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指揮家赫伯特·馮·卡拉揚生於1908年4月，今年恰好是他的110周年誕辰。
作為聞名世界的指揮家，卡拉揚在舞臺上活躍了60多年，與包括德國柏林愛樂樂團在內的許多世界頂尖樂團都有過合作。1979年10月，應中國政府邀請，卡拉揚率領柏林愛樂樂團在北京進行了三場演出，為剛剛打開國門的中國留下了一場精神盛宴，也留下了他對音樂的感悟和理解。
卡拉揚其人
對於全世界古典音樂愛好者來說，卡拉揚是個如雷貫耳的名字，也是一個傳說般的存在。
卡拉揚出生在奧地利一個貴族家庭，父親是一位醫生，也是一名音樂愛好者，經常在當地演出。卡拉揚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耳濡目染，從小便對音樂情有獨鍾。卡拉揚的出生地薩爾茨堡是音樂天才莫扎特的故鄉，這裡有一所以莫扎特名字命名的音樂學校，卡拉揚從小便在這裡學習，得到了極為系統、正規的音樂訓練。
從莫扎特音樂學校畢業後，卡拉揚來到音樂之都維也納，先後在維也納國立音樂學院和維也納大學學習鋼琴、指揮和音樂學。起初卡拉揚是主攻鋼琴的，後來由於手指出了問題，才將指揮作為自己的主要專業。在校期間，卡拉揚第一次登上了舞臺，他指揮學生管弦樂隊演奏了一首世界名曲，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好評，卡拉揚也第一次嘗到了成功的滋味。
大學畢業後，卡拉揚回到了出生地薩爾茨堡。卡拉揚在當地知名度很高，也有著熟悉的朋友和人脈資源。在父母和朋友幫助下，卡拉揚開始策劃、準備自己的音樂會，不久他便指揮自己的母校莫扎特音樂學校學生樂隊，演出了柴科夫斯基的《e小調第五交響曲》、莫扎特的《A大調鋼琴協奏曲》和理查·施特勞斯的交響詩《唐璜》。這是一場水平很高的音樂會，卡拉揚不僅贏得了現場觀眾的心，而且還徵服了烏姆市歌劇院的院長。院長聽了音樂會後，馬上聘請卡拉揚擔任歌劇院的常任指揮，這是卡拉揚的第一份指揮職業。
卡拉揚在烏姆市歌劇院待了整整5年，他帶領樂隊先後演出了莫扎特《費加羅的婚禮》、華格納《紐倫堡的名歌手》和理查·施特勞斯的《莎樂美》等大型作品，讓這個名不見經傳的烏姆市歌劇院大放異彩。卡拉揚以此為起點，逐漸走上了音樂的巔峰，成為了指揮界的神話和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指揮大師。
卡拉揚來北京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古老的中國重新煥發了青春，實行改革開放敞開了國門。1979年，先後有十幾家國外知名樂團來華演出或者教學，久違了的世界名曲重新迴蕩在中華大地。所有這一切，都預示著藝術的春天已經來臨。
在這種背景下，已經71歲的卡拉揚率德國柏林愛樂樂團來到了北京。根據中國政府與聯邦德國（當時德國還未統一）政府籤訂的文化交流協定，柏林愛樂樂團在北京舉行三場音樂會，其中兩場由愛樂樂團演奏，最後一場由中國中央樂團與愛樂樂團聯合演出。限於當時的條件，音樂會不公開對外售票，而是由國務院文化部統一安排全國各地藝術院校和文藝團體的專業人士到京觀摩。
文化部成立了以中國對外演出公司副經理黨允武為組長的接待小組，具體負責卡拉揚來華演出事宜。接待組首先遇到的是住宿問題，按照文化部要求，樂團首席指揮卡拉揚、行政經理吉爾特和其他8名主要成員入駐北京飯店，每人或者每對夫婦安排一個單間，其餘200多人均安排前門飯店雙人間。前門飯店沒有問題，但北京飯店的房間卻一直沒有落實。北京飯店是當時為數不多接待外賓的高檔酒店之一，床位非常緊張。黨允武一次次去溝通、解釋，說卡拉揚不僅是西方有名的大指揮家，還是中央請來的客人，地位和待遇不亞於普通國家的國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腦。但北京飯店就是不買帳，後來還是有關領導發了話，才安排了房間——這時已經是10月27日下午16時了，而當天晚上卡拉揚他們就抵達北京。
