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月，在威爾斯的蘭斯特芬（Llansteffan），一位名叫約翰·佩茨（John Petts）的彩繪玻璃藝術家正在收聽廣播。當時，他聽到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罕第16街浸信會教堂的星期日學校內，四名黑人女孩死於爆炸謀殺的消息。
這則消息使得身為白人和英國人的佩茨感到萬分難過。「作為父親，我自然對孩子們的死亡感到震驚，」佩茨在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Imperial War Museum）存檔的一份錄音中說，「作為一名一絲不苟的工匠，我被那些彩繪玻璃窗戶的破碎給嚇壞了。我對自己說，天哪，我們能做些什麼呢？」
佩茨決定利用他身為藝術家的技藝，讓人們團結起來。「一個想法無法成為現實，除非你採取行動」他說，「思想本身沒有真正的生活意義，除非人們通過採取行動來支持它。」
在威爾斯主要報紙《西方郵報》編輯的幫助下，佩茨發起了一項呼籲，向社會籌集資金來更換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我不會要求任何人給我超過半個克朗（相當於當時的一毛錢）的資金支持，」編輯告訴佩茨，「我們不想讓某個富人付整個櫥窗的錢。我們希望威爾斯人民貢獻出他們的力量。」
兩年後，阿拉巴馬州的教堂安上了佩茨製作的窗戶，窗戶上布滿了藍色的陰影，上面有一個黑色的基督，他低著頭，雙臂在他的上方張開，就像他在十字架上一樣。基督懸在「也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字樣上。（文字摘自馬太福音25:40：「『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歐洲人對美國黑人有著深切的認同感，而這份認同有著漫長而複雜的歷史，尤其是在黑人經歷危機、採取抵抗和遭受創傷的時期，這份認同尤為強烈。國際主義和歐洲左翼的反種族主義傳統，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歐洲對於黑人的支持態度的發展。如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理察·懷特（Richard Wright）和奧德麗·洛德（Audre Lorde）等音樂家和作者將在這裡找到意識形態的家，有時甚至是字面意義上的，真正的家。
北愛爾蘭天主教作家兼編劇羅南·班尼特（Ronan Bennett）告訴我：「從很早開始，我的家人就支持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民權運動。」他在20世紀70年代初，被英國人錯誤地囚禁在臭名昭著的北愛爾蘭長格什（Long Kesh）中。「我們對美國黑人有一種本能的同情。許多肖像畫甚至國歌，例如『我們要戰勝一切』，均取自美國黑人。到了1971或1972年，我對激進的黑人運動主義者如鮑比·希爾（Bobby Seale）和埃爾德裡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的興趣比對馬丁·路德·金的興趣更大。」
但是，這種與美國黑人達成政治認同的傳統，也為歐洲大陸上存在的自卑感留下了餘地，因為它試圖用一種道德自信，來掩蓋自身相較於美國在軍事及經濟上的弱點，而這種信心，輕易地忽略了歐洲過往的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現狀。
時間回到1998年，當時英國正在展開對英國少年史蒂芬·勞倫斯（Stephen Lawrence）種族主義謀殺案的公開調查。同時，49歲非裔美國人詹姆斯·伯德（James Byrd）的痛苦遭遇也傳到了英國，他在德克薩斯州的賈斯珀（Jasper，）被3名男子逮捕。他們毆打了伯德，對他撒尿，將他的腳踝拴在皮卡車上，拖了超過一英裡，直到伯德的頭掉下來。在我當時工作的英國《衛報》的一次編輯會議上，我的一位同事談到了伯德被殺的事件，並表示：「好吧，至少我們這裡的人不會做這種事。」
