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作為一個時段不過38年，其時代特徵在政治方面的最顯著表現是「分裂」，包括列強侵略導致的租界與失地，地方實力派造成的「獨立王國」，還有黨派紛爭形成的「根據地」等。民國幾乎就沒有真正統一過。多種政治力量之間的競爭與博弈也因此成為民國政治的常態。探究民國政治不能不解析這樣一種「非常」狀態的政治常態。
本文試圖以1935-1945年間山西閻錫山在國、共、日之間的博弈為個案展開探討。
1935年，閻錫山面臨兩大新的變局：一是紅軍長徵抵達陝北，二是日本加緊推進華北「自治」的步伐。兩者均對他構成巨大威脅。除此之外，閻還面臨國民黨中央謀求「統一」的壓力。閻必須在日本、中共和國民黨中央的「夾縫」中求生存。相對於同時期的其他地方實力派，閻錫山在山西的處境最為艱難。不過「夾縫」並非總是「夾擊」，「夾縫」之間亦有空隙可鑽，有策略運用的空間，若運用得當，有時也能遊刃有餘。與其他地方實力派相比，閻錫山與中共的關係最為密切而複雜，既要合作對付共同的敵人，又要謀求各自的生存和發展，相互之間既有鬥爭衝突，亦有妥協利用。閻錫山與中共的互動關係，可看作是閻錫山與毛澤東之間的博弈。但閻錫山與毛澤東的博弈並非兩人之間的對壘，實際是多個對手之間的相互較量。最常見的是閻錫山、毛澤東、蔣介石與日本之間的互動。多方互動的格局，其中一方的行為選擇常常導致多方的策略聯動。他們各自都隨著不斷變化的時空條件，利用時局給他們提供的機會和限制，觀察和分析各方的意圖和策略，以調整和決定自己的應對之策，力圖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由於這種互動關係的縱橫交錯，一篇論文勢難全面翔實地呈現。本文試以閻錫山為主軸，粗略描畫其與國、共、日三方的博弈，嘗試從一個側面揭示中日戰爭大背景下中國政局的多元複雜面相。
本文的資料來源，中共方面主要利用《毛澤東年譜》；國民黨中央方面主要利用蔣介石日記；閻錫山方面主要利用《徐永昌日記》。徐永昌自1931年秋至抗戰爆發前擔任山西省主席。當時閻錫山是太原綏靖公署主任，下轄山西、綏遠兩省，徐稱得上是山西的二號人物。抗戰爆發後不久，徐轉任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部長，但與山西各方人物仍有密切交往，故其日記有大量閻錫山與山西省政內情的翔實記錄。相比之下，閻錫山本人沒有留下類似的日記。徐永昌所記，自然難免有立場局限，但亦有冷眼旁觀的優勢，是研究閻錫山的重要史料，值得重視。
閻錫山，出自《哈裡森·福爾曼攝影集》（來源：抗戰文獻數據平臺）
1935年10月，紅軍長徵抵達陝北，與山西僅一河（黃河）之隔。在此之前，閻錫山對中共已有一定的認知和警覺。據徐永昌稱，1934年秋冬以來，閻錫山與他多次討論共黨問題。閻感慨地說：「我國科學落後，對日則力不如人，對俄則主義不如人。」但在徐永昌看來，「閻先生總是知顧慮而不注意處置，甚至謂倡物產證券即所以徹底防共也。」其實閻錫山推行的「物產證券」不過是一種貨物本位制，目的是抵制金銀貨幣，混雜著某些空想社會主義的成分。當時日本方面「因閻先生倡物產證券，頗疑其傾向蘇俄」。閻錫山自己居然認為其「物產證券」可以「徹底防共」顯然是不切實際的空想。
在徐永昌看來，閻對共產黨既恐懼，又不切實防範。閻認為民眾絕對「傾向共黨而不向官方」防共的效果很少；對於南京中央要求他「協剿陝北匪」他以為不是自己的事，最後只答應出兵一旅。徐永昌對此感慨道：「（對陝北共匪）中央不甚著力固有其相當理由，獨閻先生對之，時緊張，時推委[諉]，論到匪之可慮，比任何人都覺吃急，論到防剿又比任何人都以為無法。此真令人難解而難耐也。」
1935年夏秋，隨著中共勢力轉進陝北，閻錫山才真正重視防共。8月12日，閻錫山在「綏署省府擴大紀念周」講話稱：「我昨天接到友人來的一封信，他建議防共須全體動員，即須思想防共，民眾防共，政治防共，軍事防共，一齊進行是也。這個建議，實在是很對。蓋共產黨是挾思想、民眾、政治、武力，而圖奪取政權者……故吾人亦必須拿上思想、民眾、政治、武力之全體力量，始能抵抗共黨。」閻的防共舉措，主要有三：一是政治上提出「公道主義」成立「公道團」；二是經濟上實行「土地村公有」；三是民眾組織方面辦理「防共保衛團」。據徐永昌觀察「閻先生對共黨問題之嚴重，說的如矛之無堅不摧（餘以為未必，且亦不必如此講）；說到土地公有、防共保衛團等，又如盾之無銳不挫。在徐看來，防共首先靠軍隊，而閻錫山並不重視軍隊的訓練，認為「如無對共產黨的好對策（指土地公有），訓練亦無益」；「防共只要分配土地，共黨即無辦法」。也就是說，閻錫山防共的重心不是放在軍事上，而是放在政治上。徐永昌感慨地說：「蔣先生論剿共須七分政治，閻先生以為必九分。」閻錫山比蔣介石更重視政治防共。
當中共勢力接近華北之際，日本亦加速推進華北「自治」的步伐。早在1933年秋，日本方面就開始派人做閻錫山的工作，希望閻「與日本有一種協商或得其協助之必要」，被閻錫山和徐永昌「婉言謝之」。1934年春「日本人來晉者無間斷」，日人希望閻出面「主持」華北。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等亦有「請閻先生替華北作傀儡」之意。當時各方多疑閻錫山要勾結日本，而徐永昌則以為「無論如何閻先生總不至於不愛國」。從《徐永昌日記》的種種記載看，這一時期的閻錫山確似無意與日本妥協或勾結。據閻錫山判斷「日必欲於五年內美海軍未盛時先敗俄，所以今日言俄日衝突，非俄迫日，實日求速戰，以免五年後之敗，依此而言，日既不信南京政府對其能友善，故於未對俄開戰，先求得華北有把握。此日必爭之著，華北決難倖免。」當時日本在華武官確放出風聲，稱日本為了進攻蘇聯而必先「安定」華北。閻錫山的綏署秘書長賈景德告訴徐永昌，數月以來，日本方面屢有表示「決不能坐待日俄戰時令中國襲擊其後路，為自救起見，不能不造成華北為日本絕對友誼區域」，為此正告山西「今日華北，閻先生如能領導之與日謀妥協固甚佳，否則日本亦自有法。」徐永昌還聽說，由於關東軍做成「滿洲事件」而在日本國內地位驟高，天津駐屯軍司令部亦時時想做成華北獨立，想藉中國事件立功。日本方面還明言，閻錫山「素好變」，「太滑」，「難信」。閻錫山自然感受到來自日本方面的壓力。不過令徐永昌欣慰的是「閻先生始終取謹慎態度，至可敬也」；徐還讚許閻「對日本之認識可謂十二分真確」。徐永昌擔心的是：「共匪若至陝甘時，山西將成紅白夾擊之局。」閻也深感在「紅白夾擊」之間左右為難：「（與日本）決裂恐一敗再敗至於不可收拾，忍辱恐全國瓦解」；「聯俄必至於共產，親日則日不信」。在徐眼中，閻錫山雖然「好譎好詭，其愛國則不後於人」。
