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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狩獵中，竟然捕獲到71頭犀牛後，商朝某一位王在甲骨文中留下記載，為自己「輝煌」的獵捕成績歡欣鼓舞。
那時候，在廣袤的中原大地上，遍布著貘、犀牛、水鹿、亞洲象等各種如今僅僅在熱帶和亞熱帶地區才出現的動物，3000多年前的商王和商人們沒有想到的是，他們在甲骨文中留下的，將是一場有關中國古代生態演變的物種哀歌。
在距今5000年前，那時中國的森林覆蓋率高達64%左右，根據竺可楨等氣候學家的測算，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的部落聯盟和夏朝商朝時期，當時中國整體處於溫暖時期，北亞熱帶的北界，比現在要北移2.5個緯度，氣溫也要高出2-3攝氏度。
但氣候每一次微小的波動，都將帶給自然和歷史以劇烈的震動。
大約從公元前1100年開始，歷史進入到周朝後，中國氣候再次轉入寒冷期，這一次的小冰期蔓延了整個西周時期，前後延續了250多年，對此《古本竹書紀年》記載道，周孝王七年（公元前903年）「冬，大雨雹，牛馬死，（長）江、漢（江）俱凍」。
隨著氣候轉入寒冷期，中原地區的先人們發現，原來在河南等中原地帶廣泛存在的犀牛、大象等動物逐漸退出黃河流域、開始南遷，對此《呂氏春秋·古樂》和《孟子·滕文公下》將其表述為周武王「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但這些大型哺乳動物的南遷，實際上僅僅依靠人力是做不到的，其南遷的背景，是中國5000年文明史上第一個寒冷期的到來。
儘管從西周時期開始，黃河流域的犀牛和大象逐漸消失，然而在相對溫暖、森林廣袤的江淮流域，犀牛、大象仍然廣泛存在，因此先人們對於犀牛的南遷雖然不解，但也並不以為然，對此，春秋戰國時期的《左傳》就寫道：「牛則有皮，犀兕（讀作sì，指犀牛）尚多」。由於當時中國大地上廣泛分布著犀牛，因此先秦時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牛甲，甚至成了南方的楚國和吳國的大規模戰爭裝備。
屈原在《九歌·國殤》中就寫道：「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當時，在楚國廣闊的南方荊楚地區，「犀兕麋鹿滿之」。
▲犀牛
吳越兩國在爭戰過程中，雙方更是擁有大規模配備犀牛甲的軍隊，《吳越春秋》記載，在吳王夫差和越王勾踐的決戰中，吳國：
「今夫差衣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眾之不足。」
儘管史料記載存在誇張成分，但是犀牛甲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廣泛普及，也由此可見一斑，而對陣吳國，越國的軍隊也同樣是身著犀牛甲：
「越王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皆被兕甲又令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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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於這種中原地區的氣候和物種變化，先秦時人也開始了敏銳的觀察，孟子（約前372年—前289年）就曾經追憶說，當堯之時：
「草木暢茂，禽獸繁殖。」
孟子身處的戰國時期，當時中原地區的原始森林草地已經遭到了大規模開墾破壞，而犀牛、大象等熱帶、亞熱帶動物也逐漸消失，改而遷徙到了江淮流域和廣闊的南方地區，而中華先民隨著大自然和環境變遷而遷徙的腳步，也一直沒有停歇。
甲骨文和先秦史料記載，夏朝和商朝時期，國都經常遷徙不定，史稱夏后氏十遷；殷人（商人）也自稱是「不常寧」、「不常厥邑」。其中最根本原因，主要是因為古人是遊牧農業經濟，每隔幾年當地力減退，農作物產量就會嚴重下降，於是人民不得不遷至別處，另闢一片新耕地。