那之後的幾年內，歐洲的有色人種數量——尤其是在英國、荷蘭、法國、比利時、葡萄牙和義大利等國家的城市內——大大增加。他們要麼是來自前殖民地的後裔（「我們現在在這裡，是因為您去過在那裡」）；要麼是較新的移民，他們可能是尋求政治庇護者、難民或經濟移民。這些群體也試圖通過，與在美國進行的、明顯的種族抗爭一起，來宣傳和進行他們自己的、當地的種族公平抗爭。
馬爾科姆·X（Malcolm X）在其自傳中指出：「美國黑人根本不知道數以億計的非白人對TA的關心。」「TA不知道他們對TA的有著手足般的情誼。」
在倫敦，關於「黑命攸關」的抗議運動正在展開在過去一周內，歐洲各地聚集了大批民眾，表達他們對喬治·弗洛伊德被殺引發的反對警察暴行抗議的支持。（黑人女性的悲慘遭遇卻很難跨越大西洋傳到歐洲。在美國的抗議活動中舉足輕重的布雷娜·泰勒（Breonna Taylor）的名字在這裡很少出現。2020年3月在肯塔基州，3名未持有搜查令的警察闖入泰勒和其男友的公寓，其男友與警察發生交火，泰勒被警察擊中8次身亡）巴黎市中心瀰漫著濃煙和催淚瓦斯，數千名抗議者屈膝舉起拳頭抗議種族主義和執法不公。在根特，掠奪了剛果的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的雕像被蓋上了標有「我無法呼吸」字樣的頭巾，並被潑上了紅色油漆。在哥本哈根，他們高呼「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在斯德哥爾摩市發生了衝突；英國各城市內工黨控制的議會換上紫色燈光以示團結；從米蘭（那裡有抗議的快閃族）到克拉科夫(那裡他們點燃了抗議的蠟燭)的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館都是抗議的焦點。而成千上萬的遊行者，從倫敦的特拉法加廣場到海牙，從都柏林到柏林的布蘭登堡門，違反了政府下達的保持社交距離的命令來表達他們的聲音。
雖然跨國抗議並不新鮮，但由於社交媒體的影響，這些跨國抗議活動現在變得更加頻繁。通過僑民和其他地方傳播的有關警察暴行和大規模示威的圖片和視頻，可以迅速激發和激勵大量民眾參與抗議。建立和擴大這些聯繫的速度得到了加快，與此同時，這些聯繫的吸引力也在增強。特雷馮·馬丁（Trayvon Martin）（特雷沃恩·班傑明·馬丁是來自佛羅裡達州邁阿密的17歲非裔美國人，他於2012在佛羅裡達州被喬治·齊默爾曼槍殺，而齊默爾曼稱自己的行為是出於自衛，並且未被判處謀殺罪）是歐洲人家喻戶曉的名字，而埃米特·蒂爾（Emmett Till）（埃米特·路易斯·提爾是一名14歲的非洲裔美國人，1955年，他在密西西比州被處以私刑致死，原因是他被指控在雜貨店內冒犯了一名白人婦女）則從未那麼有名。
在某種程度上，這只是美國國家實力的反映。美國通過政治發展，在經濟、環境和軍事上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了重大影響。而在文化上，美國有著不同於任何其他國家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延伸到了非裔美國人身上。在我三十多歲的時候，我對美國黑人文學和歷史的了解，遠遠超過了對我出生和長大的英國地區的黑人文化的了解，甚至超過了對於我父母的故鄉，加勒比地區的黑人文化的了解。美國黑人在散居海外的黑人群體中擁有絕對的權威。這是因為，儘管美國黑人在美國境內一直處於邊緣地位，但他們的影響力是其他黑人少數群體所無法企及的。
