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已是插隊的第五個年頭，我再次爭取上學的機會，依然由於「政審不過關」而落榜。但我申請時按要求必須寫的幾篇「心得體會」「思想認識」，卻引起了縣「五七」辦公室領導的注意。他們正需要一個「寫材料」的人，於是借調我去幫助工作。此後斷斷續續，有需要便隨時叫我。1975年初以後，我就基本「常駐」了，每天還給我七角錢生活補助，比在村裡掙工分還多。有了「身份」和收入，弟兄們笑稱我為「縣裡幹部」，其實就是個碼字的「農民工」。這樣的「打工」生活，直到1975年底我離開長子。
一
縣「五七」辦公室是專門負責知青工作的機構，有四五個幹部。我去了以後，發現他們好像並不是每天都上班，也不知都在忙些什麼。但我發現，坐辦公室與「修地球」確實有天壤之別，連我這個打工的都感到「升值」了。「五七辦」每天都是人來人往，雖然我只是個「臨時工」，但來人（主要是知青）對我也十分客氣。譬如司空見慣的遞煙打招呼，記得辦公桌上總是扔著抽不完的煙（那時人窮，從來都是遞上一支，沒有整盒的），後來索性找了個紙盒子，把散煙都扔在裡面，想抽菸了，就在裡面找稍微好一點的。這個「秘密」連我的幾個哥們兒都知道，沒煙抽了，盡可以來拿。
我寫的材料大致分兩種，一是文件，大多是上傳下達，照轉照抄，當然也要多少結合點本縣實際，引用些數據、事例，提出些辦法、措施之類，但基本沒有什麼創造性；二是總結，包括先進經驗、先進典型，既有集體的，也有個人的，寫作的基本套路大同小異。我也曾試圖改變某些寫法，譬如從我了解的知青真實情況中提煉一些材料或思路，至少不要寫得太脫離實際，但結果常常被領導否定，我也只好繼續循規蹈矩，照本宣科。
印象最深的是寫某位「先進典型」的「事跡材料」，寫得很不順利也很痛苦。因為，首先，我對「決裂」「紮根」之類有自己的看法，不認同當時的許多觀點；其次，寫人物卻不安排見他，無法了解他的真實情況和真實想法；最後，我不想把「先進」「拔」得太高，那對他個人並非好事，而且也會對更多的知青造成壓力。因此，我寫的稿子總是不能讓領導滿意，一再修改，仍不能通過。
材料是要上報地區革委會，並且準備送到省裡的，當然要「過得硬」。於是，縣領導決定抽調號稱「全縣第一秀才」的某「大筆桿子」來做一番改頭換面的「潤色」。我則成了修改稿的抄寫員。
「大筆桿子」重起爐灶，果然妙筆生花。「硬」材料首先要「高屋建瓴」，「緊扣時代脈搏」。當時正是批林批孔運動的高潮時段，「與舊觀念、舊傳統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自然就成了主題，捎帶著「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一下子就「拔高」了人物的思想境界。對此，我只能自嘆弗如，私下裡卻無法認同。
先進人物總是在與落後的對立、對比中顯現出來的，於是又設計了若干落後的人和事以及反映出的思想。其中，為了突出其「先進」，不惜抹黑某些知青面貌的寫法，是我最不能接受的，我明確表示反對，認為有悖事實。或許因為考慮到我也是知青中的一員吧，類似的描寫最終被淡化了。
先進人物都有「豪言壯語」，因此也要給他「提煉」幾句。譬如「做填平三大差別鴻溝的小石子」之類。記得最清楚的一句是，「生做X村人，死做X村鬼，娶妻生子也是X村人。」(X村即他插隊的那個村子）這句話確實有點驚世駭俗，但我不相信這話出自他的口，除非他昏了頭。
材料就這樣報到上面去了。「寫」材料的過程也使我第一次領教了什麼叫做憑空臆造、文字做假，知道了某些「先進典型」是怎樣「樹」起來的……後來聽說，上面對稿子也不滿意，認為太過空泛，缺乏說服力。我想，造假怎麼會有說服力？即使是「第一秀才」，也不過爾爾。
二
我在「五七辦」期間，知青中又進行了兩次招工，我都沒有積極爭取。「政審」能否過關、工作是否中意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依然沒有放棄上學的渴求，總希望夢想成真。不過，對於同學們參加招工，凡是我能夠幫上忙的，我都會盡力。（時過境遷，現在可以「交代」，我曾幫同學撤掉過其檔案裡的關於與村幹部打架寫的「檢討」等「黑材料」）有同學說，縣裡「有了自己人」，起碼是個心理安慰。同是天涯淪落人，沒有不幫忙的道理。
幫忙也有趣事。1975年夏天，好友吳量福轉到河北去插隊。那時我正在縣「五七」辦，遂以工作人員身份幫他到城關公社去辦理遷移手續。不記得是出於什麼考慮，也許僅僅是覺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吧，竟把他的生日改小了兩歲，如此將錯就錯幾十年。後來量福定居美國，接近退休時才想起，這個「錯誤」將使他晚兩年才能享受美國政府的福利，因此幾次「埋怨」是我「害了」他。我說，這要是在國內，許多人還求之不得呢。
