作用之一就是許多中國學人缺乏學術自信，言必稱希臘，言必稱羅馬，言必稱美國。只會引證，無力質疑。習慣於用西方標準，學術的、政治的，來衡量、判斷甚至剪裁中國故事，並把中西的差異一律視為中西的差距，自然無心也無力理解和整理中國經驗。許多所謂的中國故事其實只是，常常是，或更多是，對西方理論的例證。在當代中國的諸多文科院系中，很大甚至最重要一部分就是學術進出口，引介國外的理論，用中國經驗附會，然後輸出。非但「不能表達自己，只能被表達」， 中國常常被迫在某種特定的中西權力關係位置中被表達。
不搞進出口貿易的也未必更好，由於時代變遷，由於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國故事的受眾也有了很大變化。因此，有時，即便努力了，學人也無法同當代的中國受眾或外國受眾有效交流。他們或者用中國傳統的政治和倫理話語表述，讓當今中外受眾都不很明白；或者以當代的政策宣傳話語交流，不僅容易讓人猜疑，更難讓人聽進去；有時生硬的翻譯語詞甚至引發非常不幸的誤解。這樣的表述往往變成缺乏社會交流效果的自言自語。
其實，我相信，所有的中國學者都渴望受眾，中外受眾。除了極少數意識形態至上者乃至逆向種族主義者除外，中國學人不同程度地都盡力講述了他們理解的中國故事了。但心有餘而力不足，努力的效果欠缺。有時是發不出聲來；有時，由於信號編碼的差異，發出的也沒法讓外國讀者聽進去，並聽得明白，暫且不說接受與否。怎麼辦？
但在轉向如何發聲，如何說好之前，我得先說一句，要說好中國故事，無論是古代的，還是現當代的，最重要的其實真還不是，至少不只是，講述，而是如何把當代中國的事做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中國故事總體上一定依附於中國的生存和發展，繁榮和昌盛，依附於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有了這個前提，「說好中國故事」才可能成為一個有實在意義的國際文化交流的問題，才有中國故事的消費需求。如果當代中國做得很糟，就不會有多少中國故事的需求，也就大大降低了說好中國故事的必需。我們今天的最重要背景是，中國經濟GDP世界第二，是國際進出口貿易第一大國，製造業第一大國。北美大陸上早已滅絕的印第安裴奎特人，沒有任何必要說好他們故事？紐西蘭毛利人也許有說好自己故事的心願，但除了喜歡異國風情的遊客外，還有誰，需求毛利人的故事？
儘管如此，對我來說，說好中國故事的意義卻不是，或主要不是，或不僅僅在於讚美中國。我更看重的其實是，這些中國故事中可能蘊含了某些知識和經驗，具有更一般的意義，超越了中國，可能為遙遠地方的他人分享。這就是所謂的「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或教訓，或中國智慧或中國方案。我不是普世主義者，我說的只是可能。作為一個學人，我只是不願從一開始排除這種可能。如果我說中國故事，那只是因為，在我看來，這個故事，對於某些他人，可能有某種學理的或啟發的意義。
（全文最後一部分「如何『說好』中國故事？」將於下周在本公號發布，敬請關注！）
PUP 作者簡介：
朱蘇力 （Su Li)
朱蘇力（筆名「蘇力」），北京大學法學院天元講席教授，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長江學者，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法理學教授之一，著有 Rule of Law and Its Indigenous Resources, Sending Law to the Countryside，以及 Law and Literature. 2018年，他與PUP合作出版的The Constitution of Ancient China 是「普林斯頓-中國系列」的第五本。
普林斯頓-中國系列：
自2006年，PUP就開始籌備出版「普林斯頓-中國系列」。專注於比較政治哲學、社群主義、儒家文化研究的知名學者貝淡寧（Daniel Bell）是該系列的編輯之一。
該系列致力於出版還未被西方讀者熟知的中國學者的作品，這些作品將具有獨特的視角和觀點，為世界範圍的讀者提供理解中國的新思路。該系列將主要關注人文、法律、社科等學術領域，為讀者們提供了解中國歷史發展歷史發展、現代社會、藝術文化、外交政策以及國際關係等各個方面的頂尖學術作品。
目前，「普林斯頓-中國系列」已經出版了六本書，除北大法學院教授朱蘇力外，其作者還包括頂尖外交政策專家閻學通、香港大學教授陳祖為、著名建築史學家傅熹年、儒學家蔣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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