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今天,科學權威再度受到挑戰。某些政界領袖信心滿滿地拒斥科學主張。
■武夷山
2019年3月,美國W. W.諾頓出版社出版了美國石溪大學哲學系教授、科學史家Robert P. Crease(羅伯特P.克裡斯)的著作,The Workshop and the World: What Ten Thinkers Can Teach Us About Science and Authority(本文作者譯為「研習班與世界:十位思想家對科學與權威的認識」)。
在伽利略所處的時代,權威性只有兩個源頭:教會與國家。伽利略在1623年寫道,「自然之書是用數學語言寫成的」,其隱含意義是,能夠解讀自然之書的學者說的話,就如同神職人員的話一樣具有權威性。也就是說,科學是第三種權威。到了17世紀末,歐洲各國政府終於逐漸承認了科學的權威,開始資助學術機構、研習班和科學家。21世紀的今天,科學權威再度受到挑戰。某些政界領袖信心滿滿地拒斥科學主張。
羅伯特P.克裡斯教授花了五年時間探究與思考:為什麼科學權威的地位會出現這樣的反覆?我們該怎麼辦?他認為,回顧一下科學權威的早期捍衛者面對強悍的對手是如何行動的,對我們今天該採取什麼對策應該很有啟示,於是便產生了這部著作。
他發現,有些人覺得,科學權威是不言而喻的,好比一艘結結實實的船被風浪衝得傾斜了,還會自己正過來。可惜,科學就像Facebook一樣,其優點恰恰帶來了它的弱點。Facebook在幫助人們更便捷地相互聯繫與分享信息的同時,也帶來了濫用的機會。與此類似,科學是技術性的,可證偽的,是在共同體內開展的,是能夠影響人們的價值觀的。也正是科學的這些特徵使得某些人能找到拒斥科學權威性的理由。
科學的技術性,指的是需要闡釋數據,需要專門知識,但這也使科學抽象,不好接近。那麼,政客們就可以藉此摒棄科學。例如,2014年間,有一次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肯塔基州選出的共和黨參議員Mitch McConnell被問到「氣候變化是不是個真實問題」,他回答說,「我不是科學家,我關心的是保護肯塔基州的經濟」。
科學是一種集體實踐,科學發現需要經過廣泛的同行審議與核查。有人就會攻擊說,科學成果其實是精英的產品,是為了變相維護某種利益的產物。科學會對價值觀產生影響,那麼,覺得被科學影響到的價值觀是不允許動搖的價值觀的人就會拒斥科學。例如,2009年聯合國召開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主調是,氣候變化與人類活動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要消除氣候變化的影響,人類必須積極行動起來。美國阿拉斯加前州長Sarah Palin女士對此主張嘲諷道,「只有狂妄無知的人才會說,人類能夠掌控自然」。
克裡斯考察了歷史上的科學家是如何抗衡對科學權威的質疑的。他認為,伽利略在這方面堪稱一流。例如,伽利略的敵人利用神學來反對科學,伽利略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機智地說:「《聖經》給我們指出了抵達天堂之路(the way to go to heaven),但並沒有告訴我們宇宙是如何運轉的(the way the heavens go)。」現而今,神學的地位遠沒有伽利略所處時代那麼顯赫,如今的科學家就無法像伽利略那樣用《聖經》來反駁對方了。但伽利略的套路是可以學的。克裡斯說,假如伽利略活在今天,有人若問他美國國會對於科學有什麼責任,伽利略也許會說,「開國之父們讓我們制定法律(create legislation),而不是使神創論合法化(legislate creation)」。
克裡斯認為,考察一下非西方國家引進西方科學的歷程尤為重要,因為引進科學者必須使懷疑者相信,引進科學不會摧毀其原來的文化和價值觀念。他以奧斯曼帝國為例。奧斯曼帝國曾經很強大,後來漸次衰落。帝國領袖們認為,缺乏西方式的科學可能是衰落主因之一。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1823—1861)執政後,帝國內開展了大辯論:引進西方科學後,老百姓是否仍能保持為虔誠的穆斯林和愛國的公民?辯論從政府層次波及到民間,採用了小說、戲劇、漫畫等各種媒介。辯論論題涉及:奧斯曼人認為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他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大辯論塵埃落定,已經是1924年,土耳其開國之父凱末爾宣稱,「最真實的導引是知識與科學」。人們認識到,科學的權威性依賴於人,而不是工具、方法、圖表、數據。
克裡斯還十分欣賞地介紹了女哲學家阿倫特的權威觀。阿倫特認為,權威不是天生的,不是自動產生的,只擁有事實並不能帶來權威。只有創造了公共空間的制度才能導致良性的權威。如果沒有公共空間,並無個人建樹的人、用陳詞濫調說教的人、把局勢推向極端的人以及在媒體上大唱高調的人都有可能獲得權力和影響力。對於社會來說,那將是極其可悲的。
可以想見,十位思想家關於科學與權威的思考,是多麼豐盛的精神大餐啊。
《中國科學報》 (2019-04-12 第7版 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