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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公眾號對李子柒的推薦
在「中國崛起」的時代語境下，我們作為一個普通中國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中華文明的核心與精髓？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錢穆的名篇《中國文化與中國人》。在錢穆看來，「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乃至中國民族與中國歷史，就在做人的精神上建立而維持。我們只深信得這一層，可以救自己、可以救別人、可以救國家與民族。中國的文化傳統可以長輝永耀在天地間。」
中國文化與中國人
文 | 錢穆
本文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錢穆，（1895—1990），字賓四，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史學四大家」。
代表作有《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文化學大義》、《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精神》、《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中國學術通義》等。
西方文化是外傾的，中國文化是內傾的
外傾文化，只是中國《易經》上所謂「開物成務」的文化。在我們東方人看來，這種文化，偏重在物質功利，不脫自然性。中國文化之內傾，主要在從理想上創造人、完成人，要使人生符於理想，有意義、有價值、有道。這樣的人則必然要具有一「人格」。中國人謂之「德性」。中國傳統文化最著重這些有理想與德性的人。
從字面講，「文化」兩字曾見在中國《易經》裡，有曰「人文化成」。現在我們以「人文」與「自然」對稱，今且問「人文」二字怎講？從中國文字之原義說之，「文」是一些花樣，像紅的綠的拼起來就成了花樣，這叫「文」。又如男的女的結為夫婦，這也是一番花樣，就叫做「人文」。又如老人、小孩，前代、後代，結合在一起，成為父母子女，這也叫做「人文」。在這些人文裡面，就會「化」出許多其他花樣來，像化學上兩元素溶合便化出另外一些東西般。在中國人則認為從人文裡面化出來的應是「道」。故有夫婦之道，父子之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道都由「人文化成」，此即中國人傳統觀念中所看重的文化。
中國《小戴禮》中又見有「文明」二字，說「情深文明」。上面說過，文只是一些色彩或一些花樣。花樣色彩配合得鮮明，使人看著易生刺激，這就是其「文明」。如夫婦情深，在他們生活中所配合出的花樣叫別人看了覺得很鮮明。父子情深，在他們生活中所配合出的花樣也叫人看了覺得很鮮明。若使父子、夫婦相互間無真摯情感，無深切關係，那就花樣模糊，色彩黯澹，情不深就文不明。
這是中國古書裡講到的「文化」「文明」這兩項字眼的原義。此刻用來翻譯近代西方人所講的「文化」「文明」，也一樣可以看出中國人所講偏重其內在，而西方人則偏重於外在，雙方顯然有不同。
舜的畫像
人與人間的花樣，本極複雜，有種種不同。如大舜，他父母都這樣地壞，他一弟又是這樣壞，可說是一個最不理想的家庭。然在這最不理想的環境與條件之下，卻化出舜的一番大孝之道來。夫婦也一樣，中國古詩有「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一首，那故夫自是不夠理想，但那位上山採蘼蕪的女子，卻化成為永遠值得人同情欣賞與懷念的人。可見社會盡複雜，人與人配合的花樣盡多，盡無準，但由此化合而成的「人文」，在理想中，卻可永遠有一「道」。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理想，必以每一個人之內心「情感」作核心。有此核心，始有「人文化成」與「情深文明」之可能。
