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有的採訪都是劇本。我的身體也和它們共同存在。我不相信客觀的新聞主義。」
「記者並不局限於發現事實。記者需要創造事實，至少要誘發出事實。」
「幼稚是我十分看重的一種才能，因為它源於對人們的信任，對人們的愛憐。」
20世紀最著名的記者之一奧莉婭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對記者這一職業的認識，在今天或許顯得聳人聽聞。她肩負著許許多多閃耀而特殊的榮譽，比如「世界第一女記者」或「二十世紀採訪女王」，比如「採訪藝術的輝煌樣板」或是「即使面對上帝也從不妥協的女人」。她1980年對鄧小平的採訪被收錄進《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基辛格認為接受她的採訪是自己「一生中最愚蠢的事」。她是如何在這般榮耀之下工作的？她又如何認識採訪這份工作本身？在日前再版的中文版喀拉蚩傳記《永不妥協》中，我們或可有所了解。
《從不妥協：法拉奇傳》（節選）
文 | [意]克裡斯蒂娜·德·斯特凡諾 譯 | 陳晗奕 魏然然
在越南，誕生了政治通訊記者——奧莉婭娜，她也在與這個地球上的強權人物的採訪中得以嶄露頭角。在同國際政治領導人物見面的時候，她嫻熟地運用採訪技巧，包括她從好萊塢時期開始積累的多年的經驗。《風雲人物採訪記》就這樣誕生了，這本書也成為美國新聞類學校學習研究的重要讀物。為了完成這本書的寫作，她奮鬥了很多年。「一開始的時候，他們並不同意讓我寫政治，因為那時的我太年輕，而且還是個女人，但是我最終強迫他們接受了這個事實。」
成為聞名世界的專欄記者後，她終於能夠發明一種新的方式來談論政治。但這種方式同時也是無禮的、直接的，充滿個人特點的。「我曾經徒勞地說：『政治應該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寫作。人們從來都不讀政治類文章，因為它們太無聊。但是其實政治並不無聊，反而十分有趣，甚至十分滑稽可笑。那麼，為什麼要用這種無聊的方式來寫這些有趣的政治？』」
《從不妥協：法拉奇傳》
[意]克裡斯蒂娜·德·斯特凡諾 著 陳晗奕 魏然然 譯
新星出版社 2020-11
從那時候開始，《歐洲人》就將她視為報社的首席記者。在亞洲，她報導了印巴戰爭和香港爆發的暴動；在中東，她報導了巴以衝突；在南美，她報導了那些反對專制獨裁的遊擊戰爭。在短短的時間內，她以非凡的勇氣和好戰的性格成了一個傳奇。一位同事還記得：「在印巴戰爭中，當我們報導錫克教徒軍隊和廓爾喀族僱傭兵的時候，她走了一條和我們不同的道路。她登上了一條雙桅船，艱難地駛過布拉馬普特拉河，最後到達了達卡。當她抵達那裡的時候，獨裁者的軍人們正在殺害犯人，並將他們埋入公共溝渠中。有很多人還活著就被扔了進去。她的到來讓這裡更加混亂，士兵們差點兒開槍將她打死。」
……
讓奧莉婭娜·法拉奇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譽的政治採訪文章是她對美國國務卿——尼克森對外政策的締造者——亨利·基辛格的採訪。1972年，奧莉婭娜向他請求一次採訪的機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她便得到了他的積極答覆，這讓她驚訝不已。基辛格看過她對武元甲司令的採訪片段，對她這個人也十分好奇，所以想要同她見面。11月4日，在白宮的辦公室中，他接見了她。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採訪時間內，他們不斷地被電話和需要籤署的緊急文件所打斷，在最後，因為尼克森召集基辛格召開會議，他們不得不提前結束了採訪。在等了很久之後，奧莉婭娜被通知說因陪總統出行，基辛格已經離開，如果她想繼續提問，需要等一個月的時間。但是奧莉婭娜放棄了：「這不值得我這麼做。既然手中已經有一個詳盡的描述了，還有什麼必要去尋求一次確認？對他的描述誕生於一種混亂之中，其中摻雜了各種感情色彩：各種含糊其詞的回答，有所保留的句子和令人憤怒的沉默相互混雜在一起。」
