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如何成為美國黑人的詛咒?

2020-12-12 澎湃新聞

以下文章來源於美國史教學與研究，作者陳偉

美國史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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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讀書》（2017年第2期）

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艾德蒙•摩根（Edmund Morgan）獨具慧眼，曾指出一個令研究美國憲政的學者們深有同感的困惑和悖論：「一個民族何以能在孕育出美國革命領袖們所展現的那種對人類自由和尊嚴的獻身精神之同時，又發展了奴隸制這一無時無刻不在剝奪人類自由和尊嚴的勞動體制？」

接下來的問題是，按照世人的傳統理解，在19世紀中葉的美國社會，奴隸制經濟慘無人道，喪盡天良，野蠻落後，勞動生產率極度低下，毫無經濟效益可言，早就應該退出歷史舞臺。可是，南方種植園主為何死死抱住奴隸制不放，甚至不惜以南北戰爭和家園毀滅為慘痛代價呢？

1970年代初，芝加哥大學教授福格爾(Robert William Fogel)調查和搜集了浩如煙海的南方種植園檔案和家庭帳本、商業記錄等原始經濟數據，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和數理統計方法，使用大型計算機分析數據，重新研究美國南方奴隸制。得出的顛覆性學術結論，令福格爾本人目瞪口呆，難以置信。

福格爾不得不反覆研究，重新計算，推遲兩年才公開發表學術成果。他於1974年出版《十字架上的歲月：美國黑奴經濟學》，1989年出版專著《未經同意或契約：美國奴隸制度的興衰》，在學術界和媒體引發地震和海嘯。由於在計量史學和美國奴隸制領域做出的傑出成就，福格爾榮獲1993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

福格爾的以下學術研究結論，堪稱石破天驚，令人驚詫不已：

南北戰爭前夕，南方奴隸制並未行將就木，恰恰相反，奴隸製作為一種經濟制度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強大，並出現持續鞏固的趨勢。南方奴隸主的經營管理以及對奴隸和其它資產的定價能力，與北方任何一位資本家相比毫不遜色。由於規模經濟、有效管理以及對勞動與資本的密集使用，南方奴隸制農業比北方家庭農場的生產效率高出35%。

典型的黑奴並非傳統觀念認為的那樣懶散、無能和低效，平均意義上，黑奴比自由的白人農業工人更加勤奮和高效。南方奴隸制和現代工業體系並不矛盾，奴隸在工業部門的勤奮程度和效率均不遜於自由工人，只是因為南方農業對奴隸的需求更加強烈，更無可替代，奴隸才更多地流向大種植園。

南方奴隸制擁有靈活而高效的激勵機制，諸如獎金，休假，年終獎，對「勞動能手」的獎勵，對完不成勞動定額的拖後腿者的懲罰，還有班組制和勞動分工，流水線作業等等。認為奴隸主僅僅憑藉鞭笞強迫奴隸服從，只是一個道聽途說的傳言。鞭笞確實存在，通常不會傷破皮膚、影響勞動效率或者引起反抗，只在冷靜的懲罰當中才會被允許施行，而奴隸一般也會認為這樣的懲罰是公正的。

南方奴隸主對奴隸的剝削率比人們通常認為的要低得多。對於一個典型的奴隸來說，終其一生，他能夠獲得其生產的總收入的90%。考慮到食宿、醫療和養老等基本福利，黑奴的平均收入和生活水平高於自由農業工人，營養水平甚至高於美國人在1964年的平均水平。奴隸主的「家長式溫情」管理，在本質上並不對抗資本主義企業，而且不一定就是利潤最大化的障礙，藉助於人性化的關懷，可以使奴隸制變得更有效率，以求獲得更多的利潤。

關於奴隸的繁衍、性虐待與濫交摧毀了黑人家庭的觀點只是一個傳說。奴隸制下家庭是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維護並鞏固奴隸家庭的穩定，有利於種植莊園主的經濟利益。許多奴隸交易都是以整個家庭被交易的形式進行的，即使單獨被交易的奴隸，也大多到了可以正常離開家庭的年齡。無論種植園主還是監工都不會破壞奴隸家庭，或者姦淫女奴，因為這樣會引起奴隸的反感情緒、消極怠工或逃亡，經濟成本過於高昂。