然而這亦並非如西方人所謂的個人主義。在個人與個人間相平等，各有各的自由與權利，此乃西方人想法。中國社會裡的個人，乃與其家庭、社會、國家、天下重重結合相配而始成為此一人。人必在群中始有「道」，必與人相配成倫始見「理」。離開對方與大群，亦就不見有此人。因此「個人」必配合進「對方」與「大群」，而一切道與理，則表顯在個人各自的身分上。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理想中之每一人，可不問其外在環境，與其一切所遭遇之社會條件，而可以無往而不自得。換言之，只要他跑進人群，則必有一個道，而這道則就在他自身。己立而後立人，己達而後達人，盡己之性而後可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自己先求「合道」，始可望人人各合於道。這一理想，照理應該是人人都能達，但實際則能達此境界理想者終不多，此即中國所謂之「聖人」。但照理論，又還是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人皆可為聖人的。
中國傳統文化理想，既以個人為核心，又以聖人為核心之核心。孟子說「聖人名世」，這是說這一時代出了一個聖人，這聖人就代表了這時代。等如我們講埃及文化，就拿金字塔作代表。講中國古代文化，並不見有金字塔，卻有許多傳說中的聖人像堯舜。中國之有堯舜，也如埃及之有金字塔，各可為其時文化之象徵與代表。
《孟子》是儒家學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學說，被後人尊封為「亞聖」，與孔子合稱「孔孟」。所著《孟子》七篇十四卷，為《四書》之一，內容豐富，涉及政治、哲學、倫理、經濟、教育、文藝等多個方面，對後世影響深遠。
在《孟子》書中，又曾舉出三個聖人來，說：「伊尹聖之任者也，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人處社會，總不外此三態度。一是積極向前，負責，領導奮鬥，這就如伊尹。一是甚麼事都不管，躲在一旁，與人不相聞問，只求一身乾淨，這就如伯夷。還有一種態度，在人群中，既不像伯夷般避在一旁，也不像伊尹般積極盡向前，只是一味隨和，但在隨和中也不失卻他自己，這就如柳下惠。
以上所舉「任」「清」「「和」三項，乃是每一人處世處群所離不開的三態度。在此三種態度中，能達到一理想境界的，則都得稱聖人。只有孔子，他一人可以兼做伯夷、伊尹、柳下惠三種人格，孟子稱孔子為「聖之時」。因孔子能合此三德，隨時隨宜而活用，故孔子獨被尊為「大聖」，為「百世師」。
現在再說伊尹。他所處時代並不理想，那時正是夏、商交替的時代，傳說伊尹曾五就桀，五就湯，他一心要堯舜其君，使天下人民共享治平之樂，而他也終於成功了。伯夷當周武王得了天下，天下正慶重得太平之際，但他卻不贊成周武王之所為，餓死首陽山，一塵不染，獨成其清。柳下惠則在魯國當一小官，還曾三度受黜，但他滿不在乎。他雖隨和處群，但也完成了他獨特的人格。
在《論語》裡，孔子也曾舉了三個人。孔子說：「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幹諫而死。」孟子云：「仁者，人也。」此所謂「三仁」，也即是處群得其道之人，也可說其是「三完人」，即三個人格完整的人。當商、周之際，商紂亡國了，但在朝卻有三個完人，也可說他們都是理想的人，也可說他們都是聖人。
此三人性格不同，遭遇也不同。我以為比幹較近伊尹，大約他是一個負責向前的，不管怎樣也要諫，乃至諫而死。微子則有些像伯夷，看來沒辦法，自己脫身跑了。後來周武王得天下，封他在宋國，他也就在宋國安住了。箕子則有些像柳下惠，他還是留在那裡，忍受屈辱，近於像當一奴隸。
此刻我們以《論語》《孟子》合闡，可說人之處世，大體有此三條路。此三條路則都是大道，而走此三條路的也各可為聖人，為仁者。我剛才提到的三位大文學家，屈原就有些近伊尹，忠君愛國，肯擔責任，結果沉湘而死，卻與比幹相似。陶淵明就如伯夷，又如微子去之。「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他就潔身而去了。杜甫就如箕子，也如柳下惠。給他一小官，他也做，逢什麼人可靠，他都靠。流離奔亡，什麼環境都處。他不像陶淵明那般清高，也不像屈原那般忠憤積極，然而他同樣也是一完人。數唐代人物，決不會不數到杜甫。