西周建國初期，由於地廣人稀，開始大規模分封諸侯開疆拓土，即使到了東周初期，當時，鄭國遷都到新鄭（今河南新鄭），鄭人「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由於各個諸侯國之間存在廣闊的曠野，因此鄭國與宋國（位處今河南商丘之北）之間還有不少「隙地」，可見先秦時期各個諸侯國墾殖的範圍仍然不大，天然植被仍然保存完好。但是到了戰國初期，已經出現了「宋無長木」的情況。
隨著戰國時期鐵器的廣泛使用，加上各國競相變法，發展農耕、鼓勵墾荒，因此到了戰國時期，今天的河南地區已經「無長木」，山東丘陵西路的泗水流域已「無林澤之饒」，而在今天的河北、山東、河南三省交界地帶，早在戰國時期，就出現了缺乏木材取火的問題。
▲中國森林變化圖
這種中華先民對於森林植被的大規模破壞，帶來的結果，就是到了戰國時期，「黃河」的逐漸出現。
在先秦以及秦、西漢初期，古人對於「黃河」都稱為「河」，因為當時黃河水質清澈，並不存在大規模攜帶泥沙的問題，《詩經·伐檀》就寫道：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河水清且漣猗。」
戰國以前的先秦時期，當時黃河流域仍然存在著廣袤的原始森林，因此先人在此砍伐檀樹等大型喬木，「河水」的清澈水質更是成為古人詩歌的歌頌對象，然而到了戰國後期，隨著人類開墾、戰爭破壞的影響，黃河中遊的森林開始經歷了第一次大規模破壞。
以涇河為例，涇河到了戰國後期的含沙量已經很高，隨著秦漢定都關中，日趨繁盛的人口活動和關中地區經營需要，使得大規模的毀林造田不斷出現，於是，到了西漢中期，涇河更加渾濁，出現了「涇水一石，其泥數鬥」的特點。
作為黃河第一大支流渭河的第一大支流，發源於河套平原、寧夏六盤山東麓的涇河水質變濁變差，也是春秋戰國時期人類劇烈活動影響的結果，在自身和各條支流大量泥沙的衝擊下，到了戰國後期，黃河開始被稱為「濁河」，到了唐朝，「黃河」的名稱開始固定下來。
▲黃河一直到戰國後期才開始逐漸變濁、變黃
起初，黃河在戰國中期、也就是公元四世紀以前流經河北平原入海，兩岸並沒有構築堤防，公元前四世紀，也就是戰國中期開始，各個諸侯國開始在黃河下遊建築堤防，於是黃河河道開始固定，剛開始時，由於黃河下遊地區人口稀少，因此兩岸堤壩達到50漢裡、20000多米之寬，因此黃河在下遊得以隨意遊蕩，河道的蓄洪能力也較強。
但隨著下遊地區人口的不斷增多，中華先民開始在黃河大堤內的河槽灘涂上進行墾殖，並不斷縮小黃河堤壩，這就使得黃河下遊的河床日益縮小，加上河身彎曲，使得下遊迅速淤積增高，險情迭出。
於是，大自然對人類的報復開始了。
由於黃河中遊的森林遭到大規模破壞，加上水土流失下河水泥沙含量過高，因此到了西漢時期，黃河出現了十次較大的決溢改道，這是黃河大規模泛濫的開始。
鑑於黃河的頻繁決溢，到了東漢時期，公元69-70年，東漢政府動員了幾十萬軍民，在王景的主持下，對黃河下遊河道進行了全面整治，此後大約800年間，黃河下遊河道出現了相對穩定的局面，沒有發生較大改道。
但是人類治理黃河的過程，也在為下一次的災害埋下隱患。
以漢武帝時期治理黃河為例，當時為了治河，漢武帝下令將黃河流域的河南淇縣的大規模竹林砍伐「下淇園之竹為楗」、「斬淇園之竹木塞決河」，到了東漢光武帝時期，漢軍為了討伐叛軍，更是「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轉以給軍」，在治河和戰爭、人類活動的大規模破壞下，到了南北朝的北魏時期，當時河南淇縣的大規模竹林已經消失，對此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注》中感慨地說：
「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
儘管在春秋戰國、秦漢時期，黃河流域的原始森林植被就遭到了大規模破壞，並在西漢和東漢初期造成了大規模洪澇災害，但歷史進入魏晉南北朝以後，由於北方遊牧民族的大規模南下，並將黃河流域的大量耕地改為牧場，這就使得黃河流域的植被部分得到了恢復，隨著水土流失的改善，黃河在稱為亂世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卻出現了長期安流的局面。
