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憲益與魯迅著作英譯
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先生於2009年11月23日以95歲高齡辭世。無論是從魯迅博物館還是從個人的角度，我是都應該寫幾句悼念的話的。
然而由於身體和事務上的原因，竟一直拖延下來，沒有一點兒表示。
翻翻積久的報紙，看到幾則報導，卻更使我難過了———包括《中華讀書報》和《文匯讀書周報》這樣在讀書人中頗有影響的報紙，卻幾乎都不提楊先生翻譯魯迅著作的功勞。我想，作為魯迅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又同他有過一些交往，我應該說幾句話。
一
楊憲益先生對魯迅的作品很熟悉，對魯迅研究也很關心。我拜訪他次數不多，但我們每次總要談到有關魯迅的話題。他對我說，他認識好幾位魯迅博物館的同志，還曾有同志拿來英文稿件請他審定。上世紀80年代，我們見面時，他還能叫得上有幾位研究人員的名字。90年代初，有一次，他很嚴肅地問我，《魯迅研究月刊》是否已經停刊，可能是聽到社會上有關刊物難以維持的傳言，他表達了應該堅持辦刊的願望。
楊先生和夫人戴乃迭對魯迅作品的海外推介起到了關鍵作用，他們翻譯的四卷本《魯迅選集》為他們帶來的國際聲譽，不比翻譯《紅樓夢》小。隨手翻閱英語世界魯迅及現代中國文學研究著作，常見引用他們的譯文。我曾翻譯過幾篇英美學者的論文，可以證明此言不虛。
90代年後期，楊先生身體漸漸衰弱，加之老伴去世，生活孤寂，心情也不愉快。但我每次去，他總是熱情地用玻璃杯倒上酒。我沒有酒量，無論什麼酒，喝一兩口就不勝其暈。開始分配過量，造成浪費；後來預先敬謝不敏，總是淺嘗輒止。他從外文局專家樓搬到友誼賓館，又搬到西四環，最後定居在後海一條胡同，與女兒女婿住在一起。後海那個小院子他住了多年，我去過幾次。有兩三次是陪同美國的魯迅研究學者寇志明先生去的。那時，他似乎顯得頹唐，好像對一切都無所謂了。有一次，我找話頭，問他最近讀什麼書，他答道：「我已經不讀書了。」更有一次，我問他：「最近在做什麼？」回答是：「什麼也不做，等死。」我想起，在為他拍攝的紀錄片的結尾，當採訪者問他，他的夫人戴乃迭的骨灰是如何安排的？楊先生一邊抽菸，一邊慢慢說：「都扔了。」「為什麼不留著？」他指著菸灰缸，反問道：「留著幹什麼？還不是和這菸灰一樣。」真的像是什麼都看開和想通了。但我還是疑惑：這是不是「哀莫大於心死」的狀態。
他對自己的成績總是謙虛。談及他的那些譯本，他總是淡淡一笑，說那是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不值得一提。有一年，我因為要查閱一個材料，問他可有一本英國文學方面的書，他指指書架，說：「我的書都已經送人了。我不再讀書了。」與我們經常說的「活到老，學到老」的境界不同。他真的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了嗎？
但談興高起來時，我分明感到他對社會、對文壇的關心。他對流行的文學作品及其作者常加以點評，對流行的電視節目也給予評論，或者簡單地以搖頭嘆氣表達自己的觀點。我最後兩次去拜訪，他因為中風剛剛出院，腿腳不便，站立走動需要護工攙扶。但思維仍很清晰，說話很少無謂的重複，還時出警句，引人深思。
他贈送給我的著作有《譯餘偶拾》、《銀翹集》，自傳及傳記各一種。可是，他翻譯的著作我卻一本也沒有得到，特別是英譯《魯迅選集》，我竟沒有求得他的籤名本，確實是一個不小的遺憾。這是否意味著，他更看中自己的創作？自然，也可以做這樣的解釋：他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沒有必要贈送給中國人了。
有一回，我問起英文版《魯迅選集》再版的情況，他說，那是他們的事，與我無關了。「他們」，是指他原來工作的單位外文局。中國文學作品有計劃翻譯成外文，由這家單位委派楊先生及夫人這樣的專家去做。因為是分內的工作，他們不能從中獲得報酬，是否再版，也不必經過他們的同意。這種辦法很有中國特色和時代特色。但重印不與譯者商量，總歸是不妥當而且容易出問題的。日本一所大學英語系的宮澤真一教授，崇敬魯迅，多次到魯迅博物館訪問。兩年前某一天，他拿著一種英漢對照本《彷徨》來找我，氣憤地說：「這個版本太不負責任了，排印錯誤很多。我在日本家裡，對照以前購買的一套四卷本的《魯迅選集》和《彷徨》單行本，查出很多錯誤。真是糟糕。譯者是同一個人，怎麼會這樣不同呢？」我一看，是外文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次印刷本，印數13000冊。教授用紅筆將排印錯誤畫出，並標上數字，共計101個。後來，宮澤教授說，他已經給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去了信，並附上了校對結果，希望再版時改正。當他得知我認識這位譯者，其人就住在北京，已經年過九旬，並且向他介紹了這部書出版的歷史和現狀後，他明白了：出版英漢對照本，是為了讓讀者更好地學習英文，同時也有利於普及魯迅。本來是件好事，但因為重排時校對不認真，出現了這些錯誤。楊先生年事已高，即便報告他本人，他也沒有精力親自校對了。宮澤教授叮囑我再見面時轉達對老翻譯家的敬意，並把這個問題不少的新譯本拿給老先生看看。可惜，楊先生對此類東西已經不感興趣了———「那是他們的事！」