問題是她並不喜歡基辛格：「上帝啊，他是一個多麼冰冷的男人。整個採訪過程中，他都沒有改變他那毫無表情的面孔，那種諷刺或者是嚴峻的目光，他也從來沒有改變自己的語調，單調、悲傷、始終如一。當有一個音調升高或者降低的時候，錄音機的指針就會移動一下。不止一次地，他停下來咳嗽幾聲，這也是為了向我證實，到現在為止是否一切都沒問題。」很自然地，他們談了很多關於越南的問題。奧莉婭娜想讓他承認美國的撤退就是一場失敗，這場戰爭是無益、毫無所獲的。
另外，他總會繞過關於他個人的問題，比如他風流浪子的名聲。但這是最善良的問題之一，對這個問題的答覆也讓這次採訪聞名於世。奧莉婭娜問他為什麼這麼受歡迎。他先是否認了這一點，然後他也讓步了：「是的，我也會解釋一下。可能是因為我比較重要？最主要的一點是因為，我總是一個人行動。這讓美國人十分喜歡。對於美國人來說，他們喜歡騎著自己的馬，獨自帶著旅行隊前行的牧童。而這個牧童帶領著旅行隊走進一個狂野的西部神話。只是帶著他的馬，如此而已。」
從這裡，引發了真正的醜聞。因為這篇文章在《歐洲人》刊登之後，被美國的各大報紙轉載。在美國，所有的人都讀到了這篇文章。尼克森——基辛格是他的首席顧問——對於騎馬牧童的隱喻並不滿意。被採訪者試圖否認，但是他馬上就遭到了奧莉婭娜的反駁，她威脅他要把採訪的錄音文件公之於眾。多年之後，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基辛格袒露，同意進行那次採訪是他人生中最愚蠢的決定之一。奧莉婭娜也對那次醜聞感到厭煩。「不要讓我談論基辛格。」1981年，她這樣對一位美國同事說道，「我是1972年做的這次採訪，但是到現在我們兩人還因為這次採訪而遭受迫害。我想說，就算是我們兩個當時結婚了，到現在也不至於被迫害到這個地步。」
因為這次事故，她被冠以世界上最無所顧慮的政治採訪者稱號。現在，她已經可以去選擇自己的採訪對象，不再像二十多年前，每次採訪都會耗費她大量的精力。她總是精心準備，閱讀所有關於採訪對象的東西。她工作的原材料總是那些：細緻的工作，冒失的問題，誇張的組合方式。她毫無畏懼地採訪地球上的偉大人物，就像那篇著名的童話故事中的小男孩一樣，對著人群大聲喊：「國王沒穿衣服。」
也因這一點，當她在1974年出版《風雲人物採訪記》的時候——這本書收集和延伸了她最著名的一些採訪文章——她將它獻給了母親託斯卡：「實際上，這是一本關於權力的書。一本關於權力自由主義者的書。而她，我的媽媽，她天真無辜，不明白為什麼要存在一位先生，或是一位女士，位居我們之上，他們對我們說我們應該去做哪些事。你明白嗎？無政府主義本是男人的態度，但這也是我的態度。」這本書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並為奧莉婭娜在全球最為暢銷的系列作品打下了基礎。
《風雲人物採訪記》
[意]奧裡亞娜.法拉奇 著 阿珊 譯
新華出版社 1983年6月
在她的採訪中，奧莉婭娜表達了自己對記者這份工作的高度評價。她認為自己是公眾的代表與見證人，這對她來說就足夠了，因為這讓她感到她獲得了所有人的授權。如果她提出直接的問題，卻被繞過沒有得到回答，她就會重新並更加直接地提問。她會讓受訪者重複他們的答案來確認他們明白了自己的問題。如果她感覺有的地方不夠明白，她就會說出來，並且要求對方給予解釋。她試著用簡單的方式來談論，避免讓自己被拖入政治家晦澀難懂的語言中。「我的媽媽曾經對我說：『奧莉婭娜，你寫的東西應該讓所有的人都能看懂，你不應該變得複雜。』我總是遵循她的這個建議。當我採訪一個國家的元首、總理，我從來不會跌入政治學或社會學的文字遊戲之中。」
