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此文從報刊性質任務和功能作用、黨報辦報方針和工作原則、黨報與人民群眾關係、黨報與黨的領導機關關係、新聞真實性、言論出版自由、新聞人才素養等方面，系統梳理和闡釋了恩格斯新聞思想的主要內容及其理論內涵。文章指出，恩格斯早期的民主報刊活動實踐、中期的革命報刊實踐及後期的政黨報刊實踐，為其新聞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實踐基礎，認為恩格斯的新聞思想對當下我國新聞工作仍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研究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要重視對恩格斯新聞思想獨特價值及重要貢獻的認識和探討。
【關鍵詞】恩格斯；新聞思想；理論內涵；實踐基礎；價值意義
【作者簡介】鄭保衛，廣西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導師、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兼新聞傳播學科召集人。王青，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2019級新聞學博士。
【基金項目】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資助課題《百年中國共產黨新聞政策變遷研究（1921—2021）》成果之一，項目批准號為：19ZDA321。鄭保衛教授為項目首席專家，王青為項目組成員。
恩格斯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思想家、理論家和報刊活動家。作為馬克思最親密的朋友，他與馬克思共同起草了《共產黨宣言》，共同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共同領導了第一國際，全力幫助馬克思成就了一生偉業。而他自己也眾望所歸地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導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傑出領導人，以及馬克思主義最著名的理論家和宣傳家。
報刊活動是恩格斯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其轟轟烈烈的革命生涯中，恩格斯有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報刊活動經歷，是名副其實的報刊活動家、馬克思主義宣傳家和舉世公認的優秀新聞工作者。早在1838-1841年，恩格斯在不萊梅實習經商期間，就開始為報刊撰稿，發表過20餘篇通訊、詩作等，開始在新聞領域嶄露頭角。在工人運動和歐洲革命浪潮中，恩格斯親自參與創辦、編輯和領導了《新萊茵報》《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等多家報紙，此後還指導或幫助過多家工人報刊、黨的機關報刊以及一些資產階級進步報刊。尤其是70年代指導《社會民主黨人報》時期，在恩格斯的報刊活動中佔有重要地位。
正是恩格斯的一系列報刊活動經歷，為其新聞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在這一過程中，恩格斯一邊實踐和摸索，一邊進行研究和總結，對無產階級報刊性質任務、功能作用、指導方針、工作原則、運行規律進行了認真思考和深刻總結，特別是對黨報如何宣傳共產主義，如何同各種機會主義派別作鬥爭，如何動員群眾開展革命鬥爭，如何有效指導工作、引導輿論，以及如何處理黨報與黨組織的關係等問題作出了深刻闡述，形成其獨特的新聞思想。
恩格斯的這些新聞思想不僅為當時無產階級新聞事業提供了理論指南，而且為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體系建構作出了開創性貢獻，同時也對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發展和新聞思想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當前我們在新時代和新形勢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學的學科體系，應該重視對恩格斯新聞思想重要價值和獨特貢獻的認識與探討。
一、恩格斯新聞思想的理論內涵
恩格斯的新聞思想涉及方方面面，他在報紙性質功能、任務作用、黨報工作方針與原則、黨報與人民群眾關係、黨報與黨的領導機關關係、新聞真實性、出版自由、新聞人才素養等方面都有過深刻的理論闡述。