可是，我似乎聽到了這句話裡含有的一絲不滿，他對自己翻譯家的名聲———他一生的主要業績———並不是無所謂的。這使我感到難過和悲哀。
他不願談及他的翻譯，對這項工作他有喜悅，有失望，有牢騷，也有憤怒。卻偏偏有很多人要同他談起，他無法迴避。
二
美國學者寇志明先生上世紀80年代初曾在中國外文局工作，與楊憲益同事。近年來，他只要在北京，就時不時地去楊先生家談天。他的一篇文章《學習魯迅四十年》記述了他從少年時代接觸魯迅著作到現在堅持學習和研究魯迅的喜悅和艱辛，文章結尾提到與楊先生的談話帶給他以信心和安慰：
見到了楊先生，我問他：「最近我看過一篇採訪您的文章，說您雖翻譯了《紅樓夢》，但您自己並不喜歡《紅樓夢》。為什麼不喜歡呢？」楊先生回答說，因為他不喜歡《紅樓夢》裡的人物。……這次我沒有就詩詞翻譯問題請教他，只問他最喜歡翻譯的是什麼作品？他馬上回答說：「魯迅。」然後又加上了「宋、明代的故事」。我問他是不是指《三言》、《二拍》裡的話本。他說是。但令我最興奮的是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出來的第一個名字是魯迅。這就讓我覺得我沒有走錯路。
也許正是這段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話，使我對幾家報紙上的報導產生了不滿。從他每次見我都關心地問起魯迅博物館和魯迅研究領域的事，可以推測魯迅著作的翻譯在他心目中所佔的比重。皇皇四卷，他對魯迅的作品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凡是做過翻譯的人，都能體味個中甘苦。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的譯作中最有分量的一部可能是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和思想家魯迅的四卷本選集。」順便說一下，他的回憶錄，原以英文寫成，義大利文本題為《從富家少爺到黨員同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版中文版時，則命名為《漏船載酒憶當年》，就取自魯迅的詩句。翻開他的詩集，不斷見到或化用魯迅詩句，或步魯迅詩韻的作品：「驚聞大赦臨天下，何用菲名附末端。」「是非論定他年事，臣腦如何早似冰。」
他的回憶錄中饒有興味地回憶翻譯《魯迅選集》時的情形：1954年，外文局的負責人介紹他認識了馮雪峰，他們兩個一起選編魯迅作品，選好篇目後，由楊先生和戴先生譯成英文。那時，篇目的選擇是必須考慮政治因素和時代風氣的。他在回憶錄中這樣評價他那時做的一些工作：「我們實際上只是受僱的翻譯匠而已，該翻譯什麼不由我們做主，而負責選定的往往是對中國文學所知不多的幾位年輕的中國編輯，中選的作品又必須適應當時的政治氣候和一時的口味，我們翻譯的很多這類作品並不值得我們為它浪費時間。」而翻譯《魯迅選集》，他沒有這樣的怨言。一方面，他很喜歡性格溫和、對事業充滿熱情的馮雪峰。愉快的合作使他們之間產生了深厚的友情。馮雪峰還介紹他認識了若干年後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的胡耀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不是為完成任務，勉為其難來翻譯魯迅，而是出於對魯迅著作的喜愛而從事這項工作。
魯迅著作的英文譯本中，楊憲益、戴乃迭翻譯的《魯迅選集》至今仍然是篇幅最大、收錄最全面的。最近，也是在楊先生去世前幾天，我收到外國友人報告的消息：英國企鵝經典叢書最新推出一個魯迅小說英譯本，譯者是倫敦大學歷史系的朱莉婭·羅威爾(Julia Lovell)。魯迅小說的英文版本最多，楊先生並不是最早的譯者。魯迅在世時，《阿Q正傳》就有了譯本，而且有好幾個，斯諾(Edgar Snow)也曾選譯魯迅小說，收入他編的《活的中國》(Living China)一書。楊譯本的最大特點，在內容上，是顧及了———準確地說是突出了———魯迅的雜文，而不像西方的譯者，多以小說為主。迄今為止，英語國家還沒有出版過魯迅雜文選之類的譯本，除了從楊譯《魯迅選集》中選出的那本《無聲的中國》(Silent China，牛津大學出版社1973年版)。