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黃喬生
一
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先生於去年11月23日以95歲高齡辭世。
楊先生以中譯英聞名於世。他在中譯英方面的成績是那麼大，幾乎掩蓋了他在其它方面，如學術隨筆、舊體詩、英譯中的成就。他把幾乎全部精力獻給了翻譯事業，曾有詩以「匠人」自嘲：「卅年辛勤真譯匠，半生漂泊假洋人。」
人們總說，楊先生性情淡泊，看得開，想得通。但既然常有打油詩自嘲而且嘲人，那就不會是一個完全徹底的「散淡的人」。
我最早得到楊先生去世的消息，並非從他的外甥女發來的簡訊，而是從現在澳大利亞任教的美國學者寇志明?穴Jon Von Kowallis?雪先生發來的電子郵件。他寫道：「我們的朋友，大學者、翻譯家楊憲益去世了。」隨信發來楊先生的女兒擬的英文電子訃告，大意說：楊先生長期患淋巴癌，臨終幾天已無法正常呼吸，又患肺部感染。住院治療數周，喉部腫瘤終於不能控制。
我有好久沒有去拜訪楊先生了。去年4月，我的一個同學從南京來北京，約我一起去楊先生家，但因為那天有事去得晚了，到後海時，他已經告辭出來。據他說，楊先生身體還可以，只是顯得衰老。
如今回想起來，楊先生去世前一段時間，好像有一種感應似的，我時常聽到、看到和議論到關於他的事情。英國那位也以翻譯《紅樓夢》聞名的大衛.霍克斯?穴David Hawks?雪去世，還是稍早時候的事。不久前，中國翻譯協會授予楊先生「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時，寇志明先生也寫來郵件，為之歡呼，說這是中國翻譯界對楊憲益一生貢獻的肯定，可謂實至名歸。他只是抱怨這獎項頒發得晚了點。現在看來，還不算太晚，楊先生在告別人世時多一份欣慰。頒獎儀式上有這樣的評價：楊憲益先生學貫中西，為中外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卓越貢獻。他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從先秦文學到現當代文學，跨度之大、數量之多、質量之高、影響之深，中國翻譯界無人企及。特別是他與夫人戴乃迭合譯的《紅樓夢》英文本，已成為最受中外學者和讀者認可和推崇的經典譯作。同時他把阿里斯託芬、荷馬、蕭伯納等歐洲古今文學家的名著譯成中文。
還有一件小事也不妨一提。10月份，我正在編輯英文版的《魯迅畫傳》(Pictorial Biography of Lu Xun)，遇到幾段魯迅文章原文要翻譯成英文，自然想到楊先生的譯文可以引用。當時想打個電話徵得他同意，可是轉念一想，他身體不好，不該用這樣的瑣事打擾他。而且他向來對自己的譯文被人使用毫不在乎，一定不會怪罪我的。遂以序言中的一句「衷心感謝」敷衍過去了。
11月29日是遺體告別的日子。我那幾天頭暈得厲害，沒能前往，甚至連計劃要寫的唁電也沒能完成。無論是從魯迅博物館還是從個人的角度，我是都應該寫幾句悼念的話的。隨後，是為籌備和召開「胡風與魯迅精神傳統」學術會議奔忙，緊接著去澳大利亞參加學術會議。而在出發去雪梨前，隨手翻翻積久的報紙，看到有關楊先生逝世的報導，卻更使我難過了。僅看我手頭的《中華讀書報》和《文匯讀書周報》，都在頭版刊登了消息，篇幅也不算少。但我看了卻很不滿意，為什麼呢？就挑《中華讀書報》來說，是這樣寫的。
本報訊：我國著名翻譯家、《紅樓夢》英譯本作者、外國文學研究專家、詩人楊憲益11月23日在北京煤炭總醫院逝世，享年95歲。
楊憲益1915年生於天津。1934年天津英國教會學校新學書院畢業後到牛津大學莫頓學院研究古希臘羅馬文學、中古法國文學及英國文學。1940年回國任重慶大學副教授。1941至1942年任貴州貴陽師範學院英語系主任，1942年至1943年任成都光華大學教授，1943年後在重慶北碚及南京任編譯館編纂。