（一）強調報刊的政治性，要求黨報發揮好幹預運動的作用
恩格斯十分強調報刊的政治性，認為政治性是報刊的固有屬性，因為「絕對放棄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張放棄政治的一切報紙也在從事政治」?（馬克思、恩格斯，1965a：449）。他指出工人政黨的報紙所從事的是工人的政治，不應當向工人鼓吹放棄政治，而應當旗幟鮮明地表明政治立場，關心政治問題，幹預政治運動。因為「向工人鼓吹放棄政治，就等於把他們推進資產階級政治的懷抱」（馬克思、恩格斯，1965a：449）。1879年，他在給奧古斯特•倍倍爾的信中明確提出：「黨需要的首先是一個政治性機關報。」（馬克思、恩格斯，1972a:360）。
這是「政治機關報」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在信中，恩格斯強調了報紙在根本立場上的政治性，即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須堅守科學社會主義的政治立場，認為這樣才是「真正的黨的機關報」。這一觀點後來在列寧那裡得到進一步發展。在《從何著手？》一文中，列寧將「創辦全俄政治報」作為整個「行動的出發點」和「組織的第一個實際步驟」，並進一步指出：「在現代歐洲就不能有配稱為政治運動的運動。沒有政治機關報，就絕對實現不了我們的任務——把一切政治不滿和反抗的因素聚集起來，用以壯大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列寧，1984：7）。
報刊的政治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無產階級政黨報刊所承擔的使命和任務，即在同敵人鬥爭的過程中要充當「武器」和「第一陣地」的角色，按照「黨的精神」去幹預運動。一方面要「成為運動的喉舌」，要「組織討論，論證、闡發和捍衛黨的要求，駁斥和推翻敵對黨的妄想和論斷」（馬克思、恩格斯，1958:300）；另一方面要反映革命運動的整個局勢，「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發生不斷的、生動活潑的聯繫」（馬克思、恩格斯，1959:3）。一言以蔽之，黨報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機關報，要為整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政治目標服務。
（二）闡明報刊的黨派性，要求黨組織牢牢把握黨報的領導權
報刊具有黨派性，這是恩格斯和馬克思所闡述的報刊的一種屬性與特徵。早在1847年，他們在指導《德意志-布魯塞爾報》時期，就曾在一封給讀者的公開信中明確指出，該報是一份徹底的黨派性報紙，具有鮮明的黨派性。1849年，恩格斯在《瑞士報刊》一文中又指出：「很明顯，在大國裡報紙都反映自己黨派的觀點，它永遠也不會違反自己黨派的利益」，就連那些「最激進的報紙也不敢稍稍離開自己黨派所規定的僅僅在最近的將來要實現的那種固步自封的綱領」（馬克思、恩格斯，1961:209）。在《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時，與黨內機會主義者主張「不偏不倚」的辦報方針截然相反，恩格斯與馬克思認為應該高舉無產階級政黨的旗幟前進，將《社會民主黨人報》打造成「德國黨的旗幟」（馬克思、恩格斯，1965b:90）。
恩格斯所說的「黨派」，主要是指黨內的派別或某一類政黨組織。凡是「黨派」，都致力於維護特定階級的利益，有著特定的綱領、政策、理論等，並團結其成員共同為一定的目標奮鬥。而無產階級報刊的黨派性在於：要始終堅持無產階級的辦報立場和方針，以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維護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為工人階級的解放目標服務。例如《德意志-布魯塞爾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導和幫助下，改變了其創辦人阿達爾貝特•伯恩施太德所採取的那種調和主義的辦報方針，成為高舉無產階級政治大旗的黨派性報紙，實際上成為宣傳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機關報。