除了來自中共與日本的威脅，閻錫山與南京中央的關係亦十分微妙。閻每每嘆惜「中央對晉綏，如繼母對子女」；同時又聲稱「蔣在今日惟懼閻一人耳」。據與閻錫山親近的賈景德觀察，閻錫山一直存有問鼎中央、「非拿到中國全權不可」的野心。徐永昌也認為「閻先生病在領袖慾過盛」。1935年6月中旬，南京軍事委員會致電閻錫山，「謂日人步步迫逼，爾後應付方策極須妥籌，請閻先生發表意見。」閻復電指責南京中央，「歷述中央過去之失策，義憤填膺，以為今日玉碎無可碎（前年抗日尚可玉碎），瓦全不得全（蔣先生不能折衷克己謀團結所致）」8月初，張學良與兩廣相約，試圖聯閻逼蔣下野，許諾事成之後請閻到南京組織政府，閻一度心動。不過，10月下旬，當蔣介石入晉訪閻，閻表示拒絕參加華北「自治」運動，並應允赴南京參加國民黨大會，以示共赴國難的決心。蔣介石因此認為閻錫山「深明大義」，感慨「其晚節自勵，殊為可慰」。11月24日，蔣閻會談，閻表示對華北願負責處理。閻的表態，使蔣感覺華北局勢有轉危為安的希望。蔣介石擔心「中央對華北既不能派兵鎮懾掌握，又為倭寇藉此以威脅」，則不如將華北全權付與閻錫山，「使之應付，以謀一時之相安，如能耐過明年，則困難可以渡過矣」。1936年1月，蔣介石任命閻錫山為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蔣寄望閻能幫他安定華北；閻也認識到僅靠自己的晉綏軍是無法對付日本與中共的，必須藉助蔣介石的中央軍。故當2月中旬廣東省主席陳濟棠派人來太原商約聯合倒蔣時，閻嚴詞拒絕了。
中共紅軍抵達陝北後，因當地自然條件不適宜發展，非軍隊久駐之地，必須繼續進行戰略轉移。中共擬定的戰略目標是「靠近外蒙」「打通蘇聯」。毛澤東認識到「我們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唯一的出路是向東，只有取閻錫山為對手，向山西發展；山西的發展，對陝北有極大幫助，希望通過「東徵」建立一塊根據地，與陝北根據地連接，也解決紅軍的給養和擴大等問題。1936年2月18日，毛澤東、彭德懷下達「東徵」山西的作戰命令。「東徵」前夕，毛澤東寫下《沁園春•雪》：「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採；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從詩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當時的自信與對中共革命前途的樂觀。
值得注意的是，閻錫山對紅軍「東徵」的第一判斷是，蔣介石與張學良合謀聯俄，並驅使共軍渡河入晉。而蔣介石的第一反應則是：「赤匪竄晉，使晉閻反赤恨匪，不致再存與共匪妥協……乃加幹涉，則逼晉共妥協，是倭之所患也，故其禍不至於激變。唯早準備入晉部隊耳。」閻錫山因為懷疑蔣介石、張學良串通中共對付自己，故在與紅軍交戰初期，徐永昌建議請蔣介石從河南調中央軍助剿時，閻錫山不願意。當張學良主動來電「擬助晉剿匪」時，「閻先生大怒，以為必無好意」。不僅如此，閻錫山還疑懼河北宋哲元的部隊受日本指使，借剿共的名義進入山西。閻錫山向來具有強烈的地方主義自保意識，而此時所面臨的困境，則不僅要剿共、防日，還要防範蔣介石的中央軍、張學良的東北軍以及宋哲元的勢力進入其所統轄的山西和綏遠。尤其是對蔣介石的真實意圖把握不準，閻既擔心蔣令他「聯共拒日」，又擔心蔣「令我們悉數去抗日，他來剿共」。時任綏遠省主席的傅作義也認同閻錫山的看法，「極反對調中央軍助剿共匪，以為寧舍綏遠，不守亦不可調中央軍」。對中央軍的防範心理極為強烈。
蔣介石判斷閻錫山「恨匪反赤」，不大可能與中共妥協，並認為日本不大可能出兵幹涉（因日本擔心幹涉反而可能「逼晉共妥協」），也深知閻錫山對中央軍的防範心理，故蔣雖準備了入晉部隊，卻並不急於派兵主動援晉。直到3月初晉綏軍遭受中共重創之後，蔣才令黃杰、關麟徵、衛立煌等率師入晉助剿，3月下旬又派陳誠擔任入晉中央軍的最高指揮官。蔣介石顯然很好地把握了中央軍入晉的時機，知道只有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才會接受中央軍大規模開入。
日本方面正極力推動華北五省（冀、察、魯、晉、綏）脫離南京中央政府，故不願任何外部勢力進入華北。無論是中共軍隊「東徵」入晉，還是國民黨中央軍「助剿」入晉，日方均不樂見。3月20日徐永昌日記載，有日本武官約晤閻，謂奉其陸軍省命令向閻致意，主要表達兩點意思：「一、共匪赤化山西，日本不能坐視；二、中央軍於剿共後不出山西境，日本不能默視。日方的意思非常直白。不過正如蔣介石所預料的，日方的威脅只能停留在口頭上，不大可能真正出兵幹涉。閻錫山顯然也洞悉日情，對日方擬取「軟來則『不理』、『忍耐』；硬來則『與拼』」的對策。徐永昌也認為，「對日人胡纏，閻先生態度極是，意志亦十分堅定。」
中央軍入晉後，陳誠沿襲在江西時期剿共的經驗，主張採取碉堡政策，將紅軍在山西圍而殲之。徐永昌認同陳誠的戰術。閻錫山則認為「圍」並不符合山西的利益，「真要圍剿，山西就完了」，因為「圈在一處被其赤化，這地方永遠剿不了」，故主張「追」，「迫匪西去」，將紅軍趕回陝北。
由於中央軍優勢兵力的加入，改變了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毛澤東、彭德懷於4月28日下令紅軍退出山西，5月上旬，紅軍全部返回陝北。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閻錫山實現了「迫匪西去」的戰略意圖；中共方面則未能達成「赤化山西、打通蘇聯」的戰略目標。中共的官修戰史通常認為此次「東徵」的成果有二：一是政治上擴大了紅軍的影響，二是軍事上補充了新兵8000餘人，籌款30餘萬；消滅國軍7個團，俘敵4000餘人，繳獲各種槍4000餘支，炮20餘門。
徐永昌對這次與紅軍交戰的總結值得注意。他分析雙方投入的兵力，紅軍方面約1.5萬至2萬餘，而中央軍加晉綏軍等不下15萬人，而結果，「共匪此次除損一匪首劉子[志]丹外，可謂全勝而去。」他感慨道：
赤軍晉陝不過兩萬餘，我十數萬大軍無如之何，且時遭打擊與騷擾,設此兩萬餘竄入東（三）省或朝鮮，是否日本亦須動員十五萬或二十萬兵與之長期周旋，抑以三五萬即可消滅之。如前說，則有如赤軍者五六萬立可使日本全國坐困待敝[斃]；如後說，則我十五萬不敵人三五萬,此如何能輕言抗日者。所以我不消滅共產到某程度不足言抗日，而我不能消滅共匪亦不配言抗日。
約半年後，徐永昌再次感嘆：
國軍由江西追剿共匪至湘、至黔、至滇、至川,今由甘、陝入寧矣，如無新方策，必至由綏而察、而冀、而魯豫、而蘇皖，似此跳梁，國家社會其何以堪。
