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現實生活最有功利價值的科學，在它的發端處卻不是出自功利的欲求。在西方文化的視野中，科學首先是作為一種探求世界本原、安頓人類心靈的文化而存在，其次才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第一生產力」。也許，對科學抱有的功利性期待越多，距離真正的科學也就越遠。今天，我們回顧古希臘思辨傳統與西方科學精神的關係，正是要重新審視科學得以發展的文化土壤，從只把科學視作工具而一味應用的局限中走出來，向人類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永不枯竭的思維源泉致敬——
閒暇和詫異
西方的自然科學是從古希臘的自然哲學中分離出來的，西方的科學精神也由古希臘的哲學思辨傳統直接塑造。亞里斯多德曾經歸納過進行哲學思辨的兩個條件：一是閒暇的時間，二是詫異的眼睛。在這裡，「閒暇」是前提。如果一個人終日為生計奔波，吃了這頓飯，還不知道下一頓飯在哪裡，他是沒有心情來研究哲學的。當時，古希臘擁有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要發達的奴隸制，貴族因此享有充分的閒暇。而絕大部分的古希臘哲學家都是貴族出身，他們不必為生計操勞，因此才能專門從事純粹思辨的活動。正如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所說的：「無論人們對於容許奴隸制存在的社會制度懷有怎樣的想法，但正是從上面那種意義的君子那裡，我們才有了純粹的學問。」
哲學是貴族的精神，哲學家也是精神上的貴族。在亞里斯多德看來，求知是人的本性，哲學家研究哲學不是為了經世致用，而是因閒暇而沉思，因沉思而詫異，因詫異而求知，因求知而滿足：「不論現在還是過去，人們只是由於詫異才開始研究哲學，他們起初對眼前的一些問題感到困惑，然後一點點地推進，提出較大的問題。」
能夠利用閒暇從事哲學思辨，是古希臘人的特殊之處。古希臘貴族崇尚的高尚活動是戰爭、遊獵和思辨。最後一項風尚造就了一批職業哲學家。從詞源學上看，西文的「學校」（School），就是由希臘文「閒暇」派生出來的。學校是柏拉圖之後哲學家們活動的主要場所，他們在此研究和傳授知識。由於哲學在古希臘是一門獨立而崇高的職業，所以，這裡的哲學家不像印度哲學家那樣屬於僧侶階層，也不像中國哲學家那樣屬於官宦階層，而是屬於自由的貴族階層。哲學的這種職業化傾向反過來又促進了希臘民族思辨精神的發展，結果形成了希臘民族特有的靜觀、思辨的性格。這種性格在一定程度上使古希臘造就了高於周圍民族文化的科學理論。比如，埃及人雖然最早從經驗中總結出幾何測量規則，但古希臘人卻在此基礎上構造出幾何學的演繹體系；巴比倫人雖然早就開始了天文觀察，但古希臘人卻利用觀察材料提出了天文學的思辨理論。
自由與真理
古希臘哲學家對思辨生活的態度體現了古希臘人對心靈自由的追求。拉爾修在《明哲言行錄》中記載說，最早使用「哲學家」一詞的是畢達哥拉斯。當弗裡阿西亞的僭主勒翁問畢達哥拉斯是什麼人時，他回答說：「一個哲學家。」他繼而解釋說：「在生活中，一些奴性的人生來是名利的獵手，而哲學家生來就是尋求真理的。」在這裡，畢達哥拉斯明確地將哲學家歸到了自由人的行列，從而也就把自由和真理聯繫在了一起：哲學是一門為知而知，為思辨而思辨的學問，它以真理為最終歸旨，而不服從於任何物質利益和外部目標，因而是唯一自由的學問。哲學家，過的則是一種心靈的生活，把玩的是純粹理智的思維活動，因而是唯一自由的人。
按照這種理解，純粹的理智思辨正是通向心靈自由和真理之路的不二法門。對於思辨的主體而言，哲學家們進行的是純粹理智的活動，這種活動不但不需要藉助外在的經驗，反而還要擺脫外在的經驗束縛。否則，這種活動就不再是「純粹心靈的」了。而對於思辨的內容而言，哲學家們追問的問題，或者是純粹理智的思維詭辯，或者是普遍、無限、超驗的終極性的問題，都無法在現實生活中得到回應和驗證。但是，正是這種在今天看來與現實生活完全脫節、毫無實際效用的哲學思辨，卻構成了科學的最初形態，也成為了推動科學發展的不竭動力。