接待組遇到的第二個問題非常麻煩，晚上19點半，愛樂樂團搭乘美國麥道DC—10型客機到達首都機場。由於首都機場原來沒有接待過這麼高大的飛機，沒有合適的舷梯使用。接待組馬上與機場溝通，讓工人立即改裝，在原有舷梯上釘上幾塊木板，這樣就可以湊合著用了。
但天有不測風雲，當卡拉揚等樂團主要人物來到機場貴賓室，文化部分管外事的副部長與他們握手寒暄時，突然有人進來說出事了。原來樂團人多，下來不到一半舷梯就壞了，有兩位樂隊成員沒有注意，從飛機上掉了下來，造成多處骨折；走在前面的另一位樂隊成員受了驚嚇，心臟病當場發作。據在場的翻譯回憶，卡拉揚聽了匯報後很不高興，一言不發便去看望傷員了，讓在場的中方陪同人員十分尷尬。
28日上午，愛樂樂團在首都體育館進行演出前排練。據知情人回憶，當時有很多中國音樂愛好者在場內觀看，這些人大都是文藝界人士，但也有一些家屬和孩子，對觀看音樂會的規矩和禮儀不太了解。當卡拉揚開始指揮排練時，觀眾中還有不少人大聲說話、咳嗽，甚至吐痰。卡拉揚大為惱火，轉過身來面向觀眾，一言不發，現場這才安靜下來。事後卡拉揚質問中方接待人員，為什麼排練現場這麼多人看演出，亂糟糟的，還有人來回走動？接待人員也不好意思，只好含含糊糊地回答說，這是按照事先雙方籤訂的協議執行的。好在卡拉揚沒有深究，這才應付過去。
中方接待組接受了這個教訓，正式演出時專門在體育館張貼了觀眾注意事項，其中有這樣一條：「為了保證演出效果，請同志們入場後要保持安靜，館內座椅在起坐時易發出響聲，希望同志們起坐時扶好椅面輕坐輕起，以免發出響聲。」
中國人記住了卡拉揚
1979年10月29日晚，卡拉揚指揮柏林愛樂樂團做了首場訪華演出。
據當年的節目單記錄，這一場演奏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降E大調第三十九交響曲和勃拉姆斯《c小調第一交響曲》。對於卡拉揚及樂團成員的表現，後來有一篇回憶文章這樣寫道：「卡拉揚對勃拉姆斯第一交響曲的演繹是那種抒情性與戲劇性兼備的綜合體，演奏自始至終煥發著炙熱如火的熱情和美輪美奐的色彩。柏林愛樂的重奏組技藝高超，獨步天下，特別是末樂章圓號吹出的阿爾卑斯牧牛調更是震人心魄，與清澈如水、音響清朗的弦樂、木管交織映輝，最後在卡拉揚的指揮棒下把樂曲推向高潮。」
第二天晚上，愛樂樂團舉行了第二場演出。第二場的曲目是德沃夏克《G大調第八交響曲》和穆索爾斯基《展覽會上的圖畫》；11月1日晚，中央樂團和愛樂樂團聯合演奏了貝多芬的《降B大調第四交響曲》和《A大調第七交響曲》。演出獲得了圓滿成功，據參與者回憶，卡拉揚不拘一格的指揮藝術和愛樂樂團華麗絢爛的音樂徹底徵服了中國觀眾，當時的場面稱得上是如痴如醉。
在演出後的慶祝宴會上，中央音樂學院民樂系一位青年學生為卡拉揚和愛樂樂團演奏了中國二胡名曲《二泉映月》，音樂都是相通的，卡拉揚聽後眼裡含著淚光，緊緊擁抱了這位青年學生：「棒極了，你的每一個樂句都是真正用心來演奏的。」後來卡拉揚邀請這位青年去奧地利學習小提琴，但他心裡始終丟不下二胡，最後沒有成行。
1979年的中國之旅是卡拉揚第一次來中國，也是最後一次。演出之餘，他遊覽了故宮、天壇和北京的大街小巷，感受了別有情趣的東方文化。離開北京前，卡拉揚提出了幾點希望，一是希望中國民樂團去柏林訪問；二是希望中國派團參加薩爾茨堡音樂節；三是希望選派3至5名中國學生去奧地利音樂學院學習西洋樂器；四是希望能到北京故宮拍攝歌劇《圖蘭朵》。
不知卡拉揚的希望最終有沒有實現，但中國人卻記住了這個嚴厲卻不失詼諧的外國老頭。1988年，中國導演張建亞拍攝了一部名為《綁架卡拉揚》的電影，說幾個中國小青年得知卡拉揚要來中國演出後，為了得到演出門票，竟然策劃「綁架」卡拉揚。故事雖然荒誕不稽，卻道出了卡拉揚在中國人心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