因此，在整個歐洲，我們知道特雷馮·馬丁（Trayvon Martin），麥可·布朗（Michael Brown，布朗是一名18歲的黑人男子，他在2014年被弗格森市28歲的白人警察達倫·威爾遜開槍打死）和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名字。1989年，傑裡·馬斯洛（Jerry Masslo）逃離了種族隔離制度下的南非，卻在那不勒斯附近被種族主義者謀殺。他促成了義大利第一部，使移民身份合法化重要法律。但在義大利以外，他的名字卻無人知曉。同樣，2001年，15歲的挪威——加納黑人男孩班傑明·赫曼森（Benjamin Hermansen）在奧斯陸被新納粹分子殺害，他的死亡引發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並促成了全國性的反種族主義獎的設立，但是這個故事在挪威外的地方也很少被講述。（儘管，基於一個偶然的相識，麥可·傑克遜確實把他2001年的專輯《Invincible》獻給了班傑明，但我懷疑即使是他最忠實的歌迷也不會領會到這個信息。）
但這種關注的興趣不是相互的。雖然在《衛報》會議上把勞倫斯和伯德進行比較有些尷尬，但至少他們是有可比性的。然而，大多數美國新聞編輯部的人不太可能聽說過勞倫斯。這不是因為美國人都是冷漠無情的，而是帝國的力量帶來的影響。你離中心越近，你就越不需要了解外圍，反之亦然。
非洲裔美國人對美國的實力既不滿又覬覦，而且對美國無能為力，對許多歐洲人來說，非裔美國人代表著一股救贖的力量: 這是活生生的證據，證明美國並不像它所宣稱的那樣美好，它有許多可以改進的地方，並變得比現在更好。這樣的主題為歐洲的左派反美主義者的懶惰、保守的誹謗提供了謊言。曾經痛斥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的自由派轉而愛上了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痛斥理察·尼克森的左翼人士轉而支持穆罕默德·阿里、馬爾科姆·艾克斯和馬丁·路德·金。即使法國人譴責伴隨著馬歇爾計劃開始的，帝國主義「『可口可樂式』的文化殖民化」，他們仍然歡迎詹姆斯·鮑德溫和理察·賴特等黑人作家。換句話說，對美國外交政策和權力的拒絕——有時是反射性的、粗魯的，但很少是完全不合理的——從未導致對美國文化或該國潛力的全盤否定。
在美國重視其軟實力的時候，它關心的是其它國家對它的看法。1963年，國務卿迪斯·羅斯克（Dean Rusk）說：「種族關係問題深深影響著我們的外交政策。」「我說的是種族歧視問題……我們的聲音變低，我們的朋友感到尷尬，我們的敵人卻喜笑顏開……我們就好像在一條腿被上了石膏的情況下參加一場跑步比賽。」
但現在已經不是那樣的時代了。在喬治·弗洛伊德被殺之際，美國在歐洲的地位從未如此之低。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偏執、厭女、仇外、無知、虛榮心、唯利是圖、牛氣逼人，集中體現了大多數歐洲人對美國強權最惡劣方面的厭惡。在川普就職的第二天，84個國家都爆發了女性抗議遊行；今天，他抵達大多數歐洲國家首都往往會引發大規模抗議。他在國際會議上的表現，以及在疫情爆發期間堅定地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等行為，清楚地表明了他對世界其他國家的蔑視。而且，大多數情況下，他的行為都會引起激烈反響。
儘管警察殺人這樣的可怕事件經常發生在美國人的生活中，但對許多歐洲人而言，這起謀殺案證明了這個廣義上的政治時期，是多麼的不公正。它顯示了白人本土主義暴力的死灰復燃，這些暴力受到國家權力的庇佑，更受到最高職位的鼓勵。安全部隊胡作非為，恐嚇自己的公民，這一切都是民主陷入危機的例證，喬治·弗洛伊德之死不僅是一場謀殺，更是一種隱喻。
這些病態的事件並非憑空而來。「沒有哪個非洲人能自由地來到新大陸的海岸，」19世紀的法國知識分子亞歷克斯·德·託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寫道，「黑人一出生就把他那恥辱的外表傳給他的後代。法律可以廢除奴役，但只有上帝才能抹去奴役的痕跡。」這個「標誌」就像是一張通向這個世界的門票，這個世界試圖把美國黑人理解為來自美國，但不完全屬於美國的存在——與此同時，這樣的看法是美國文化的核心，可以免受美國權力的影響。
