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合適譯員如此難求，結果馬戛爾尼副使斯當東（G.L. Staunton）的十二歲兒子亦被聘為譯員……這樣的譯員陣容，又如何能夠增進中、英邦誼？
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兼翻譯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志主編的《翻譯史研究》，2016年一輯收廣州大學外國語學院葉靄雲的《廣東通事「老湯姆」及其寬和通學館考》一文，記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開海禁後唐人如何與番人溝通種切。
《翻譯史研究》（2016年）
未入正題，先說「老湯姆」之名何所得。原來「老湯姆」之外，還有「小湯姆」和「阿蘭仔」……兩個「湯姆」其實姓譚（Tan）和董（Tung），老番搞不清楚，一律稱之為英美最常見的「湯姆」——年紀大的加「老」，年幼的稱「小」。據葉君考據，文中的「老湯姆」，真名葉懋，他經營的「翻譯社」，便叫「葉懋通事館」。
是年清廷頒布《一口通商》諭令，指定西、荷、瑞、英、法、美等國商人，只能在廣州做買賣，並且只準居於廣州城西的「十三行商館區」（此規定直至鴉片戰爭後的1842年才取消）。由於清廷拒絕與外商直接交往，遂委任一批廣州人與外打交道，並負責為雙方傳譯的「通事」。
岔開一筆，廣州最早走向世界，與「西洋之國」通商（沿海潮閩地區人士則最早「過番」），華洋雜處、艫舢雲集，「舌人」需求殷切，儲有「通事」人才，不足為奇；1853年7月帶領美國艦隊（「黑船」）打開日本鎖國大禁的伯裡船長（Captain M.C. Perry；伯裡是日本官式譯名），便有廣州人譯員羅森，極可能是艦隊於1853年4月在香港停泊十多天為伯裡所物色的「香港仔」！筆者細閱陳雅晴的《亦趨亦離——早期港英殖民政府的華人譯員（1843-1900）》（收王宏志2015年《翻譯史研究》），並無所見。這亦難怪，以陳文寫的主要是當時港府通中英雙語的「口譯人員」，沒有通英日文譯員的記載。
「十三行」那些未受過正式訓練的「通事」如何完成繁重的翻譯工作，「構成中國翻譯史上一道獨特的風景線」。這道「風景線」精彩紛呈，以「通事」都是不學自通，說的是自創的「廣東英語」，當中烏龍百出，事不可免；然而，大體而言，十八世紀廣州十三行商人與雜亂如聯合國「番人」的溝通，雖不圓滿卻可說成功，不然何以雙方能夠順暢做成交易。換句話說，葉文指「廣東通事是群待遇不高的『出類拔萃』人物」，一點亦不誇張。
不過，經商貿易，只要雙方各有所得，不管譯員如何曲解誤譯，問題不大，但政治交涉「茲事體大」，錯譯便不得了！
2015年《翻譯史研究》所收王宏志教授《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使團的翻譯問題》，大有可觀。比如，1793年英國的馬戛爾尼使團（Macartney Mission）和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團（Amherst Mission）與清廷交涉後均無功而返，其中一個原因便是使團「沒有合格的譯員」，因此雙方無法「有效溝通」……事實上，馬戛爾尼成行前，曾派幹員赴歐洲物色譯員，幾經尋覓，終在義大利那不勒斯傳道會所辦的「華人書院」（College for Chinese）找到兩名願當譯員的中國傳教士，「但他們不懂英語，中文水平也頗成問題……」此事惹得通曉中文的使團「翻譯主任」、彙編《廣東省土話字彙》的馬禮遜大為不滿。
合適譯員如此難求，結果馬戛爾尼副使斯當東（G.L. Staunton）的十二歲兒子亦被聘為譯員……這樣的譯員陣容，又如何能夠增進中、英邦誼？
值得注意的是，兩百多年前那不勒斯已有「華人書院」，可知義大利教會一早會致力「開拓」中國「市場」！
早年通外語的譯員，不少是不學無術的市井之徒，既不精通「雙語」，亦無職業道德可言，因此常有居中作弊假公濟私鼠假貓威的事發生。讀臺灣「第一饞人」唐魯孫的《說東道西》（臺北大地出版社），意外發現兩處（118頁及147頁）提及「舌人」為非作歹的事，不期然令人想起大陸及港臺地區的抗日小說和電影中，那些日本人所僱地痞似的中國「舌人」……於《我所認識的還珠樓主》一文，作者說及這位以寫《蜀山劍俠傳》為國人所知、「風採雍穆」的小說大家，因版權問題與某出版社有爭執，那位出版商竟通過在日本憲兵隊當翻譯的親戚，在日本人面前亂說一通，大扣帽子，讓日本憲兵把還珠樓主捉將官裡；在《張織雲的遭遇》，唐氏亦有類似的記述：「早年翻譯地位雖然不高，可是做了捕房的舌人，就能出賣風雲雷雨了；他（譯員）的太太也就借乃夫的『特殊地位』，胡作非為……」
