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決策是指當面臨多種可能的行為途徑選擇，而這些行為途徑又在善惡或道德價值上存在差異或衝突時，個體對這些可能的行為途徑在善惡和道德程度選擇上做出的最後決斷。它是個體道德行為的前提，又通過道德行為表現出來。在進行道德決策時，人們通常遵循兩種決策取向，即功利主義與道義論，兩者會從不同的角度來判斷行為的道德水平。功利主義取向的個體認為正確的行為可以得到最好的結果，他們判斷道德行為是否恰當取決於所採取行為的後果，而不是行為的過程。功利主義取向的決策者會更傾向於去計算如何選擇可以使整體的結果最大化，然後做出結果最大化的選擇。道義論取向的個體對於道德行為是否可以接受的判斷取決於道德行為是否滿足道德標準，因而更加注重道德行為本身而不是道德行為能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如果道德行為違背了自身的道德標準，即使這種行為能取得最大化的結果，也是不會被接受的。
道德決策的心理機制
理性推理模型。在以皮亞傑、科爾伯格為代表的傳統認知心理學家對兒童和青少年的道德認知發展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之後，早期的認知心理學家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道德決策的理性推理模型。該理論模型表明道德決策是個體進行有意識的理性推理過程，是道德決策者先搜尋與當前情境相關的信息，然後對搜尋到的信息進行權衡推理，最後做出道德決策的過程，而情緒情感產生於理性的推理和分析之後。個體的認知系統一方面對決策情境中的信息進行表徵和加工，另一方面對信息加工過程中產生的情緒進行調節和控制。
社會直覺模型。傳統的理性加工模型過分強調認知推理在道德決策中的作用而忽視了情緒情感對道德決策的影響，越來越多的道德心理學研究發現理性加工模型是無法解釋某些道德現象的，如人們能快速將兩相情願的兄妹亂倫事件判定為不道德的，但是給不出令人信服的原因，這種快速做出道德評判卻無法說明原因的現象被稱為「道德失聲」。據此，海德（Hadit）提出了道德決策的社會直覺模型，該模型表明道德決策是由情緒驅動的，由情緒誘發的直覺在短時間內就可以對當前的道德情境進行判斷和決策，認知推理則在做出決策之後才為之前所做的決策尋找合適的理由。因此，社會直覺模型認為在道德決策中，直覺加工是先於認知加工的，認知加工是為迅速形成的直覺判斷尋找理由以做解釋的，認知推理發生在道德決策之後。
雙加工模型。社會直覺模型認為情緒和認知推理均會參與道德決策過程，但情緒情感發生在道德決策之前，發揮驅動功能，而認知推理則在決策之後，起到解釋作用，兩者在道德決策過程中有先後順序。格林（Greene）等人通過神經成像技術（fMRI）考察人們在道德兩難困境中進行決策時的腦區激活情況，發現個體完成道德決策時認知腦區（如背外側前額區）和情緒腦區（如內側前額葉）同時會被激活，且做不同的道德決策時不同腦區的激活程度不同，即當決策者做出功利主義決策時，認知腦區的激活程度更高，而做出道義決策的決策者情緒腦區激活的程度更高。據此，格林等人認為道德決策過程同時包含兩種不同的心理機制，分別為認知加工機制和情緒加工機制，並提出了道德決策的雙加工模型。該模型表明，認知加工和情緒加工共同影響著道德決策，其中認知加工是審慎、有意識、受控制的道德推理過程，而情緒加工是快速、無意識、自動化的道德直覺過程。對於一個特定的道德決策任務，這兩種加工同時發揮作用，且互相競爭。
道德決策的影響因素