她從來沒有態度冷淡地進行過採訪，總是用她的熱情和她的激進進行每一次的採訪。「在我的採訪中，不僅僅寫入了我的觀點，我還會投入我的感情。我所有的採訪都是劇本。我的身體也和它們共同存在。我不相信客觀的新聞主義。我在紐約乘坐地鐵的時候，在看到這些報社的廣告高呼『要事實，而不是觀點』，我大聲笑起來，仿佛整個地鐵都為之顫抖。『要事實，而不是觀點』是什麼意思？事實是我自己理解的嗎？我總是以第一人稱講述。我是什麼？我是一個人！」她還是繼續行使將自己置於採訪之內的權利，寫入她的觀點和她的感情。她向一位美國同事承認：「聽著，如果我是一名畫家，我現在要給你畫一幅畫，我有沒有權利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描繪你？」但是事實上，還是有一些規定：「我努力記錄下他們對我說的全部內容，我也不會把他們故意遺漏不想讓我寫的寫在談話過程中。也就是說，當他們說『法拉奇，這一點不能寫』，我就不寫這一點。這是一種條約、一項協議。如果不這樣的話，我們是什麼？我們不是竊取語言的小偷嗎？我遵守協議，但是我不會讓任何人去重新讀那些毫無意義的東西。」
她的採訪總是會耗費很久的時間，有時能夠一直持續四到六個小時。「在這些時間內，我消耗了大量精力，體重也下降很多，比在拳擊場上的拳擊運動員還要累。」可能的話，她會重複採訪，以確認自己最初的記憶。在草稿中，她也做了大量工作。她將錄音帶裡記錄下的全部內容重新謄寫，使用字典檢查翻譯。如果碰到她掌握了的語言，她就會像創作一部舞臺劇一樣把文章組合、分離、再組合，選擇時間，選擇臺詞。
她不喜歡同事們稱讚她是一位女性採訪記者，尤其是在美國的時候。相反，她認為自己是一位男性採訪者。她認為自己的採訪是真實的記敘，裡面有人物，有情節，有感情的碰撞還有很多懸念：「這些採訪是男性記者才能做出的採訪，裡面有作為一名男性記者的畫面和構思，採訪中貫穿著一位男性記者的情感。」她的這些採訪文章需要佔用大量的版面，佔據了報紙上一頁又一頁的空間，絕望的是報社經理，因為她不同意對它們進行刪減。這些文章都是站在奧莉婭娜的立場上寫就的。她總是會選擇一方，有時是贊成的一方有時是反對的一方。有的時候她也會犯錯，或者誤入歧途。比如，在有一次對巴勒斯坦領導人哈巴什採訪的時候——她在之後承認——她被他的眼淚所感動，這讓她在那一瞬間忘記了他犯下的罪行。雖然這件事已經過去很久了，但當她意識到這一點後，她還是公開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若人們像她那樣，以一種激情的方式從事記者職業，那便十分危險。人們可能會因此變得幼稚。奧莉婭娜知道這一點，也從不害怕承認這一點：「幼稚是我十分看重的一種才能，因為它源於對人們的信任，對人們的愛憐。當我看到人們遭受痛苦與折磨的時候，我就會爆發出這種愛憐，這種信任。」
採訪，對於她來說就是一場比賽、一次碰撞，有的時候也是一段愛情故事。她從來沒有站在中立的立場過。她同質疑她的採訪方式的同事交換了意見。「在面對世界上這些所謂的強權者時，我們應該一開始就以不友好的方式對待他們嗎？」「當然不是，我們應該先了解他們，理解他們。」「不需要帶著先入為主的偏見嗎？」「帶有先入為主的偏見也是經常的事，人們也可以理解。但是由於我是一個理性的人，我可以改變我的觀點。」因為這一點，她不喜歡人們說她是一名令人畏懼的記者這種話。「是他們對我懷有恐懼，很遺憾。我需要一個知心的人。一次採訪就像是一部二重奏作品。」
