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職博士被索賠42萬，單位與個人都要兼顧「法理情」

資料圖，來自忻州師範學院官網。

受到輿論廣泛關注的忻州師範學院副教授賈某青「脫產讀博後離職」事件，近日又被推上熱搜。

賈某青與學校之間的勞動糾紛，在歷經差不多一年之後，最近取得了新進展。根據澎湃新聞報導，「這兩天校方終於同意了執行仲裁裁決，按程序辦理我的離職，賠償費用再另談。」賈某青說。

賈某青於2008年碩士畢業入職忻州師院，2015年-2018年到西北師範大學脫產攻讀博士並取得博士學位，在此期間忻州師院為其提供工資和生活補貼等。雙方在2018年籤訂《協議書》，約定賈某青須為忻州師院工作服務滿五年（自2018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才可提出調動要求。2019年9月25日，賈某青在合同期內提出辭職。

為此，校方在經歷了起訴、撤訴之後，上個月向忻州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提起了新的仲裁請求：向賈某青提出42萬餘元的補償費要求。

在人才流動早就成為正常現象的社會大背景下，類似賈某青與忻州師院的勞動糾紛並不罕見。發生糾紛的原因主要在於，從教師的角度講，認為「我想走是我的權利和自由」；從學校的角度講，認為「你可以走，但是學校的付出你應該按照規定補償」。由於雙方在具體金額上相執不下、認識不一，產生糾紛也就在所難免。

在此類糾紛中，輿論往往傾向於關注相對弱勢的一方，比如在學校和教師之間，大家更同情教師。這是人之常情，也符合常理，學校作為一個整體，力量會大過個人。不過，在這件事情出現以後，不少人認為賈某青提前離職是自己毀約，應該承擔責任，學校索賠屬於正常行為。

當然，這只是輿論風向，既然產生了糾紛，不管是走勞動仲裁程序還是到法院起訴，自然會有相應的結論，就像現在忻州師院願意為賈某青辦理離職手續，也是在執行仲裁裁決。

教師因為個人發展或者其他因素，在法治精神和法律規則上講，都有離開的權利，但是無論是個人還是單位，都不是冷冰冰的機器，在照章辦事之外，還要顧及情理和形象。一個突出的原則就是要有契約精神，契約精神不是不能毀約，而是說需要承擔因毀約而帶來的代價，走也要走得體面。

而且，在人文情懷上講，個人雖然並非必須感恩單位，但在脫產讀博之後毀約、甩手離開，總歸應該有點負疚感。畢竟，自己的離開可能給學院的課程安排、學生培養、人才規劃等帶來短期困擾。

從現有的報導來看，忻州師院能夠支持教師全脫產讀博，算得上是非常有魄力的政策。不少學校支持教師全脫產讀博的時間往往是第一年，因為博士生課程往往集中在第一年，此後便進入論文寫作階段，教師便回到本校邊教書邊做論文了。

也就是說，如果支持三年全脫產讀博，那該教師的日常授課將由其他教師承擔，並且，該教師屬於在編狀態，學校並不能因此人脫產讀博不授課而進新教師。學校的編制是受到嚴格管控的，不能隨意擴大，編制外人員在部分城市甚至無法獲得戶口指標，在福利待遇方面，也會有所差別。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忻州師院說「學校為培養賈某青進行了大量投入」，不算過分。何況，學校還為其脫產讀博支付了包括學費、住宿費、生活補貼在內的相應費用。

當然，不管學校投入有多大，學校面對教師的離開，同樣要有契約精神，應該是平常心，看到人才流動的必然性，不宜給離職教師設置契約之外的特殊障礙。不僅如此，還應該有更寬廣的認識，即離職教師不管流動到哪裡，都是在為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做貢獻。由於教師層次提高，到更好的學校任教，雖然不能直接為本校再做貢獻，但還是可能會因相互熟知的人脈網絡間接為學校發展出力。

概而言之，教師和學校「一拍兩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是社會發展中的人才流動。如今，無論是企業還是事業單位，所追求的人才穩定更多是一種流動狀態下的穩定，而非鐵板一塊、一動不動——「鐵板一塊」也會失去發展的活力。

聚散之間，教師和學校都要有契約精神和人文情懷，前者是依法依規行事，後者是人之常情常理。教師是育人之人、師院是育師之地，在規則和情理的兩方面，都應該做出示範。

□ 任孟山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長)

編輯 孟然 校對 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