人們對美國黑人的看法往往帶有優越感或幼稚感。在生涯早期，蘇聯最著名的詩人弗拉基米爾·瑪雅科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在他1927年的詩《致我們的青春》中寫道：「如果我是個黑人老者，我會學習俄語，而不會灰心或懶惰，僅僅因為列寧說這種語言。」（至於列寧，他小時候最喜歡的書是《湯姆叔叔的小屋》）即使黑人演員約瑟芬·貝克本人是如此的獨一無二，歐洲人也在《黑色活報劇》（La Revue nègre）中對她進行了持續的異化。在60年代後期，西德媒體將黑人政治運動家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描述為「有著非洲裔形象的激進麥當娜」和「梳著『灌木叢髮型』的黑人女性」。在東德，他們將她描述為:「美麗的黑皮膚女人，以她非洲式的大捲髮吸引了柏林人的注意。」」
但是，儘管這種聯繫存在缺陷，但人們對它的讚賞卻是發自內心的。在歐洲左翼傳統中，始終存在著一股強大的國際反種族主義思潮和反法西斯主義思潮，這為非裔美國人的鬥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回溯到19世紀60年代，英國蘭開夏郡的紡織廠工人儘管因聯邦國的封鎖而窮困潦倒，並導致棉花供應枯竭，但他們拒絕結束抵制南方商品的呼籲，即使這讓他們失去了生計。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解放安吉拉·戴維斯運動」（Free Angela Davis）告訴《紐約時報》，他們僅從東德就收到了10萬封支持安吉拉的信——信來得如此之多，以至於他們都拆不完了。
如果說歐洲證明了，它在與美國黑人團結在一起，抗爭種族主義方面具有才能。（這種才能在本次歐洲為支持美國的抗議而挺身而出中再次體現。）那麼歐洲也有向世界輸出種族主義的歷史。託克維爾正確地指出，「沒有哪個非洲人能自由地來到新世界的海岸」，但他忽略了一點：把非洲人帶到那裡的主要是「舊世界」的人們。歐洲和美國一樣有著充滿種族主義的罪惡歷史——事實上，歷史是相互交織的。在這一點上，歐洲和美國最直接不同在於，歐洲在其境外實施其最惡劣的反黑人、種族主義行為——奴隸制、殖民主義、種族隔離。而美國把這些東西內在化了。
在佩茨聽到伯明罕爆炸案，到他去阿拉巴馬州安裝彩色玻璃窗之間的這段時間內，六個非洲國家從英國的統治下將自己解放出來（未來還會有更多國家會解放自己），而葡萄牙則繼續霸佔它的外國領地長達九年之久。如果在過去幾年，佩茨在尋找一個、離家數千英裡的、令人心碎的故事，他可以去肯亞看看。在那裡，數千人正在被他們自己的政府折磨和殺害，政府以此作為對一場爭取自由的起義的回應。
歐美種族歷史之間的主要區別之一是，直到最近，歐洲的鎮壓和抵抗運動都主要發生在國外。我們的民權運動在牙買加、加納、印度等地展開。在後殖民時代，這種責任的轉移，為人們在理解這段歷史時，可能發生的否認、歪曲、無知和詭辯留下了巨大的空間。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英格蘭，你的英格蘭》（England Your England）中寫道:「英國人對自己的帝國抱有一種虛偽的態度，這是千真萬確的。」「工人階級的虛偽，表現為裝作不知道帝國的存在。」1951年，也就是那篇文章發表10年後，英國政府的社會調查顯示，近五分之三的受訪者連一個英國殖民地的名字都說不出來。
在巴黎，抗議者針對本次種族歧視提出嚴肅抗議這種對自己帝國遺產的選擇性遺忘，不可避免地導致許多歐洲白人對美國的種族主義抱有一種錯誤的優越感。更糟糕的是，有毒的懷舊情緒至今仍在汙染著他們對那段歷史的理解。根據YouGov今年三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二分之一的荷蘭人、三分之一的英國人、四分之一的法國人和比利時人、五分之一的義大利人認為他們國家的前帝國時期歷史是值得自豪的。相反，只有二十分之一的荷蘭人，七分之一的法國人，五分之一的英國人，四分之一的比利時人和義大利人認為他們的前帝國時期歷史是可恥的。而這些國家都舉行了大規模示威遊行，以聲援美國的喬治·弗洛伊德抗議活動。