自1953年起，楊憲益任外文出版社翻譯專家，與夫人戴乃迭翻譯了中國古典小說《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唐代傳奇選》、《宋明平話小說選》、《聊齋選》、《儒林外史》、《老殘遊記》及《離騷》、《資治通鑑》、《長生殿》、《牡丹亭》、《唐宋詩歌文選》等經典作品。
上世紀60年代初，楊憲益、戴乃迭夫婦開始翻譯《紅樓夢》，最終於1974年完成並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該三卷本《紅樓夢》在國外皆獲好評，有著廣泛影響，與英國兩位漢學家合譯的五卷本?穴譯名《石頭記》?雪，被譽為西方世界最認可的《紅樓夢》英譯本。1993年，楊憲益獲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1982年，楊憲益發起並主持了旨在彌補西方對中國文學了解的空白「熊貓叢書」系列，重新打開了中國文學對外溝通窗口。這套叢書裡，既有《詩經》、《聊齋志異》、《西遊記》、《三國演義》、《鏡花緣》等中國古典文學經典，也收錄了《芙蓉鎮》、《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從文、孫犁、新鳳霞、王蒙等人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
我仔細看了兩遍，竟然沒有找到魯迅和《魯迅選集》的名目。這很使我納悶。
作為魯迅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又同他有過一些交往，我想，我應該說幾句話。
二
楊憲益先生對魯迅的作品很熟悉，對魯迅研究也很關心。我拜訪他次數不多，而且也很少專程為魯迅著作的翻譯或研究而去，但我們每次總要談到有關魯迅的話題。他對我說，他認識好幾位魯迅博物館的同志，還曾有同志拿來英文稿件請他審定。80年代，我們見面時，他還能叫得上有幾位研究人員的名字。90年代初，有一次，他很嚴肅地問我，《魯迅研究月刊》是否已經停刊，聽起來好像他已經看不到這刊物，或者聽到社會上有關刊物難以維持的傳言。我很覺詫異，因為我印象中，月刊編輯部是一向將雜誌贈送給他的。我對他說，我會轉告同事，繼續寄贈的。但他連連說：「不必了，不要寄了。我也不看了。
楊先生和夫人戴乃迭對魯迅作品的海外推介起到了關鍵作用，他們翻譯的四卷本《魯迅選集》為他們帶來的國際聲譽，不比翻譯《紅樓夢》小。隨手翻閱英語世界魯迅及現代中國文學研究著作，常見引用他們的譯文。我曾翻譯過幾篇英美學者的論文，可以證明此言不虛。
90年代後期，楊先生身體漸漸衰弱，加之老伴去世，生活孤寂，心情也不愉快。但我每次去，他總是很熱情，用玻璃杯倒上酒，也沒有菜，連普通的花生米也沒有，有時候是看起來頗為高檔的洋酒，有時候則是普通的二鍋頭。大約不是看人下酒，而是遇到什么喝什麼吧。我沒有酒量，無論什麼酒，喝一兩口就不勝其暈。開始分配過量，造成浪費；後來預先敬謝不敏，總是淺嘗輒止。他從外文局專家樓搬到友誼賓館，又搬到西四環，最後定居在後海一條胡同，與女兒女婿住在一起。後海那個小院子他住了多年，我去過幾次。有兩三次是陪同美國的魯迅研究學者寇志明先生去的。那時，他似乎顯得頹唐，好像對一切都無所謂了。有一次，我找話頭，問他最近讀什麼書，他答道：「我已經不讀書了。」更有一次，我問他：「最近在做什麼？」回答是：「什麼也不做，等死。」話裡當然含有開玩笑的成份，不過仍使我不禁聯想起魯迅早年的齋號「俟堂」(待死堂)。
我想起，在為他拍攝的紀錄片的結尾，當採訪者問他，他的夫人戴乃迭的骨灰是如何安排的？楊先生一邊抽菸，一邊慢慢說：「都扔了。」「為什麼不留著？」他指著菸灰缸，反問道：「留著幹什麼？還不是和這菸灰一樣。」真的像是什麼都看開和想通了。但我還是疑惑：這是不是「哀莫大於心死」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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