她並不會將辱罵當作一種武器。如果她準備猛烈一擊的時候，她會事先通知受訪者。「在我準備提出一個殘忍的問題之前，我總是會先說，我現在要提一個殘忍的問題了。但是我並不是每一次都寫出來，因為每一次都讀到它們會讓人十分厭煩。問題是殘忍的，因為發現真相的過程就像是一種外科手術，手術總是讓人痛苦的。」侵略性——她經常因為太具侵略性而受到批評，但對於她來說這只是一種簡單的勇氣。她這樣跟一位美國記者解釋：「我的大部分同事都沒有勇氣提出正確的問題，我曾向西貢的獨裁者阮文紹提問：『您有多麼腐敗？』」
……
如果受訪者事先沒有特別要求，她就一定會使用錄音機。那臺機器一開始就像一個旅行箱一樣笨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變得愈加小巧方便，已然成了她難得的同伴。她也因此能夠在集中精神觀察談話者的同時，錄下他們所說的話，並且把它當作一份證據。「若用鉛筆記錄，我就不能去觀察談話人的表情。再者，我的筆跡也十分潦草，以至於在採訪之後，我什麼也看不懂。因此，我也記不住談話的內容。」她解釋道。她十分高興地談論起她第一次使用錄音機採訪的情景。那是在1956年對英格麗·褒曼的一次採訪。「我應該相信錄音機，這是一項偉大的發明。當我面對錄音機時，我的腦子一片空白。然後我提出了第一個問題，臉也因緊張而變得通紅。儘管英格麗·褒曼是一位女演員，她的臉也跟著變得通紅，她問我：『這樣行嗎？』我回答說：『我也不知道，我覺得應該差不多。』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和錄音機的關係變得越來越親密。」
《從不妥協：法拉奇傳》收錄的採訪鄧小平照片
「在面對我要採訪的人時，我會嚴肅得令人覺得恐怖。我儘量不穿著性感，讓人沒有幻想的餘地，也經常不梳頭，不抹口紅。這不僅僅是出於對自我職業的尊重的問題。像我們所說的那樣，這也是一種策略上的選擇，是一種前衛的女性主義的形式。」她知道，令人喜歡的面孔對自己有利，但是她也有自己的規定，面對這些規定她也絕不會妥協：「我是一個女人。這對我有所幫助。事實上，我可以幹所有的事情——改編，大喊大嚷——但是我不會僅因想要一次獨家採訪就和別人上床。」對於女性特徵，她十分喜歡使用眾所周知的第六感來描述：「我有一種本能。我能真實地感受我採訪的那些人。我會猜測他們的情感。從某些方面來說，我有一點像女巫。」如果不是禮節的束縛，她極可能會在採訪過程中抽菸；如果可以和採訪對象一起抽菸，她會興奮不已。有的時候，其實是需要這樣的行為來打破尷尬的氣氛。在對賽普勒斯總統馬卡裡奧斯三世的採訪中，她就是這麼做的。他當時剛剛戒菸不久。「我問他，我能不能抽一根煙。他輕輕嘆了一口氣，回答說：『我也能嗎？我十分需要它。』」
那些年，所有耀眼的政治人物都在她的錄音機面前待過：伊朗的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柬埔寨的諾羅敦·西哈努克、衣索比亞的海爾·塞拉西、聯合國的庫爾特·瓦爾德海姆、從獨裁中解放出來的葡萄牙的馬裡奧·蘇亞雷斯和阿爾瓦羅·庫尼亞爾、沙烏地阿拉伯的酋長艾哈邁德·扎基·亞馬尼、西班牙的流亡者聖地牙哥·卡利略……奧莉婭娜向他們所有人都提出了一直困擾自己的問題，而絲毫不去考慮這些問題可能帶來的後果。這是她對於記者這份工作的想法：「記者並不局限於發現事實。記者需要創造事實，至少要誘發出事實。在採訪政治領導人時，我向他提出一些問題，並得到了回答。我創造出事實，圍繞著這個事實，肯定將會出現各種討論。當然，因為這一點，或許也會帶來一些政治糾紛。」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永不妥協：法拉奇傳》，較原文有刪節，經新星出版社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