我在「五七辦」「打工」，每天還有七毛錢的補助，不僅能夠解決自己的溫飽問題，而且使弟兄們在城裡又有了新的活動「據點」。
最初，我住在辦公室。弟兄們來了，晚上睡覺鋪蓋成為問題。為了誰睡床、誰躺桌子、誰能蓋被，誰只有一面旗子遮身，都要賭輸贏，最慘的就只好睡在地上了。賭的辦法是打撲克，「拱豬」分勝負。印象中似乎總是牟健輸得多，而恰恰他又比我們都高大，所以更顯得委屈。沒辦法，認賭服輸，牟健除了嘟囔，也只好屈就。後來，我可以記帳住縣招待所了，每天還有糊糊吃，因此，弟兄們來就更方便了，常常「高朋滿座」。我笑談，「咱可是一個人養了一大家子啊。」
住招待所，有大間通鋪，解決了鋪蓋問題，閒來無事，我們「拱豬」依舊。貼紙條、頂枕頭都不過癮了，就玩「掛槍」和「鑽自行車」。「五七」辦公室的牆上掛著一支抗戰時期的「三八大蓋」槍，估計早就報廢了，成了擺設。我們「拱豬」時，誰輸了誰就把那槍掛在脖子上。「三八大蓋」很重，俗稱「七斤半」，掛一會兒脖子就酸了，沒辦法，只能努力把另一個人拱成「豬」才能移交。「鑽自行車」，是指鑽過自行車橫梁以下的鐵三角。我和林子比較瘦，鑽起來方便些，牟健人高馬大，輪到他鑽，總是很痛苦的樣子，他不肯鑽，我們為此沒少「吵架」，直吵得同院也睡在辦公室的某主任發火了，把我們趕出去了事。
1975年底，我僥倖被錄取回天津讀書，臨行前最後一次進城時，縣招待所的人在街頭「抓」住了我，說我欠下招待所不少食宿費。想一想，這一年，除了我自己，還招來那麼多知青弟兄連吃帶住，卻忘了所有的開銷都是掛在我名下的，所以只能認帳。但我除了拿出所有的補助款，其餘的實在付不起了。好在招待所的人也沒有為難我，要我籤字畫押，他們去找「五七辦」討帳。
三
1975年春，我參加了晉東南地區知青工作會議，會後又帶隊去大寨參觀、學習。大寨與萬村的基本情況（人口、土地、自然條件）十分相近，經濟狀況卻有天壤之別。為什麼？思想觀念、精神面貌、艱苦奮鬥固然都是重要因素，但有幾個場景給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也因此對「大寨經驗」產生了疑問。
首先，看到那麼多解放軍戰士在大寨義務勞動，人數甚至超過了大寨自有的勞動力。我懷疑，大寨出名後的發展完全是自己幹出來的嗎？除了人力支持，還有什麼？再有，當時大寨剛剛炸平了一個山頭，許多推土機正在平整新開墾的土地。大寨人介紹說，明年這裡就要長出莊稼來。我看著那一片夾雜著碎石的生土，半信半疑，覺得是吹牛。真正的莊稼人不會相信那是真的。第三，大寨人家的窯洞整齊劃一，確實有點新農村的氣象，但是，家家戶戶連日常擺設都高度統一，未免太「共產主義」了，全國有幾家學得起？總之，大寨沒有令我信服。
新世紀以後，我曾重返大寨參觀。村裡的舊窯洞已經被眾多新建的現代化房舍遮擋，一部分作為「歷史文物」供遊人參觀；當年花了大量人財物力開墾的七溝八梁，多數已經退耕還林；最大的變化是村裡農家飯店、旅館林立，商業氣息濃厚，大寨成了旅遊點，幾乎與農業無關了。這大約也是一種歷史的「反動」吧。
1975年7月，毛澤東發表了關於「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33條「最新指示」，我奉命參加了「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骨幹學習班」。隨後即投入了縣委組織的對全縣知青工作的一次全面檢查。按照分工，我跑了十多個村子，見到的知青卻沒有幾個（大多數都回家了），檢查也不過聽聽村幹部的匯報而已。不過，在幾個接收了來自長治新知青的村子裡，看到那些比我們年幼且單純的學生，我忽然有一種羨慕的感覺，羨慕他們的年輕、朝氣和純真，但同時也為他們擔憂，過不了多久，他們也會像我們一樣，被現實生活磨礪得失去這一切。
好笑的是到大李村檢查。那年春天，我曾去找林強、吳量福等玩，因為一樁小事驚動了村幹部，村支書「痛斥」我是「流竄分子」「破壞春耕生產」，差點扭送我去公社。夏天，我再到大李，是「代表縣革委會」來檢查工作的。同樣是那位支書，他尊稱我為「縣裡老張」，還特意吩咐做了炒角片招待。我把在村裡的幾個哥們兒都叫來，共享了一頓「大餐」。這個戲劇性的變化曾令我們很是開心。
這樣轉了一圈回到縣裡，寫了一份以「形勢大好、成績顯著」為主，簡略說幾條誰都知道卻都解決不了問題的報告，就算交了差。我心裡的結論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已經名存實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更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本文作者 張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