1963年三十一歲歸化美國、兩年後成為外交譯員、於1997年以「國務院語言服務部」總監（director）身份退休的奧斯特（Harry Obst），五六年前出版的《白宮通譯——翻譯的經驗》（White House Interpreter:The Art of Interpretation），述說他充當數位美國總統如詹森、尼克遜、福特、卡特、裡根譯員的經驗，筆者懷很大期盼購此書，以為奧斯特必會「大爆內幕」，哪知他寫來十分平淡，想來守秘是「白宮譯員」不可越雷池半步的最高指引，即使去職退休，亦不得說、寫那些未見諸新聞報導的「內幕」。
《白宮通譯——翻譯的經驗》
原籍德國的奧斯特，認為做個稱職的「舌人」，除精通有關語文、還須具「萬事通」式的常識，因為領袖會談，很多時會逸出主題，尤其是那些「已建立私人友誼」的，因此，譯員須不斷進修，當然得天天讀報、博覽群籍及學習「潮語」……保密是另一項不可踰越的禁條；「政治審查」過關的「譯員」，接受和總統相同的「簡報」（Briefing），全屬「國家機密」，因此對其有份參與的會見、談判的內容，絕不能告知非與會者，這即是說，其所見所聞，不得向外人透露；「譯員」有時會用筆記錄一些重要的內容，這些「筆記」，不能作為「私產」而須於會後交給國家檔案室（National Archives）保管……
在他服務過的政要中，他說詹森「不易服侍」而海格將軍（A. Haig；尼克遜的幕僚長、裡根的國務卿）是語言天才，掌握大量生僻詞彙且「常說些模稜兩可的話」，當他的「譯員」如考試。
在一般人印象中，「譯員」常識豐富，口舌便給，作起文來，必有可觀，哪知事實並不如此，《白宮通譯》既欠文採，當然沒有太多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的內容。本書最後一旁寫美國的通譯培訓，亦寫不出所以然，僅知至世紀初美國只有一兩家大學設譯員專科……有一點應該一提的是，作者說在美國，不少人包括《華盛頓郵報》，「譯員」與「通譯」不分（252頁），混淆了兩者的工作性質。事實上，前者Translator後者Interpreter，一為筆耕一為舌人，用筆用口（當然都要用腦）大有分別，但一般人就是分不清楚！
本文主要談「口譯」（實時傳譯），但既是翻譯，便有直譯與意譯的考究，因而拉雜補上一段。2016年《翻譯史研究》收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陶磊的日譯西書《解體新書》中的「直譯」和「義譯」，對此兩種譯法，說之甚詳，所涉雖為「醫書」，亦具參考價值。陶氏說日本翻譯家大槻玄澤（Otsuki Gentaku，1757-1827年）在所譯德國解剖學《解體新書》中，提出「直譯」、「義譯」和「對譯」三種譯法。「直譯」是指「用現成漢語詞彙替換原詞中的語素」，想與今天理解的「直接譯出」相同；至於「對譯」，指的是「音譯」，而「義譯」當然是「意譯」……
此事讓筆者記起多年前翻閱《甲寅》曾見有關翻譯的文章，上下求索，果有所得。章士釗在日本時編匯純文言的《甲寅》月刊（註明日本編行；英文名為The Tiger），第一卷第六號（1915年1月）有以「致甲寅雜誌記者」（外稿皆以此形式出之）的短文《譯名》，開篇便說：「從來譯名之道。不出於義。則出於音。義譯為常。音譯例變……」作者張振民與編者秋桐討論「義譯」和「音譯」的優劣，於今看來，平常至極，不去說它；有趣的是，文內提出「依康怒密」一詞，看「上文下理」，估計為Economics的「音譯」（經濟學便是「義譯」），張氏認為「依康老密」可譯為學，「使見之者見一新字，即起一種義之觀念」。說的真不錯，因為Economics的音譯（「依康老密」似較恰可），對不通英文者有如謎語，令人望之卻步，若譯為「學」，便令人有一探究竟的興趣！
順便一提，原來9月30日是「法定」的「國際翻譯日」（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Day）。9月30日是「聖哲羅姆日」（St. Jerome Day），此公義大利人，神學生、虔誠天主教徒，因把《聖經》從希伯萊文譯成拉丁文，大有功於《聖經》普及化，而於去世後約一千一百年獲教皇封聖。「國際譯員聯會」（FIT）1991年定此日為「國際翻譯日」，今年5月24日獲聯合國確認。（文/林行止 ）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