杜甫畫像
但如上所舉，這些人，尤其是「清」的「和」的，往往可以說他們多不是一個歷史舞臺上人物，他們在歷史舞臺上似乎並不曾表現出什麼來。只有「任」的人，必求有表現，但亦有成功、有失敗。失敗的有些也不成為歷史人物了。但無論如何，這些人，都是中國理想文化傳統中的大人物，他們承先啟後，從文化大傳統來講，各有他們不可磨滅的意義和價值。
中國歷史命脈依靠「人」來維繫
我往年在美國耶魯大學講歷史，主張歷史必以「人」作中心。有一位史學教授特來和我討論，他說我的說法固不錯，歷史誠然應拿人作中心，但人也得有事業表現，才夠資格上歷史。倘使沒有事業表現，則仍不是歷史上的人。他這番話，其實仍是主張歷史中心在事不在人。我和他意見不同，卻也表示出雙方文化觀念之不同。
在西方人看來，一個哲學家，必因其在哲學上有表現；一位宗教家，必因其在宗教上有表現；一位藝術家，則必在藝術上有表現；一位科學家，則必在科學上有表現。在事業表現上有他一份，才在歷史記載上也有他一份。若生前無事業表現，這人如何能參加進歷史？然而在中國人觀念中，往往有並無事業表現而其人實是十分重要的。即如孔子門下，冉有、子路的軍事、財政；宰我、子貢的言語、外交；子遊、子夏的文學著作，都在外面有表現，但孔門弟子中更高的是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稱為「德行」，列孔門四科之首，而實際卻反像無表現。
今且問無表現的人物其意義在哪裡？價值又在哪裡呢？此一問題深值探討。儒家思想正側重在這一邊。試讀中國歷史，無表現的人物所佔篇幅也極多。即如司馬遷《史記》七十列傳第一篇便是伯夷叔齊，此兩人並無事業表現。太史公獨挑此兩人為傳之第一篇，正因他認為這類人在歷史上有大意義、大價值與大貢獻。又如讀陳壽《三國志》，曹操、諸葛亮、孫權、周瑜、司馬懿人物甚多，後人卻說三國人物必以管寧為首。管寧獨無事業表現，他從中國遠避去遼東，曹操特地請他回來，他回來了，也沒幹什麼事，何以獨被認為三國時代的第一人物呢？中國歷史上所載人物，像伯夷、管寧般無所表現的歷代都有，而且都極為後人所重視，正因認為他們在歷史上各有他們莫大的意義與價值之貢獻。
管寧割席斷交。管寧（158年－241年），字幼安。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著名隱士。管寧與華歆、邴原並稱為「一龍」。漢末天下大亂時，與邴原及王烈等人至遼東避亂。在當地只談經典而不問世事，並引來大量同是逃避戰亂的人，管寧就開始做講解《詩經》、《書經》，談祭禮、整治威儀、陳明禮讓等教化工作，人們都很樂於接受他的教導。直到魏文帝黃初四年（223年）才返回中原，遼東太守公孫恭親自送別。此後曹魏幾代帝王數次徵召管寧，他都沒有應命。
我不是說人不應有表現，人是應該有所表現，但人的意義和價值卻不盡在其外面的表現上。倘使他沒有表現，也會仍不失其意義與價值之所在。那些無表現的人，若必說他們有表現，則也只表現於他們內在的心情與德性上。中國古人說三不朽，立德為上，立功、立言次之，功與言必表現在外，立德則盡可無表現，盡可只表現於其內在之心情與德性上。
歷史事變，如水流之波浪，此起彼伏，但僅浮現在水流之上層。而文化大傳統則自有一定趨向，這是大流之本身。文化大流之本身就是我們「人」，人是大流本身，而沉在下層。人事如波浪，浮在上面。風一吹，波浪作了；風一停，波浪息了。而大流本身則依然。正因中國文化傳統看重此本身，所以到今天，中國歷史傳統仍還沒有斷。商亡有周；周亡有秦漢；秦漢亡了有唐宋；有元明清以至現在。歷史命脈顯然只靠「人」。政治可以腐敗，財富可以困竭，軍隊武力可以崩潰不可挽救，最後靠什麼來維持國家與民族？就因為有人。從中國歷史上看，不論治、亂、興、亡，不斷地有一批批人永遠在維持著這「道」，這便是中國歷史精神。
西方人只看重人在外面的表現，沒有注重到它內在的意義與價值。如看埃及、看巴比侖、看希臘、看羅馬，乃至看近代歐洲，他們所表現在外的盡輝煌，盡壯闊，但似乎都未免看重了外面而忽略了人本身的內在意義與價值，因此不免太偏重講物質、講事業。但物質備人運用，事業由人幹濟，而人則自有人的內容和意義。