但隨著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氣候的轉寒、變幹，黃河流域的森林植被已經不可能恢復到戰國以前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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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進入隋唐、五代和兩宋後，中華先民的腳步再度北上西進。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當時由於北方遊牧民族的南下，中國的農牧交界線一度南遷到黃河流域，隨著隋、唐帝國的相繼崛起，中原的農業民族再度北上西進，並將中國的農牧交界線再次挺進到了陰山一帶。當時，僅僅唐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年），唐朝就在河套平原屯田達8800多頃，隨後又在陝北、銀川平原開設屯田，致使黃河中遊的森林再次遭到大規模破壞。
也就是在這種生態破壞的背景下，到了唐朝時期，由於當時的官員流行在腰帶上別一種犀牛帶銙，加上唐朝時期的大規模開墾加劇，這更是給江淮流域和廣大南方地區的犀牛幾乎帶來了滅頂之災。因此到了中唐時期後，中國廣大南方地區已經很難見到犀牛，因此，東南亞地區的國家在向大唐帝國進獻貢物時，甚至將犀牛這一原本在中國廣泛分布的大型動物當成了珍禽異獸進獻。
著名詩人白居易（772－846年）就曾經在《馴犀－感為政之難終也》詩中寫道：
「馴犀馴犀通天犀，軀貌駭人角駭雞。
海蠻聞有明天子，驅犀乘傳來萬裡。
一朝得謁大明宮，歡呼拜舞自論功。」
▲陝西三原唐獻陵的石犀
白居易記載道，這隻原本生活在熱帶東南亞地區、進貢到關中地區的犀牛，在幾年後的唐德宗貞元年間（785年正月—805年八月）死於長安的一場寒冬。
到了唐宣宗時期（846-859年在位），當時人在渠州（今四川渠縣、大竹等地）捕捉到了一隻犀牛，由此當時的犀牛已經非常珍貴，於是這隻犀牛被特地送到了長安城中進貢，考慮到先前皇宮中的犀牛無法適應關中地區的氣候、被凍死等先例，「慮傷物性」的唐宣宗後來下令將它「復放於渠州之野」。
犀牛在中華大地的日趨珍貴，映襯的，則是唐朝時期中國北方地區生態環境的日趨惡化。
以關中地區為例，隋唐定都長安帶來的結果，就是到了盛唐時期，整個關中地區「高山絕壑，耒耜亦滿……田盡而地」，森林遭到大規模破壞，到了唐朝最鼎盛的唐玄宗時期，整個長安城周圍，已經沒有巨木可以供應採伐，以致伐木工人要從陝西，長途跋涉到嵐州（今山西省嵐縣北）、勝州（今內蒙古自治區準格爾旗東北）等地，才能取得營建宮室所用的巨木。
對此，唐朝詩人杜牧，曾經在諷刺秦朝的《阿房宮賦》中，指古，也是話今地揭露出：
「蜀山兀，阿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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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資源日趨衰竭的同時，失去了森林的涵養，關中地區的水資源也日益枯竭，昔日關中地區「八水繞長安」、水量充沛的生態環境逐漸消失，到了唐代末期，涇水、渭水、灞水等河流水流量越來越小，龍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相繼乾涸；到了北宋時，「八水」中的潏水，水流量更是小到了可以淌水過河的地步。
據統計，從唐宋開始，關中地區有關水清、涸竭、斷流的記載共22次。其中，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雍正六年（1728）的45年間，作為滋潤長安最重要的河流——渭河及其支流，有記載的斷流，更是達六次之多。
隨著森林的砍伐，關中地區水土流失也越發嚴重，這就使得關中地區的自然災害頻率增大：有雨則洪水泛濫，無雨則乾旱成災。
據統計，自唐朝武德七年（624）至開元二十九年（741）的100多年裡，長安周邊的京畿地區，共發生了20起大型自然災害。其中有10次旱災，7次水災，以及3次蝗災。
陝西省氣象局根據史料記載進行統計發現，從公元前2世紀的秦朝開始，關中地區的水災和旱災，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頻繁，其中唐朝中期的公元八世紀，竟然發生了37次旱災，平均每2.7年就發生一次。
而關中地區這種頻發的自然災害，也使得長安城，逐步進入一個生態崩潰的大環境。
唐朝中期以後，長安城周邊關於「關中饑饉」，「關中旱澇相繼」，「蝗災，飛天蔽日」，「饑荒嚴重，路遊餓殍，人相食」的記載越來越多。
▲中國北方很多地區，長期旱災之後，經常伴隨著大規模蝗災