他們的憤怒往往沒有帶著充分的自我意識，看不到世界上大多數人所看到的東西。他們真誠地想知道，美國怎麼會變成這樣一個殘酷的地方，而對於自己曾走過類似的道路，他們卻既不承認也感到不遺憾。可悲的是，歐洲白人，即使是那些自認為有同情心、有修養、有見識的人，對種族和種族主義的理解水平仍然很低。
已故的美國黑人詩人和民權活動家瑪雅·安傑洛（Maya Angelou）意識到，她與法國的關係和法國與其他同她一樣的人的關係之間，存在著鴻溝。這種認識使她決定，在1954年參與《波吉與貝絲》(Porgy and Bess)巡迴演出時，她沒有遵循黑人藝術家和音樂家決心定居在巴黎的傳統。
「巴黎不適合我和我兒子，」她在自傳的第三卷中總結道。「法國人可以好好想想我這個說法，因為他們不會對共同的歷史感到內疚——就像美國白人發現，比起與他們並肩生活了200年的黑人，他們更容易接受非洲人、古巴人或南美黑人一樣。我看不出用一種偏見換另一種有什麼好處。」
這給我們帶來了歐洲在種族主義方面的另一個可信度問題：即當今歐洲種族主義的盛行現象。法西斯主義再次成為歐洲大陸的主流意識形態，公開的種族主義政黨成為這片土地的核心特徵，即使在他們沒有掌權的時候，他們也會制定政策和進行辯論。關於難民在跳入地中海前掙扎著呼吸，經歷他們最後絕望時刻的病毒式傳播的視頻並不存在(這些難民可能是前往義大利，該國會對任何營救他們的人徵收罰款)。直到2015年，當一名三歲的敘利亞男孩艾倫·庫爾迪（Alan Kurdi）被衝上土耳其海灘身亡後，我們才在歐洲看到了美國警方槍擊視頻帶來的那種影響：這是殘忍的證據，而我們的政治文化同樣是同謀。
相較於其他族裔，歐洲黑人的被監禁、失業、被剝削和貧困程度都更高。或許只是因為歐洲大陸沒有被美國的槍枝文化所摧毀，這裡的種族主義才顯得沒有那麼致命。但歐洲的種族主義問題，在其他方面也被普遍彰顯出來。例如，在英國，新冠病毒死亡率的種族差異與美國持平。在2005年至2015年間，英國、義大利、比利時、法國和保加利亞發生了與種族有關的騷亂或叛亂。在資本主義晚期，黑人的不穩定生活並不是美國獨有的，儘管這種不穩定在美國是最常見的，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是一個漂浮的符號，可以在大多數歐洲城市和其他地方找到歸宿。
既然如此，歐洲人又有什麼權力在種族主義問題上挑戰美國呢？這個問題是歐洲黑人激進主義者不斷尋求解決的，他們利用人們對美國現狀的關注，迫使人們正視自己國家的種族主義。當然，沒有理由說一個地方的種族主義的存在，會剝奪一個人在另一個地方談論種族主義的權利。(如果真是這樣，反種族隔離運動就永遠不會在西方取得進展。) 但這確實意味著活動家要注意如何去進行運動。我在這裡看到過許多黑人活動人士的例子，他們試圖將歐洲對美國廣義上的文化痴迷轉化為自己的優勢，並教育自己的政治機構，讓他們了解自己家門口的種族主義。為了回應本周美國對喬治·弗洛伊德的哀悼，巴黎人高呼阿達瑪·特勞雷（Adama Traore）的名字。這位馬裡裔公民於2016年在警方拘留期間死亡。
但這可能是一項費力不討好的工作。根據我的經驗，將大西洋兩岸的種族主義聯繫起來、比較兩者的連續性、並形成對比，會招致許多歐洲白人自由主義者的指責並使他們感到困惑。很少有人會否認種族主義在他們自己國家的存在，但他們堅持試圖迫使人們承認「這裡的種族主義比那裡的好」——好像我們應該為我們所擁有的種族主義感到高興似的。
當我在芝加哥和紐約做了12年的記者，當我在2015年離開美國時，不斷有人問我是否因為種族主義而離開美國。「種族主義在英國和美國的運作方式不同，」我會這樣回答。「如果我試圖逃避種族主義，我為什麼要回到倫敦的哈克尼？」但他們堅稱，美國的種族歧視比英國更嚴重。
「在任何地方的種族主義都是壞的，」這一直是我的反駁，「沒有『較好'的種族主義。」
本文原刊於《紐約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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