比如，古希臘哲學家們提出的第一個哲學問題就是：世界的本原是什麼？這個問題不但在提問方式上是以認識論的形式提出的，而且在內容上也是超越經驗的。最早對這個問題進行回答的是伊奧尼亞學派的泰勒斯。他認為，水是世界的本原。據後來的亞里斯多德說，泰勒斯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大概是基於兩方面的考慮：首先，他觀察到萬物都以溼的東西為養料，熱本身就是從溼氣裡產生的，靠溼氣維持。再者，萬物的種子都有潮溼的本性，而水是潮溼本性的來源。
在今天的我們看來，這種對本原問題的猜測非常荒唐，甚至非常可笑。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以泰勒斯為代表的那一批古代哲學家是幼稚的。因為真正推動科學進步的並不是對「世界本原」這個問題的具體回答，而是對這個問題的持續追問。事實上，對於無限的世界而言，任何具體的回答都不可能具有普遍的意義。因為人憑肉眼，很難對世界得出超越經驗的結論。即使得出結論，也很可能是一種推測或者思維跳躍，很容易被推翻或證偽。因為我們僅僅能夠看到世界的一部分，而無法看到整個世界。而「世界的本原」這個問題，恰恰是對整個世界發問的。在這裡，經驗是無效的，唯有靠人的思辨。正因為此，後來的西方哲人和科學家都在孜孜以求地探究著世界的統一性問題，從而推動著科學在不斷證偽的過程中逐漸走向昌明。同時，追求真理而不佔有真理，也成為了塑造西方文化傳統的科學精神。
有用與無用
古希臘的思辨傳統，一開始就表現出了濃厚的超功利特徵。但這種超功利的取向，反而為西方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先進的技術文明，可謂無心插柳柳成蔭。
關於泰勒斯，有個故事。據說有一次，他邊走邊思考問題，不慎跌倒在水坑裡。一個婢女嘲諷他說：「真可笑，你連身邊的事都看不到，卻總是想天上的事。」泰勒斯一時竟無法反駁。後來，他用實際行動駁斥了那個庸俗的婢女。他夜觀天象，知道來年的橄欖將獲豐收，便事先租賃了當地全部的榨油坊。果不其然，橄欖豐收了。於是，泰勒斯將榨油坊高價出租，獲得了一筆巨大的利潤。亞里斯多德對此曾有精彩點評：「哲學家如果想賺錢的話，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他的興趣並不在這裡。」而黑格爾的評語更是毫不客氣：「只有那些永遠躺在坑裡，從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會掉進坑裡。」
正是這種為思辨而思辨，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演繹出了西方「智」的傳統。當然，古希臘時期也曾經出現過以智慧謀求功利的現象，但卻沒有成為正統。比如，在古希臘中期，西方歷史上曾出現過一個帶有明顯功利化傾向的思潮——智者運動。這裡的智者，專指那些以傳授智慧為職業，並在公眾事業中有所成就的人。他們雖然是有智慧的人，但卻不是愛智慧的人，因為他們傳授智慧的目的是要培養能夠在政治活動中獲勝的人才，同時向學習者收取學費。對他們來說，智慧僅僅是用來滿足功利目的的手段。這一點，遭到了後來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強烈批評。柏拉圖就把此類智者斥為「批發或零售精神食糧的商人」。
即使在學說方面，智者與古希臘早期的自然哲學家也迥然相異。智者關注的焦點不再是對自然的思辨和對宇宙本原的思考，而是對人生和社會的辯論。他們的精力主要用於口頭爭辯，而不是著書立說。正因為如此，「智者」幾乎成了「詭辯」的代名詞，遭到了歷代哲學家的鄙視，很快被打入了冷宮。而純粹的理智思辨卻登上了大雅之堂，不僅打造了西方兩千多年的形上學傳統，而且直接成為了近代科學的濫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