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剛
我是帶著很深的挫折感進入我的青春期的。
我一上小學就是班長，主持各種主題班會，年年被評為「三好」學生。但是，根正苗紅，卻未必循規蹈矩，當時，我同班委中另一位同學鬧意見，我便把同我要好的一些同學網羅起一個班底，分別交代了任務，動員班上大部分同學孤立對方。可能受了反映地下工作的電影影響，小班底成員還一一編了代號，儼然一個頗具規模的體制外組織。因為學習成績優秀，我和年級裡二十幾位提高班的同學一起，免考升入了重點中學，其中的絕大部分被編在了一個班上。我自我感覺良好，覺得自己又要當班長了，班主任家訪時也給了強烈的暗示。開學第一天，我主動幫老師點了名，興高採烈地代表全班同學去教導處領課本，班主任卻一臉嚴肅地將我喚到一邊：你小學裡的情況我了解了，搞小團體影響很不好啊，你以後管好你自己就行啦……那年，我才十三歲，心靈受到的衝擊可想而知。而且，從這一天起，我被班上的同學孤立了，門庭冷落自不必說，甚至連我上課發言，有時候也被包圍在重重的嘲笑和噓聲裡……
我一頭扎進了世界文學名著的閱讀之中。也許是我祖母從小給我講民間傳說和評彈故事的緣故，也許是父親經常帶我看電影、話劇和各種戲曲的關係，我很小就對寫作抱有極大的興趣。升入高中後重新分了班，我又重新活了過來，重新當上了班幹部。但此時，我卻再也無意於成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好學生、好幹部了。我一度又被批評熱衷於小團體活動，但這時候所謂的小團體，實際上指的是班上的語文興趣小組，幾位好高騖遠又自命不凡的文學愛好者的集結。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傷痕文學風起雲湧。我們讀舒婷的《雙桅船》，顧城的《遠和近》，讀孔捷生《南方的岸》，張承志《北方的河》……星期天我們相約去了青年會，聆聽音樂學院教授的世界名曲欣賞講座；我還和兩位女同學通宵排隊，購買法國二百五十周年油畫展的入場券。暑假了，幾個十六七歲的男生女生，瞞著老師父母，踏上了去杭城旅行的火車……我當年詩情噴薄，幾乎每天都在那裡構思著、比劃著；下課了，或者假期裡，我獨自徘徊在書店郵局，用父母給我的最少量的錢購買文學書籍，等待我喜愛的文學刊物新的一期出版。我還嘗試著投稿，至今我仍保留著廣州《青年詩壇》雜誌給我的回函：你的詩作非常有個性，我們正在研究，請你一定耐心等待。但是，我等到的卻是這本以發掘新銳詩人作品著稱的刊物被迫停刊的消息。
和所有時代的年輕朋友一樣，當他們經歷著奮鬥、友誼以及朦朧情感的最初體驗的時候，他們未必能得到所有長輩老師的讚揚或理解，正如今天為人父母的我們，也未必能真正理解我們的90後兒女。當然，如果運氣好的話，也可能碰上保持著開放心態的包容型師長，我們中學的副校長、特級語文教師陳鍾樑就是其中的一位。我考上復旦的第一年，我和一位中學同學就採訪了他，花了幾個月的課餘時間，寫出一篇思考中學生成長、困惑和教育的報告文學《愛的輻射》。《文匯報》「筆會」副刊主編徐開壘先生閱讀後，推薦給《萌芽》雜誌主編曹陽先生。那一年，全國人大剛剛通過在每年的9月10日設立教師節的決定，曹陽先生很快拍板在1985年9月號上頭條刊出，並加上了《獻給第一個教師節》的副標題。他還親自撰寫了熱情洋溢的主編絮語。作品發表後，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全文廣播，《報告文學選刊》全文轉載。又過了四個月，1986年1月，我的小說處女作《別了，十八歲》便在《萌芽》新年的頭條位置發表了。曹陽先生是引我進入文學之門的第一位老師，後來，更成了我人生第一份工作的老闆。
