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聶琳
法國總統馬克龍提高燃油稅引發的大規模示威遊行最終迫使他做出讓步。智利前財長貝拉斯科（Andrés Velasco）近日在Project Snydicate撰文稱，實際上，不僅是法國，提高燃油價格對各國政府來說都是個燙手山芋，最終效果都不盡人意，究其原因，主要是燃油價格上漲很難被補償。
文章指出，馬克龍並不是第一個因為燃油稅而陷入麻煩的總統。去年年初，卡車司機讓巴西陷入停滯，並幫助「超級右翼分子」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成功當選巴西總統。英國2000年爆發的燃油示威運動威脅到時任首相布萊爾的第二個任期。在美國，燃油問題被視為政治毒藥，以至於25年前聯邦汽油稅上調後再沒有變動過——儘管通脹已經侵蝕了聯邦汽油稅五分之二的價值。
貝拉斯科說，自己就是燃油稅運動的受害者。10年前擔任智利財長時，他試圖堵上一個允許卡車司機拿回自己已交燃油稅的漏洞。智利政府最初保證不會在壓力下妥協。但是，當卡車堵住主幹道，超市貨架上空空如也時，不到一周時間，智利政府就敗下陣來，就像馬克龍政府和其他許多政府那樣。
汽油稅經濟學與政治學一樣年代久遠。燃油相對價格具有兩種作用。它能指導人們的消費和生產決策：如果柴油價格上漲，消費者會減少使用，生產者則有動力去增加煉油。燃料價格還會對收入進行再分配：燃油價格昂貴意味著，（不得不）重度消費燃油的人們「變窮」了，因為他們留給其他物品的購買力下降。
對於柴油和其他燃油來說，能帶來正確消費和生產決策的相對價格會導致錯誤的分配效應。對柴油徵稅、提高其價格可以減少汙染和溫室氣體排放，這會讓那些坐地鐵上班、受過良好教育的都市人開心，但卻會讓長途駕車的農村居民和依賴柴油卡車的小企業主極為不滿。
提高燃油稅類似降低進口關稅：它們都會減少價格扭曲，但也會製造贏家和輸家。標準的經濟學解決辦法是，對輸家進行補償。如果提高燃油稅的輸家是窮人，補償會奏效。三年前，當烏克蘭降低國內天然氣價格補貼時，該國政府一次性發放了現金補償，這幫助了那些無分文的退休人員和低收入工人在冬天取暖。
但是，對於柴油來說，問題卻複雜得多。窮人通常不擁有柴油汽車，柴油也不用來煮飯和取暖。而雖然公交車燃燒柴油，坐公交車的窮人們可以共同分擔這種價格上漲。
事實上，上調柴油稅的最大輸家是小康的中產家庭，而財政部對補償中產階級的計劃心有餘悸，原因之一是，將現金支付給中產階級而不是支付給低收入者在政治上讓人難以接受。第二個原因是，對上調柴油稅進行補貼會讓政府陷入對各種購買力損失進行補貼的無底洞。
因此，提高燃油價格，無論是通過減少補貼，還是提高燃油稅，都很難被抵消。這也就是為什麼上調燃油稅會讓相關國家陷入混亂的原因。
貝拉斯科指出，近期一系列上調燃油稅失敗的案例都有一個新的特點，那就是帶有政治不合法性的味道，即選民不相信政府能夠將燃油價格上漲得到的資金用到對的地方。
以巴西為例，多年來，巴西石油巨頭巴西石油公司都以低於國際水平的價格在國內出售燃油，這最終由其股東（最大的股東就是巴西納稅人）買單。不僅如此，巴西石油公司還孕育了該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腐敗窩案。一些政客利用該公司僱傭自己的朋友，並為其競選提供資金，其他一些政客則通過該公司中飽私囊。
2016年初，巴西前總統特梅爾（Michel Temer）政府指示巴西石油公司結束補貼，開始以與全球同樣水平的價格向國內消費者收費。當巴西裡亞爾遭遇貶值時，油價上漲幅度更大。國內消費者承受了這一打擊。
貝拉斯科說，大多數巴西人沒有注意到平價定價的複雜性。他們知道的只是，臭名昭著的腐敗公司提高油價，將骯髒的手伸進了自己的口袋。因此，當卡車司機封鎖道路，要求降低柴油價格時，87%的巴西人對此表示支持。巴西石油公司CEO也被迫辭職。
法國沒有出現這樣的腐敗醜聞。但是，當馬克龍試圖調整燃油價格時，這種政治不合法性卻懸在了他的頭上。這可能是因為他作為投資銀行家的背景，或者是因為他孤傲的行事風格，又或者是因為他的政府把取消財富稅當成首要任務。
說服法國中產階級選民「燃油價格上升實際上對他們有好處」，這勢必是一場艱苦的戰鬥。馬克龍的風格和錯誤使事情變得更加艱難。
這種結果是不可避免的嗎？貝拉斯科認為並非如此。他表示，政府可以在提高柴油價格的同時迫使富人支付他們應繳納的政府開支，並實施一些明智的支出計劃，以減輕中產階級的負擔。
「是的，你可以想像這一切。但是想像和期待是不一樣的。即使是超級馬克龍也無法成功，」貝拉斯科寫道，「下一個開明的自由主義者，也不太可能在他失敗的地方獲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