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
Lusi，比較文學研究生，現居法國
譯者按
準確地說，我所翻譯的是一份直播筆記。這些內容最初是以課堂筆記的形式記錄的，為了將筆記分享給幾位沒在場的朋友（其中就有FIRST的編輯）。我在整理和翻譯時發揮了一些敘述者的積極性（比如密集添加括號補充背景信息）。
漫談性質的直播放大了戈達爾旁逸斜出的特色（瑞士法語廣播電視RTS報導：他什麼都說了，也什麼都沒說）。為此，閱讀去年十月《電影手冊》刊登的戈達爾專訪可能對理解他的一部分表達和他的日常生活情境有所幫助。
在這場直播中發問的是ECAL電影系的系主任Lionel Baier，以下簡稱貝爾。
關於媒體
- 電視新聞
戈達爾本人一般早晚各看一次電視新聞。電視和報紙的信息總是重複或不一致怎麼辦？他說他是當戲劇看的，信息不一致更好。
他也提到：無法寫一個以「新聞播報」為主題的劇本，因為我們不可能找演員來扮演一個播音員，再播報經過挑選的新聞，同時，也很難找到一個願意出鏡的播音員。（根據《電影手冊》的報導，他已經在最新劇本中準備了一組名為Fake news的鏡頭）這可以類比谷克多的《人類之聲》中的情況。（這部戲呈現的是一對情侶通過電話進行的無效溝通）
- 名為Fake news的一組鏡頭
可能先是有一個女記者在採訪，然後鏡頭切到她家，我們聽到她在談她的媽媽，她的女兒。觀眾很快會發現這裡的差異：她在電視上談的是關於病毒的消息，而在家是過她的生活(vivre sa vie)。
為什麼要用Fake news這個詞？因為這就是今天的公共領域。假新聞不完全是「假」的，因為它也是「新聞」。langue（語言）是不會給我們什麼準確的詞或句子的。
他說，說到疫情的「曲線」，我會認為是這樣（比劃上升），但他們（電視）說的「曲線」會是（比劃波動），完全不是一個東西，langue混淆了一切。
- 新聞與語言
貝爾說，官員每天在媒體上告訴我們戴口罩之類的事情，但病毒呢？我們完全不了解這種病。戈達爾說，因為他們也不懂，他們也是人，和我們一樣，並且他們愛我們。
「病毒」（並不是新冠病毒）就存在於信息往來之中，像一些鳥一樣，它們會直接進入鄰居家裡。當我們給別人發信息，我們是在通過它請求進入別人家。
- 直播與社交網絡
貝爾準備了一個很長的問題：現在人人都有可以直播的終端了，直播會以新穎的角度拍攝，比如鏡頭現在這樣對著您，您有什麼看法？
他說這問題超過了（他的回答能力）。
記者代網友提問：您使用社交網絡嗎？
他說完全不知道那是什麼。他也不用skype（在此插播了一個笑話，說他有一次在skype接了電話，接起來發現是妓女（？）——請自行解讀，後來他就不用skype了），但手機自帶的視頻通話（Facetime）偶爾會用。
關於語言
戈達爾提到他十五六歲時看的一本書（他好像所有書都是十五六歲看的）：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fonctions du langage《語言的功能與本質探究》。（這可能是他思考語言問題的開始）後來他邀請這本書的作者Brice Parain出演了《隨心所欲》（就是咖啡館裡和安娜談人生那位）。
- langage & langue之分
（這一區別，以及這兩者與parole之間的關係，可參考《電影手冊》上的訪談）
在戈達爾的定義裡，這兩者是截然不同的，langue指各種語言，如匈牙利語，芬蘭語，而langage是偉大的作家和詩人們（如貝克特、但丁）尋求的東西，是超越langue的。
科學家們處理的數字中也有字母，因為科學家們在探索，而當他們得出結論，他們就掉進langue了。沒有掉進langue的人很少，他們或者不出名，或者瘋掉了。
- 糟糕的langue
如何才能改變langue呢？
首先，字母太多了，需要刪掉一些。然後，做些其他的事情，比如繪畫。不過，我們難道沒有試過嗎？攝影術剛發明的時候（和在《電影手冊》訪談中一樣，他提到「在涅普斯的時代」），攝影師們不會認為他們做的只是一個copy，而塞尚和梵谷們完全不會考慮copy的問題。印象派在攝影術之後出現，它是對（製造很多副本的）攝影的一個反應，這也是某種預言。
如今最可怕的就是法學家，他們只藉助字母做決斷，相比起來，某些懸疑小說更有趣（他提到的可能是David Goodis，特呂弗也以他的小說為藍本改編過電影）。
- 這就是langue
當奧地利被德國攻克，患有口腔癌的弗洛伊德來到英國，他被定義為stranger（而不是奧地利人），這就是langue。
- 「畫一道直線」
他自己畫畫的時候總是畫直線，而不是波浪線。（第二段視頻拍到的他的畫可以為證）拍《Comment a va?》（1976）的時候，米耶維爾（他當時的秘書，現在的妻子）去觀察人們手勢的含義，她發現當人們做這一手勢（比劃「畫一道直線」）的時候，他們不表達任何意思。他還說，打字機也是要一行一行地打字，而不是以曲線。