像自由人一樣，大多數奴隸都擁有獨門獨戶的住宅，幾戶人家共享一套房屋的情況並不常見。有些種植園甚至有一些專為未婚男女黑奴提供的宿舍，但這些都屬例外，奴隸獨門獨戶的房屋才是主流。奴隸主關心奴隸的身體狀況，如果他們生病，即可得到病假。每個種植園幾乎都會配備護士，負責一般的疾病和接生。醫生會定期光臨，不但治療奴隸的疾病，同時也治療奴隸主及其家人。

整體而言，種植園主既不樂於把出售奴隸當作生財之道，也不偏好在奴隸市場上進行投機買賣。為了提高經濟效益，奴隸主樂於善待奴隸，奴隸的基本權益可以得到保障。南方奴隸制之所以被終結，不是因為它的體系不能有效率地運作，而是由於在道德上不被接受，所以人們要求從政治上消除這種不道德的體制。

福格爾的結論離經叛道，驚世駭俗。他遭到激烈批評，被指責為充當南方奴隸制的辯護士。福格爾堅持價值中立的學術立場，勇敢地捍衛自己心目中的科學精神。

福格爾解釋說，以前我們一直認為南方奴隸制是一種落後的體制，經濟效益低下，南北戰爭後若干年內將自行滅亡。但是，數據和統計證明，這種觀點並不正確。在日常生活中，福格爾用自己的行動向世人證明，他反對奴隸制度，反對種族主義。他的妻子就是一位黑人女性。

值得一提的是，福格爾的研究不是基於預設的價值判斷，其結論既不是他所主張的，也不是他內心願意看到的，而是基於數據分析的事實判斷，是讓奴隸主的帳本和商業記錄說話。福格爾的著作還有一個附錄，向學術界公開了自己的數據來源、經濟模型和統計公式，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對此，傳統型的歷史學家既不能參與研究和討論，也無法有理有據地予以批駁。

〓福格爾教授與夫人伉儷情深

持平而論，福格爾的數據不假，統計模型和計算論證也中規中矩，但是數理統計永遠會存在偏差，它並不是、也不可能是南方奴隸制生活真實而全面的再現。在1939年度奧斯卡最佳影片《飄》(Gone with the Wind）中，黑人女僕（女演員獲得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怎麼看都不像是一個當牛做馬的苦難奴隸。同樣，根據當事人自傳改編的2013年度奧斯卡最佳影片《為奴十二年》(12 Years a Slave），則是一曲長達12年黑奴慘痛遭遇的悲傷輓歌。

回顧歷史，美國南方奴隸制經濟繁榮發達、高速增長，在相當程度上得益於「全球化」背景下英國棉紡業的高速發展，以及南方種植園擁有北美最平坦、最肥沃的萬頃良田，未必表明奴隸制本身的高效率和優越性。奴隸主提高奴隸的生活待遇，主要是從利潤、而非人道的角度考慮。在農忙季節，農民都會儘量給牛馬騾子好吃好住，生怕它們生病了，整天伺候得像寶貝一樣，但它們終究還是畜生。可是從另一角度看，恰恰由於沒有利潤，印地安人對待奴隸最為殘忍，殘酷虐待，野蠻殺害。

換一個角度說，某一經濟制度在某一歷史階段，即使確實具有驚人的高效益，擁有強大的經濟競爭力，仍然不足以證明這一制度的合理性與先進性。獲得諾貝爾獎後，福格爾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如果有效率的進程同時又是道德的，那麼這便是一個美好的世界；但我並不認為19和20世紀的世界是這樣一個世界。」最終摧毀美國南方奴隸制的力量，並不是自由市場的效率原則，而是體現道義力量的政治革命。

一個重要的歷史和經濟背景是，美國南方奴隸制種植園經濟是與自由貿易、自由市場、經濟全球化、私有產權等資本主義金科玉律緊密相聯的一種特殊形態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在英國工業革命蓬勃興起的背景下，奴隸制農業經濟在美國南方興盛一時，形成一種向英國大規模出口棉花、菸草等農產品「創匯致富」的出口導向型商品經濟。

