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騰紹箴《「滿洲」名稱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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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皇太極1635年10月13日改「諸申」為「滿洲」之諭進行了考述，指出「金」、「諸申」、「滿洲」等詞的內涵、演變及原因，尤其對「諸申」一詞是建州部飲譽超墨爾根自稱「女真」的漢語譯音之觀點做出了有力論證；用大量史料證明「滿洲蔓遮說」實際上即為「滿洲滿飾說」的組成部分。「滿洲」一詞源於朝鮮人對我國吉林省集安沿鴨綠江上遊地區原有部族、地名的稱呼。「滿洲」一詞的由來自清朝末年至民國初年，始在中外史學家面前成為熱門話題，但所據不同，看法各異，由馮家升先生歸納為十一種，發表在《東方雜誌》第30卷第17號上，題目是《滿洲名稱之種種推測》。所謂「種種推測」，有羅斯牧師的「滿洲」為「清亮」說；市村瓚次郎的「滿洲」為「勇猛」說；史祿國的「滿洲」為「滿豬」說；又「滿洲」為「滿珠」說；市村瓚次郎的「滿洲」為「滿重」說；市村瓚次郎的「滿洲」為「勿吉」、「靺鞨」轉音說；乾隆帝的「肅慎」、「珠申」、「滿珠」音轉說；「滿節」、「滿飾」音轉說；哥爾斯基的「滿洲瞞咄」說；章太炎等的「滿洲」為「文殊師利」說；唐邦治、孟森的「滿洲」為「滿住」說等。近年以來，我國史學界學人輩出，學術空氣十分活躍，承史學界前輩研究成果，對此課題研究又有新的推進。現就皇太極定名「滿洲」前後「滿洲」一詞使用情況及近年中國史學界對這一問題探討的新見加以簡略評述與探討。1635年10月13日，皇太極宣布：「我國之名原有滿洲、哈達、烏拉、葉赫、輝發等，向者無知之人往往稱為諸申。夫諸申之號，乃席北超墨爾根之裔，實與我國無涉。我國建號滿洲，統緒綿遠，相傳奕世。自今以後，一切人等止稱我國滿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稱。」[①a]皇太極的諭旨，提出四個問題。（1）本族族名由「諸申」（jusen）改定為「滿洲」（manju）；（2）「滿洲」一名，與哈達、烏拉、葉赫、輝發並列，地域在原建州之境；（3）「滿洲」一名是原有的，且「統緒綿遠，相傳奕世」，非為一時偽造。（4）「諸申」一詞，是「無知之人」所加，並指出是「席北超墨爾根之裔」。現就此四個問題略加剖析。
（一）皇太極何以將「諸申」改稱「滿洲」。對此中外學界已早有論述，大體歸作三點，一是「明之君臣深鑑宋室之覆轍」，避開漢人忌諱；[①b]二是伴隨努爾哈赤統一建州及女真諸部，原有「諸申」一名意義發生變化，不適應發展需要，甚至有辱及本族之處；三是近年有些學者認為古代九夷之一的「滿飾」人後裔在當時遼東尚有勢力，皇太極效漢高祖借漢中之勢稱漢王的故事，「為藉助於滿飾人後裔」之力而稱「滿洲」。[②b]
在這三個理由中，第三點留待探索「滿洲」一詞來源時討論，現首先研究前兩個理由。「明之君臣深鑑宋室之覆轍」，致皇太極將「金」改稱「滿洲」，迴避先金稱號。對此，皇太極亦辨白過，即明「非宋室之後，我亦非先金之裔」。那麼，皇太極定名「滿洲」之前，在金國內部對「金」一詞的使用到底是個什麼情況呢？數年前蔡美彪教授在《大清國建號前的國號族名與紀年》一文中指出「金或愛新作為族名，已在官號中普遍應用，……從努爾哈赤說，未必有明確的國家觀念……。金國的國號即是族稱或者說族稱即視為國名，兩者並無二致。」[③b]並以「天命金國汗印」為有力之佐證。所論有理，但「金」號運用是否那樣普遍，尚有探討的必要。清太祖自萬曆四十年（1612）徵烏拉部時大談愛新（aisin）姓氏高貴。天命建元後，自稱「金國汗」始，在其社會上借先金威名確有較大影響。但詳查《滿文老檔》及有關書籍，「金國」、「金」族等的使用主要不是對內而是對外或出自漢官之口。粗計《滿文老檔》在1612—1637年的25年中，「金」稱用過20餘次，其中自稱兩次，與明、朝鮮往返書信各14次與10次。出自他書所載的漢族降官之口有8次之多。如太祖鑑於李永芳鎮壓遼南民變不力，責其娶我「金女之身」（aisingiranggi）[④b]不知竭力報答。在與明朝、朝鮮及其下官的通信往來中多書「金國汗之書」（aisin gnrun i han i bithe），[⑤b]有時又書「金國皇帝」（aisin gurun i hūwangdi）。[⑥b]投降漢官在奏疏中稱「金人」、「金家」或「金漢」並稱。如《胡貢明陳言圖報奏》中說：「皇帝諭金、漢人都要讀書，……但金家不曾讀書」。《寧完我請變通大明會典設六部通事奏》中主張「參漢酌金用心籌思，就今日規模立個金典出來」[⑦b]等。都確證金為國名為族稱，但在多數情況下，是對外而不是對內使用。
