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振軍
一個人、一群人、一個層面或一個行業，如果從骨子裡對某種事物形成一種定勢的概念，就很容易達到某種約定俗成的默契。正如一個人童年時深刻的經歷，能像釘子一般鍥入記憶的深處，要改變它是很難很難的。
在媒體語言中，我們經常能發現這樣的表述：農民張三通過公開考試，被招錄為公務員；農民李四刻苦自學，取得律師資格證書；外國女青年不遠萬裡來到中國，嫁給了某地農民王五；在某城市打工的趙六，被評為十大傑出青年……好像農民當公務員、做律師、娶外國洋女當老婆、被評為城裡的先進人物，違犯了憲法裡的某條規定或褻瀆了高人一等者所專屬專享的某種神聖似的。
憑心而論，這些寫正面文章表揚稿的作者，用心應屬好的、並無惡意。他們筆下事涉農民時所流露出的某種驚訝，完全是在習慣、教化與生活經驗支配下的一不留神。然而，那些客觀報導負面事件的文字中，還常常不忘甚至是刻意強化、突出地捎帶著再把「農民」這個群體羞辱一番，就顯得很不厚道了。
「河北人劉學文，為了發財過『好日子』，在北京搖身變成了『劉經理』，以找對象成家為名，盯上了離婚中年女人的錢包。不久，他就『釣』到一條大魚——37歲的離異女人劉芬。相識不到一個月，二人就住在了一起，幾個月內痴情的劉芬就為自己的『親密愛人』奉上6萬多元……劉採用同樣的手法，一個月內就輕鬆騙取了多個女人的芳心，騙走12萬多元。事情敗露後，劉學文的身份也真相大白：他竟是河北農村一個初中都沒畢業的農民。」
「今年55歲的劉志和，他發現自己外貌有些像開國元帥劉伯承後，就以『劉伯承之子』自居。2004年，他通過一個朋友認識了香山某公寓經理孟先生，並很快從孟先生手裡騙到了20萬元人民幣。後來，他又通過朋友認識了一位身穿大校軍服的『蘭州軍區駐京辦事處主任』張萬春，當聽說『張主任』需要70萬元做一下資金融通後，劉志和覺得來了機會，又到孟先生那裡借來了70萬元。一心以為『張主任』有本事的劉志和為了拿到這70萬元，還向孟先生詐唬：『我以元帥之子的身份命令你借給我70萬，幾天後就還你。』對『張主任』充滿信心的劉志和還滿不在乎地給孟先生打了欠條。而這位『張主任』的真實身份只不過是一個小學畢業的北京農民……」
——這些都是我隨手挑出來的、「主流」媒體的公開報導。
最新的案例是一起買官賣官的新聞：「黑龍江農民張臣以幫助他人晉升職務為名，先後組織策劃詐騙官員12次，騙取800餘萬元。張臣生於普通農民家庭，因為在上訪過程中認識到：要想辦成事必須有關係，於是決定利用他發現的這個『 規律』實現詐騙計劃。從2001年11月至2004年6月，張臣以幫助他人升官為名，共參與詐騙作案12次，其中單獨詐騙7次，向張臣『買官』的包括原黑龍江省地稅局局長張心願、佳木斯市市領導劉某等」。不少媒體在報導這則新聞時，都用了「大肆『賣官』者竟是個無權無勢的農民」這一標題。
既然有這麼多的「竟是」，我就十分納悶且忍不住想再問問了：如此敘事與評論，究竟是想說這個農民笨呢還是想說這個農民聰明？究竟是說這個農民壞呢還是想說這個農民好？想說這個農民笨吧，可他偏偏騙住了那麼聰明的女人甚至高學歷的大學生；想說這個農民壞吧，可某些人比這個農民也好不到哪兒去。比如張臣吧，「壞」的「賣」方僅是他一人，但與他一起「壞」的「買」方還有眾多官員，且有幾位司局級高官——如果沒有他們怎能形成買賣官帽的鏈條與交易呢？
也許有人不同意我的推論，會提出這樣的觀點：這沒什麼啊，完全是客觀表述嘛；那些做騙子的、賣官的的確都是農民嘛。那麼我反問一句，你們也可曾見過這樣的表述：「某某某竟是某省某市的一個普通市民」、「某某某竟是某市某區的一個一般市民」——說好人好事時沒有，說壞人壞事時也鮮見吧。
(責任編輯：李靜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