《別了，十八歲》描寫的是中學生早戀的故事。關於愛情，其實我要表達的又不是愛情。青春期的人們最敏感的字眼是成熟，而在我當時、包括今天的認知裡，責任心才是一個人走向成熟的標誌。小說發表後反響頗大，除了評論、轉載和後來的得獎外，我收到的讀者來信就有上百封，大連等地的文化宮還特別舉辦了專場的研討會。去復旦上學的9路電車上，我還曾親耳聆聽到，鄰座的兩位女學生，關於小說中男女主人公命運的熱烈討論。1986年3月，上海市作家協會邀請我參加了首屆青年作者講習班，我是班上最年輕的成員。講習班期間，在班主任、後來以研究氣功及老莊而知名的作家沈善增的鼓勵下，我寫了散文化的借鑑意識流手法的《夜大街印象》，基調還是暖色的，卻折射出剛進入大學的年輕學子，第一次面對真實世界時的渴望又茫然的心態。《老五》的寫作，始於我大學三年級以後，修改了多次，其中的反覆，也反映出我自己把握青春期理想和現實衝突主題時的困惑，以及某種程度的力不從心。《成人邊緣》是我寫作篇幅最長、花費心血最多的一部中篇小說，動筆時，我已是《萌芽》的青年編輯。青春期終會過去，一代人終會長大，而成長卻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小說中主人公所經歷的愛情的背叛、年長者的謊言，以及他最終對世俗社會的妥協，未嘗不是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年輕人心理發展邏輯的某種註腳。我再也不可能用青春的眼光、青春的視角去看待問題、思考問題了，我的青春小說也就走入了我人生的歷史。
九十年代以後，中國社會發生了越來越劇烈的改變。文學界當時頗有影響的一種潮流，卻是走向自我、走向文體本身探索的小眾之路。這既非我之興趣也非我之所長。我一邊當著文學編輯，以發掘文學新人為樂，一邊也開始重新思考，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自己作為青年知識分子的價值和選擇。我曾經轉向了報告文學的寫作，我也曾調入《解放日報》社工作，黨報的身份，使我的採訪擁有某種便利。在上海精神衛生中心郭蓮舫教授等朋友的幫助下，我傾注了大量的精力，埋頭於精神衛生心理諮詢領域的採訪研究，陸續寫出《心獄邊緣》、《通向心靈的熱線》等多篇報告文學作品，在圈內獲得好評。應出版商之約，我開始了長篇紀實文學《上海同性戀部落》的採訪寫作，其中一部分先完成的章節在《電視劇藝術》上連載。
鄧小平南巡，改變了千百萬中國人的命運，我也是被改變者中的一員。1994年9月，唐神傳播成立，我有十年文學創作的積累，畢業於新聞系、又在媒體工作過，無論是創意表現還是媒介傳播，廣告公司的核心業務，對我來說倒也並不陌生。我最初的合作者不乏我文學時代的朋友，有我們復旦劇社的社長，以後成為了廣告界頗有名氣的策劃人，也有上海的青年作家，至今仍然亦文亦商活躍於文壇。後來，來自於國際4A公司的朋友，來自於知名的品牌、營銷諮詢公司的朋友，以及來自於我們的客戶和媒體中的朋友，陸續加盟到公司，為唐神傳播始終堅持的一站式全案整合的服務理念，提供了堅實的團隊保障。十七年來，我自己也早已完成了從一名文化人，到一名廣告企業領導者的角度轉換。2003年初，我考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EMBA班，洋教授們的思維操練，同學之間的坦誠交流，更強化了我從戰略的層面、系統的層面，去思考廣告公司發展的方向和未來。
我曾經是《萌芽》雜誌社最年輕的編輯，上海市作協最年輕的會員，這兩項紀錄曾經保持了很長時間。現在，我卻已經是一個青春期充滿了探索精神的兒子的父親了，十年文學求索，十七年廣告事業，改變當然是很大的。但是，青春時代的那份理想和價值，對於閱讀的熱愛，對於文學的敏感，也許是我終生都難以改變的。
一切都會過去。一切又都不會過去。一切都將變成親切的懷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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