徐永昌從這次與中共軍隊的交鋒中得出的對中共實力的認知，值得史家注意。因為在後來很多人的印象中，西安事變前的紅軍已是窮途末路，不堪一擊。由於西安事變逼蔣抗日，才保全了紅軍，給中共以起死回生的機會。徐永昌發表這番感慨時，正是西安事變前夕。在他看來，紅軍的作戰能力非同一般，十倍的國軍也無如之何，照此發展下去，將席捲大半個中國。據徐的描述，閻錫山對中共能量的估計更有過之：「閻先生大申說共匪如何如何厲害（每日如此，情況愈急，說的愈兇，與過去說共黨一樣，必說的無論如何無辦法。」「閻先生對於共黨學說之可懼，懼到萬分。」從閻錫山與徐永昌的觀察與體認看，西安事變前的中共軍隊並非後來認知中的奄奄一息，而是具有相當強勁的力量。
可以說，閻錫山比同時期的很多國民黨政界精英和地方實力派更早認識、也更強烈地感受到中共的「可懼」。當日本的威脅日趨急迫之時，閻錫山不得不重新考慮對共、對日策略。在閻看來「日可抗，紅軍不可抗」。有鑑於此，閻轉而藉助共產黨的人才（包括前共產黨人），借鑑共產黨的辦法，以強化自身的統治基礎與軍事實力。徐永昌如此評價閻錫山：「人謂共黨無可懼，閻先生懼之；人謂共黨不可近，閻先生近之。」閻確因「懼共」而「近共」。
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即是閻錫山在與紅軍交戰之後所做的「近共」「師共」的大膽嘗試。據徐永昌說，犧盟會最初是張慕陶替閻錫山策劃成立的。張慕陶做過中共順直省委書記和張家口特委書記，後被中共開除了黨籍。不過，犧盟會於1936年9月正式成立後不久，閻錫山即將犧盟會的工作交給剛從監獄出來的中共黨員薄一波負責。薄一波是山西定襄縣蔣村人，與閻錫山的老家五臺縣河邊村相鄰，北伐時期加入中共，是太原學生運動中的活躍分子，後任中共天津市委兵委書記、中共北方局軍委秘書長等職，1931年被捕入獄，1936年9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安排下以公開發表「反共啟事」宣布脫離共產黨的方式出獄。閻錫山派人主動聯繫薄一波，有意利用其共產黨人的組織特長來幫助自己運作犧盟會。幾乎同時，中共也積極謀求改善與閻錫山的關係。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人劉少奇趁機安排薄一波去閻錫山手下開展秘密的、特殊形式的「統戰工作」。
大約從1936年5月開始，中共的戰略逐漸轉變，認識到「中國最大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抗日反蔣並提是錯誤的」。尤其是8月下旬得到共產國際的指示後，中共政策的重心轉向「聯蔣抗日」和「逼蔣抗日」。隨著政策的轉向，中共對閻錫山的方略也由武力攻伐轉向「統一戰線」。10月，毛澤東指示彭雪楓、劉少奇等人，急需同晉綏弄好關係：「北方統一戰線非常要緊，特別著重於軍隊方面，加緊二十九軍工作之外，晉綏應放在第一位。」12月2日，毛再次致電劉少奇，要求他速與閻錫山、傅作義接洽，並表示在晉綏容許紅軍參加抗日戰線的條件下，紅軍願意服從閻錫山的統一指揮，並不幹涉晉綏行政。
徐永昌私下對閻錫山的施政與處事常有批評，但對這一時期閻錫山的抗日態度一再稱許，如在日記中肯定閻氏「對日決心極堅，以為大處不能損國土，小處不能損人格」。今天我們仍能從徐永昌的日記中體察到當年華北軍政人物所面臨的來自日本謀求華北獨立的巨大壓力。自1935年以來，這種壓力越來越強烈。對閻錫山來說，山西是他一生所傾注的基業，早已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故對日本人的入侵，勢必拼死抵抗。當中共主動提出要和他停止內戰，合作抗日時，閻欣然接受。據徐永昌觀察，「閻先生始終與共黨有些連[聯]系，自以為利用之，而彼亦何嘗不講利用。」閻、共之間為了各自的利益而相互利用，自是實情。基於閻的處事風格，當閻錫山看到降日、迎蔣可能危及他的存在，抗日、拒蔣又沒有力量時,轉而將中共作為新的暫時的同盟者，並借鑑和利用中共的「厲害」以壯大自身，更不難理解。
徐永昌並不否認閻、共在面對外來侵略時所共具的民族主義意識。盧溝橋事變發生不久，徐永昌即感慨；「最奇是閻先生亦力主抗戰，從前（二十年二十一年間常談）謂中國經不起日本幾點鐘攻擊云云，此時完全否認，極端認為民氣可使，殆氣數使然歟？」1939年初，徐永昌又感慨地說；「閻先生多年來總不願離開山西，但是今番卻用著他這一點，恐怕閻先生對國家真正有利的努力這是第一次。」徐永昌雖是一個堅定的反共者，但對抗戰初期中共的抗戰意志亦十分肯定，聲稱：「全國對抗戰心口如一，第八路軍的人第一，李德鄰部的人次之，其餘類多口是心非。」正是雙方共具的強烈抗日理念，成為抗戰初期閻、共合作的重要基礎。無視這一點而僅看到閻、共的相互利用，顯然是不公允的，同時也無法理解抗戰最初兩年間雙方的良好合作。由於徐永昌離開山西前往中央任職，故其日記中有關閻錫山的記錄大為減少。不過在少數記錄中，仍能管窺抗戰初期閻錫山的思想傾向以及閻、共關係之一斑：
1937年5月22日：早閱太原日報，覺太原充滿了左傾空氣，閻先生見火便玩，人民危險實甚。
1937年10月2日：閻公仍在五臺之西會,頗不願回忻州，蓋亦深以朱（德）、毛（澤東）軍之主張為然，擬悉（?）軍山中作遊擊戰以難敵……
1937年11月26日：閻先生電話，對於爾後作戰及爾後紀律，以為非有整個政治口號及其計劃不可……（閻先生羨慕共軍軍紀好、能遊擊，以為這都由政治口號而來，自己又不能也成立共軍,所以極力在擬摹方式……）
1937年12月31日：閻先生談話與彭德懷談話無甚出入也，是說如何組織民眾、民眾武力、民族革命等等。
徐永昌給我們描述了一個左傾、羨共、師共的閻錫山形象。有論者指出，抗戰爆發前夕，國內出現了南方的上海和北方的太原兩大宣傳動員民眾抗戰的中心。上海抗戰動員高潮的掀起，是全國的知識精英匯聚於此的結果；而太原所以能成為北方的中心，實在不能不說是閻錫山推動的結果。徐永昌所言抗戰前太原充滿左傾空氣，亦印證了這一說法。而犧盟會的運作更集中體現了抗戰初期閻錫山的左傾取向。據當事人薄一波的說法，閻氏籌辦犧盟會的策略是：請一位堅決抗戰又有號召力的共產黨人，以山西抗敵救亡活動家、組織家的面目出現；採取共產黨的措施和主張，在提法上要換成「山西話」，組織上戴閻錫山的「帽子」——這樣來擴充實力，應付危機，渡過難關。薄一波認為，閻錫山的如意算盤是利用共產黨人給他輸血，企圖加強他在同日本、同蔣介石的抗衡中討價還價的資本，同時又可以回過來抵消中共的影響。不過，薄一波承認，「閻錫山的變化，使山西得以有一個相對寬鬆的抗日救亡環境。」在薄一波的憶述中，最初兩年多的時間裡，閻錫山一度給他所領導的犧盟會以相當的信任和積極的支持。「我們可以放手進行工作，工作起來真是如入無人之境。」犧盟會成為一個戴著閻錫山「官辦」帽子，實際由中共領導的特殊組織，用薄一波的話講，「形式是閻錫山的，內容是共產黨的」，有點類似於大革命時期的國共合作形式（中共黨團員在國民黨的旗幟下開展活動）。閻錫山顯然欣賞、羨慕共產黨組織民眾和軍隊的一套辦法。他希望通過犧盟會這個組織,利用共產黨人幫他組織群眾，組織軍隊，擴大自己的實力和政治影響；中共則以山西特有的「合法」方式，貫徹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大力開展發動群眾，掌握新軍，掌握政權，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等各項工作。到1939年秋，犧盟會會員發展到近90萬人，犧盟會領導下的農救會會員116萬餘人，另有脫產的農民自衛隊、遊擊隊約10萬人。1938年9月，薄一波在《犧牲救國同盟會簡史》中，曾這樣描述山西民眾被犧盟會組織動員起來的情景：