他自己畫畫時在意的不是精確，而是情緒和懷疑。「懷疑是我們的激情，激情是我們的任務」——來自《電影社會主義》的引文。
- parole
（它或許可以被翻譯成「說話」）
「我的聲音」不是我的parole，現在你聽到的是我的聲音，它說出的是langue。如果我想聽到我的parole，我就要聽我自己的喉嚨深處，我不能運用 langue，也不能運用我的耳朵。
電影混合運用兩種聲音，一種是我們一般說的「聲音」，另一種可能是街上的聲音（對應於parole）。如果電影在這一點上向戲劇學習，它會學到過多的修辭，那就沒有parole了。
- action
寫字時，手在action，而打字，手沒有action。（畫畫時，手在action）他本人堅持寫字，寫完自己會看不懂，只好重寫一遍，當然重寫的和最開始的也不一樣。科學家/醫生做的也是action。action的反例是播音員，他們沒有parole，也沒有action。
- 當你忘記「梨」怎麼說
他說他過去留下的深層記憶比較清晰，而對現在發生的事情就比較模糊，很多詞也想不起來了（我看是還好）。他去超市之前不寫清單，因為很多詞想不起來。他直接去看他要買的東西，等待著看到梨，想起「梨」這個詞。不過有些詞最後還是想不起來。
貝爾問你會因此而焦慮嗎，他說完全不會。
關於電影
- Roxy（他的狗）
「說到那些我和Roxy一起拍的電影，我說Roxy，是因為我也不知道別的演員是誰，或者說，是誰也不重要。現在演員們的表演方式完全是錯的，他們對他們能演另一個人這件事過於自信。不過，還是有一些我喜歡的角色，因為有一些演員非常可愛，他們達不到那個統一標準。」
貝爾說，那Roxy究竟怎麼演呢？戈達爾說它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就做它平時做的事情，比如說吃。
- Auteur（作者）
「在此，我們談論的auteur不是一種定性，而是描述一種地位，是嗎？」
是的，戈達爾說，auteur 的地位是從博馬舍那裡來的，他認為劇作家應該獲得跟演員同樣的酬勞。
關於auteur我們常常忽略的一點是，在紀實與虛構之間，我們像讚許格裡菲斯和希區柯克一樣讚許讓·魯什，這是從Henri Langlois那裡來的。
製片人們總是以為，導演作為電影的「作者」，就和小說的作者一樣，但導演只是在排演（mis en scène）。對導演來說，排演者（metteur en scène）的稱呼甚至比auteur更恰當。
《金錢不要碰》(Touchez pas au grisbi) 是雅克 貝克唯一一部是auteur作者的電影，《紅手古比》(Goupi mains rouge) 和《大盜阿爾塞納·呂潘》 (Les Aventures d'Arsène Lupin) 都不是。
- 電影教學
在新浪潮時期，我們認為大學應該教電影。但現在呢，在法國，要讀電影本科，電影碩士……我想還是算了吧。
- 場地
貝爾問，在你家裡放映《影像之書》，你覺得如何？
戈達爾說不，有很多能讓人保持距離的場所，比如不去電影院放，而是去戲院放。（Nanterre南特爾劇院去年的戈達爾展覽就完整利用了劇院裡的一切空間播放戈達爾電影，包括劇場/後臺）
- 定格
「定格」包含了兩個過程，不只是「定住」，也是「定住一個copy」。電影是否是複製現實，將現實定格在紙上？我們將在柏拉圖的「洞穴」裡看到的東西都被定格在紙上。
- 導演們
Francis Reusser：
唯一一個即使不拿瑞士護照，也會被認為是瑞士導演的人。他拍水中的石頭，山上的石頭。戈達爾長期和他保持著聯繫。
米埃維爾：
「你好像在她的電影裡出演了很多角色。」
「因為別人也不來演。」
「你好像很擅長演喜劇。」
「笑比哭容易。」
瓦爾達：
她早期的電影非常出色，那時她和我們都不太一樣。
侯麥：
貝爾問，戈達爾對langue/langage的關心是否受到侯麥影響。
戈達爾說不。他在新浪潮之前已經認識侯麥，那時候侯麥是經常和他呆在一起的一位兄長，侯麥是「藏在自己家裡的教授」，沒有人知道他對電影感興趣。後來，他們又成為了鄰居。
「你想念和你一起工作過的人們嗎？」
戈達爾說當然，因為我們常常一起聊天，並且我們（和特呂弗，裡維特）基本不談論各自的生活，我們學到了很多，但也就是這樣了。
裡維特：
貝爾問，你們後來還保持聯繫嗎？
戈達爾說當然，他們會互相寄DVD。他後來還和裡維特一起討論過一部電影，那就是四……四什麼？《四個女人的故事》（出品於八十年代末期）。
電影可以作為一種抗生素。那它在抵抗什麼呢？貝爾問。
不一定是抵抗什麼，而是在旁邊，在下面，在上面，戈達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