無產階級報刊的這種黨派性，要求在辦報方針、宣傳內容、政治立場等方面都要正確地符合和宣傳「黨的精神」，不能脫離和違背黨的綱領政策，而要做到這些，首要的前提就是要將黨報的實際領導權牢牢掌握在真正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黨派手中，而不能被黨內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者所控制。從其報刊活動經歷看，恩格斯與馬克思從來沒有放棄同黨內機會主義份子作鬥爭，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便是對黨報領導權的爭奪。正如恩格斯在給伯恩施坦的一封信中所說：「不管怎樣，有一點是十分肯定的，只要《社會民主黨人報》在我們手裡，即使機會主義者先生們可以為所欲為，甚至在黨團裡取得統治地位（而這隻有在倍倍爾不會重新當選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這還決不是說，他們就得逞了」（馬克思、恩格斯，1975:181）。
（三）突出黨報聯繫群眾的作用，要求黨報為人民群眾發聲代言
恩格斯在報刊工作中很早就將關注的目光投向了廣大群眾，始終注重加強報紙與人民群眾的聯繫。在創辦《新萊茵報》時期，他與馬克思一開始便認識到報紙在聯繫群眾方面的重要作用。《新萊茵報》被迫停刊後，他們共同籌辦了《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雜誌，在該雜誌的出版啟事中，他們對報紙的作用作了全面總結，其中談到報紙的一個重要的好處便是能夠與人民群眾產生不間斷的聯繫。
「人民性」，是馬克思在《萊茵報》時首先提出的一個概念，「報紙的人民性」，成為馬克思早年新聞思想中的一個核心觀點（鄭保衛，1992）。恩格斯受馬克思的影響，與馬克思有著極為相近的「人民觀」。他和馬克思一樣強調黨報要成為人民群眾的代言人，要成為人民精神的喉舌和維護人民群眾利益的武器。在其長期報刊活動中，他以自己的實踐論證了運用報刊反映群眾呼聲和訴求的思想。恩格斯經常利用空閒時間到工人和貧民居住區去同群眾交往，通過深入群眾生活的考察，寫下了大量為受壓迫、被剝削工農群眾發聲代言的文章和著作，包括《烏培河谷來信》《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等。
另外，恩格斯還建議黨報要鼓舞和發動群眾利用報紙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思想，使黨報成為人民群眾進行自我表達的平臺。恩格斯十分注重通訊員的巨大作用，將其視為與黨內機會主義者和右翼勢力進行對抗的重要力量。例如1885年，當他察覺到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團有意投票贊成有損於人民利益的航運津貼法案時，便建議《社會民主黨人報》發動廣大通訊員和黨員群眾利用報紙對黨團的右傾言行進行反對和批判，通過群眾輿論的力量來迫使黨團改變原有意圖。
恩格斯和馬克思還認為，教育、組織和引導群眾也是黨報當好人民群眾代言人的必要條件。他們在《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曾明確反對那種認為「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應當由仁愛的大小資產者從上面來解放」（馬克思、恩格斯，1963:189）的觀點。他們之所以能夠底氣十足地提出工人階級能夠進行自我解放的觀點，一個重要依據便是他們認識到黨報在教育群眾、引導群眾和組織群眾方面的巨大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黨報猶如一面旗幟，能夠將廣大無產者和進步群眾爭取過來投入到運動中去，黨報又猶如一所學校，能夠通過對年輕黨員和工人群眾進行啟蒙、教育和培訓，使其思想、素質和覺悟得到空前提高，從而迸發出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動革命事業的發展進步。
（四）注重黨報的調節作用，要求黨報平衡與黨組織的關係
恩格斯在指導黨報的實踐中認識到黨的領導機關與黨報之間會存在某種矛盾。1873年，他在給倍倍爾的信中表達了自己對於黨的錯誤領導試圖篡改黨報編輯方針的擔心，他提醒倍倍爾，信奉拉薩爾派觀點的約克代表委員會正試圖利用倍倍爾和李卜克內西被監禁的機會，改變《人民國家報》的立場傾向和編輯方針，而報紙編輯赫普納卻「不能在編輯部內築起反對委員會的街壘」（馬克思、恩格斯，1973：590-592），因為報紙編輯的任免權被委員會攫取了，赫普納很可能會被逐出編輯部，這是很危險的。
1885年，航運津貼法案事件引發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對黨報與黨的領導機關之間關係問題的關注。針對《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之間的衝突，恩格斯提出了黨報編輯部「有責任讓黨員群眾有機會在報紙上表示黨團無權阻止做什麼事情」（馬克思、恩格斯，1975:292），「《社會民主黨人報》決不是黨團的簡單傳聲筒」（馬克思、恩格斯，1965b:90）等精闢見解，意指黨報不是右翼黨團領導者的私有機關，而是代表全黨意志的言論機關，黨報有權帶領黨員群眾對黨團的錯誤言行進行監督和批評。