一是道德事件。研究主要關注的是道德事件的類型與性質對道德決策的影響。格林等人通過對道德兩難困境決策中引發的個體情緒反應和衝突等的研究，認為道德兩難困境可分為個人道德困境和非個人道德困境。非個人道德困境中的傷害行為不是決策者親手造成的，如「電車困境」中為了挽救更多的人而拉動拉杆犧牲一個人，而個人道德困境中的傷害行為是決策者親手造成的，如「天橋困境」中親手把一個人推下天橋以挽救五個人的生命。研究表明，在天橋困境中，與啟動「不殺害生命」的個體相比，被啟動「拯救生命」道德規則的個體會做出更多的功利主義決策，而在「電車困境」中，啟動不同的道德規則，個體的決策沒有顯著的差異。達馬西奧（Damasio）等人又將個人道德困境分為高衝突困境和低衝突困境。在高衝突道德困境中，個體決策的速度更快；而在低衝突道德困境中，個體決策的速度較慢。張杰發現，在高衝突下的道德困境中，受金錢啟動的個體會比其他非金錢啟動的個體更傾向於做出功利主義的道德決策，而在低衝突的道德困境中，受金錢啟動的個體則與其他非金錢啟動個體的決策行為沒有顯著的差異。
二是道德情境。在關於道德決策過程中是否有他人在場研究中，個體被隨機分配到被觀察組和對照組，分別在有或沒有他人的情況下，對一系列的道德兩難困境做出反應。雖然兩組參與者在人格特徵和道德決策傾向方面沒有顯著的基線差異，但研究結果顯示，尤其是在個人道德困境中，社會觀察促進了義務決策。總體而言，決策信心下降，反應時間顯著延長。約瑟夫（Youssef）等人通過啟動社會壓力研究個體的道德決策行為，結果發現個人困境條件下的社會壓力組個體會較多做出道義決策，而表現出更少的功利主義決策取向。但在非個人困境與一般困境條件下，社會壓力組的個體與控制組在功利主義的決策取向上沒有顯著的差異。此外，有研究採用經濟框架和道德框架來研究個體在道德兩難困境中的決策傾向，結果發現在道德框架下的個體更傾向於做互助與合作行為。
三是決策者因素。以往研究主要從決策者的情緒狀態、認知負荷和自我捲入、自我構念等方面進行大量研究。在關於決策者的情緒狀態對其道德決策的影響方面，有研究發現，與那些觀看中性視頻的個體相比，觀看幽默視頻的個體更有可能做出功利主義的道德決策，並在決策過程中花費更多的時間。查普曼（Chapman）等人指出，個體在厭惡情緒狀態下的道德決策更傾向於道義取向。此外，焦慮也會影響道德決策，焦慮的個體會在個人道德困境中做出更多的道義決策。在關於決策者的認知負荷對其道德決策的影響方面，研究表明，認知負荷會影響個體在決策中認知資源的投入，而認知資源的投入與道德決策中的功利主義決策取向呈正相關。格林等人通過讓個體做佔用認知資源的任務來減少個體在做道德決策時可用的認知資源，結果發現個體會更多地做出道義決策，且與做功利主義的決策相比，決策時間更短。相反，在較低的認知負荷條件下，個體將有更多地認知資源可投入到道德決策中，從而做出需進行理性推理的功利主義決策。在道德兩難困境中，個體的自我捲入度越高，道義決策取向與功利主義決策取向之間的衝突也越大。翁圓圓考察了個體或集體主義的自我構念與道德決策的關係，再次驗證了集體主義的個體在道德兩難困境中有較低的功利主義決策傾向，並認為這是通過共情和思維方式的中介作用而實現的。此外，決策者的性別、種族和宗教信仰等均會影響其道德決策。
人們在特定問題上的道德取向在自己看來是穩定的、客觀的和普遍的。然而，相關研究表明，道德決策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類似的道德事件在特定的情境中，決策者狀態不同時做出的道德決策往往是不一致的，表現出決策取向的靈活性。儘管大多數道德決策研究所使用的道德兩難困境是假設的（如「電車困境」），但現實生活中的許多決策都會造成傷害，以改善總體結果（如懲罰淘氣的孩子以改善未來的行為、罰款以防止超速）。在這種情況下，現實生活中的道德困境與研究所使用的道德兩難困境是類似的。因此，道德決策研究結論並不局限於對假設情境的反應，在很大程度上也適用於社會生活，對社會生活中的許多道德現象有一定的說明和啟示作用。
（作者單位：西北師範大學心理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崔百霞 周愛保 雷雲飛
獲取更多學術資訊請關注中國社會科學網官方微信公眾號cssn_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