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網購過書的人，應該已經對各大平臺的買贈、打折、包郵活動習以為常。但買書可以打折，並不是在哪裡都是一件理所應當的事。2020年1月，德國書業協會就一紙訴狀將eBay告上法庭，控告其在2019年的聖誕季打折銷售定價圖書。對書的打折促銷和低價競爭，這在德國違反了一條已經有百年多歷史的規則——圖書定價制度。而這個圖書定價制度，在英國、法國等許多國家都實行過。
「哈七」的最低價格之爭提到書價的競爭，不得不提起13年前《哈利·波特》系列最後一部《哈利·波特與死亡聖器》發售時那場圖書界盛事。只要是《哈利·波特》的書迷，一定還記得2007年的夏天，除了自然歷史博物館的通宵朗讀籤售會、關於孰亡孰存的各種網絡分析帖、層出不窮的「《哈利·波特》七洩露版」外，同樣和「哈七」的詞條永遠關聯在一起的，是現象級的價格大戰。
「哈七」開售前五分鐘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一家書店排隊的顧客這個故事還要從1997年3月英國廢除了實行百年之久的圖書定價制度說起。
所謂圖書定價制度（Fixed Book Price Agreement），就像它的名字，指的是所有出版的新書，在任何或一定時間內（如兩年），只能以固定的價格或非常有限的折扣（如少於5%）賣給消費者。隨著技術革新帶來的出版業繁榮，許多國家都曾在歷史某個階段實行過圖書定價制度。英國便是最先開始嘗試圖書定價制度的國家之一。
在英國出版業歷史的頭三百年，受到重商主義國家幹預經濟的影響，出版業的話語權基本掌握在印刷廠和出版商手中，這個階段暫時沒有成形的發行商，出版與銷售之間相安無事。19世紀，造紙和印刷術的發展使印刷廠讓位於出版商，同時，發行商崛起——截至19世紀末，英格蘭和威爾斯已擁有至少1000家書店。在商業化、分工細化的生產體系和高度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下，出版商和發行商、發行商與發行商之間都形成競爭關係，大量發行商競相打折，低價傾銷圖書，導致部分發行商無法繼續經營而破產。對出版商而言，部分發行商的破產又導致圖書銷售渠道減少。
面對這場非零和博弈，各方終於意識到圖書定價制度的必要性。然而此時恰逢自由貿易運動的19世紀初，定價制度被當局否決了。19世紀80年代，英國的圖書銷售陷入全面危機，出版商弗雷德裡克·麥克米倫（Frederick Macmillan）成為當時推動定價制度的領軍人物。1890年，他拿出16本書進行實驗，要求發行商定價銷售，不得有打折行為，否則不再提供圖書。這一主張首先得到廣大發行商的贊同和回應。1895年，倫敦發行商協會開始致力於將圖書定價制度擴展到整個英國與愛爾蘭發行商協會。次年，出版商們也決定成立出版商協會，推廣圖書定價協議。1899年，作家協會也通過了這一協議。1900年1月，英國出版商協會和發行商協會籤署的淨價圖書協定（Net Book Agreement，1897）開始生效。從此，英國圖書的售價不可以低於它的出版價格。
圖書定價制度從誕生之初，就無法擺脫和自由市場的摩擦。反對定價制度的人認為，強制限定圖書價格是一種壟斷行為，不利於自由競爭。1959年時，該協定接受了一次限制性貿易行為法庭的審查。上世紀80年代以來，柴契爾政府傾向貿易自由化和解除管制，推翻淨價圖書協定的聲浪幾乎達到頂峰。