即就語言文字論，西方人在此方面亦重外面分別，而沒有把握其在內之共同點。因此他們有少數人（man）、多數人（men），有男人（men）、有女人（women），卻沒有一共同的「人」字。又把人分成國別，如中國人（Chinese）、日本人（Japanese）、英國人（English）、美國人（American），如此脫口而出，卻忽略了他們同樣是個「人」。用中國語言文字說來，如男人、女人、大人、小人、黃人、白人、黑人、紅人、中國人、日本人、英國人、美國人、亞洲人，總之一視同仁，都是「人」。這是中國文化中最偉大的第一點，可惜是被人忽略了。
話雖如此，中國人卻又在人裡面分類、分等級。由西方人講來，人在法律之下是平等的，但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之下，雖同樣是人，卻盡有其不平等。因此有好人、有壞人；有善人、有惡人；有大人、有小人；有賢人、有聖人。中國人罵人不是人，說「你這樣算不得是人」。今且試問，人又怎樣不算人？從生物學上講，五官四肢齊全便是人；從西方法律上講，人同等有權利和地位，誰也取消不了誰。從西方宗教上講，人又都是上帝的兒子。但中國人對這個「人」字卻另有一套特別定義。人家盡加分別，中國人不加以分別；人家盡不加以分別，中國人獨加以分別。此處實寓有甚深意義，值得我們注意和研究。
錢穆
提倡中國文化，莫如各自努力先學做人
現在我將講到中國文化中一最偉大所在，仍從歷史講起。如上面講到商朝末年，以及三國時代，或者像我們今天，這都算是十分衰亂之世，但無論如何，人則總可以成一人。不問任何環境、任何條件，人則都可各自完成為一人，即完成其為一個有意義、有價值、合理想、合標準的人。換言之，人各可為一「君子」，不論在任何環境條件下，都可以為一君子。有人砍了我頭，我死了，但我可仍不失為一君子。或有人囚我為奴，但我也得仍為一君子。我或見機而作，脫身遠揚，逃避到外國去，也仍得成為一君子。
今天的中國人，一心都想去美國，若我們能抱有中國文化傳統，像箕子去韓國，管寧去遼東，朱舜水去日本，多有幾個中國人去美國豈不好？所惜的只是目前的中國人一到美國，便不想再做中國人。或者他沒有去美國，也早已存心不想做中國人。好像做一中國人，無價值意義可言。這種想法，也無非從外面環境條件作衡量。我並不提倡狹義的國家民族觀念，說生在中國土，死為中國鬼，我定該做一中國人。
上面講過，中國人講「人」字，本來另有意義。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下，任何人在任何環境、任何條件下，都可堂堂地做個人，本無中國、美國之分別。而且做人，可以每天有進步。若一個人能生活得每天有進步，豈不是一個最快樂的人生嗎？而且縱說每天有進步，進步無止境，又是當下即是，即此刻便可是一完人。只在當下，可以完成我最高的理想，最完美的人格，而不必等待到以後，自然也不必等待死後升到上帝的天國，才算是究竟。就在這世間、這家庭、這社會裡，我當下便可成一完人，而又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其德，作新民，在其內心自覺上，有日進無已之快樂。一步步地向前，同時即是一步步地完成。這樣的人生，豈不是最標準、最理想、最有意義、最有價值嗎？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為作者的專題演講合集，分別就中國漢、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組織、百官職權、考試監察、財經賦稅、兵役義務等種種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觀與比照，敘述因革演變，指陳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總括了中國歷史與政治的精要大義，又點明了近現代國人對傳統文化和精神的種種誤解。言簡意賅，語重心長，實不失為一部簡明的「中國政治制度史」。