工作開始了，真如黃河決口，像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幾千年來被壓抑著的民氣覺醒起來了。老百姓過去曾經是除納糧以外什麼都不過問也不曉得過問，現在改變了，他們要實行閻主任的格言「消除社會不平」，「制裁壞官壞紳壞人」，要「組織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並宣言擁護「西安事變中的抗戰主張與統一戰線」。……民眾運動也就因此推動了一步，過去非法的東西，現在合法了，過去感到大逆不道的東西，現在認為是抗日必需的東西了，過去認為是「過激」的青年,現在認為是這些「過激」青年真救國呀！一切的一切都起了一些變化。
《從犧盟會看山西民眾運動》（來源：抗戰文獻數據平臺）
這樣的情景與中共根據地的情形十分相似。若沒有閻錫山的支持和默許，顯然是不可能的。除組織動員民眾外，閻錫山還同意薄一波在原有晉綏軍之外組建了一支新軍。閻錫山將其命名為「山西青年抗敵決死總隊」。新軍於1937年8月1日成立後，實行政治委員制度，實行民主集權制，強調軍政一致，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等，均是學習紅軍的做法。政工幹部也全部由共產黨員和激進青年擔任。到1939年夏，山西新軍已有四個縱隊，分布於晉東南、晉東北、晉西南和晉西北四個地區，總計發展到50個團，主力部隊約5萬餘人，實際兵力和武器數量都超過了山西舊軍。此外，薄一波等人還進行了地方政權的改造工作，到1938年初，山西全省的105個縣中，有70個縣的縣長由犧盟會和決死隊的幹部充任，其中絕大多數為共產黨員。顯然閻錫山與中共有過一段「蜜月」時期。
楊奎松對抗戰初期閻錫山與中共的關係做過非常細緻的研究，尤其對中共統戰策略的分析精到而深刻。不過，有一問題尚可商榷。楊奎松認為，薄一波能得到閻錫山較長時間的信任並發揮作用的根本原因，是他一直沒有暴露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而薄一波晚年回憶時一再強調他當時並沒有向閻錫山隱瞞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楊認為薄一波的回憶不可信。
回憶錄常見問題有二，一是具體的時間、地點、人物容易記錯，二是難免隱過揚功。主持犧盟會是薄一波一生的重要事功，是否對閻錫山暴露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這樣的關鍵節點當不易誤記，似亦無刻意錯記之必要。從抗戰初期閻錫山抗日、左傾、師共以及與中共良好合作的表現來看，他雖然知道薄一波的共產黨員身份而仍予以重任是完全可能的。對好詭好疑的閻錫山來說，薄要較長時間隱瞞自己的身份亦非易事。徐永昌日記中談及犧盟會時，稱犧盟會人才為薄一波、宋劭文、郭挺一、劉岱峰、牛蔭冠等，並說「前四人或以隸共黨籍，或以過急嫌疑，皆曾入獄經反省者」。可見薄一波等人的共產黨員身份當時並非秘密。
楊奎松還提到：「無論閻錫山如何千方百計地防範共產黨的滲透，極力想把犧盟會和決死隊控制在自己手中，犧盟會和決死隊相當激進，且有如共產黨下層組織的形象，還是顯而易見的。」筆者認為，在抗戰的最初兩年間，說閻錫山如何千方百計地防範共產黨的滲透，是不大符合史實的。對面臨強敵壓境並深知自身實力與中共「厲害」的閻錫山來說，雖對中共有防範心理，但渴求中共相助並願學習中共的心理應更強烈。毛澤東在抗戰初規劃紅軍抗日出動路線時，決定從韓城渡黃河，理由既是為紅軍安全計，也是「為滿足晉綏渴望計」。可見當時閻錫山是渴望中共軍隊入晉抗日的。
當然，對地處貧瘠陝北的中共來說，進入山西更是求之不得，因為陝北向西、向北均沒有發展前途，出路只有向東或向東南。1936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紅軍的發展和行動方向做了這樣的分析：
我們新的方針有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是向東南，即向京漢路發展。但這在政治上不是抗日的方向，在軍事上有很多限制,不甚有勝利的把握；好處是沒有自然界很多阻礙，有遊擊隊幫助,可以擴大陝甘寧蘇區。另一個方向是向東，即是原來的過黃河。這在政治上是很好的，是抗日的，對擴大紅軍也有利，但也要估計會受到敵人的限制。這兩個方向各有利害，一般地說是向東，向東南比較困難。閻錫山說日可抗，紅軍不可抗，向東有逼閻與我們講和的可能。
陝北的東面是相隔黃河的山西。故毛澤東認識到「經營山西，是對日作戰的重要步驟」 「在爭取迅速對日作戰方針下，第一時期以經營山西為基本戰略方針」抗戰爆發後，中共的首要問題即是如何與閻錫山搞好統戰關係。在商得閻錫山的同意後，八路軍三個師均部署於山西：一一五師在晉東北，一二〇師在晉西北，一二九師在晉東南。山西成為中共開展抗戰與尋求發展的首選區域。1937年9月29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朱德等，闡述八路軍在山西作戰的戰略意見，指出：華北大局非常危險，河北、山東不久將失陷，中國陣地將變為扼守黃河、運河兩線。這一形勢將影響到上海戰線發生某些變化，南京將被大轟炸，國民黨如不妥協必將遷都。山西將成為華北的特殊局面，這根本的是因為有八路軍，其次是閻錫山與我們合作。由於這兩個力量的結合，將造成數百萬人民的遊擊戰爭。毛澤東深知閻、共合作對中共發展的重要意義，故特別重視與閻錫山保持良好關係。10月19日，毛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朱德等，強調在山西須堅持與閻錫山合作，不參加任何倒閻陰謀。12月2日，毛再次指出：「山西仍須著重鞏固統一戰線，尤其是與閻的關係，特別在日寇緩進、閻留山西的條件下，我們更應避免與其作不必要的摩擦。」