1990年代，大型連鎖書店盤踞都市，勢力龐大，淨價協議成為它們擴大市場的限制。由於淨價圖書協定只約束新書，對於二手書或瑕疵書沒有約束力，店家為打折清倉，或在封面打洞，或用馬克筆在書頁上做記號——後者因為省力，是最常被使用的手法。1989年，狄倫（Dillon）連鎖書店率先挑戰書店的折扣限制，試圖給入圍1990年布克獎榜單的書籍打折，遭到出版商協會的反對；1991年，著名的裡德·愛思唯爾出版集團（Reed Elsevier）退出淨價協定，將旗下60多種淨價書全部解除，交由水石（Waterstone）、狄倫和潘託斯（Pentos）等連鎖書店促銷；1994年到1995年，霍德·海德蘭（Hodder Headline，英國第四大出版集團）、蘭登書屋（Random House）和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團（Harper Collins）都宣布退出了淨價圖書協定；最後，連淨價制度最忠實的支持者WH史密斯公司（一家零售企業）也宣布了一項大型促銷活動。至此，圖書定價制度已經名存實亡。
在壓力之下，英國於1994年8月重啟淨價圖書制度審查。1997年3月，限制性貿易行為法庭宣布，有著一百年歷史的淨價圖書協定宣告終結，圖書定價制度也在英國走到盡頭。
淨價協定的廢除給圖書零售市場上的兩股新興力量——網店和超市，鋪平了路。
1994年，普林斯頓大學計算機科學專業畢業生傑夫·貝索斯（Jeffrey Bezos）創立了Amazon.com；四年後，亞馬遜進軍英國，收購在線書商Bookpages，到2006年網店已掌握英國11%的圖書零售市場份額。2009年，Kindle在英國上市，18個月內，實體書銷售額瞬間蒸發了一億英鎊。
起初，在協議約束下，超市只對賣特價書感興趣，一旦協議廢除，超市就可以利用自身的分銷渠道優勢，和出版商協商價格，壓低書價，從而把圖書也變成超市的商品組合。2000年，超市還只佔英國圖書總銷量的12%，2006年就翻倍至25%，也就是圖書市場的四分之一。曾經遍布英國繁華商業街的大型連鎖書店，因為無法與網店和超市價格競爭，或如博德斯書店（Borders）退出市場，或如WH史密斯轉型。
《哈利·波特與死亡聖器》的價格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展開的。2007年7月，「哈七」開始預購，原價17.99英鎊，英國最大的連鎖書店水石決定降價到5折預售，但是亞馬遜不僅5折，還滿額免運費；阿斯達（Asda）、特易購（Tesco）等超市在預售時就決定最高只賣8.87英鎊。隨著特易購推出消費滿50英鎊可以5英鎊買「哈七」的活動，莫裡森超市（Morrisons，英國四大連鎖超市之一）也降價到5.99英鎊；發售前一天，阿斯達宣布一本「哈七」只賣5英鎊。鑑於阿斯達手握50萬冊，這一舉措只能讓對手也被迫繼續降價。其實，「哈七」的出版社布魯姆斯伯裡出版公司（Bloomsbury）給經銷商的批發價是5.5折，換句話說，只要超市賣的價格低於8.1英鎊，超市就是在虧本。但對超市來說，低價等於客源。
連英國最大的連鎖書店水石都無力和超市競爭，獨立書店就更不用提了。「獨立書店甚至無法從批發商那裡拿到5折的折扣。」書商協會小企業論壇的發言人維克斯說，他在北約克郡的兩家獨立書店計劃給「哈七」標的價格是——14.99英鎊。在調查中，有超過四分之一的獨立書店已經決定不會第一時間上架這本書，還有些書店更是選擇直接從超市進貨。
然而，實體書店再打折，也不會有超市和網購便宜。到2011年，以賣書為主業的實體連鎖店，只剩水石一家，而且財務狀況岌岌可危。2011年6月，HMV集團宣布以5200萬英鎊將水石出售給俄羅斯億萬富翁亞歷山大·馬穆特（Alexander Mamut）。經過6年，2017年水石才終於轉虧為盈。而此時，亞馬遜在英國圖書市場佔有率為60%，其他獨立書店在這十幾年內倒閉了500多間，將近總數的三分之一，僅佔市場的5%。
「我們賣的是書，不是洗衣機」「我有一本《哈利·波特》，一本卡夫卡，這兩本書不是能相互代替的。」當《哈利·波特》在英國掀起折扣戰時，時任德國書業協會主席的亞歷山大·斯基皮斯（Alexander Skipis）這樣評論，「我們賣的是文化製品，是書，不是洗衣機。洗衣機是可以換的，書不行。」
