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正世》中的這句話表達了先秦法家的歷史觀和改革精神的宏大氣魄，如果說到「實踐理性」，應該說這句話最為貼切和最貼近實踐。
慕古是由來已久的歷史觀，表現為對先王、祖宗和先王之道的崇拜、敬仰和尊崇，是最普遍並具有主導性的觀念。商代卜辭充滿了這類記載，到西周出現了「先王之道」這一神聖的觀念，與「先王之道」相近的還有先王之制、先王之教、先王之禮、先王之命等等。到了春秋，隨著社會的變遷和動蕩，出現了三種先王觀，一種是守舊的先王觀，認為先王之道不能稍有變更；二是批判性的先王觀，即以先王為旗號對現實違逆行為進行批判；三是提出「先王何常只有？」即先王沒有固定之法。叔向批評子產改革違反了先王之道，子產回答說，我顧不上那麼多，我要的是「救世」。到了諸子百家之時，先王觀依然是一個重大的課題。
人們探討現實問題時，總愛回味一下歷史，企圖從古今關係或古今對比中，找到一把解剖現實的刀子。於是，古今問題便成了諸子們討論的一個熱門題目。孔子認為歷史的過程是個損益過程，到周代達到了文明的高峰，於是發出「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一切遵從周制。他對「今」投以卑視的目光，似乎只有損而無益，像從高峰掉進了深谷，希望重新爬回到周代的高峰。老子承認在技術和知識上今比古都有了無可比擬的進步，不過在他的曲光鏡下，這又是人類的變態和墮落，違反人的自然本性。墨子認為生產技術今勝於古，而道德今比三代要壞得多。孟子言必稱三代，主張一切率由舊章。
我不認為凡屬稱頌三代或上古者都是復古之輩，他們各有特定的理論內涵，不過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在理論形式上，都認為今不如昔。由於諸子各有自己的思想體系，先王觀的地位各不相同，但更多是把三代烏託邦化，而對現實多有批評和批判性。
徹底拋卻崇尚先王的是法家，「不慕古」就是一種集中的表達。法家的多數人認為，社會歷史是一個進化過程。最初的人類是不開化的，經濟也極為原始和落後，沒有政長，社會沒有秩序，人們在混亂中生活。後來出現了聖人，引導人類走向文明，並逐步向高級發展。
《商君書》的作者們最為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在中國思想史上第一次用分期的方法分析了歷史的過程，並得出了今勝於昔的結論。分期與朝代不同，分期表達的是社會形態之類的問題。
關於人類的起源問題，當時有各式各樣的說法，《商君書》的作者把問題看得比較簡單。《商君書·開塞》(以下只寫《商君書》篇名)說：「天地設而民生之。」自從生人之後，作者認為人類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如果把當時也算進去，便是四個階段。
生民之始及其以後一個時期叫做「上世」。「上世」的特點是「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這種說法類似今天所說的母系社會。這個時期人們的相互關係是「親親而愛私」。繼「上世」而來的叫「中世」。「中世」是對「上世」的否定，「親親廢，上賢立矣」。「中世」的特點是「上賢而說仁」。繼「中世」的是「下世」。「下世」有了私有、君主、國家、刑法，用今天的說法，人類進入了階級社會。「下世」的特點是「貴貴而尊官」。接著「下世」的就是當今。
《畫策》篇對歷史的進展還有另一種分析方法，以人物為代表把歷史分為三世。最早時期稱之為「昊英之世」，其特徵是「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類似今天所說的漁獵時代，人類靠索取自然物生存。繼昊英之後，進入了「神農之世」。神農之世，類似今天所說的農耕時代，「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這個時期人類已不是單純依賴自然，而是走向了生產創造之路。繼神農之後的是「黃帝之世」。作者說，神農死後，人們開始互相爭奪，「以強勝弱，以眾勝寡」，黃帝適應時代的需要而起。為了治亂，制定了「君臣上下之義，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歷史進入了階級社會。《畫策》作者最為可貴的一點，是用經濟特點與國家權力的產生作為劃分時代的標誌。《更法》篇還記述了商鞅的看法：「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韓非則把歷史劃分為「上古」「中古」「近古」「當今」四世。
法家的歷史進化觀像一把銳利的寶劍，斬斷了一切迂腐守舊和把遠古烏託邦化的陳辭濫調，為政治上的變法改制提供了最有力的論據。由這種歷史觀直接引出了「更法」「變法」的結論。
「不留今」就是對現實的事物也無需一概留戀。「不留今」就要敢於進行「更法」「變法」，敢於對現實中阻礙發展的問題開刀。《更法》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當今面臨的任務就是「更法」「更禮」。「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肯定)也」。如果說，這句話多少顯些委婉，那麼《開塞》則喊出了時代的最強音：「不法古，不修(循)今。」
「不法古」比「不慕古」更加明快，「不修(循)今」和「不留今」是一個意思，需針對當下的問題進行「更法」「變禮」，這必然引起利益既得集團的激烈反抗。如商鞅變法一開始，以杜摯等為代表的守舊派極力反對，提出「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商鞅批駁了他們復古守舊的謬論，依據進化的歷史觀，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治國必須從現實情況出發採取對策，不能讓古老的傳統拖住歷史的車輪。商鞅明確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秦孝公支持了商鞅的主張，在秦國開展了一場變法運動。