關於「諸申」一詞的使用情況與內容變化。在《滿文老檔》中，「諸申」一詞出現最早是1607年3月努爾哈赤所部與烏拉大戰於烏碣巖時，因侍衛納齊布未能及時進戰，「悉奪」其所管「諸申」（jusen）。[⑧b]這一詞在《滿文老檔》中使用相當廣泛、普遍，粗計自1607年3月記檔至1636年8月（天聰九年檔除外）的29年中，出現200餘次，是「aisin」一詞出現的10倍之多。有三種用法，即族稱、屬民、夷人。作為族稱使用佔主導地位，是「jusen」一詞總出現次數的四分之三。有時寫「諸申汗」（jusen han）；「諸申國」（jusen gurun）；[⑨b]「諸申漢人」（jusen niken）；[⑩b]「諸申蒙古」（jusen monggo）[①c]等，皆以族名出現。「jusen」以屬民出現的次數是「jusen」總出現次數的四分之一，大體在兩種情況下使用。如大將額亦都攻克巴爾達城有功，努爾哈赤賞給他「敕書、戶、諸申」（ejehe.boigon.jusen）。[②c]幾年後，額亦都參戰不力，又奪其「諸申三百男」（jusen ilan tangguhaha be gaiha）。[③c]有時官員犯罪，不是按數量剝奪屬民，而按牛錄「奪一牛錄諸申」（truunirui jusen gaifi）[④c]或數牛錄諸申。
「諸申」作為屬民原只在女真族（滿洲族）內部使用，至太宗朝由於蒙古、漢人歸服日眾，此詞的內涵外延，蒙古和漢人也以jusen代用。如蒙古扎魯特部戴青之屬員（daicin ni jusen be）[⑤c]；違紀蒙古貝勒「屬員」（jusen）給與吳納格、鄂本兌族下。[⑥c]又太宗發兵入明境，掠來漢人「甚多」，皇太極概之雲「皆為我等之民」（gemu musei jusen ombi kai）[⑦c]。這種將「jusen」一詞用於蒙古、漢人名下皆發生在太宗時代。以上的變化是由於自太祖起兵以來，伴隨人們對新政權的順逆，社會發生大分化的結果，往昔社會的平等成員投順者為編戶，俘者為奴，大批諸申降為奴隸。即使編戶在八旗制度下，也降為領主之下的從僕，像物品一樣可賞賜與人，又可以奪回。作為屬民意義的「jusen」的這種變化，再以族稱行於外豈不成了具有奴僕意思之民族。另一方面，蒙古、漢族大批聚在八旗下，屬民竟是國家主體民族的族稱，更是一個統治民族君臣上下所難於接受的。總之，「aisin」或「aisin gurun」一稱影響團結漢族，壯大國勢國威，進而妨礙戰勝明國，實現統一天下之大業；「jusen」一詞內涵的深刻變化，更涉及本族的榮辱，不能不變。於是滿洲族稱便應運而生。
（二）「滿洲」一詞最早載於何文獻，含意和使用情況。「滿洲」一詞最早出現在朝鮮《筆苑雜記》一書中，是朝鮮世祖魯山君（1457—1468年）與朝臣讓寧的一次談話中提到「滿洲江野人」之事。距皇太極定名「滿洲」上溯一個半世紀之遙。在中國文獻中出現最早的記載是《滿文老檔》，即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記有「明帝遂對女直滿洲部（nioi jy manju gurun）淑勒昆都侖汗曰：我勸汝勿討葉赫」[⑧c]。距皇太極定族名前20餘年，終太祖朝檔冊前後共出現六次。「滿洲」一詞的最初含意，在清代長期未曾規範化。乾隆四十二年（1777）著名的官書《滿洲源流考》，始以「實則部族而非地名」最後確定下來。[⑨c]此後，自30年代以來，孟森、鄭天挺、馮家升等前輩史學家皆予以肯定。
