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執導筒的陳建斌用荒誕劇來形容《一個勺子》,一如眾多評論裡所說,這部戲帶有濃濃的中戲味兒,在看似不經意的影像背後,有種強烈的文學象徵意味。的確,《一個勺子》有著荒誕派戲劇通常關注的存在主義母題。原著胡學文的《奔跑的月光》因為有更多的情節與敘述條件,在反映一個「勺子"(河套地區方言"傻子")的種種奇遇與追問時,為故事提供了更多的視角和延展空間。遺憾的是,這一點在改編的劇本裡沒有被保留下來,影片《一個勺子》更多地繼承了荒誕派戲劇的表皮,而沒有呈現或觸發到荒誕喜劇的內裡。
荒誕劇拒絕用傳統的、理智的手法來反映荒誕的生活,而是用荒誕的手法直接表現荒誕的存在。
顯然,《一個勺子》調用的是現實主義的經驗,無可厚非,主演過孟京輝戲劇的男主角,背過《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死亡》臺詞的他,對話劇歇斯底裡地念白出靈魂的叩問這件事,輕車熟路。即便是早年他主演的一部《結婚十年》連續劇裡,也分明能看到被現實五花大綁在額頭上勒出的皺紋。從新疆廣袤土地走來的他,心裡也許還有原始叢林法則的暗湧,當他帶著最初生產資料與生產力交換的價值觀,進入到資源與利益交換的價值世界中,思索與悸動影響著他的創作,因而,毫不奇怪他會選擇這樣一個故事。
男主人公拉條子與周圍人事的格格不入,面對周遭世界的不解,還有他從行為到語言的與眾不同,都寄託著現代人異化、孤獨、徒勞和負罪,當拉條子收留了傻子,又送走了傻子,尋找傻子的人絡繹不絕,做了好人的他,反倒被逼得有家不能回。他一遍遍地追問傻子對這些人有什麼好處?村長嘲諷謾罵他獨吞傻子,三哥對他說:我明白的地方,就是我不會去想我不明白的事兒。從影片後半段開始,拉條子就帶著這個問題四處碰壁,四處找罵。生意人代表的大頭哥,認為只有能帶來利益的人和事才值得搭上時間,根本無意和聽他談起這個毫無實際意義的問題。於是,他向唯一能夠接觸到的官方機構求助,派出所女警以熟練的八卦太極用語,闡述了自己的職責,冠冕堂皇地做著拉條子的思想工作。
拉條子面對的現實與自己的理想主義相去甚遠,影片透出一種沮喪和絕望感,寓意著一種理想主義的痛心疾首。這種痛心疾首,隱喻在拉條子這個不諳人事的傻子上面,影片雖然有著舞臺劇般的封閉語境,被放置在一個遠離現代生存規則的荒涼小鎮上,但情節的演進邏輯卻建築在現代生存關係中。可以看出,陳建斌對這部黑色荒誕喜劇的敘事糾結與選擇。然而,僅僅用一波波人來找傻子、拉條子一次次地逼問,這種反生活經驗的情節來表現黑色或荒誕,顯然是不足以稱之為荒誕劇的。
那麼,從現實題材的無奈感到荒誕劇的荒誕感,到底缺少了點什麼。這種缺乏與粗糲的景物無關,與匱乏的鏡頭也無關,而在於荒誕劇慣用的象徵、暗喻、聯想的橋段,有了這些橋段,就會從塵土飛揚的地面上升到騰雲駕霧的半空,獲得了解構現實、嘲諷現實、超脫現實的視角,也就有了荒誕而有趣的意味。想想幾部大名鼎鼎的荒誕劇,在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毫不連貫的臺詞與反覆再現,在卡夫卡《變形記》裡,不合邏輯的人物經歷與幻象,這種反生活場景與經驗的極端劇情,似乎可以令現代人從精神貧困中得到警醒和興奮。
不可否認,《一個勺子》聚焦現實的哲思是成功的,但距離荒誕喜劇似乎還少了幾片雲彩和幾縷陽光的助興,說直白點,大概是那個叫做想像力的東西。陳建斌講過視姜文為偶像的往事,在他偶像的影片裡,用掙脫現實的幻覺和離經叛道的情景,表現在現實中盲從的人們,往往有過目不忘的效果。好像從地面架起的彩虹,把觀眾帶到更加超然的高度,從另一個角度看平時那些風雨和雷電,也許會變得深邃、憤慨、或達觀、或淡然。
所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想必《一個勺子》也有此意味,作為觀眾的我們,更期待看到一種立足現實、俯瞰現實的視角,而不僅僅是受困於現實的無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