孔子說：「賢哉回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顏淵正是一天天在那裡往前進，沒見他停下來。顏子同門冉有，他是那時一位大財政家，多藝多能，很了不起。然他內在人格方面卻沒有能像顏淵般一步步地向前。若僅就表現在外的看，似乎顏淵不如冉有。但從蘊藏在內處的看，則冉有遠遜於顏子。這一意見，在中國一向早成定論，更無可疑的。
因此今天我們要來提倡中國文化，莫如各自努力先學做人，做一理想的中國人。若真要如此，必然得研究中國歷史，看歷史上的中國古人是如何樣生活。這一番研究，仍該把我們各人自己的當前「做人」作中心。旋乾轉坤，也只在我內心當下這一念。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可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有進無止。而且匹夫匹婦之愚，也同樣可以如此修行而獲得其完成。中國這一套人生哲學，可以不需任何宗教信仰而當下有其無上的鼓勵和滿足。只可惜我在這裡只能揭示此大綱，不及深闡其義蘊。但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精義所在，其實是人人易知，不煩詳說的。
今試問，如此一套的哲學，若我們真要履行實踐，在我們今天這社會上，和我們所要努力的事業上，有什麼妨礙呢？我想這顯然沒有絲毫的妨礙。不論我們要做的是大事或小事，乃至處任何社會，在任何環境與條件之下，上面一套哲學，總之不會給與我們以妨礙，而只給與我們以成功。我們縱使信仰了任何宗教，亦不會與此有衝突。它是一個最真實最積極的人生哲理，而又簡單明白，人人可以了解，可以踐行。
我們今天總喜歡講西洋觀念，像說「進步」，試問如我上述中國儒家那一套「日新其德」的理論，不也是進步嗎？又如說「創造」，那麼在我們傳統文化裡，也曾創造出如我上舉伊尹、伯夷、柳下惠、屈原、陶潛、杜甫等數不清的人物了。在今天我也可以日新其德，自求進步，終於創造出一個理想的「我」來。說「自由」，這是最自由的，試問作任何事，有比我自己要做一個「理想我」這一事那樣的自由嗎？說「平等」，這又是最平等的，人人在此一套理論下，誰也可以自由各自做一個人，而做到最理想的境地。說「博愛」，這道理又可說是最博愛的。人人有分，不好嗎？此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從各自的「修身」作起點，而終極境界則達於「天下平」，使人人各得其所，還不算是博愛之至嗎？
新亞書院社員大會合照(1957年）。新亞書院（New Asia College），香港中文大學建校三大書院之一，舊址在香港九龍 。新亞書院由錢穆、唐君毅、張丕介及一群來自中國內地的學者於1949年創立，其教育宗旨在於「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 。新亞書院校訓為「誠明」，語出《中庸》 。
可惜我們這一套哲學，向來西洋人不講，所以我們也不自信、不肯講。西方人的貢獻，究竟在向外方面多了些。開物成務是向外的，他們的宗教、法律、文藝、哲學等等成就，主要精神都向外。正因其向外，一旦在外面遭逢阻礙挫折，便會感到無法。而中國傳統文化則重向內，中國社會可以不要宗教、法律而維持其和平與安定。中國人生哲理可以不論治、亂、興、衰而仍然各有以自全。在歷史上，不斷有走上衰運的時期，像是天下黑暗，光明不見了，但還是一樣有人，一樣有完人。憑這一點，中國文化能維持到今天，中國民族及其國家亦能維持到今天。我們在今天要來認識中國文化，提倡中國文化，則莫如各人都從這方面下工夫。困難嗎？實在是絲毫也不困難。
諸位當知，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乃至中國民族與中國歷史，就在做人的精神上建立而維持。我們只深信得這一層，可以救自己、可以救別人、可以救國家與民族。中國的文化傳統可以長輝永耀在天地間。這是我今天講這題目主要的大義。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國防研究院」演講，刊載於「國防研究院」《中西文化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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