1891年，針對《新時代》周刊公開發表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一文而引發的又一波黨的領導人和黨刊之間的衝突，恩格斯提出黨的領導機關對黨的「所有出版物保持著並且應該保持著相當大的道義上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1972b:88），但是黨報和黨員群眾有權對黨的領導人進行監督和追究黨內責任。「道義上的影響」，即思想政治上的領導，具體而言，黨的領導機關對黨的所有出版物進行宏觀的思想政治上的領導，對其進行監督，防止其偏離「黨的精神」。此後，恩格斯的這些思想不斷發展和完善，他進一步提出黨的領導機關不要直接幹預具體的寫作和編輯工作，甚至提出黨報「在綱領和既定策略的範圍內可以自由地反對黨所採取的某些步驟，並在不違反黨的道德的範圍內自由批評綱領和策略」（馬克思、恩格斯，1972b:517-518）等觀點。
恩格斯提出這些觀點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當時的歐洲，各種機會主義思潮廣為流行，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特別是在黨的領導集體中存在右翼和左翼兩種勢力，其間就多次出現了以拉薩爾、杜林、「蘇黎世三人團」、「青年左派」等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思潮，對無產階級政黨及其事業帶來嚴重威脅和侵蝕。在此形勢下，如何處理好黨的報刊同黨的組織及某些領導者個人的關係，使黨的報刊能夠真正代表全黨意志、維護黨的利益和全黨團結，情況十分複雜。恩格斯希望為黨報黨刊和黨的領導及黨員群眾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的支點。他認為，黨的領導機關有權對黨報實現思想政治上的領導和監督，黨報也有責任對黨的領導機關及領導者個人進行監督批評，黨員群眾也可以通過黨報與黨的領導機關進行對話和監督。在這個過程中，黨報實際上成為調節黨內生活和黨內關係的「槓桿」，以及實現上下聯通和權力制衡的「樞紐」。
（五）強調事實真實的重要性，要求報紙確保新聞細節的真實
恩格斯十分注重新聞報導的真實、客觀和準確，對此有過諸多論述。1845年，恩格斯在與赫斯合寫的《致<社會明鏡>雜誌的讀者和撰稿人》公開信中，就對事實的完整性和真實的重要性作了強調和闡釋。如他們提出，「雜誌將完全立足於事實，只引用事實和直接以事實為根據的判斷，——由這樣的判斷進一步得出的結論本身仍然是明顯的事實」；「我們特別歡迎記敘文、統計材料和來自德國各地、首先是來自那些災難深重的地方的各種有說服力的事實」；「它歡迎來自生活本身的特寫，同樣地歡迎以生活為基礎的特寫」（馬克思、恩格斯，1979:413），等等。可見，恩格斯「完全立足於事實」的觀點有兩層含義，即無論是新聞報導還是引用材料都要以事實為基礎，同時要保證其所依賴的事實是真實、可靠和有說服力的。
恩格斯的這一思想在以後的報刊活動實踐中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例如1867年，恩格斯在給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書評中認為，馬克思「沒有一個地方以事實去遷就自己的理論，相反地，他力圖把自己的理論表現為事實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1964:257）；1891年，恩格斯在給考茨基的信中指出《前進報》刊登的考茨基的草案中「反動的一幫」用得不正確，因為「它把本身是正確的歷史傾向當成既定的事實」（馬克思、恩格斯，1972b:175）。可見，在恩格斯的觀念中，新聞報導中不允許有一丁點不符合事實的因素或偏離實際的現象存在。
此外，恩格斯還格外強調新聞報導細節上的真實，要求撰稿人要對新聞作品的準確性負責。例如他明確提出《社會明鏡》雜誌要求其「撰稿人對他們所報導的事實的準確性負責」（馬克思、恩格斯，1979:417），要求「有名有姓，有地點，有時間的最確切的報導」（馬克思、恩格斯，1979:415）等。
恩格斯對歪曲事實真相的做法深惡痛絕，對幹擾和阻礙報紙報導事實的行為口誅筆伐。在《品特是怎樣造謠的》一文中，他就對俾斯麥的御用機關報《北德總匯報》故意歪曲、散布謊言及惡意誹謗的行為進行了猛烈抨擊。在《新萊茵報》審判案的法庭發言中，恩格斯指出報刊有權對其所目睹的事實進行真實的報導，而且不應該受到政府官員或其他權力機構的幹擾。
（六）詮釋新聞自由的工具性，提出要使報刊充分享有出版自由
