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郎朗
減負，這個在中國教育領域屢引爭議的話題，最近又火了。
因為朋友圈裡的一條爆款文章喊出「減負=製造學渣」，這一話題似乎又變得無解。
孩子的無奈，家長的焦慮，學校的糾結，輿論的爭執不休……讓孩子擁有可以「蕩起雙槳」的童年，怎麼這麼難？
雙十一還沒到，南京5年級學生家長楊勁松已經提前感受了一把「限時搶」的氛圍。經考核，兒子符合輔導班的要求，可以從提高班升到尖子班。但學位有限，能不能升，還要看他這位爸爸的手速和家裡的網速夠不夠快。楊勁松打開APP，盯著時鐘的秒針，「咔噠」，時間一到，手指瘋狂地點擊「搶位」，僅幾秒，所有的位子都沒了——26:1，這是當天的爭搶比例。從事金融行業的他買東西會貨比三家，爭取最大性價比。可是給孩子報輔導班，他不挑老師不挑時間，搶到哪個上哪個。彼時，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減少小孩以後的障礙。後來發現，孩子的努力才是更重要的。不僅是分數，在學習過程中體驗挫折，以及克服困難後享受成功的喜悅，這是不能替代的。資料圖：昆明中小學生在圖書館自習室內寫作業。中新社記者 任東 攝
轉變還來自同輩競爭。楊勁松介紹，南京市不同區教育水平不同，民辦學校更是從教材開始拉開差距。當公辦學校孩子三年級開始學教育部英語教材的時候，民辦學校的孩子一年級就在學更難的朗文英語了。資料圖：學校門口，家長接孩子 中新社發 張暢 攝
在離南京180公裡的安徽省合肥市，6歲剛上一年級的兜兜暫時還感受不到這種競爭，他也不知道在減負政策下，自己的小書包輕了多少。作業不到1小時就能寫完，在每天5小時在校時間之外，他喜歡架子鼓、籃球、聽故事。作為媽媽的周雨琪是當地的初中英語老師，她給了兜兜極大的自由。減負政策下，學校只會布置一些簡單的作業，比如抄寫16遍拼音，或是把課本後習題抄在作業本上等，每當這時，她就會替孩子完成一部分。「抄了之後孩子還是不會用拼音拼讀，有什麼意義？」周雨琪說。利用省下來的時間，兜兜背了古詩，複習了英語單詞。她理解政策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落實起來會有很多問題。以前大家以考試為中心，有規則好做事，現在突然變了，大家很慌張。一旦成績不好，家長就會怪老師教得不好。但孩子只是在課上聽講，不做練習不考試，怎麼檢驗學習成果？而面對全國範圍內進行的「減負」行動，楊勁松的回應是讓孩子上作文、英語、數學輔導班。2018年，教育部等九部門出臺了《中小學生減負措施》（減負三十條），要求各省份結合實際出臺落實的具體方案。2019年10月28日，浙江省教育廳發布了《浙江省中小學生減負工作實施方案（徵求意見稿）》，又被稱「減負33條」。該方案對校內考試次數進行了嚴格規定，特別提出小學生到晚上9點，初中生到晚上10點，還未能完成家庭作業的，經家長籤字確認後可拒絕完成剩下的作業。網絡上一邊倒的反對，認為這是在製造學渣。在大家都轉發那篇自媒體文章的時候，楊勁松的朋友圈卻顯得格外安靜，幾乎沒有人轉發相關信息。和外界看到的「南京家長瘋了」不同，實際上他和很多家長甚至拍手叫好。資料圖：昆明中小學生在圖書館自習室內寫作業。中新社記者 任東 攝
「真正關注教育的家長不會把這文章當回事兒。」他說，在制度要求下，很多人按照這種要求學習，而自己的孩子卻更拼命了，「你們都不學了，我來學，多好的超車機會。」資料圖：昆明中小學生在圖書館自習室內寫作業。中新社記者 任東 攝
「我們要減的是低級重複、對學生沒有作用的課業負擔。只籠統減負，孩子的競爭壓力還在，家長的焦慮就還在。」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程方平認為，「減負」具有相對性，學習不能沒有負擔，真把負擔都減了，學習沒有效果。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表示，規範學校辦學，主要是治理「搶跑道」給學生加壓。南京市教育部門的做法從大方向說沒有問題。但是，南京的學生參加高考，是要和全省學生競爭的。浙江想把「主動權」給學生和家長，願意少做作業就少做，可有多少家長願意讓孩子不做作業呢？事實就是更多家長選擇給學生在學校老師布置的作業基礎上加餐。「從根本上說，今日家長的焦慮，不是家長自發的攀比，而是教育競技化，不得不讓自己的孩子與別人家的孩子比。」熊丙奇認為，要讓家長擺脫焦慮，從根本上說還是要改革教育評價體系，打破唯分數論，為學生成才創造多元選擇。「其實只要讓家長看到希望就可以了，看到改變的希望，看到孩子可以去『快樂學習』的希望。」楊勁松說，不要像那篇自媒體文章一樣，只讓人看到焦慮和絕望。6歲的兜兜還有很長的求學之路要走，周雨琪並不想把任何一種模式套用在自己孩子身上，也不會讓自己陷於焦慮，她很明確自己的教育理念：因材施教，給孩子最適合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