認為書在本質上不同於其他商品，是歷史上支撐德國定價制度發展的核心精神。在歐洲大陸，德國是早期主要實施圖書定價制度的國家之一。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商品經濟發展帶來的對書籍和閱讀的需求，將古騰堡（Gutenberg）改良的印刷技術變成了旺盛的出版業發展的養料。1480年之後，圖書的出版和銷售慢慢分開，但當時的書商擁有的圖書種類還很少，所以當時有教養——或者有錢的人——每年都會去法蘭克福、萊比錫、牛津、巴黎這些地方的書展逛一下。1811年自動滾筒印刷機的發明，1884年代替人工的、一次能完整鑄造一排鉛字的Linotype排字機的出現，都促進圖書市場的擴張。到18世紀末，德國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都識字，閱讀真正成為大眾需求，出版業也正式得到鞏固。
1900年德國一家書籍裝訂工廠大眾市場的發展影響著出版業的自我定位。曾經書店被認為是服務於智識培養的學術行業，書店主的交際圈和顧客都是律師、市長、學者等精英階層。但從17世紀開始，隨著換書市場（Tauschhandel，18世紀時在德國發展出的以書換書的特色生意，唯一交換標準是書的數量）發展帶來的書籍低質量化、啟蒙運動對讀者群體構成和品味的改變，從德國北部和東部開始萌生出了以萊比錫大型出版社為代表的出版企業，開始重視市場，以利潤為導向，並開始拒絕參與換書市場。其他出版社也紛紛效仿，開始以逐利為目的的經營。
德國的書市隨即也像英國一樣經歷了激烈的價格競爭。在19世紀中期時，九折已經是大部分城市的常態，八折、七五折，甚至五折也不少見。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立之後，馬克的流通使跨地區的統一定價成為可能，但另一方面，可以互相比價又讓競爭進一步白熱化。已經佔據地理優勢和經營費用優勢的大書商，利用1873年確立的德國境內5kg以內郵費只要50芬尼的政策，向偏遠地區的市場低價傾銷圖書。
另一個問題是，19世紀30年代開始出現大量的現代「二手書店」（當然，真正的「二手書店」永遠不會在定價制度的討論範圍內），1880年以後，許多出版社把一些預計無法全部售出的圖書低價清倉給這些所謂的「二手店」。而這些二手店賣的書，大部分正以原價躺在其它普通書店裡。
如果任憑傾銷的發展，小書店的大量破產、圖書零售網的瓦解將會不可避免。但由於各方利益不一致，出版社和零售商之間、大城市的書商和鄉下的小書店之間、主張自由經濟的大出版社和思想保守的經銷商之間，一直在對是否要採取定價制度爭論不休，書市的減價及其後果成了當時出版業內各種雜誌的日常話題。
19世紀中期開始，在地方的小書店中，湧現出許多以抵制降價行為為己任的業內聯合會，在這些協會的宣言書中，傳統書業的文化精神又漸漸復甦，有跡可循。最終，也是這些本處邊緣弱勢的鄉下書店，通過不懈的團結合作，讓大型出版社和書業協會無法再無視它們的訴求，最終促成了德國的圖書定價制度。
1878年9月18日至20日，在魏瑪舉行了具有重要意義的書業改革會議，任命來自斯圖加特的出版商、時任書業協會委員會成員的阿道夫·馮·柯納（Adolf von Kröner）——他的名字後來成為德國出版業這一改革的代稱——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了解德國書業各方面的意見，並進行了一項「你認為何為傾銷」的調查，發現大部分從業者認為如果折扣低於九折，就是傾銷行為，尤其針對當時萊比錫和柏林書店的行為。
阿道夫·馮·柯納1879年起，柯納成為了改革的領導者，他的信條是：「真正的書業」不可能「在純商業的基礎上」立足，「因為書籍不是其他貨物」。而且，雖然現在大出版商暫時可以在折扣中獲利，但長此以往，不僅遍布德國的小書店會悉數消失，而且低價也會損害圖書質量和出版社的形象。這個觀點即使是在當時也並不新奇，改革派早就重複許多遍了，但柯納讓這一觀點具有巨大影響力。在別人看來，柯納明明應該屬於反方陣營：他自己就是個從業近二十年的出版商，來自德國第三大書業中心斯圖加特，早先還是書業協會成員。然而，這樣特殊的身份，加上他的聲望和口才，成為了他的優勢：出版商們信任他，覺得他是「自己人」；書店們親近他，因為他們都有「抵制傾銷」的相同目標。柯納也付出了許多努力，當好中間人，平衡兩邊的利益，這才促成了定價協議的成形。