從1791到1801年，美國南部棉花產量增長25倍；到1825年，增長高達90倍；到南北戰爭前夕，竟然驚人地增長了500倍，棉花總產量達到10億磅，約佔全球總產量的三分之二，縱橫天下，所向披靡。1815至1860年期間，棉花約佔美國出口商品總值的50%。

同時，南方奴隸主大幅度改善了黑奴的生活待遇。南北戰爭前夕，南方黑奴營養良好，身強體壯，衣食不愁,其生活條件和營養水平，遠遠高於同一時期恩格斯筆下倫敦市貧民窟中的英國工人階級。根據福格爾教授的計量史學研究，在南方黑奴日常飲食中，熱量和蛋白質攝入量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據統計，在1860年，黑奴年度人均肉類消費量高達179磅（同期義大利產業工人的年度人均肉類消費量僅為9磅）。黑奴的營養水平甚至高於美國人在1964年的平均水平。

美國修正史學派（Revisionist Historiography）學者認為，與殘酷野蠻的古羅馬角鬥場時代的奴隸制相比，美國南方的奴隸制在相當程度上其實只是文字修辭的問題，稱其為「家長統治長工制」或「奴隸勞工福利制度」可能更為妥貼準確。

稍有經濟常識的人皆知，單憑蓄奴並不能保證大規模棉花生產可以贏利，還需要國際市場眼光、商業頭腦、有效管理、嚴格監控、恩威並施、賞罰分明等多種經營管理手段。種植園主通過激勵（比如獎賞）、懲罰（比如鞭笞）、家長式溫情管理等手段增加單調農田勞動的效率。南方奴隸主也認識到，受到良好照顧、得到激勵、心情愉快的奴隸往往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

阿拉巴馬州一位種植園主與奴隸達成一個獎勵和利潤分享協議:「你將擁有這個種植園生產的三分之二的玉米和棉花以及同樣多的小麥作為獎勵，我也將為你提供今年的供應品。當你的穀物收割時，其中有三分之一歸我，接下來你要付費給監工、我提供給你的房屋裝修以及衣物費用、你自己在這個農場的稅和醫療費。你不需要支付我，但是需要給予我三分之一的產量和當時借的產量。你使用了一些生產工具，你應當將它們完好無損地歸還或者修復已經造成的損壞。」

喬治亞州一位奴隸主談到管理奴隸的溫情方法:「為我的黑人蓋了幾棟舒服的房子……有一間大屋子是託兒所，孩子們白天被送到這裡來，由一位心地細膩、經驗豐富的女性照顧，她唯一的職責就是……確保孩子們得到適當的飲食和照顧……還有一間寬敞又舒適的醫院，醫生在黑人患病時為他們治療……還有件事必須提及，我有位出色的小提琴手，我提供足夠的琴弦，讓他每星期六晚上為黑人演奏至深夜12點。」

可能有人納悶，南方奴隸主為奴隸提供了如此良好的生活待遇和福利，還有「聯產承包」獎勵和利潤分享協議，他們為何不順應歷史潮流，改弦更張，採取自由僱傭制經營種植園呢？如果採取北方的「血汗工資制」或「工資奴隸制」，那就是契約自由，冠冕堂皇，願打願挨，完全可以避免北方義憤填膺，幹涉反對，最終導致南北分裂，兵戎相見。

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華盛頓、傑斐遜、麥迪遜等開國總統和制憲先賢，文韜武略，安邦濟世，制憲建國，人品高尚，擁有世界一流的政治眼光和商業頭腦。可是，他們為何同時又是臭名昭著、喪盡天良、惡貫滿盈的大奴隸主？而且不思改革，墨守成規，坐以待斃。

世界上有些事情，「知之非難，行之不易」。美國喬治城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瑞沃利（Pietra Rivoli）認為，當年美國南方如果依靠勞動力自由僱傭市場，種植園的棉花生產不可能出現爆炸式高速增長。

幹過農活的人皆知，種棉花是個苦差事。棉花的生長環境獨特，氣溫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水多了不行，水少了也不行，經不起冰雹摧殘，也受不了狂風呼嘯和暴雨突襲；棉苗很容易被雜草侵害，有數十種害蟲可以置棉花於死地，棉花價格波動很大。棉花生產的勞動時間和艱苦程度均受天氣制約，事先很難準確預料勞動力投入。