西方研究者把魯迅當作一個虛構作品的大師，而忽略了他的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忽略了他作為一個中國新舊交替時期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的承擔，忽略了雜文這種文體的複雜性和藝術性。《魯迅選集》用三卷的篇幅收錄魯迅的雜文是一個創舉，也可以說是打了一場攻堅戰，從而在那文化貧瘠的時代裡完成了一次積累。因為，對魯迅雜文的理解一點也不比對其小說的理解容易，需要對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尤其是近現代史的更廣博的知識。從這方面說，由楊先生這樣學養深厚又親歷過那段歷史的人來翻譯魯迅雜文是最合適不過的。
20世紀70年代以後，楊先生夫婦還翻譯了魯迅著作的單行本，如《野草》、《朝花夕拾》、《吶喊》、《彷徨》等。這種努力，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要彌補《魯迅選集》在選目方面的缺憾，完整地譯出魯迅某一時期的創作特別是魯迅本人編定的文集，使讀者認識全貌。
三
去年12月中旬，我到雪梨參加了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大學中文系和孔子學院舉辦的「活著的儒家文本：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分子」國際學術研討會。「活著的文本」系列研討會的目的是在一個全球視野和比較框架內重估清末民初的文化遺產，集中研究康有為、章太炎、梁啓超、魯迅、王國維、劉師培、何震和其他對當時社會運動和知識更新有貢獻的人的文本。會議強調國際合作，注重文本細讀，倡導翻譯近現代中國思想和學術經典為英文，為跨學科研究提供基礎材料。
與會學者普遍感到目前學術界精細而嚴格的原典細讀功夫不夠。中國近現代文獻存在很多語言上的難點，容易發生不理解甚至誤解之處。即如魯迅研究中也存在這樣的問題，更不要說文字古奧的作家如章太炎了。專業的中國文化研究者尚且難以理解，一般讀者更難問津。如果有準確的譯本作為研究的基礎，不但為外國學者提供便利，而且還可以吸引更多普通讀者進入中國學研究。從會議情況看，魯迅研究的學者們在一起交流起來比較順暢，那是因為魯迅的很多作品都有英文譯本。這不能不讓我又想起楊憲益先生在這方面做的工作。
有一天下午，我和寇志明、北京大學的高遠東教授談到魯迅著作英譯問題，認為應該儘快組織《魯迅全集》英文版的翻譯和出版。寇先生曾譯過魯迅的全部詩歌，目前正在做魯迅早期文言論文的翻譯。魯迅的早期論文正好屬於我們這幾次會議討論的晚清重要文獻，引起很多學者的興趣，都鼓勵他儘快完成這項工作。加上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翻譯的《兩地書》(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為魯迅書信的翻譯打下了基礎。將這些合起來，頗具規模。出版英文版《魯迅全集》的時機已經成熟。
我回國後，寫出訪總結時，就此向有關部門提出建議，期望引起重視。
為什麼要英文版《魯迅全集》？因為魯迅的思想仍然有現實意義，他提出的很多問題我們今天仍然必須面對。魯迅是中國歷史和文化轉型時期的傑出代表，他剛勁不撓，英勇頑強，思想深刻、文筆犀利，他的文字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他人格高尚，一生所做，片言隻字，均可示人。
幾十年來，中國曾有「外國哲學社會科學翻譯計劃」，出版了幾千種譯著。但我們翻譯中國文化典籍到外國的情況如何呢？進多出少、文化逆差早已是不爭的事實。當然，我們也出版了不少中國古典名著的外文譯本，也以叢書的形式出版了多種現代文學作品。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中國文化史上的代表性作家的作品被全部翻譯成一種外文，除了屈原、陶淵明這樣的作品數量不多的作家。李白、杜甫、蘇東坡等等，都只有選本。應該將一個中國作家的文字完整無缺地推向世界。這種完整無缺並非多餘，而是很有必要的，完整性是真實性的重要因素。彌補這一缺憾，不妨從《魯迅全集》開始。有楊憲益戴乃迭翻譯的選集做基礎，國內外很多資深的魯迅研究者可以結合自己的研究工作，承擔翻譯的任務。
我們一方面感謝楊先生翻譯了魯迅的著作，為魯迅研究這門學問具有一定的國際規模做出了貢獻；另一方面，我們還想更進一步，將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作家完整地介紹到國外。
如能做到，當是對楊憲益先生的最好紀念。
-黃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