1888年，書業協會的成員們同意在銷售圖書時維持出版社制定的販售價格，如果誰違反價格約束，出版商將不再給他供書。此後，德國的圖書定價制度不斷完善。和英國淨價協議的遭遇有別的是，2002年9月，在德國書商出版社協會推動下，經德國文化部提案通過，正式立法，把一百多年的君子協議變成今日的「圖書定價法」（Fixed Book Price Law）。
當歌利亞遇上大衛亞馬遜、蘋果、eBay……這些21世紀新興的網絡巨頭，就像《聖經》裡描述的巨人歌利亞（Goliath），用免運費和低價策略賣書，衝擊實體書業，推出各種電子書暢讀服務吸引讀者，推銷自己的硬體設備，橫掃全球書市，直到遇到大衛——「圖書定價法」。
亞馬遜的電子閱讀器Kindle，與激烈競爭之下在德國、比利時等國依然常見的閱讀器品牌Tolino亞馬遜與蘋果兩大網絡書店巨頭，分別使用「批售模式」與「代理商模式」兩種模式吞食市場。自2007年，亞馬遜書店以出版商定價的50%買進電子書，再以更低的售價（9.99美元）賣給消費者，亞馬遜掌握終端售價，利用交叉補貼策略，為Kindle閱讀器吸引市場，搶佔電子書佔有率。而競爭者蘋果公司於2009年推出「代理商模式」，同出版商分享利潤，終端零售價交由出版商定奪，蘋果公司收取電子書定價的30%當作佣金，但要求是，出版商必須保證在蘋果這裡的售價是市場最低價。
亞馬遜控訴蘋果的「代理商模式」，理由是：該模式使某些電子書價已從過去9.99美元漲至12.99美元、14.99美元。2012年，美國司法部以反託拉斯為由起訴蘋果聯合操作電子書售價，利用「代理商模式」導致「不合理的受限制交易」。然而亞馬遜實質上也是市場上的侵略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指出，從經濟學角度來說，亞馬遜不是傳統的壟斷企業，不是利用在市場上的壟斷地位，作為唯一的賣方來提高價格，但它是利用買方壟斷，作為唯一的買家壓榨書商，降低圖書的進貨價格。
不論是蘋果還是亞馬遜，兩個在沒有圖書定價制度的美國和英國擴張版圖、橫行無阻的科技巨頭，在圖書定價制度面前終於不得不停下腳步。2002年，德國的圖書定價法雖然沒有明文規定電子書，但是其第二條所規定的「圖書」包括「樂譜、地圖製品、圖書、樂譜或地圖製品之再製品或替代品，整體看來具有典型出版品或書店特徵之產品，或整合物品的主要產品為上述製品之一者」。因此，一般的解讀認為2002年的法令精神應該涵蓋電子書。根據這一解讀，2015年，因為亞馬遜給消費者的5歐元禮品券，允許消費者抵扣下次消費，德國聯邦高等法院裁定德國亞馬遜違反「圖書定價法」。此案從2012年開始訴訟，德國亞馬遜已歷經數次敗訴。蘋果也因為推行禮品卡而在德國栽了跟頭，德國書業協會向蘋果寫信，稱蘋果此舉違反了德國的圖書定價法，蘋果隨後暫時關閉了iBook商店在德國的服務。
2016年6月17日，德國議會正式將電子書納入「圖書定價法」範圍之內，9月1日正式生效。一本書當然可以推出不同定價的精裝、平裝、電子版，但同一版本的書在所有渠道內都應該依照出版商制定的價格，新書出版的18個月內，零售商都不可以用優惠券、買一贈一、買書抽獎、捐款等各種方式對書變相打折。不過，德國對電子書的規定目前還不包括自出版圖書和各種會員訂閱制服務。相比而言，法國於2011年把電子書納入定價法管轄範圍之後，隨即判定近年崛起的Kindle無限暢讀和其他訂閱服務違法，2014年6月還通過反亞馬遜法，禁止網絡零售商推出類似「九五折＋免運費」的組合優惠，保護書店的生存空間。