在恩格斯看來，充分的言論出版自由是報刊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條件，同時允許報刊進行自由、充分而真實地報導，是出版自由的基本表現和原則要求。恩格斯晚年在回憶《新萊茵報》的創辦經歷時，專門解釋了為什麼要在科倫而不是去柏林辦報，其中主要原因便是科倫所在的萊茵河地區使用的是法國的「拿破崙法典」，報刊「享有絕對的出版自由」（馬克思、恩格斯，1965c:12）。當《新萊茵報》因發表《逮捕》一文而被誣告時，恩格斯在法庭辯論發言上公然提出，「如果禁止報刊報導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報刊在每一個有分量的問題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決，如果報刊不管事實是否真實，首先得問一問每個官員……，出版自由就完結了」（馬克思、恩格斯，1961:285）。另外，恩格斯在給《社會民主黨人報》讀者的告別信中，解釋了為什麼他將《社會民主黨人報》稱為「黨曾經有過的最好的報紙」（馬克思、恩格斯，1965b:89-90），原因之一便是報紙享有較充分的出版自由。
恩格斯還在《關於招貼法的辯論》中對出版自由作出註解，即「出版自由，不同意見的自由鬥爭就意味著允許在出版方面進行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1961:528）；並一針見血地指出，反動當局正是通過出版法、禁令等手段來試圖「消滅不同意見的自由鬥爭」，以維護其所建立的秩序的穩定和政權的穩固。由此看出，恩格斯認為，出版自由是階級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時也是無產階級進行革命鬥爭可以利用的工具和武器。恩格斯依據當時歐洲國家的一些現實狀況，利用一切言論出版自由條件創辦報刊、發表文章，揭露和批判封建專制主義的壓迫和資本主義的剝削。他曾作出「政治自由、集會結社的權力和出版自由，就是我們的武器」（馬克思、恩格斯，1965a:449-450），「我們充分利用了這個自由」（馬克思、恩格斯，1965c:12）等表述。
此外，在晚年，恩格斯還提出了在黨內要鼓勵開展自由批評等思想，他認為敢於給自己奉送批評和自我批評是黨有力量的表現。恩格斯把言論出版自由看作是保障黨內民主的一個重要條件，他鼓勵黨員通過黨報對黨的領導機關及領導者個人提出批評意見，這不僅有助於吸引更多的人參與到革命事業中，而且有助於保證黨和黨報始終堅持正確方向（鄭保衛，1988）。
（七）提倡簡潔明快的文風，提出報紙可採用譏諷嘲笑的語調
對於報刊和文章風格問題，恩格斯也有著獨特思考。首先，他提倡以譏諷嘲笑的語調同敵人論戰，以使文章變得更幽默活潑。他在《馬克思和<新萊茵報>》一文中提出，「一般說來，報紙的語調完全不是莊嚴、嚴肅或激烈的。我們的敵人是卑鄙的，我們對待他們一律採取了極端鄙視的態度」，對於整個反動勢力，「我們只用嘲笑和諷刺來對待」（馬克思、恩格斯，1965c:21）。1882年，他在給倍倍爾的信中又提到「要使用諷刺和譏笑的方法去稍微緩和一下自己那種義憤填膺的腔調，因為這種腔調如果不是變得枯燥無味，就會愈來愈走向極端，那時它就變得荒謬可笑了」（馬克思、恩格斯，1971a：315-316）。
其次，文章要簡潔明快，一針見血。恩格斯在多個地方表達了對簡潔明快文風的讚賞。如，1892年恩格斯在給倍倍爾的信中，對梅林寫的《萊辛傳奇》一文表示滿意，認為「他的觀點比較不受拘束，首先是他的表達方式比較果斷和明確」（馬克思、恩格斯，1972b:310）；在給保爾•拉法格和蘿拉•拉法格的信中，建議他們請倍倍爾來寫通訊，因為「他的通訊寫得清楚、明確、中肯，而且總是正確的」（馬克思、恩格斯，1972b:318-319）。1891年，恩格斯還就德國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的寫作問題多次發表意見，提出綱領應該簡潔有力、簡練嚴整、言簡意賅；在給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認為在綱領中不能允許像「反動的一幫」這種鼓動性辭藻存在，因為這對於措辭簡明的科學原理而言，是極不協調的，而且很容易把人引入迷途，等等。
第三，文章要避免空談，要對讀者負責。恩格斯認為，那些採用低劣謊言和大量偽造材料來糊弄讀者的做法十分可鄙。他自身在寫作過程中就十分強調對事實材料的收集和對實際生活的了解。1851年，他在給魏德邁的信中，提出他進行軍事方面的寫作所真正需要的，「是了解和正確評價軍事歷史事實所必需的細節知識」「是了解實際的、確實存在的東西，而不是一些無人承認的天才們的體系或臆造物」（馬克思、恩格斯，1972c：576-578）。
恩格斯還強調文章要讓讀者看得懂，並從中獲得教益。例如，1867年，他在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校樣時，就建議馬克思做一些章節結構上的調整，他認為必須儘量減少讀者「閱讀的困難」（馬克思、恩格斯，1972d：307-309）。1892年，當改為周刊之後的《新時代》雜誌發行量下降時，恩格斯提醒倍倍爾不要放棄雜誌原有的特點，應該完全面向讀者，滿足他們的需要，並提醒編輯考茨基「編輯部應該設法使雜誌對讀者更有教益和吸引力」（馬克思、恩格斯，1974:17），等等。