如果趕上春季多雨，棉田除草將高達六次，比正常年景增加一倍。收穫期則更難預料。棉花不能在雨天或潮溼天氣摘採，棉絮需要三到四個晴日才能完全乾燥。如果趕上多下了幾天雨，農工可能會一個星期無所事事。一旦放晴，棉花晾曬乾了，必須趕快摘採。否則柔軟蓬鬆的棉絮會被風吹走或掉到地上，淋了雨的棉花會出現汙損，失去韌性，完全喪失商業價值。種植園主必須僱傭大量季節性農工，迅速將棉花採收完畢。

史丹福大學經濟史教授萊特（Gavin Wright）認為，如果依靠自由僱傭市場，這種非常苛刻、不可預期、地區性和季節性都很強的勞動力彈性需求，不可能得到滿足。

當年南方地廣人稀，交通不便，信息流通和傳播不佳，種植園和農場分散各地，全年農業勞動力需求極不均衡。既使存在某種勞動力僱傭市場，也沒有良好運作的空間。由于田野遼闊，地價低廉，南方自由白人或黑人可以輕易擁有自家農場，種植園主若想憑藉工薪吸引自由人成為價廉物美的季節性「農民工」，堪稱難如上青天。

換句話說，如果單純依賴自由市場滿足勞動力需求，南方奴隸主可能付出任何代價都無法及時採摘棉花或其它農作物。南方農業之所以採用奴隸制，不僅在於缺乏農業工人和工薪成本很高，而且在於缺少自由僱工與種植園主進行有效交易、健全運作、便捷及時的僱傭市場。依靠市場機制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地點提供適當數量的農民工，完全是一種噩夢般的商業賭博，南方種植園主避之唯恐不及。

在此背景下，只有廉價的、家庭長工式的非洲黑奴，才可能使南方的農業經濟和棉花產業得以良好運作。與來源短缺、逃亡較多的白人契約奴相比，從非洲大批進口的黑奴習慣南方炎熱氣候，熟悉簡單農業勞動，人口繁殖率高，而且人生地不熟，難以逃亡。從文化背景看，黑奴沒有英國傳統中的自由民主和個人權利觀念，同時非洲大陸部落戰爭頻繁，戰敗一方淪為勝者的奴隸理所當然。

當代美國農業被讚譽為高科技、現代化、高效率的典範，但其中奧秘罕有人知。在美國的人口統計中，「農民」(Farmer）人口僅220萬左右，約佔人口總數1.7%，比230萬監獄在押犯人還少。其實，美國「農民」的準確漢譯應是家庭農場主。農忙時節，農場主需要臨時僱傭數量龐大的「農民工」，他們才是中國意義上「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

美國農場主平均擁有土地面積400公頃（6,000市畝）。除了農場主及其家人，農場的日常運作需要僱傭勞動力，絕大多數是季節性僱工，由於流動性很大，缺乏準確數據。據經濟學者估算，季節性農業僱工至少應在400萬左右。他們幾乎都是來自墨西哥等拉美國家的廉價勞工，其中三分之一是非法移民，薪酬低於美國法定最抵工資，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幾乎沒有福利待遇，更別提「聯產承包」和利潤分享。

在信息傳遞便捷、交通空前便利、自由僱傭市場運作良好的條件下，由於廉價、季節性、甚至非法的400萬農民工的默默奉獻和彈性支撐，「美式農業神話」才能得以運行和維持。所有這一切，在華盛頓、傑斐遜和林肯的年代是不可想像的。

南方蓄奴派認為，北方廢奴派目光短淺，只看到一部分年輕力壯的黑奴能為北方工業提供廉價勞動力，卻忽視了大量老弱病殘、身無分文、目不識丁的黑奴今後的生路問題。黑奴一旦獲得自由，一無所有，無處安身，四處漂泊，不務正業。在政治和經濟條件不成熟時，如果不問具體情況，輕言廢奴之事，將可能釀成難以預料的政治和經濟後果，造成難以解決的黑人犯罪和社會治安難題，禍國殃民，貽害深遠。