21世紀以降，定價制度和網絡電商的博弈結果往往成為國家書市未來發展的預言。與德國、法國等將電子書納入定價制度的國家不同，早從1953年開始對書籍、音像製品等實行「二次銷售價格維持制」的日本（出版社通過圖書批發公司把圖書批發給書店，是「第一次銷售」；書店把圖書賣給讀者，是「第二次銷售」，這也是一種圖書定價制度），卻並沒有將電子書納入價格維持範疇。在電商的挑戰之下，再販制度雖然沒有廢除，但實質上把出版行業限制成了「保本微利」的行業，成為出版業發展的障礙，事實上使圖書固定價格名存實亡，不少日本的業內人士認為，制度的廢除只是時間問題。
中國在2011年也曾極短地試圖推行定價制度。中國的書市在1949到1955年，曾有一段短暫的由出版社定價的時期，隨後在計劃經濟的價格管制中，一直處於保本微利狀態。1993年書價改革啟動，確定指出：中小學課本由政府定價，一般圖書的價格和發行折扣則由出版商和發行商自行商定。2010年1月8日，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和中國新華書店協會等三個協會，共同發布中國大陸地區圖書出版發行業第一部行業規範《圖書公平交易規則》，俗稱「限折令」，規定出版一年內的新書進入零售市場時，必須按圖書標定實價銷售，網上書店或會員制銷售時，最多享受八五折的優惠幅度。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圖書定價制度。但這一行業規定既不具有英國、德國初設協議時各方協商投票籤字帶來的道德約束力，也沒有任何法律效力和懲罰措施，因此電商對這一規定並沒有遵守的必要。事實上《規則》剛出臺後的第三天，當當網就發布了公告，提出「限折令」目前不具有可操作性，需要等待細則出臺後再研究實施。其實電商只要免運費這一項，就能吸引許多讀者，更何況還能通過買一贈一、VIP會員優惠等方式繞過「限折令」——2012年電影票的7折「限折令」，也是通過團購等手段變通，讓「限折令」形同虛設。結果，這部《圖書公平交易規則》在實施不足八個月後又重新修改，其中關於「促銷」的一章全部刪除。短暫的圖書定價制度嘗試宣告失敗。隨後的2010年到2011年以來，出現了一股民營實體書店倒閉潮，北京第三極書局、風入松書店、光合作用全國連鎖書店、成都時間簡史書坊、上海萬象書店等紛紛關門，對應的則是亞馬遜、噹噹、京東、淘寶等網店的迅速擴張。
定價制度與不同書市的命運在圖書定價制度的不同命運中，有像德國一樣，從開始就堅持實施並越來越完善的；有像英國一樣實施後又廢除的；像法國一樣實施、廢除、又重新拾起的；也有像美國、加拿大一樣秉承自由市場精神，從未實施過的。
在定價制度公認的好處中，最明顯的一條就是定價制度對小書店和出版社的保護。德國的定價制度塑造了豐富多元的閱讀風景，守護了全國1200家連鎖書店和3700家獨立書店。以人口約350萬的最大城市柏林為例，除了少數幾家連鎖大書店，閱讀文化的主體其實是小巷內的350家獨立書店，等於約每一萬人就有一家；法國約有2500家獨立書店，相當於平均每26000人享有一家獨立書店，並佔全國圖書銷售額45%。沒有定價制度的美國，人口是法國5倍，卻只有1900間獨立書店。英國在廢除定價制度的1995-2001年間，獨立書店的數量減少了12%，而同時期德國只減少了3%；與此同時，亞馬遜在英國的市場佔有率上升到45%-50%，在德國網店的市場佔有率只有20%。
德國城市街道上的小書店有一個英文單詞「serendipity」，意思是「幸福的巧合」，常用來描述讀者在書店中與心愛作品的相遇。和大數據的運算方式不同，依靠獨特的Serendipity算法生存的獨立書店，保護了書目的多元化，削弱了暢銷書的現象。2011年到2018年，在德國出版三周後才登上銷售榜單前20的420本小說中，有一半以上都完全是依靠本地書店的銷售最終熱賣的，剩下的40%，前期銷量也主要來自本地書店。在德國、法國，每年約有來自4500家出版社的75000種新書出版，並且前10名的暢銷書種僅佔法國書市銷售額的2.5%，在英國則高達15.7%。