中共在山西的活動是通過兩個途徑進行的，一是通過薄一波在閻錫山體制內運作犧盟會和新軍，二是八路軍在閻錫山體制外獨立自主開展抗日活動。八路軍由抗戰開始時的兩三萬人，在一年多的時間裡，迅速發展到20餘萬人，相繼建立了晉綏、晉察冀、太行、太嶽幾個敵後根據地，均是以山西為中心展開的。因為日本入侵，閻錫山要藉助中共的力量抗擊日本，若沒有閻錫山的良好合作，八路軍在抗戰初期的發展壯大不會那麼順利。對中共來說，山西的戰略地位極為重要，是其從西北向華北乃至華中發展的重要樞紐。由於在山西成功開局，中共才有進一步向河北、山東、河南、安徽等區域順利拓展的基礎。
閻錫山與中共的合作自然是有限度的。他要借中共力量以抗日，學中共做法以強己，也要「師共之長技以制共」。在外界以及閻的自我認知中，他最會審時度勢，權衡利弊。當中共勢力在山西的發展及其所作所為侵蝕到他的利益時，當犧盟會和新軍的膨脹有可能脫離他的實際控制時，他勢必要調整和改變其策略。
雖然中共中央積極謀求建立和維持與閻錫山的良好統戰關係，無奈八路軍和犧盟會的地方與基層幹部仍未完全改變過去的階級鬥爭式的思維觀念與行為方式，在發動群眾和建立根據地的過程中，難免過於激進，每每引起山西舊派軍人政客的攻擊，也超出了閻錫山能接受的限度。由於八路軍與新軍部隊發展太快，擴兵和籌糧籌餉直接侵蝕晉綏舊軍的利益。抗日根據地的建立、擴大和縣村政權的改造，勢必與閻錫山爭奪敵後地盤。中共黨組織的大發展，更對閻錫山構成威脅和刺激。當中共自誇「共產黨在今天已形成為華北最大黨，八路軍也成為華北最大的軍隊」時，山西原來閻主共客的關係也發生根本性轉變，特別是閻錫山直接創建並寄予厚望的新組織（犧盟會）和新軍（決死隊）也有可能失控時，閻錫山自然無法容忍。
閻、共關係日趨緊張之際，國民黨於1939年1月下旬召開五屆五中全會，提出防共、限共政策。隨後共產國際指示中共發起反投降鬥爭，認定「反共即準備投降」。中共在「以鬥爭求團結」的原則下，對閻錫山的「右傾」「倒退」予以抵制和鬥爭。最終於12月新軍決死隊與舊軍晉綏軍發生衝突，閻錫山下令對「叛軍」決死隊予以消滅。中共稱之為「晉西事變」或「十二月事變」。
事變發生後，閻錫山致電重慶軍委會，請示應對八路軍介入事變的處置方針。閻提出兩個方案，一是「藉剿叛軍名義北上，肅清共黨勢力」；二是「就事論事，用政治方法解決」；並表示「前者有擴大之慮，後者有養癰之虞，究以如何處理為宜，請核示」。但蔣介石遲遲未予答覆，也未公開指責中共。閻只得再向重慶表示：在未得中央明令前，對八路軍當「意圖避免衝突」，「決不以一區之事攪亂中央全盤計劃」。直至1940年1月10日蔣介石始回復閻：「查此次晉西部隊叛變，共黨否認系其策動，我為振肅紀綱，剿滅叛軍，自屬名正言順。閻長官所擬一、二兩案，以第一案為妥。」
蔣介石的遲疑態度值得注意。蔣的日記顯示，自西安事變以來，對閻錫山一直心懷不滿。據蔣介石事後提及，西安事變之發生，閻錫山有「促使張學良謀叛」之嫌疑。西安事變善後時，蔣對閻錫山出面調停嚴加拒絕，稱：「此人誠陰險卑劣，不顧大局之徒也。」抗戰爆發前夕，蔣介石將「閻、共、倭、俄」列為自己最頭疼的四大問題。抗戰爆發後，閻錫山對國民黨中央的態度仍無改變。1938年8月28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張厲生致函中央秘書長朱家驊稱：
山西人選最難物色，蓋自十九年以來，凡接近閻先生者，皆不敢接近中央，其接近中央者，皆閻先生所不信任。黨務無論矣，即現在衛副司令長官俊如在晉作戰區域內之政治黨務以及民眾組訓工作，亦無權過問。其與中央部隊接近之縣長、專員皆被撤職。山西問題，仍不脫閻先生服從領袖，而軍事政治一惟閻先生之自由支配,雖中央亦不得過問。
1938年底汪精衛投敵後，蔣頗擔心「閻、汪攜手對日妥協」。軍事委員會天水行營主任程潛亦向重慶中央告狀，對閻錫山成立犧盟會、公道團等機關黨，「一意另造勢力，弁髦中央法令」，「大事擴張其力量」深懷疑慮。徐永昌也承認「閻先生先愛己，後愛國，終是二等人才」。晉西事變前數月，蔣介石還在日記中痛罵閻錫山：「閻以大一統為遺毒，與中心思想之曲解，其卑劣甚於共黨，其破壞三民主義之罪惡為不可恕也。」亦因為此，當晉西事變發生後，蔣雖判斷「共黨促動閻部叛變」，但並未於第一時間表態支持閻錫山剿共，更未公開指責中共，而是作坐山觀虎鬥之態。閻錫山讓人轉告中央，若中央不以兵力、物力援助，晉軍在山西恐不能立足。但當中央決定派兵北上「助剿」時，閻錫山又擔心中央軍坐大，要求「助剿」的中央軍必須歸其指揮。蔣在日記中痛斥說：閻錫山的「思想與行動完全反對三民主義與中央，其背謬可笑，共黨焉能不輕侮暗算」。雖然如此，蔣考慮到「晉西不能不調兩個師以支援閻長官（錫山），否則晉西必為共黨覬覦，而閻亦不能存在，則於黨國甚為不利」。但閻嫌中央兩個師的支援力度不夠。5月18日，閻錫山又稱遭八路軍襲擊，晉軍師長樊劍陣亡，請中央明令討伐。蔣介石雖表示要制裁中共，但決定只作「無形之制裁，而不可以表面明剿也」。蔣介石此時顯然還不願為並不聽命中央的閻錫山而激化國共之間的矛盾。
毛澤東對晉西事變的處理和應對又是如何考量的呢？毛的態度與對策雖然隨局勢變化而有起伏與調整，但總的原則還是從政治大局來衡量利弊得失。尤其察覺到中央軍有大舉介入的跡象時，毛越發理智和冷靜。他不願看到衝突擴大化以激化國共矛盾並進而影響抗戰大局。在八路軍、中央軍和晉綏軍三大力量之間，毛的策略是分化閻、蔣，不使閻錫山與蔣介石聯手對付中共，爭取與閻錫山恢復統戰關係。毛明確表示：「我們的方針以保持原有力量為好，維持三角鼎立的形勢為好。」因此決定放棄全面性的武力反擊，僅採取局部防禦姿態抵抗，並主動派人與閻錫山協商妥協，表示繼續擁護閻錫山抗戰，保存閻錫山在呂梁山脈的地盤，恢復閻錫山對新軍、犧盟會的統屬關係，不使新軍受國民黨中央指揮，並與閻錫山協商劃定各自的作戰區域，最終和平解決事變。
相較於一年之後對皖南事變的處理，毛澤東對晉西事變的應對要溫和、克製得多。毛向來重視對「中間勢力」的聯合和爭取。在毛之前，中共領導人多將中間勢力視為「最危險的敵人」。毛則認為：「在中國，這種中間勢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為我們同頑固派鬥爭時決定勝負的因素，因此，必須對他們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面對日本與國民黨兩個強大對手，閻錫山無疑是中間勢力，能起到重要的緩衝作用，故毛認為：「目前尊重閻錫山的一定地盤，保存這個國共之間的中間力量，對於抗戰與國共合作是有大利益的。」故既不能搞垮閻錫山，也不能逼閻錫山倒向國民黨中央，更不能逼閻錫山倒向日本人懷抱，相反要「極力爭取閻系一切人員，使他們團結成為一個中間單位，徹底打擊蔣介石企圖消滅閻系取而代之以便直接反共的惡毒政策」。值得注意的是，稍後對與八路軍發生摩擦的河北石友三、山東沈鴻烈和蘇北韓德勤的軍隊，毛澤東的態度十分堅決：大舉反擊，徹底消滅，並指出：我們的政策分兩方面，對反共頑固派堅決消滅，對一切尚有希望之人則極力爭取。毛顯然對「中間勢力」也是區別對待的。對中共而言，河北石友三、山東沈鴻烈和江蘇的韓德勤，均不如山西閻錫山的存在意義重要。