（八）重視黨報人才素養問題，提出要培養編輯記者成為多面手
恩格斯對黨報工作者有著嚴格的要求，他對黨報編輯、記者和政論家的素養曾做過專門論述。
首先，他認為黨報工作者應具有很高的思想政治素養。1879年恩格斯在給倍倍爾的信中就明確提出，「黨的機關報必須由站在黨的中心和鬥爭的中心的人來編輯」（馬克思、恩格斯，1972a:396）；在《給<薩克森工人報>編輯部的答覆》中提出黨報工作者僅具有寫作才能和理論知識是不夠的，重要的是要在黨內「擔任領導職務，還需要熟悉黨的鬥爭條件，掌握這種鬥爭的方式，具備久經考驗的耿耿忠心和堅強性格，最後還必須資源地把自己列入戰士的行列中」（馬克思、恩格斯，1965b:80-82）等。
其次，黨報工作者應具有豐富的理論知識，尤其是對於黨的政論家來說，更需要足夠的智慧涵養和理論知識。1881年，他在給伯恩施坦的信中極力勸阻伯恩施坦不要離開《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因為他擔心，伯恩施坦離開以後，考茨基在「理論上的猶豫不決會經常妨礙他直接從堅決進攻的立場出發，而這種立場時《社會民主黨人報》所必須的」（馬克思、恩格斯，1971a：175-176），等等。
此外，黨的新聞工作者要具備良好的業務能力。這些能力包括寫作、編輯、研究和反應能力等，這是對黨報工作者的具體而基本的要求。
恩格斯認為新聞事業浮光掠影，容易使人「習慣於匆忙地解決那些自己都知道還沒有完全掌握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1971b：318-319），因而這也就需要編輯有能力去作快速反應和識別，判斷何為虛有其表的應時之作，何為精心完成的科學著作。恩格斯認為「對於編輯報紙來說學識淵博並不那樣重要，重要的是善於從適當的方面迅速抓住問題」（馬克思、恩格斯，1971a：175-176）。
二、恩格斯新聞思想的實踐基礎
恩格斯的新聞思想是在一定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因此有著特定的實踐基礎。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報刊活動經歷中，恩格斯從早期踏上新聞工作道路開始小試牛刀；到中期全面而深入參與一系列報刊活動逐漸大顯身手；至後期以自己的辦報經驗和思想理論對無產階級政黨機關報刊和工人報刊進行悉心指導，可以說他的報刊活動實踐是其新聞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最直接的來源與依據。
（一）小試牛刀：早期民主報刊活動實踐與其新聞思想
19世紀三四十年代，正值歐洲工人運動高漲時期，法、英、德等國的工人相繼自發組織起來進行反抗資產階級統治和資本家剝削的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如此大規模的工人運動在世界上引起廣泛關注，同時也吸引了恩格斯的目光，使其開始注意到工人階級這一新生的政治力量，並同他們一起投身到革命鬥爭之中。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恩格斯開始從事報刊活動，通過為報紙撰稿來揭露封建專制主義和資本主義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壓迫和欺騙。
1838年9月到1841年3月，在不萊梅經商實習期間，年輕的恩格斯就開始陸續在《不萊梅雜談》《德意志電訊》《知識界晨報》《總匯報》等多家報刊上發表通訊和文藝作品。這一時期，恩格斯的革命民主主義觀點逐步形成，並對其新聞實踐產生一定影響，這從他的一些通訊作品中便可看出。例如，1839年初，恩格斯開始對「青年德意志」作家的一些作品和評論進行閱讀和研究，這些作家大多持有革命民主主義的思想傾向，恩格斯受此影響，寫了一篇報導其家鄉生活狀況的通訊《烏培河谷來信》。這篇通訊不僅描繪了烏培河谷工人的苦難生活，表達了對他們的深切同情，並且指出工人們的這種悽慘生活是由資本主義工廠制度和宗教虔誠主義造成的，進而對資本主義工廠制度的殘暴和宗教虔誠主義的偽善進行了無情痛斥。這篇文章後來在《德意志電訊》上分六期刊出，不僅體現出恩格斯在思想政治上取得的進步，同時也體現出恩格斯在新聞工作方面的才華。