在此情況下，早在先秦時期，就因為沃野千裡、擁有「天府之國」美譽的關中平原，隨著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到唐朝中後期時，已經變成了「地迫而貧，土瘠民貧」的窮困之地。
由於大規模砍伐森林加劇水土流失、造成黃河含沙量日益增大、淤塞航道行船困難，這就使得從江淮地區向關中地區供應物資的漕運日益艱難，唐德宗貞元二年（786），由於向長安運輸糧食的漕運道路被藩鎮阻隔，整個長安城都陷入缺糧境地，以致禁軍發生騷動。這時，剛好有3萬斛米運到了長安周邊，唐德宗聽說後，幾乎流下眼淚跟太子說：
「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
但是，關中地區的生態惡化已經積重難返。公元907年，軍閥朱溫在篡唐建立後梁後，將國都向東遷徙到了更加靠近江淮流域的洛陽和開封，此後，五代的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的國都都是洛陽或開封，而這種中國首都從西向東遷徙的重要背景之一，就是關中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
▲關中地區及西部的環境生態惡化，是中國首都從西向東遷徙的重要背景
進入兩宋以後，由於北宋先後與西夏對峙，南宋又與金國對峙，因此關中地區作為戰爭前線也受到了重大影響，當時，長安周邊「畜產蕩盡……十室九空」，整個關中地區在宋代，最終淪落成為「壤地瘠薄」、「土曠人稀」的「惡地」。
後來，南宋時人李獻甫在《長安行》中寫下了，那個業已衰落不堪的長安和關中平原：
「長安大道無行人，黃塵不起生荊棘。
高山有峰不復險，大河有浪亦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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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中地區生態急轉直下之前，中國西部的隴右、河套平原、河西走廊生態也逐漸惡化。
在歷史的記載中，在西漢時期，內蒙古陰山一帶、河西走廊等地區還遍布著大規模的森林，然而到了三國時期，在長期的乾旱和人為開墾等因素影響下，這些地方已經到處都是戈壁沙漠了。
以甘肅天水、隴西一帶為例，西漢時期，這裡「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然而三四百年後，到了曹魏景元四年（263年），當司馬昭率軍西徵羌人時，靈州（今寧夏靈武縣）等地已經是「北臨沙漠」，而廣大河套地區則從原來的水草豐美之地，變成了遍布戈壁沙漠之地了。
以烏蘭布和沙漠為例，這裡原本是位處今內蒙古河套平原西部的黃河衝積平原上的一片草原，在漢代魏晉南北朝以前，這裡甚至還存在過一個大湖屠申澤，秦漢時期，當時中央政府為了抵禦匈奴入侵，在河套平原大規模屯墾，東漢以後，由於匈奴南下，這些屯墾區陸續荒廢，由於原來的草原植被遭到破壞，這就使得烏蘭布和地區被耕作過的表土逐漸成為流沙，最終蔓延成為今天的烏蘭布和沙漠，到了10世紀末時，宋朝使節王延德出使高昌（今吐魯番）途經烏蘭布和地區，就看到這片原來的草原「沙深三尺，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駝」。
在黃河中上遊和中遊地區的森林和草原、生態遭到大規模破壞的背景下，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最終逐漸從黃河中上遊和中遊地區的關中、隴右、河套、河西地區，一路向東遷徙到了黃河下遊地區。
而失去了中上遊的森林和草原涵養，兩岸水土流失日益加劇的黃河，在從東漢初期至隋朝大體平靜約800年後，開始向中華先民發出了怒吼咆哮。
據統計，在兩漢的 400 多年間，黃河只決溢了9次 , 平均每40年1次 ；而在唐代290年的歷史中，黃河共決溢24次 , 平均每12年1次，頻率大大提高。
▲黃河的頻繁決溢，其背景是人類的擴張和開墾
在黃河中上遊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背景下，隨著中國經濟重心的逐漸南遷，北宋的首都也東遷到了黃河下遊的開封，以便就近接收江淮地區的財賦，但黃河水土流失的嚴重，使得黃河下遊地區的開封河段逐漸形成了地上懸河，並比沿岸的村莊高出數米之多。