晉西事變後，毛澤東雖主張新軍和犧盟會重歸閻錫山指揮，但朱德、彭德懷及中共北方局領導人表示反對。毛也沒有堅持己見。山西新軍正式加入八路軍的戰鬥序列；犧盟會停止工作，撤銷機構，保留招牌，人員納入中共地方黨委系統。毛也因此承認在這場與閻錫山的較量中，自己還是贏了：「我們失去十一個縣，但得到晉西北及新軍全部，並使閻錫山中立。」
閻錫山方面則謂「晉省四分之三以上皆入犧盟會之手」犧盟會的叛變，損失精銳部隊約三四萬，好槍約二萬五千支。閻錫山生平沒有這麼吃虧過，有意復仇。隨後又另造新黨，並要求中央增餉以擴軍。晉綏軍「雖尚號稱有四個集團軍，現有實數僅有四萬餘人」，主要集中於晉西南一帶，其地盤與實力均大減。晉軍原餉210萬，閻錫山希望中央再増250萬。軍政部長何應欽嫌其貪得無厭，只允増110萬。軍令部長徐永昌則為閻錫山辯解說：閻先生固然無厭，但比之廣西桂系尚有不逮「晉、桂皆以不服從命令、擁兵自重為務，但論兵則晉軍較多，論餉則晉尚不及桂之半數。過去晉以省鈔彌補，今為犧盟會、八路軍、中央軍所制，已不能再壓榨人民」只能求中央増餉。徐永昌還稱：「蔣先生幾次言，山西為華北鎖鑰，閻先生為山西鎖鑰，閻在山西不能立足，則山西省立地變為河北省，所以主對晉軍政餉費從寬核予。」但何應欽不喻此旨，其結果是「敬之越替中央打算，國家越吃虧；閻先生越替自身打算，山西越吃虧」。其實蔣介石也很矛盾，一方面想借閻錫山維持華北抗日防共局面，一方面又時刻防範閻錫山「叛逆」。蔣在日記中一再提示自己要注意山西閻錫山與雲南龍雲的態度和動向，反覆研究「對閻、對龍」的處理方針。在抗戰時期的地方實力派中，閻錫山與龍雲一直是蔣介石的心頭大患。蔣還稱自己一生以謙卑自居，卻屢被人以為可欺，結果是「武者以兵叛，文者以筆制」，並稱前者以馮玉祥、閻錫山為甚，後者以胡漢民、汪精衛為甚。亦見蔣對閻成見之深。
而閻錫山方面則一面防共，一面抵制中央勢力的滲透。1940年6月，國民黨中央調統局向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密報：「晉近對經濟及政治均感無法解決，晉鈔信用已難維持，能行使職權縣份僅十六縣，故苦悶異常，人心渙散，幹部多思他去，察其動向有：（甲）仍繼續其在國共兩黨間之中間地位。（乙）進行中央與汪偽政權間之新關係」；並稱「閻本身雖無辦法與力量，仍欲維持其特殊地位，故對本黨及青年團與共黨之工作，仍刻不放鬆」。大致道出了此時閻錫山的困境與動向。
日本方面窺悉到閻的現實困境，適時展開對閻的誘降工作。1940年春，雙方開始試探性接洽。11月，閻錫山向日方提出「亞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內政自理」的合作原則，要求日方先給山西軍隊裝備30個團，並供給所有武器、彈藥、服裝、糧餉以及兵員。日方口頭答應，但未達成具體協議。1941年春夏間，有三件事推進了閻錫山與日妥協的信念：一是4月13日日蘇籤訂中立條約。據蔣介石的觀察和推斷，日蘇條約可能使閻錫山的抗戰信心動搖：「閻錫山以俄倭協定發生以後，共匪必將明白叛變，彼必以為俄對華必斷絕接濟，倭寇侵華必更進一步，其視抗倭局勢必敗，故令其所部準備突變，與偽軍共匪聯繫，向敵後轉進，降敵求生。」二是4月16日日方提出《日美諒解案》，企圖通過談判促使美國減輕對日經濟壓力，承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成果；美國則試圖通過在中國等問題上對日讓步，以拆散德意日三國同盟，使美國免除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兩面作戰的不利局面。閻錫山獲悉美日談判的情報後，判斷美國必將幫助日本，中國抗戰必敗。三是5月日軍發動中條山戰役，將山西南部盤踞的中央軍驅逐到黃河以南，改變了中央軍、晉綏軍和八路軍在山西三足鼎立的格局「閻錫山對其左右明言，以後國民黨、共產黨與汪偽三方面之成敗，共黨則為六分之三，汪偽則為六分之二，至國民黨則僅有六分之一之希望。」此時的閻錫山對抗戰前途非常悲觀，認為抗戰決無好結果，自己不得不另謀自存之道；擔心國共之間妥協，因國共妥協不利於他割據；又疑中央故意縱共以制晉。
1941年7月底，徐永昌受蔣介石之命到閻錫山駐地克難坡，實地考察閻錫山的政治動向。徐永昌先後與閻錫山、趙戴文、王靖國等會談，感覺「閻先生懼共，懼到不可思議，與中央誤會，亦至到極點。」8月25日，徐永昌向蔣介石匯報克難坡之行的觀感，主要談了以下幾點：一、閻錫山「通倭之事，實防萬一(在我抗戰御共失敗後）」；二、晉綏軍「最大煩悶，一是受中央軍欺，二是受共黨軍逼」；三、閻氏「惡共惡到極點，日盼中央除共」；四、「晉對中央誤會甚，排除之方惟有不妨害其政權」；五、「閻先生想到國家，當然日日盼將敵逐去大陸，但想到一己，則必虞戰後彼且末路窮途」。
但閻錫山與日本的合作，並非如徐永昌所判斷僅是「萬一」之舉。9月11日雙方最終籤署《晉綏軍日本軍基本協定》和《停戰協定》。根據協定，日軍答應協助晉綏軍擴充兵力至30萬，每月發給1200萬元的軍費，還有大量武器裝備。但日方實際無法兌現。日方要求閻錫山公開發表「和平通電」脫離重慶政府，閻也有所顧慮。蔣介石嚴正果決地警告閻錫山：「閻果迎敵剿共，則餘必明白討閻」；「如閻通敵剿共，無論其出諸如何形式，餘必毫無猶豫的率領共黨以討閻」；「如閻借倭兵剿共，無論幾何兵力，必為共匪消滅」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國際形勢為之一變。閻錫山對中日戰爭前途的判斷再次改變，自認之前對日、美妥協的估計過當。1942年1月4日，閻錫山向蔣介石表示日美開戰殊出意外，誓言追隨蔣介石抗戰到底。5月，日閻會談破裂。日方亦無足夠的資源履行援助閻錫山的諾言，閻錫山最終沒有公開投敵。
中共方面，毛澤東一直小心翼翼地維持與閻錫山的關係，儘量不激化與閻錫山的矛盾。如1940年11月，毛和朱德致電八路軍駐山西辦事處，讓他們向閻錫山說明「國民黨反共是自殺政策，我們希望晉綏軍取中立態度，雙方維持友好。」
以中共的情報能力，閻、日往來，共必知之。但毛澤東「判斷閻現時不會投敵。我應利用閻蔣矛盾，給閻以生存餘地」。1941年8月17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閻錫山與蔣矛盾甚大，向我們拉攏，王靖國部隊東進，目的在佔地盤吃飯，我們應讓他佔一部分地盤不與摩擦。8月21日，毛澤東再電彭德懷，稱閻已同意與陝甘寧邊區通商，並允許中共在閻錫山處再設電臺。閻錫山還向中共示好，稱「華北僅餘我們兩家，宜好好合作」。對此，毛澤東認為，「閻之目的在求生存，希望在河東佔一地盤而我不打他」。
