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11月14日報導 日媒稱，陷入前所未有的混戰的今年美國大選，不僅對當事國美國，而且對國際社會也產生了很大衝擊。
據《日本經濟新聞》11月13日報導，作為冷戰結束後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今後會繼續主導世界嗎？走向多極化的世界會誕生新的秩序嗎？《日本經濟新聞》就此採訪了美國外交界泰鬥、曾在尼克森和福特兩屆政府擔任國務卿的亨利·基辛格博士，以下為採訪摘要：
「新孤立主義」只是幻想
春原剛問：共和黨美國下任總統川普在選戰中的主張，給世界留下了美國正在被「新孤立主義」毒害的印象。
基辛格答：所有的國家必須在理解自己國家利益的基礎上討論外交政策。必須知道做出的決斷在何種範圍內是安全和穩妥的。所以，美國沒有「新孤立主義」的選項。那只是在不懂外交政策的人們中間流行的浪漫幻想而已。
比如說某國與我們建立同盟關係。不是說我們聽從了他們的要求，或者他們聽從了我們的要求，一切結果都只是反映了雙方的國家利益。
問：實際上，通過這次的總統大選，很多國家對美國的方針路線和意圖感到不安。
答：關於美國選舉制度的一個問題是，雙方激進的人獲得了很多支持。這說明，無論左派還是右派，很多人對現狀感到不滿。
從憑藉外交安全性、智慧和靈活性應對世界問題的能力來看，這具有重要意義。儘管如此，這並不意味著所有政治家都能夠將自己心中的幻想變成現實。
問：21世紀美國能夠基於「自由國際主義」領導世界嗎？
答：具有自由國際主義傳統並且已經確立這種傳統的國家今後也應該繼續追求下去。因為這適合他們。他們自己的行動也是通過國際主義塑造的。這種想法不能以武力強加給別人，但我們以國際主義為理想，應該讓人感覺該價值觀（民主、言論自由、尊重人權）很舒服。
不過，在實施軍事行動時，應當考慮到戰略必然性。
問：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陣營的人主張強化美國的同盟戰略，但川普則要求日本等盟國擔負更多責任。
答：同盟戰略原本是因為存在全球無法解決的各種問題才會出現。該戰略必須反映同盟對象和美國的國家利益，據此來定義特殊關係性。領導人們必須在辦公室反覆評估同盟，然後在該評估的基礎上修正同盟關係。
很多同盟關係誕生於蘇聯作為巨大威脅的時代。現在已經進入新時代，威脅的內容已經不同。僅從這點來看，就必須重新思考所有的同盟關係。為了應對新的現實，需要帶著積極的態度重新思考問題。
美國世界觀迎來轉折
問：一個「新現實」便是中國的崛起。美國如何處理同中國的關係？
答：在近代，人們肯定會思考主要國家間的戰爭會帶來什麼。當今的技術實力無比強大，不可預測。因此，大國之間哪怕任何一次戰爭都會造成慘絕人寰的悲劇。事實上，這是21世紀的新要素。
問：您認為應該否定美中像過去英德那樣發生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戰爭的可能性嗎？
答：是的。因此我想說，美中兩國的領導人要認識到，兩國間的戰爭不符合兩國國民和人類的意願。
不過，美中兩國在文化上存在很大差異，所以做到這一點是最難的事情。這裡面雖然有競爭的要素，但也存在共存這個重要的要素。雙方都必須深刻認識到這一點。
問：美中兩國領導人能夠達成「戰爭並非解決之策」的共識嗎？
答：必須要有這個共識。如果他們做不到，就不會有好的結果。
問：除了美中關係外，美國與俄羅斯等大國的關係今後會怎樣呢？
答：當今世界正處在一個巨大的變革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世界正在面臨終結，迫切需要重新定義很多國家的關係。這在某種程度上會被國內事務左右，某種程度上取決於彼此如何看待對方。在某個時間點上，我們應該與各國討論這個問題。
問：在這個時代，川普能夠發揮領導力嗎？
答：二戰結束時，美國的決策力是獨一無二的。雖然沒有一直持續下去，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美國佔到世界生產總值的一半以上，國際社會極大地依賴美國的決斷。我們無論面對任何問題，都能利用手中的資源壓倒對方。
現在，我們無法妥善處理某些問題。而且在資源上，已經後退至憑藉獨一無二的優勢建立的安全網的邊緣。儘管我們至今仍然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實力。
問：您的意思是美國對世界的態度正迎來轉折點？
答：我們仍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理解其他地區國家，顧及他們的決策。換句話說，美國無法決定他們的意願。這對美國來說是新的體驗。
美國急需運用「大戰略」
問：美國新政府今後應該尋求怎樣的國際戰略？
答：我曾說過，美國應該學習靈活運用「大戰略」的方法。到目前為止，我們過於關注個別事件的解決。也就是說，沒有認識到將很多國家彼此聯結起來的長期戰略的必要性。那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至今未得到答案的課題。
美國新政府首先必須要做的是，對今後美俄、美中關係進行一番梳理。那時需要思考的問題包括「他們要達成什麼目標」、「他們要妨礙什麼」、「其針對的是誰」、「為了達成該目標，誰會令我們擔心」等。
問：您在最近的著作中提出了構建新世界秩序時的思路，即倡導21世紀版的17世紀歐洲《威斯特伐利亞和約》。
答：為了結束30年的戰爭，大國之間締結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該和約在400年前具有重要的意義。由於持續多年的宗教戰爭造成大量犧牲者，當時的領導人們決定切割宗教上的問題和政治上的問題。
結果，他們建立了可以通過既定程序參加的國際體系。當然，如果要採取何種行動，需要依據國際法。這些原則放在任何國際體系中都是有益的。
問：即使在中國和俄羅斯影響力增大的21世紀國際體系中也是如此嗎？
答：是的。屆時，必須就遵守何種規則達成共識。該規則可能是一種可以改變「單純邊界」的思維。而且，通過各國的談判，這些規則也是可以修改的。
從戰後歐洲的振興來看，一直面臨的問題是「所有的邊界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後來，《赫爾辛基宣言》提出，「規則是可以通過協議改變的」。那是重要的一步。所以，依靠多種規則來處理各國間關係的概念在今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