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探討了什麼樣的全球經濟新秩序才最有意義。全球化沒有錯，錯的是我們推動全球化的方法，錯的是我們追求的全球化的程度
全球化還是被全球化
在讀到《全球化的悖論》的三年前，我讀了一本關於全球貿易的書，叫《貿易打造的世界》，那本書很好地闡釋了人們因為對鴉片、咖啡和糖等產品的渴望而改變了全球格局，形成了一個以產品需求為根底的新世界。而《全球化的悖論》試圖告訴我們，在經歷了兩百多年的動蕩後，全球化格局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告別了奴隸、宗主國和鋌而走險的武裝商人，迎來了布雷頓森林體系、WTO和聯合國，試圖打造一個更加文明美好的世界。
作者丹尼·羅德裡克是研究全球經濟的著名經濟學家，他曾在1997年就出版了暢銷書《全球化走得太遠了嗎》，趕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之前出版。或許，此段經歷正是羅德裡克和其他經濟學家的不同之處：華爾街不是全球化的中心，全球演變才是全球化的重點。
有「超級全球化」嗎？
「大多數經濟歷史學家認為1914年之前100年的全球化，是第一波全球化。根據大多數標準，在貿易和金融全球化方面，我們最近才超過1913年的水平，說到在勞動力全球化方面，我們甚至還沒有趕上當時的程度。」羅德裡克引用這個數據，是要說明舊世界的全球化更好嗎？當然不是。那時候的全球化，是以東印度公司等為首的槍炮文化，商品、勞動力和資本的流動甚至官方語言的使用，都由強勢國家制定規則。
因此以當時奴隸的全球化而言，至少在現時的世界永遠不可能超越。
可以說，第一波全球化的歷史就是第一世界對第三世界血腥的啟蒙過程，是第三世界被全球化的歷史。對比第一波全球化的成功和後面幾波全球化的波折，本書討論的核心主題，就是「SAY NO」多了，全球化就會遭遇困境。用羅德裡克的話說就是：「政府是每個國家的政府，市場卻是全球性的，這就是全球化的致命弱點。」
從這個角度去看，第一波全球化後的一戰和二戰都有相應的根源，因為總有人相信「一個統一的世界會更好的全球化」。直到今天，仍有不少經濟學家在迷信「超級全球化」，即建立一個超級的世界管理機構，協調全球化的全世界問題。對此，羅德裡克「SAY NO」。
民主制度與全球化不兼容
二戰以後最大的變化是全世界的主體國家形成。主權國家之下的政府不能出賣國民的權利，這也意味著，當全球化和國民利益造成衝突時，政府必須選擇國民。阿根廷領導人多明戈·卡瓦略儘管從哈佛畢業，其背後的政府班子初始擁護全球化，但當遭遇政治危機時毫不猶豫地選擇拋棄全球化。羅德裡克說：「阿根廷遇到的是世界經濟最基本的原理之一：國家民主制度和深度全球化不能兼容。」
羅德裡克最可貴的地方是沒有將全球化這個本身很籠統的詞宏觀化，而是將全球化與每個國家、個體的利益結合在一起。
延伸開來，民主本身就是協調國家和個體利益的機制，民主制度成了絕大多數國家的選擇，因此羅德裡克提到的民主制度和深度全球化的不能兼容自然就成為了頭號難題。對一個普通的美國人來說，全球化讓他們不得不捲入和全世界廉價勞動力同臺競技的困境，這讓他們覺得利益被損害了，而他們的選票可以確保投給能保護自己利益的人，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美國一方面在大力推動全球化，一方面卻又在滿世界反傾銷。
在這個遊戲中，全球化最大的變數就是每個主體都有制定遊戲規則的權利，而他們代表的利益卻千差萬別。
中國全球化真的成功嗎
或許是為了此書在中國銷售得更好，最後一章取了一個最受中國讀者歡迎的標題：「中國會成為新的霸主嗎？」但實際上，羅德裡克對中國全球化的關注主要體現在第七章，「富世界裡的窮國家」。
顯然，羅德裡克將日本、東亞和中國當成了正面案例。與拉美國家相比，中國和日本等東亞國家和地區在全球化浪潮中顯得更為保守，「走自己的路」。而更中國化的說法是，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羅德裡克眼中的中國全球化的成功「不是市場引導的自然結果，而是在中國政府堅定不移的推動下完成的」。
但羅德裡克畢竟不是研究中國的專家，他和許多經濟學家一樣關注到了中國經濟的成長，卻僅限於GDP的數字和少數大型國有企業的壯大。不過好在，我們可以在此書中找到別的答案。
耶魯大學政治科學家大衛·卡梅倫有一個論點：在同樣富裕的國家，政府部門規模的大小是由對外貿易在經濟中的重要程度決定的。羅德裡克通過對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的調查證實了這個觀點，並找到了解釋：當國際經濟變化對本國影響很大時，人們要求政府對由此帶來的風險進行補償，故而政府要建立更大的社會安全網，這可以是社會保障制度，或者是政府部門提供的就業機會等。
反觀中國，貿易量和全球地位不斷提升，但近幾年的社會保障問題卻成為焦點。如果中國在全球化中的表現並沒有給國民帶來相應改善，那麼中國全球化到底有多成功就要打上一個大的問號。至少，羅德裡克也關注到在中國購買日常用品甚至比美國還貴的事實。羅德裡克始終相信，「民主和國家自主應該壓倒超級全球化。民主國家有保護自己和國家社會制度的權利，當這種權利和世界經濟的要求發生衝突時，世界經濟要讓步。」