這場變法不僅受到宗親權貴的反對，「宗室貴戚多怨望者」，連一般的百姓也感到不習慣。但實踐證明，效果是好的，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鄉邑大治」。商鞅變法使秦國迅速走向了強盛，改變了過去與諸侯交往中的被動局面，成為「兵革強大，諸侯畏懼」的強國。
所謂「與時變」就是時代在變，要抓住時代性的問題。根據歷史的不同時代的不同特點，變法要切合時代精神。韓非認為「當今爭於氣力」。在戰國社會變動中，法家對社會變動反映得最靈敏，觀察得最細緻，所謂「氣力」最為突出就是諸侯國之間的爭戰與經濟力量的對比，這種角鬥關係到每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人們對爭戰、兼併的看法極不相同，在種種不同見解中，法家最為實際。他們認為戰爭能否勝利是生死存亡的關鍵。戰爭不僅是軍事的較量，同時又是經濟力和智力的較量。在新的矛盾面前，許多傳統的東西不僅不能適應需要，而且有許多東西越來越成為阻力和障礙。他們認為舊的貴族壟斷政權的局面過時了，舊族不勞而獲、無能而在位、無功而受祿的情況與生存競爭的需要發生了尖銳的衝突；舊的經濟體系，即貴族分割土地和支配勞動者的狀況阻礙了經濟實力的增長；分封制度妨礙了政治和軍事力量的集中，等等。針對這些過了時的東西，法家提出要按功勞重新分配權力、地位和俸祿。無功者靠邊站，有功者升上來；打破舊貴族對土地和人口的分割與佔有，通過「授田」使勞動者的家庭成為「私作」單位，並變成君主直接控制的編戶民。法家主張把土地當作鼓勵人們積極耕、戰的獎品。以獎勵耕戰為槓桿推動了當時政治、經濟的改革，適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
總之，時變事異，變法就是應當隨時而變。「先王當時而立法，度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治，事適其務故有功」，「備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不能把歷史當成包袱背起來，也反對安於現狀。他們清楚地認識到，統治者不應該向時代發號施令，而應通過變法順從時代之變，引導時代前進。這種認識可以說居於當時認識之巔，是極為可貴的。
「與俗化」與「因俗而動」是一個意思。「俗」的含義有多種，風俗、禮俗等，在法家那裡俗有時也指過時之禮俗、惡俗等，他們每每提出移風易俗。這裡說的「與俗化」「俗」指得是什麼？從整篇上看，說得是人心所欲問題，即《史記·管晏列傳》所說的「俗之所欲，因而予之」。慎到指出：「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所謂「合乎人心」，就像《荀子·非十二子》中所說的：「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合人心、從俗，也就是因人情。慎到認為人情的具體表現是「自為」：「人莫不自為也。」「自為」就是為了自己。這個問題關涉人性的認識。早在春秋時代人們就進行過反覆論述。最早提出人性這個概念的是單襄公，他說：「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是以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單襄公把反對欺壓看作是人的本性，其意思就是自我維護。又有人把求富看作是人的本性，如齊子尾說：「富，人之所欲也。」王孫雒說：「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類似的看法還有齊晏嬰說的：「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晏嬰雖然認為「爭」是人的本性，但如果任其發展，就會生禍，所以應該用義來抑制它。總之，相當多的哲人認為追求「利」「富」「樂」「貴」等等，是出自人的本性，而不是什麼邪惡。持這種觀點的政治家與政治思想家認為，統治者的實際政策應當照顧和滿足人的這種要求。由此他們提出了「利民」「惠民」「撫民」「安民」等等主張。他們認為不這樣做就是違反人性。如師曠批評晉君時就說：「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讎並作，莫保其性。」
戰國時期的法家特別注重對人性問題的研究，不過他們很少用「性」這個概念，而多用「情」和「欲」。法家人性論的核心用一個字來概括就是「利」。《管子·形勢解》說：「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商君書·算地》說：「民之生(讀若性)，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又說：「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賞刑》篇說：「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後止。」《韓非子·內儲說上》說：「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在孟賁。」許多研究家都認為韓非的人性論是宗其師荀子的性惡論，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包括韓非在內的所有法家，從來沒有鄙視、厭惡過「利」；相反，在他們看來，人好利的本性改造不了，也無需改造，所以法家不是「性惡」論。作為當權者關鍵是如何做到利誘、利導和利用。利誘、利導和「利用」的目標就是把人們引到耕戰上來，對此法家有一整套的政治設計。在他們看來超脫利慾之情者不能為統治者所用，是無用之輩，是蠹蟲，應加以掃除。對法家是否是性惡論、如何把人們引向耕戰等，有機會另行論述。
「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是法家思想體系的核心部分，是更法、變法、變禮的理論概括，是實踐理性的依據。單就這十二個字說，對我今天的改革仍有直接的重要的啟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