從北宋中期的1048年開始，黃河中下遊在幾十年內頻繁決口，每隔兩三年就有一次大決口，每三四十年就發生一次大改道。這使得開封的生態環境日益遭受嚴峻考驗。
在黃河自然的頻繁決溢之外，在1127年、1232年和1234年，南宋軍隊和蒙古軍隊又先後三次扒開了黃河大堤作為戰爭武器，而黃河在頻繁決堤之後，還導致泛濫地區土壤沙化和鹽鹼化，這更加深刻地惡化了黃河下遊的生態環境。
在此情況下，隨著1127年靖康之變後北宋的滅亡，中國的政治中心最終在沿著黃河流域的長安-洛陽-開封等地，從西向東擺動遷徙兩千多年後，以南宋立都臨安（杭州）和元朝建都大都（北京）為標誌，開始了此後1000年的南北波動，而這種中國政治中心的西-東，南-北變遷，其背後，無疑是黃河流域和北方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所衝擊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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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北方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衝擊下，天災也在生態環境最為脆弱的黃土高原地區，率先撕開了口子。
明朝最後一任皇帝崇禎時期（1628-1644年），在明末小冰期的氣候災害衝擊下，17年間全國共爆發了14次特大乾旱，以致各地「餓殍遍野」「人相食」的記載不絕於書。
崇禎二年（1629），籍貫陝北延安府的明朝官員馬懋才就在《備陳大飢疏》中，向崇禎皇帝專門陳述了陝北的天災和饑荒情況，馬懋才在上疏中講了陝北地區「人相食」的慘狀後說，當地百姓中，那些不甘餓死的人，開始鋌而走險，相聚為盜。即便被官府抓獲了，也不後悔，並且公開表示：「死於飢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飢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
在此情況下，崇禎元年（1628年），高迎祥首先率眾在陝北起事。當時，明朝的正規軍早期面對起義之眾還能保持優勢，但每當剿匪勝利在望，寒冷及其連帶的饑荒，就會把陝西、河南等生態脆弱地區更多無路可走的百姓，推向起義軍的陣容，形成「野火燒不盡」之勢。
▲生態環境最為脆弱的黃土高原地區，是明末大起義的爆發點
在這種17年14次大旱災的接連暴擊下，原本生態環境就脆弱的北方，最終形成了起義烽火燎原的局勢，最終在1644年，李自成的農民軍攻入北京，崇禎皇帝上吊自盡，明朝滅亡。而考究這場明末的大規模乾旱，北方地區本就脆弱的生態環境，在持續整整17年的重災襲擊下，陝北、河南等黃河流域社會物質基礎的崩潰，無疑是釀就大規模起義的環境因素。
就在明朝滅亡前兩年，1642年，廣州城外突然出現了一隻老虎，而距離上一次廣州城出現老虎，已經是100多年前的1471年的事了，或許是感觸到了某種朝代哀亡的氣氛，或許是國之將亡、其人也哀，在最終捕獲到這隻老虎後，廣州城的居民卻將這隻老虎放生了。
沒有人提到這次廣州官民為何釋放老虎的緣由，但或許冥冥之中，他們感受到了某種來自天意的力量，正如公元前540年，鄭國名相子產所說：
「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崇之。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
在劇烈的天災和國難中，亂世中的人們突然有了感悟，他們在面對大自然時的脆弱、無力與偶然迸發的敬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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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北方氣候和生態環境的演化，在犀牛之後，大象在中國也開始不斷南撤。
考古學家在河南安陽殷墟中，曾經出土了大量大象的遺骨，甲骨文也曾經記載商王在太行山南側，曾經一次就捕獲7隻野象。但是隨著西周時期黃河流域進入寒冷期，大象在黃河流域逐漸消失，到了南北朝以後，大象在淮南、江北地區也逐漸消失，活動基本處於長江以南地區。