8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布對閻錫山的工作方針，認為：「目前閻錫山的一切努力，在求得自己的存在，國民黨正採取一些方法來限制和削弱他，因此閻與中央有很大的矛盾。在此情況下，閻鑑於過去自己反共的失敗（山西新舊軍衝突），深感自己力量不夠，不願再作反共的犧牲品，所以最近表示願與我們友好，藉以對抗中央。……至於閻與日本之間，確實暗中勾搭，互不侵犯，其目的在求生存並藉此逼蔣向他讓步。在全國繼續抗戰的局面下，在國際反法西斯陣線已進一步的鞏固的情形下，閻要公開當漢奸在目前還是困難的，所以閻在今天，基本上還是中間勢力。在國共兩黨鬥爭中起著緩衝的作用，他的存在對於我們是有利的。因此，我們對閻的方針，仍然是繼續爭取他，求得維持友好關係，在一定條件下，對他的存在給以某些支持(如過去不侵犯晉西南，最近賣鹽給他等），而不是削弱和破壞其力量。如果我們威脅其存在時，結果將會不是降日便是降蔣，這對於整個抗戰和國共鬥爭都是不利的。」
1942年3月初，閻錫山手下梁培璜六十一軍配合日軍「掃蕩」八路軍太嶽區。毛澤東為此指示彭德懷：「六十一軍橫行，勢必還擊，但目前不宜組織大規模的戰事，致招決裂。」態度仍然相當克制。隨後不久，日軍武力逼閻合作，閻錫山向中共求助。中共立即意識到閻因生存問題或有投敵的可能，3月24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左權，命令八路軍援助晉綏軍：「敵攻鄉寧、吉縣甚急，閻正堅決抵抗，要求我們援助。望令我軍及時予以必要援助，以爭取晉綏軍之抗戰，是為至要。」總之，中共的意圖，是要維持與閻錫山的合作抗戰關係，既防止他倒向中央，也防止他倒向日本。
閻錫山方面自認「為共所逼迫，為中央所欺壓，常懼無以自存」。閻錫山向來「以存在即真理為信條」，經常在夾縫中首鼠兩端。如對日方聲稱要「聯手剿共」，對國民黨中央稱「惡共惡到極點，日盼中央除共」，對共又稱「華北僅餘我們兩家，宜好好合作」。各方自然也洞燭其奸。徐永昌即稱，「真使中央剿共，彼恐又首鼠兩端」。果不其然，當徐永昌提醒閻錫山，中共有可能借反對他通敵而攻打他，讓閻有所準備時，閻錫山「反疑中央假手其剿共」。當日美可能妥協時，閻感覺抗戰必敗，故而通敵謀出路；到日美正式開戰，閻覺形勢為之一變，乃中止公開投敵；太平洋戰爭大半年之後，閻對英美的表現相當失望，以為美勝日之希望甚少，又與日本藕斷絲連。日本方面也罵其老奸巨猾。在徐永昌看來，閻錫山與日本的勾搭，不過「取巧」罷了，中國抗戰不到最危險的境地，閻「當不至脫離而另有樹立」。
蔣介石對閻錫山與龍雲始終持有警戒心理。1943年2月2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滇龍貪汙狡詐，惟恐國家不敗，與晉閻奸劣愚拙，惟恐中央堅強，其用心實無二致。
9月，蔣介石託徐永昌轉詢閻錫山對中共的觀察以及處理意見。閻復電稱，中共幸災樂禍早應剪除，此時且嫌略遲，即日德已露敗徵，蘇聯可能反臉助共；日人以其自身利害關係，或有形無形助我剿共。
1944年2月5日蔣介石日記稱：「閻錫山又要降敵叛國，其所想念，無一而非與革命主義背道而馳，惟有其膽小而要命，故料其或不敢成為表面化。《易》雲匪夷所思，實此人也。」
中共方面，對閻錫山仍持克制態度。據《毛澤東年譜》記，1944年2月8日，毛指示鄧小平、滕代遠等人，對閻錫山第六十一軍節節迫近薄一波的部隊，認為可能是蔣介石與閻錫山設置的挑釁計劃「迫我衝突，造成口實」。除致電閻錫山請加制止外，要求太嶽部隊先行忍讓，不和它衝突，因「目前須爭取時局平靜，不生波瀾」。翌日，毛再作指示：「日寇有進攻西北企圖，閻部東進目的在挑起國內衝突，緩和日寇進攻，我們萬萬不可中計。閻部東進無論多少，我軍應讓出一塊地方,堅持不打政策，至少六個月內不得發生衝突。」
但中共對閻錫山的容忍態度到1944年8月為之一變，而起因看似很小：閻錫山對中外記者西北考察團談話中提及1939年準備冬季攻勢時，有新軍二縱隊負責人韓鈞率部叛變等語，國民黨將閻的談話發表在西安《西京日報》上。毛閱後極為憤怒。8月6日，毛澤東為此致電林伯渠，指示：「發表文章、消息揭穿閻錫山。」11日，中共《解放日報》以新華社的名義發表文章《閻錫山部六十一軍破壞抗戰向我進攻》；14日，《解放日報》又發表薄一波、韓鈞的談話《痛述閻錫山通敵叛國罪行》〉《晉西事變的真相》，16日、24日又登載續範亭的兩篇文章《三年不言之言》《寄山西土皇帝閻錫山的一封五千言書》，隨後又令陳伯達撰寫長文《閻錫山批判》發表。其中韓鈞的談話，經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不久，這些文章又彙編為《閻錫山批判》一書出版。10月，中共晉綏軍區政治部編印《閻錫山通敵活動的種種》，共收錄揭露閻錫山通敵投降、屠殺抗日軍民等罪行的文章10篇。中共對閻錫山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討伐，意味著中共公開宣布與閻錫山決裂。而以此前毛澤東對閻錫山的忍耐與克制來看，閻的談話無論如何也不至於讓毛如此大動幹戈。背後的關鍵應該是，此時的中共，已自信有足夠的實力與國民黨相抗衡，故對於閻錫山這一「中間勢力」的存在也就無所顧忌了。回想1944年2月閻錫山的六十一軍東進時，毛指示太嶽部隊先行忍讓，至少在6個月內不得發生衝突。而此次與閻錫山的公開決裂，正好是在半年之後，而其誘因僅是閻錫山的一次「失言」，可見中共感覺與閻錫山「分手」的時機已經成熟。在此前後，由於日本發動「一號作戰」國軍從河南到湖南一路慘敗，不僅軍隊元氣大傷，國民黨在國際上的形象也因之大挫。中共看到形勢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一方面與國民黨在談判桌上折衝，要求與國民黨分享政權，一方面邀請中外記者和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著力樹立自己的國際形象。值此之際，閻錫山對外國記者發表談話，說晉西事變是中共指使韓鈞率部叛變。這在毛看來，閻無疑是幫助國民黨「誣衊我黨」。
《閻錫山部六十一軍破壞抗戰向我進攻》，《解放日報》1944年8月11日第一版（來源：抗戰文獻數據平臺）