我在1997年出版了一本名為《我們是不是太全球化了？》的小書。 幾個月後，泰國、印度尼西亞、韓國和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在一場聲勢浩大的金融風暴中風雨飄搖。這些國家快速發展了好幾十年，成了國際金融界和發展專家們的寵兒。但是，國際銀行及投資者突然決定把錢放在那裡不安全。接著外資大量撤出，這些國家的貨幣大幅貶值，銀行和企業面臨破產，整個地區的經濟一下子崩潰了。亞洲金融風暴就這樣橫空出世了！接下來的是俄羅斯、巴西、阿根廷，甚至把不可一世的、眾望所歸的對衝基金長期資本管理也扯了進去。
我可真為我的先見之明及機緣巧合感到高興。這本書的出版商是華盛頓的國際經濟研究所，後來，我的書成了它的最暢銷的書。我想，原因之一是IIE一直是全球化最堅定的支持者，這就有點像尼克森訪問中國一樣，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對全球化的懷疑論從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冒了出來，應該更引人注目：「哈佛大學教授的著作警告我們全球化並不像說的那麼好，發表這一大作的居然是一向支持全球化的智囊團！」—— 這可真是一件不可錯過的文章！
但是，我的先見之明非常有限。我對當時即將席捲金融市場的那場風暴毫無覺察。其實，我不但沒有預見即將到來的風暴，我還決定對金融全球化隻字不提，對每天交易量達數萬億的外匯、證券、衍生產品及其他金融資產視而不見。我集中討論了商品的國際貿易給勞動力市場及社會政策製造的難題。我擔心國際貿易繁榮及外包業務的興起會使社會不公更為凸顯，勞動力市場矛盾進一步加劇，削弱了貿易參與國的社會傳統。我的觀點是，我們需要覆蓋更廣的社會服務設施及更完善的國際貿易規則來處理這些矛盾。當時，我的經濟學家同行們對我這些考慮嗤之以鼻，使我們不能有效地介入關於這些問題的社會辯論，這促使我寫這本書。我現在還認為，我當時的想法是正確的，從那時起，經濟學界也逐漸向我的觀點靠攏。但是，金融全球化的弊端？我當時想都沒想過。
亞洲金融危機後幾年，我將我的研究重心逐漸轉向金融全球化的優點和弊端。10年後，國際貨幣組織（IMF）讓我就該議題準備一篇論文，我是完全有備而來。我在2007年和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合著了名為《金融全球化為何令人失望？》。金融全球化使企業家更容易籌集資金，把風險轉嫁到歷練更深、更能駕馭風險的投資者身上，這就是金融全球化給我們許的諾。發展中國家獲益最多，因為他們缺乏現金，抗風險能力較低，分散風險的手段較少。結果卻與這承諾大相逕庭。表現好的國家，比如說中國，並非資金流入國，而是借錢給富裕國家的國家。那些依賴國際貸款的國家往往表現很差。我們的文章想解釋金融開放沒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承諾的好處。
我們的文章剛剛開印，席捲美國的次級債危機爆發了。房地產泡沫破滅，抵押貸款支持的證券價格一落千丈，信貸市場萎縮，短短幾個月華爾街的金融集團就集體自殺了。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政府不得不介入，提供大量的救市資金及接管即將破產的金融機構。金融全球化就是這場危機的核心所在。亞洲及石油出產國過度儲蓄，給美國的房地產泡沫及與其相關的大量衍生產品提供了資金。金融全球化使得資本很容易從一個經濟實體轉移到另一個經濟實體，就好象全球的資產負債表都混合在一起了，這就使得這場危機很快地從自華爾街擴散到全球其他金融中心。這次，我也沒有預見到正在天邊升起的這朵蘑菇雲。
但是和我一樣的經濟學家大有人在。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在為金融創新大唱讚歌，而對日益擴大又不受監管的「影子銀行系統」及其危害不加重視。 就像亞洲金融風暴來臨前一樣，他們沒有看到那些危險信號，忽略了他們能帶來的風險。
兩次金融風暴都應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金融風暴後有關研究連篇累牘，但是最終結論都是：如果政府允許金融資本自由進出，又要保持其匯率的穩定，危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1997年8月之前，你沒有預料到泰銖會暴跌，你就不是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關於次級債危機的的長篇大論比比皆是，由於它的規模巨大及影響深遠，關於它的研究一定還會源源不絕，陸續有來。但是主要的結論我們現在應該都有了：市場很容易產生泡沫，不受監管的借債比率會帶來系統性的風險，缺乏透明度會削弱市場信心，當金融市場崩盤時政府及時介入是關鍵。17世紀的「鬱金香狂熱」就給我們上了這一課了。
這些危機發生了，但是並不是因為它們不可預測，而是因為它們沒被預測。經濟學家及其追隨者對於他們當時所持的觀點過於自信：市場是有效率的，金融創新將風險轉嫁到最有能力承受它的人身上，政府的幹預是無效而有害的。他們忘了有很多其他因素會使形勢的走向完全不同。狂妄使人產生盲點。雖然我一直以來都反對金融全球化，我也沾染了這樣的習氣。我和經濟學界的大多數同仁一樣，不假思索就接受了這樣的觀點，發達國家監管審慎，央行政策得力能夠有效地防止金融恐慌和金融危機。而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如何將這些制度複製到發展中國家。我的觀點和大家的是大同小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