1127年靖康之變後，中國人口繼魏晉南北朝、安史之亂以後再次掀起了大規模的南遷浪潮，在此情況下，公元931年的五代十國時期，浙江衢州還有捕象的記載，但這已經接近大象分布的北界了，此後，中國大象分布的北界，進一步退卻到了浙江溫州、福建、廣東等地。
當時，隨著南方人口的迅速擴張，浙江等地的生態環境也遭受了大規模破壞，到了宋代，浙江的會稽山區已經是「有山無木」；湖北竹山縣到了乾隆年間更是「山盡開墾，物無所藏」；江西等地原本偏僻的武寧山谷地帶，也是「遍鄉開墾，萬山童禿」；靠近南嶺山脈的湖南桂東縣也是「生齒日繁，謀生者眾，深山高陵種植雜糧，幾無隙地」。
隨著北方移民的不斷南下，加上人口爆炸，長江以南各省幾乎全部開墾，而逐漸南撤的大象，與人類的衝突也日益加劇。早在北宋時期，文人彭乘就在《墨客興犀》中記載道：
「（福建）漳州漳浦縣地連（廣東）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為群，然不為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骨肉摩碎乃止。蓋獨象乃眾象中最獷悍者，不為群象所容，故遇之則害人。」
南宋理學家朱熹（1130-1200年）在擔任福建漳州知府時，當時由於人類墾殖日益侵入到了大象的領土，因此象群經常出來蹂躪莊稼報復人類，為此，朱熹特地寫了《勸農文》，鼓勵鄉民捕殺野象：
「本州管內荒田頗多，蓋緣官司有表寄之擾，象獸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戶不敢開墾……本州又已出榜勸諭人戶殺象獸，約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齒蹄角。今更別立賞錢三十貫，如有人戶殺得象者前來請賞，即時支給。」
在這種農民挺進、政府出資鼓勵的捕殺下，到了宋元之際，大象在福建地區最終消失。
▲亞洲象
而大象在浙江、福建等地消失的背後，則是中國人口的不斷膨脹。
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當時中國人口統計為5959萬人；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當時人口統計為5291萬人，考慮到人口逃逸等問題，人口學家估算當時中國人口已達8000萬人；
到了南宋光宗紹熙四年（1193年），當時南宋加上北方的金國和西夏、大理等國，人口學家預測當時中國人口已破1億人；
人口學家預測，經歷宋末和元末的戰亂後恢復，到了明朝末期，中國當時的實際人口也已突破了1億；
雍正元年（1723年），清朝開始普遍推行「攤丁入畝」，正式取消實行了兩千多年之久的人頭稅，此後，中國人口迅速爆炸，並從乾隆六年（1740年）突破1億，到乾隆五十七年（1790年）突破3億，再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突破4億。
在這種中國人口大爆炸的背景下，到了19世紀初，殘存在南方廣東東莞地區的野象也唱響了最後的哀歌。當時，野象在廣東東莞地區「每秋有群象食田禾」，在珠三角地區人口日益擴張的背景下，鄉民們開始持續捕殺野象，此後，廣東有關野象的記載也最終消失，大象繼續撤退到廣西、雲南，並最終僅殘存於雲南與緬甸等地邊境地區。
而中國犀牛，則在雲南地區一直掙扎到了20世紀。據統計，在中國犀牛最後的歲月裡，僅僅1900年至1910年，由雲南等地官方、民間共同捕殺然後上供的犀牛角，就達到了300多支。
此後，1922年，中國境內最後一頭小獨角犀（爪哇犀）被殺。至此，再也未見中國犀牛被捕殺的記錄，與之隨帶的，則是犀牛這個物種在中國的最終滅絕。
▲西漢時期以犀牛為原型製作的青銅器
至此，歷經5000年的文明開墾，中華先民從北向南步步挺進，最終將犀牛和大象逐漸逼入絕境，而在中國生態環境從北向南逐步惡化的過程中，華南虎等大型動物也步犀牛後塵最終滅絕。
在這場中華大地歷時5000年的人與自然、人與動物相處的史詩旅程中，我們被氣候、生態、災荒、瘟疫、戰爭和人力等各種力量所裹挾，但時至今日，我們仍然不懂得大自然，不懂得敬畏。
宇宙星辰、山川日月、飛鳥鳴蟲，我們，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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