南北戰爭是人類歷史上傷亡最慘重的內戰之一，兄弟鬩牆，自相殘殺，傷亡總數高達130餘萬（北軍陣亡36萬，南軍陣亡26萬，兩軍負傷共約70萬）。當時美國的總人口僅3,100餘萬，若按人口比例，相當於如今3億人口的美國損兵折將1300萬。南部叛亂州總人口僅為900萬，其中包括在戰爭中傷亡率很低的400萬黑奴人口，由此可見，相對人多勢眾、工業發達的北部而言，南方白人社會遭受了多麼可怕的戰爭災難。

據粗略統計，四分之一的南方白人男性青壯年戰死疆場，一半以上的南方城鎮、種植園、鐵路和機器毀於戰火。內戰之前，南方密西西比州在全美各州富裕榜上名列第五。戰爭期間，該州60%的白人青壯年陣亡，90%的城鎮和種植園化為焦土灰燼。該州不但在戰後淪落為美國貧困第一州，而且這種貧困落後的狀況一直持續到21世紀的今天。

毫不誇張地說，南部中下層白人在內戰期間蒙受的巨大災難和慘烈傷害，遠遠超過了南部黑人在300年奴隸制中遭受的種族歧視和剝削壓迫。這場慘絕人寰的悲劇阻止了聯邦的分裂和瓦解，保持了美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和統一。與此同時，130萬白人官兵和3萬餘名北軍黑人士兵傷亡使400萬黑人奴隸獲得了人身自由。代價如此昂貴的自由和人權，觸目驚心，舉世罕見。由於《解放奴隸宣言》佔據了道德制高點，徹底扭轉了南北戰爭的主題，敗落潦倒的南方白人必然遷怒於獲得自由的黑人。

二戰後，美國投入巨資，使戰敗國西德和日本得以迅速復甦，經濟很快超過了戰前水平。南北戰爭後，聯邦政府對南部的經濟援助寥寥無幾，聽任北方資本大亨、投機商和冒險家在南部巧取豪奪，大發橫財。北方經濟好似火箭騰空，高速增長；被戰火摧毀的南方經濟好似一攤爛泥，一蹶不振，復甦乏力。南方黑人經濟貧困、政治無權、文化落後的狀況不但沒有任何改善，反而日益惡化，陷入一種「除了自由，一無所有」（nothing but freedom）的困境。

由於北方主導下的南方軍管政府專制腐敗，由於溫情脈脈的封建面紗被殘酷無情的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徹底撕破，由於失去了奴隸制時代的工作機會、基本福利和生活保障，南方黑人一時無力應對社會巨變，生活水準大大低於內戰之前。無論在南方還是北方，大量自由黑人陷入貧困、愚昧、疾病和犯罪的泥坑難以自拔。美國黑人在1980年的疾病率，甚至比120年前奴隸制莊園時代高出20%。巴爾扎克說過：「苦難對天才是墊腳石，對強者是一筆財富，對弱者是萬丈深淵。」

經濟效率的高低並不能證明某種制度的優劣和善惡，南方奴隸制就是一個高效率、但是不道德的經濟制度。可是，如果高唱「道德正確」的高調將其摧毀，卻沒有妥當的善後安排和救濟措施，那麼「道德正確」並不會給被解放者帶來免費麵包，甚至道德本身也有可能演變成不道德。歷史問題的複雜程度，超出了人們的想像。

福格爾教授批評說:「對南方奴隸制的傳統解讀造成的最惡劣後果，是導致人們忽視了黑人在南北戰爭之後數十年的物質生活狀況。通過誇張奴隸制的惡劣程度，廢除奴隸制後接踵而來的一系列問題，反而被看上去是終結奴隸制之後的改善。」「導致南北戰爭後黑人生存環境惡化的因素，被歸結於已經消失的奴隸主階層，或者更不幸的是，被歸結於黑人群體自身。」

「歷史的一個最苦澀的諷刺之一是，在黑人獲得自由的百年歲月中，那些曾經努力打碎奴隸制鎖鏈的人們，卻可能比任何組織都更加賣力地把種族歧視的長釘敲入黑人身上。他們把黑人由勤勞而高效的勞動力轉變成了遊手好閒的懶漢和笨蛋，把他們對家庭的熱愛轉變成了對家庭的背棄，把他們艱難地實現自我改善的唯一道路轉變成走向『湯姆叔叔』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