正在延安訪問的美軍觀察組自然注意到中共對閻錫山態度的轉變。觀察組成員謝偉思根據新華通訊社英文廣播《解放日報》發表的相關文章以及對薄一波的採訪，撰寫了主題為「中共對閻錫山的指控」的專題報告。報告中提到，中共早就知悉閻錫山與日本有聯絡往來，但中共第一次公開指控閻錫山卻是8月中旬。謝偉思表示很費解，為什麼中共在這個時候指控閻錫山？8月11日晚，謝偉思就此問了毛澤東，毛當時表示是為了還擊閻錫山5月在西安報刊媒介公開聲稱中共不抗日。但8月23日，毛又表示矛頭是針對國民黨。8月26日，周恩來也再次承認，在這個時候公開指控閻錫山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還是想對國民黨施加壓力：如果國民黨公開中傷或持續進攻中共，中共就會公開宣稱國民黨與日軍「勾結」。
中共雖有借批閻錫山以警告蔣介石的意圖，但也意味著中共多年來小心維護的與閻錫山的統戰關係，已經不那麼重要了。不僅如此，中共已洞悉閻錫山將會成為抗戰勝利之際與其爭奪地盤的重要對手。據重慶軍事委員會軍令部得到的情報，閻錫山自1944年7月即已著手戰後「收復失地」的布局。情報稱：
此間以收復失地在即，太原為晉省首府，爭奪稍疏,則卅餘年之苦心經營，悉付東流。(閻）公審情度勢,籌之已久：論實力不能與國軍抗；論技巧不能與奸黨爭,遂創出「收復定義」一口號，秘密運用。此口號內容，即利用敵偽之外貌,暗布收復失地之工作。
具體做法是，閻錫山與山西省偽省長馮司直勾結，由閻向馮推薦上萬人，受訓後由馮任命為縣長及區村工作人員等偽職，同時還由閻組訓偽軍分布於各縣，並由閻派人分任晉北、晉中、晉南各區警備司令。閻的如意算盤是「如此配備，軍政皆有把握，一旦敵寇撤兵，晉局傳檄而定。」
中共自然洞悉閻錫山的動態與意圖。1945年2月27日，中共中央給太嶽區黨委發布指示，稱：「閻錫山勾通日寇，配合進攻我抗日根據地，積極扶持偽軍偽政，準備反攻時與我爭奪太原，且成為蔣系頑固反動派進攻華北的直接橋梁。我為爭取抗戰勝利計，必須削弱與瓦解閻部，堵塞國民黨頑固勢力過黃河伸入呂梁、中條，準備反攻時首先奪取太原的有利條件。」
5月6日閻錫山致電徐永昌，稱：「共黨積極在華北發展，敵人有撤退各城市據守交通線的決定，如此華北將成為共黨勢力，偽軍及偽政府人員均與共黨聯繫，請面謁委員長決定收復華北政策，（錫）山當盡力運用。」而此際蔣介石所憂慮的，除共產黨外，也包括如何收拾「晉閻」與「滇龍」。
抗戰勝利兩個多月後，蔣介石在日記中倍感欣慰地寫道：「正午約閻與龍聚餐，誠無獨有偶，健生與孟瀟、次辰、頌雲等作陪。撫今思昔，二十年來凡叛變與反動之將領，除陳炯明自斃外，其他皆一一歸來聽命矣，豈非上帝所賜之光榮乎。」
在民國政壇上，閻錫山以老謀深算著稱。熟知閻錫山為人的薄一波即稱，閻錫山的出發點是「自存自固」，主張「存在就是一切」。為了「存在」，他隨時權衡利害，不時改變政策和謀略。為了「存在」，他下棋從不走死著。閻認為：「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絕了。抗日要準備和日，擁蔣要準備拒蔣，聯共又要準備反共。」為了「存在」，他在各種力量中，總是設法製造矛盾，平衡矛盾，從中取利。徐永昌也常腹誹閻錫山做事和考慮問題「過於利己」，「好譎好詭」，「好巧好遲」，「好疑偏聽」。徐永昌在日記中還引用何應欽的話說：「閻先生遇事總是先觀察，至到成敗已分，乃定違從。」不過，在最初的二十多年間，閻錫山能掌控山西局面而不倒，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沒有遇到過強勁對手的有力挑戰。然而在1935-1945年這十年間，閻錫山面臨日本、中共與國民黨中央三大力量的夾擊，處境遠非過去可比。薄一波曾形容閻錫山是「在三個雞蛋中間跳舞，哪一個也不能碰著」。日本先是謀求華北「自治」，繼而武力進攻，直接衝擊閻錫山在山西的統治；中共無論反蔣還是抗日，均必須渡過黃河在山西建立根據地；蔣介石則始終視閻錫山為軍閥割據，一直執著於統一。而閻錫山則視山西為禁臠，不容其他勢力染指。正如徐永昌所言：「渠無論如何以為政治生命不能離開山西而存在，此其自存之道，亦其不得已之弱點。」為了山西的地盤，他反共，他抗日，他與中央相頡頏；為了山西的地盤，他也聯共、師共和藉助中共的力量，也曾謀求與日本妥協與合作，也會表示服從中央，誓言追隨蔣介石抗戰到底。閻錫山一生不甘心屈居蔣介石之下，不願受制於蔣介石。但在熟知他的徐永昌看來，「閻先生非惟不是第一流政治家，或且不夠個政治家。」
在閻錫山、毛澤東與蔣介石的三方博弈中，各方的策略會隨時局的變化而調整。1937年以前，蔣的策略是「攘外必先安內」，中共的策略是「抗日必先反蔣」（1935年後調整為「逼蔣抗日」）。中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合作一致對外，這一格局，一直維持到戰爭結束。無論蔣介石，還是毛澤東，均視日本為主要對手，而互視對方為次要對手。蔣、毛之間，有時會拉攏閻錫山對付對方，但絕不與日本聯手相向，這是雙方的底線。當閻錫山擬與日本「共同剿共」時，蔣介石明確表示：「如閻通敵剿共，無論其出諸如何形式，餘必毫無猶豫的率領共黨以討閻。」閻錫山則不同，為了自己的利益，或聯蔣反共，或親共制蔣，或與國、共聯合抗日，亦曾打算與日本妥協對付國、共，基本無底線可言。
1935-1945年間，閻錫山與中共的互動最為複雜。在地方實力派中，數他防共最力（土地村公有、防共保衛團等），師共最多（從軍隊政工到組織民眾等），也數他對中共了解最深，亦因此「懼共」之心最強。他會「取巧」，唯獨對中共「無巧可取」；他擅長「利用」，卻被中共「反利用」；號稱一生從不吃虧，唯獨與中共打交道時吃了大虧。可以說中共是他一生最大的剋星。
在地方實力派中，中共對閻錫山的統戰最重視，也最有成效。山西是西北與華北之間的樞紐。中共要從陝北向外擴張，有兩大屏障，一是黃河，一是太行山，均在山西境內，故山西首當其衝。中共借抗戰之機，成功「經營山西」。在山西開局順利，中共才能向河北、山東、河南、安徽等區域進一步拓展。若沒有閻錫山的良好合作，八路軍在抗戰初期的發展壯大至少不會那麼迅速。即使在晉西事變之後，中共仍極力維持與閻錫山的「友好」關係，視閻錫山為「中間勢力」，利用閻錫山與蔣介石的矛盾，使閻錫山在國共之間起到了很好的緩衝作用。抗戰時期中共在華北的發展壯大，在相當程度上歸於這一策略的成功運用。從這一角度看，也可以說閻錫山是中共的「貴人」。
民國政治史的研究，長期聚焦於國、共兩黨，對國、共之間的「中間勢力」及國、共之外的「第三勢力」雖有關注，但重視不夠。其實多數情況下是多種政治力量展開博弈與互動，相互之間合縱連橫，或相互利用，或相互暗算，在關鍵時節，中間勢力/第三勢力的作用舉足輕重。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中間勢力的重要性，也最擅長與中間勢力搞統戰。抗戰時期毛澤東處理與閻錫山的關係即是一個很好的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