有沒有定價制度還直接影響不同書籍的價格。在取消了定價制度的英國，自由的市場競爭讓暢銷書的價格可以賣到很低，比如5英鎊一本的「哈七」；在德國，前500名的暢銷書佔市場總銷售額的26.6%，而在英國卻只佔21.5%，因為暢銷書的總體價格更加便宜。但從整體來看，除了暢銷書變得便宜，英國書價的上升已經超過生活費用的指數；在法國，書價指數只是一般消費物價指數的一半。在同樣沒有定價制度的美國，暢銷書和需求較小的專業書籍之間會產生懸殊的價格差異，在大眾書籍只賣幾美元的情況下，各種教科書和學術著作的單冊定價可能高達上百美元。
目前，在包括德國、奧地利、西班牙等在內的13個歐洲國家，以及墨西哥、阿根廷、日本，依然在實行圖書定價制度。總的來說，圖書定價制度的存廢，反映著所在國對書籍和出版業的定位、對自由貿易和反壟斷的觀點。但影響出版業發展和公眾閱讀習慣的，還有政府對圖書出版市場的其他相關制度，比如是否對出版行業徵收消費稅；圖書業的經濟運行方式，比如是經銷制還是寄售制；該國消費者本身的條件，比如教育、薪資；公共設施的情況，比如圖書館便利性；識字率；等等。因此，定價制度僅作為社會、經濟環境的一部分，不是、也不可能成為拯救圖書市場的速效藥。
如果沒有其它配套督導措施，定價制度甚至可能造成反效果。以色列在兩大連鎖書店的低價廝殺中，於2014年實施包括圖書統一定價制在內的圖書法，在市佔率合計75%的兩家巨頭已經把控書市的情況下，定價制度並沒有起到預想的效果，反被左派報紙
Haaretz批評「與當初宣稱的效果背道而馳」，因為不但出版業新書銷售衰退四到六成，整體書市銷售也下降兩成。兩大通路在市場衰退同時，反而趁勢壓低進貨價，出版商更叫苦連天。
讀者的消費習慣也會讓定價制度醞釀出不同效果。韓國在2014年推出對新舊書刊一律適用的新的定價制度，有效減少了網店的折扣優勢，但在2015年調查的114家出版社中，有71%的出版社營業額在下跌。儘管如此，還是有60.5%的出版社支持繼續推廣定價制。再比如中國的圖書價格，業內人士和公眾往往形成截然相反的判斷，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價格並不高，甚至還很低；但一般民眾普遍認為中國圖書價格偏高，把價格作為影響其購買圖書的主要制約因素，往往選擇在打折促銷時購書。在這樣的心理預期下，2011年圖書定價制度試圖推行的時候，引起了許多讀者的反對。
因此，圖書定價制度的命運，反過來說也是國家社會文化境遇的折射。挪威學者託裡·斯拉塔（Tore Slaatta）悲觀地認為，沒有定價制度、習慣自由圖書市場的國家不容易改變，但採行定價制度的國家實施時間愈久，整體環境越成熟、適應，也更容易堅持下去，國家擁有愈大的市場，定價制度愈穩定，圖書出版業者也更能找出自己的定位。「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圖書定價似乎是這樣一個制度版的馬太效應。
總的來說，在自由市場中，商品的價格由供需決定，市場參與者相互競爭，而定價制度不符合自由市場原則，在某些國家受到反壟斷法約束。在有定價制度的其他社會中，圖書被排除在自由競爭之外，圖書的價格不波動，顧客不會去比較價格，圖書市場競爭的是誰服務質量好，而不是比誰的書賣得便宜。
圖書定價制度，簡單說來，就是：書應該怎麼賣？值多少錢？圖書定價制度雖然有違自由市場的邏輯與精神，卻也支持著文化個別性的自由，說到底，就是要回答「圖書是否不同於一般商品」這個問題。而對此的回答，關涉國家文化、產業發展、立法精神與民眾權益多方面的思辨，涉及政府的責任（Responsibility）與當責（Accountability）、文化持續發展、文化多樣性、閱讀自由與多元創作、公平交易精神等重要命題。不論在哪個社會，採取哪種經濟規則，政府都應該積極對這些命題交出答卷，「圖書定價制度」只是作答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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