據前文所引皇太極諭旨，「滿洲」地域之內涵最早不包括扈倫四部，相互處於並列關係。1613年明帝的諭旨也明確指出「女直滿洲部」，即「滿洲」是「女直」中的一部。1635年5月，皇太極派兵徵黑龍江虎爾哈部，有一位穆克西科的人，也指出其先祖源於布庫裡山下布勒霍裡湖，「其同族即滿洲部是也」。[⑩c]但「滿洲」從其地望角度觀察，伴隨太祖、太宗的徵伐，領土的擴大，含意也變了。天命十年（1625）太祖在致蒙古奧巴臺吉的書中指出：「烏拉、輝發、葉赫、哈達，我等滿洲國無城，汝等蒙古豈令我等食一碗飯乎。」[①d]將扈倫四部地域也納入「滿洲」一詞之中。到皇太極時代，便將「同一語言」的黑龍江諸部皆概於「滿洲」之下。滿洲部族內容已非太祖起兵初期，有很大的發展。
「滿洲」一詞的使用情況，只有從《滿文老檔》的原文中求索，才能洞其真蒂，但也必須慎加分析，因為誠如莫東寅先生提醒的那樣，《滿文老檔》多有後日追述。天命九年（1624）以後部分「實乃編纂於皇太極時代」，認為「本來沒有滿洲這個國名」，只有如孟森、鄭天挺和馮家升等先生論述的「部族名」。[②d]現在只好順手頭之便，據東洋文庫本老檔與太祖、太宗實錄對照加以研究了。粗計寫有「manju」、「manju guren」字樣的共37處，將原檔「aisin」改譯成「滿洲」字樣的地方共有8處，將原檔「jusen」改譯成「滿洲」字樣的14處。後兩種情況均在天聰、崇德間，很明顯是將滿文「aisin」、「jusen」改譯成「滿洲」的，而另外37處滿漢文對寫完全一致。在此勿論真偽，只求其用法。
從這37處「滿洲」出現特點看，太祖朝的六次都與外族有關，主要是他稱。如1613年「nioijy manju」是明帝諭旨；1615年太祖用兵額赫庫倫，額赫庫倫不服，挑戰說：「滿洲兵（manju i cooha）若英勇可來戰」。[③d]1619年7月，太祖引蒙古齋賽的話責備其罪狀之一是「我不伐滿洲（bi manju be dailarakuci）則天鑑之」。[④d]同年十月，再次數蒙古罪狀時，重複了上述內容。1625年給蒙古奧巴的書中提到「我等滿洲國」，前文已經引證。上述五例除最後一次帶有自稱性質外，其餘四次都來自他稱，表明滿洲部族在他族眼裡確實存在，且與「aisin」、「jusen」之稱並行於太祖時期，但地位不甚突出。
天聰、崇德年間，「滿洲」一詞對內對外均用，比「金」稱要廣泛得多，都具有族稱之意，沒有什麼大的區別。如1632年11月諭云：「滿洲（manju）、蒙古（monggo）、漢人（nikan）各部承政……。」[⑤d]同年12月有「滿洲淑勒汗」（manju gurun i sure han）遣察哈剌、董納密等還至朝鮮[⑥d]等等。
（三）皇太極所提出的第三個問題。從前文所引朝鮮李朝世祖提到的「滿洲江」和太祖朝明帝、額赫庫倫部、蒙古齋賽等所稱的滿洲部看，皇太極定名滿洲是其「原稱」非為偽造，但其「統緒綿遠，相傳奕世」問題，比較複雜，我們將在下節專門討論。
（四）關於「諸申」一詞是「席北超墨爾根之裔」，因無知之人「妄稱」一事。現分兩個問題加以研究。即席北超墨爾根和「諸申」的來源問題。
1991年12月，大連出版社出版的瀛雲萍新著《八旗源流》一書有這樣一段話：「原在正統九年（1444）頃，有女真瓜爾佳氏蘇完部（今雙陽縣地）的一支，在其首領御玉軍汗及其子超莫爾根的領導下，北遷於溪泊地方——今嫩江下遊以西綽爾河流域，即以地名為部落名，稱溪泊部，後訛為『錫伯部』。其另一部用瓜爾佳姓為部落，後訛為掛勒察部」。[⑦d]這位「御玉軍汗及其子超墨爾根」之裔何以有如此大的影響，致使滿洲部的族稱變成諸申（jusen），屬民也同樣稱之呢？自1607年至1636年的三十年中，《滿文老檔》記有此詞多達200餘處，說是「無知之人妄稱」，絕無道理，必是超墨爾根及其後人對滿洲部有重大震動性的良好影響，故用其名以示榮譽。待滿洲部強大到皇太極時代，適應政治需要，又將「滿洲」之稱提高地位。而此時國人幾乎淡漠了本部「滿洲」原稱，特別是蒙、漢等普通民眾更不知曉，因此皇太極便斥之為「妄稱」。當然，這段材料也有難解之處，即正統九年及其以後，正是蒙古瓦剌部東進時代，大部分海西、建州女真各部南遷或東進，而超墨爾根一支卻恰在此時迎鋒北進，令人難解。或許是這行動超常，有力地抗擊了蒙古部東侵，保護了建州等部，致女真各部敬服而採用其稱號，或超墨爾根是一代名族，強敵不敢犯，周圍部落皆冒其名，而行自保，亦未可知。
