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中原文化融入南粵

2020-12-27 藍粵網

在封建社會初期,嶺南社會由於地域封閉和生活資源比較貧乏,生產水平提高不快,社會發展顯然滯後於中原。這一時期,嶺南發展的動力很大程度是吸收來自嶺北的先進文化。吸收的主要方式,一方面通過封建政權推行禮制教化;另一方面是通過大規模移民以推動粵地的漢化。向來學者較少提及或不提及前一途徑,這是不夠全面的。大規模移民對粵地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影響應予肯定,採用政治手段推行禮制教化在粵地漢化中所起的作用同樣不能低估,甚至在某些時候還是起主導作用的。對古代嶺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起重大影響的外來人口因素,還包括南來任官與致仕入籍、滴宦等,其中不少人為傳播中原文化、推動嶺南經濟、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秦平南越以及南越立國,是啟動粵地全面漢化進程的開端。秦朝在嶺南推行郡縣制,分置南海、桂林、象等三郡。南海郡西北抵廣西賀縣,南瀕南海,北連南嶺,東入今福建南境。南海郡屬縣,可以肯定的有番禺、博羅、龍川等縣

●在今粵境的四會縣,時屬桂林郡。

●龍川、博羅縣治設在東江邊,四會縣治設在北江與西江諸支流"四方來會"之處

●番禺縣治同時也是南海郡治,設在江海交匯處。這說明珠江流域的這些地區,在秦軍入粵之前已是相當規模的聚居地,有一定的文明基礎,因而成為秦軍鞏固在嶺南統治的戰略據點,率先接受中原文化的傳播。南海郡不設郡守而由統軍之郡尉主政,而且還賦予其對嶺南三郡的最高指揮權,所謂"東南一尉"。

●這說明秦朝在嶺南的統治主要靠軍事據點駐軍來維持,還說明當時番禺在嶺南的政治中心地位。

秦統一嶺南及在嶺南首置郡縣的政治意義,首先是將嶺南收歸在以中原文化為正統的中央政權的統一領導之下,為嶺南文化從政治領域與思想領域上接受中原文化的強勢影響創造了先決條件。嶺南郡縣的主要行政、軍事長官是秦朝所派遣的,主持南海郡、龍川縣政務的任囂、趙佗就是南下秦軍的將領。秦朝短祚,但在推行封建制度的凌厲勢頭和維護大一統國家所採取的措施上卻是頗有成效的,秦始皇先後採取過許多重要措施,包括置郡縣、頒布通行全國的法律、書同文、統一度量衡、修馳道並規定"車同軌"。即使在歸併入秦朝版圖最遲的嶺南也不例外。

以修馳道為例,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統一嶺南,次年即遣罪徒到嶺南筑路,旨在與已修到嶺北的馳道溝通,所修之路,史稱"新道"。秦代所修新道有4條∶ 一是從今江西大餘南逾大庾嶺入今廣東南雄;二是從今湖南郴州越嶺入廣東連縣;三是從今湖南道縣越桂嶺入今廣西賀縣;四是從今湖南零陵入今廣西全州一帶。

●道路之通,對嶺南南北之文化、物質交流帶來方便。史載南越王趙佗向漢高祖進貢荔枝,由番禺至長安約2700多公裡,如此遙遠的路途,必須將荔枝及時送到,顯示了粵中、粵北水陸幹道暢通,沿線還設有簡易的驛傳機構。

南越國建立之後,沿襲了秦在嶺南實施的政治制度,還吸收了當時剛建立的漢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接受其文化影響,包括實行郡國並行制、戶籍制、軍事制度、預立太子制度、尊老政策、仿漢實行紀年,以及禮儀葬制的漢化,

●體現了吸收漢文化的主動性和融化能力,起決定作用的重要原因就因為南越王國的最高統治者來自中原以及具有明顯先進性的中原制度文化所表現出來的傳播勢能。誠然,這些制度推行的程度在嶺南各地有很大差異,但是,嶺南置於秦王朝及南越國統治下長達一個世紀,這種文化融合所帶來的變化是巨大的,尤其是處於政治中心的南海郡番禺縣,漢化的程度明顯高於嶺南其他地區。番禺這個地名在秦代和南越國時期寫成"蕃禺",簡寫為"蕃",漢平南越以後才寫成番禺。這個地名在秦漢考古中已出現7次∶廣州秦墓出土漆盒有"蕃禺"烙印;南越王墓出土的銅鼎中,有9件刻寫或漆書"蕃禺"或"蕃"字的;廣西貴縣羅泊灣1號南越墓銅鼎有"蕃"字;廣州南越國宮苑遺址石板上刻有"蕃"字;廣州東漢墓墓磚有"番禺丞"銘文;香港九龍東漢墓發現有"番禺大治歷"、"大吉番禺"銘文磚;番禺鍾村東漢墓,出土刻劃文字磚有4塊刻"番禺"字樣。"在秦漢考古中 '番禺'地名出現頻率之高,覆蓋範圍之廣,在全國的歷史文化名城中,實為罕見,這也是它在秦漢的400年中人文鼎盛的一個重要反映"。

中原文化諸因素的融入中,對於嶺南文化的發展變化影響尤其明顯的,一是語言文字,二是教化禮儀。古越語與古漢語原來並不相通,秦統一嶺南後必然推行書同文。郡縣設置以後的公文來往、頒行法令以及大批中原人進入粵地,使推行漢語言文字更具緊迫性。趙佗立國之後,"以詩書化國俗,以仁義團結人心",

●使嶺南"華風日興,學校漸弘"。

●秦漢時期的文獻主要是簡書,近幾十年來,在湖南、湖北等地發現了不少秦漢簡書,而在嶺南卻難尋其蹤,其原因是嶺南的氣候和地理等自然條件不利於竹簡的保存。南越王墓理應出土簡書,但由於墓中經過多次的乾濕更替,漆、木、竹、絲、皮革等有機物隨葬器物幾乎朽壞殆盡。該墓出土帶有文字的隨葬器仍有93件,一類是璽印、封泥、陶瓷戳印文字,另一類是在銅、銀等金屬器物上的銘文和陶器上的墨書。唯存一件竹籤,出自西耳室銅提壺內,上有墨書"金縢—□"。縢袋作盛裝圖書的囊袋解。金縢,可以理解為盛裝圖書的囊袋的封口。

●倖存的這一竹籤,很可能是掛在盛裝簡書的滕袋上的竹籤。

2004年底至2005年初,在南越國宮苑遺址的一口水井內,出土了100多枚南越國木簡,已經確證是趙佗執政前期的遺物,全部出土的木簡文字總數逾千,且比《史記》撰成年代還要早80餘年。這些材料,對於研究南越國史有重大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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