皇太極既然說「妄稱」諸申是席北超墨爾根之裔，那麼諸申一稱必與席北超墨爾根之裔有關，這又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從中國古文獻記載可知，自清乾隆時代討論族稱以來，都將諸申、珠申、朱裡真等名稱歸於女真、肅慎之轉音。孟森先生在《清朝前記》中認為：「清自稱滿洲為其部族之名，……實為女真。女真起於遼世或謂即古肅慎之轉音，當可信。」但「滿洲」與「女真」、「肅慎」之音絕難混同。這樣看來諸申如果來源於席北超墨爾根後裔，有可能此部當時自稱「女真」，且有較大影響，被建州人讀為「諸申」。據《滿文老檔》載，建州本部並不採用「女真」一名，而是習用「女直」之稱。所以《滿文老檔》中將「女直」與「諸申」並用，而不是將「女真」與「諸申」並用。證明「諸申」之稱可能來自超墨爾根之自稱「女真」的漢語譯音。現將有關事例錄於後。
萬曆四十一年（1613）記有「尼堪汗，女直滿洲國淑勒昆都倉汗」，其中「文直滿洲國」的原文是「nioi jy manju gurun」。[①e]
天命五年（1620）四月，記有大遼時天祚帝令「女直部諸大人舞」，原文是「nioi jy gurun i ambasa be gemu maksibufi」。[②e]
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皇太極引金世宗諭教育金人「著女直服，學女直語」，原文是「nioi jy etuku be etn，nioi jy gisun be taci」。[③e]
從如上的事實不難看出四個問題：皇太極定名「滿洲」確有根有據；金稱曾經作為國稱族稱，但主要對外使用；「諸申」較金稱更普遍地作為國稱族稱通行於國內；而「諸申」一稱可能飲譽於超墨爾根部自稱女真（jusen）之故。
注釋：
①a 《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卷25，第29頁上，偽滿本。
①b 羅振玉：《天聰朝臣工奏議》卷上，第21頁下，見《史料叢刊初編》，1924年東方學會印行。
②b 傅朗云：《東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頁。
③b 蔡美彪：《大清國建號前的國號族名與紀年》，《歷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④b 《滿文老檔·太祖》卷51，第32頁。
⑤b 《滿文老檔·天聰》卷54，第2頁。
⑥b 《滿文老檔·天聰》卷19，第24頁。
⑦b 羅振玉：《天聰朝臣工奏議》卷上，第12頁下，見《史料叢刊初編》，1924年東方學會印行。
⑧b 《滿文老檔·太祖》卷1，第10頁。
⑨b 《滿文老檔·太祖》卷49，第4頁。
⑩b 《滿文老檔·太宗天聰》卷10，第1頁。
①c 《東洋文庫叢刊》卷18，第6頁。
②c 《滿文老檔·太宗天聰》卷48，第14頁。
③c 《滿文老檔·太祖》卷16，第22頁。
④c 《滿文老檔·太宗天聰》卷20，第10頁。
⑤c 《滿文老檔·太宗天聰》卷46，第58頁。
⑥c 《滿文老檔·太宗天聰》卷58，第49頁。
⑦c 《滿文老檔·太宗天聰》卷2，第41—42頁。
⑧c 《滿文老檔·太祖》卷3，第31頁。
⑨c 《滿洲源流考》卷1，第2頁，奉天大同學院出版部1934年。
⑩c 《天聰九年檔》；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5—56頁。
①d 《滿文老檔·太祖》卷65，第49—50頁。
②d 莫東寅：《滿族史論叢》，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78頁。
③d 《滿文老檔·太祖》卷4，第25—27頁。
④d 《滿文老檔·太祖》卷11，第21頁。
⑤d 《滿文老檔·太宗天聰》卷60，第6—7頁。
⑥d 《滿文老檔·太宗天聰》卷60，第11—12頁。
⑦d 瀛雲萍：《八旗源流》，大連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頁。
①e 《滿文老檔·太祖》卷3，第31—37頁。
②e 《滿文老檔·太祖》卷15，第22頁。
③e 《滿文老檔·太祖》卷36，第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