恩格斯早期報刊活動主要包括擔任報紙通訊員、訪問報刊編輯部，以及同馬克思一起改造舊報紙和嘗試創辦新報刊。1842年3月，恩格斯開始為《萊茵報》寫稿，這是一份反政府的具有革命民主主義傾向的報紙，尤其在馬克思擔任該報主編時期，其革命民主主義傾向愈加明顯。恩格斯當時擔任該報柏林和英國通訊員。到1843年該報停刊為止，他在報紙上共發表《普魯士出版法批判》《英國對國內危機的看法》等13篇通訊。隨後，他又為《瑞士共和主義者》《新道德世界》《德法年鑑》《前進報》等報刊撰稿。尤其是1844年，恩格斯在《德法年鑑》上發表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概況。評託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兩篇文章，標誌著他的世界觀由革命民民主主義轉向了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
另外，恩格斯還訪問了《萊茵報》和《北極星報》的編輯部，了解了報社的相關工作並與報社編輯人員取得了聯繫。在服務《萊茵報》時，他第一次見到馬克思，由此開始了他們兩人長達半個世紀的友誼交往。在成為共產主義者後，恩格斯的報刊活動實踐開始發生變化。他開始積極報導社會主義運動在歐洲的進展情況，參加社會主義宣傳和組織工作，參加社會主義刊物出版、編輯和推銷工作等。例如，他與馬克思一起將巴黎德文小報《前進報》改造成具有共產主義性質和傾向的報紙，同時為該報撰寫稿件，還為其編輯和推銷工作做了很多努力。1845年，他投身《社會明鏡》月刊的創辦、編輯和撰稿工作，並就新聞真實等問題發表過一些看法，積累了一些辦報經驗。
1846年，恩格斯與馬克思開始認識到「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本質，並對其進行批判，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事件便是反克利蓋事件。海•克利蓋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代表人物，他曾在其創辦的《人民論壇報》上發表多篇文章宣傳其宗教式的社會主義思想，鼓吹用人類之愛和平分土地的辦法去實現社會主義等。1846年5月，恩格斯與馬克思共同起草《反克利蓋的通告》，對克利蓋的思想進行了猛烈批判，指出其在報紙上所宣傳的傾向並不是共產主義的，並且損害了共產主義政黨的聲譽。該通告的公開發表，標誌著恩格斯和馬克思向外界鄭重聲明了他們的共產主義立場。
總之，這一時期，恩格斯開始在報刊活動領域初露鋒芒，對新聞寫作、報紙編輯、出版、推銷等工作有了一些接觸和了解，對報刊的性質作用、思想立場、報紙文風、新聞真實性、出版自由以及聯繫和反映群眾等有了初步的思考和認識。
（二）大顯身手：中期革命報刊活動實踐與其新聞思想
1847年以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得到快速發展，革命形勢也逐漸變好。6月初，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這標誌著世界上第一個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國際無產階級政黨成立。9月，《德意志-布魯塞爾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改造下成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機關報。1848年2月，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綱領《共產黨宣言》出版。3月，德國革命爆發，剛被選為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的恩格斯，與剛被選為同盟中央委員會主席的馬克思立即從比利時回到祖國，積極投身到這場革命鬥爭當中。為了指導革命鬥爭和宣傳革命主張，1848年4月，恩格斯協助馬克思開始在萊茵省科倫著手創辦大型政治性日報——《新萊茵報》，從此開始了他們報刊活動最輝煌的時期。
恩格斯為這份被其稱為「革命年代德國黨最著名的報紙」（馬克思、恩格斯，1965c:12）投注了大量心血。他參與了報紙的籌備、創辦和編輯、出版的整個過程。他從與馬克思一起提出辦一份大型報紙的設想，到主張辦一張能夠影響萊茵省乃至全德的大型政治性報紙，到選擇在科倫而不是柏林作為創辦地點，到徵集股東和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支部，再到作出提前一個月出版的決定，再到將報紙確定為民主派機關報，再到寫作大部分社論……其中都離不開恩格斯的辛勤付出。在這一過程中，恩格斯全面了解並逐漸熟悉了如何籌備、出版和維繫一份政治性報紙，這為其後來的報刊活動積累了豐富經驗，同時也為其新聞思想的發展和完善打下了堅實基礎。
此時，恩格斯已經對黨報性質（政治機關報、革命鬥爭陣地和堡壘）、黨報任務（組織討論和闡發捍衛黨的要求、駁斥敵對觀點）、黨報作用（傳達黨的指示、宣傳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指導和鼓舞群眾進行革命鬥爭）、黨報立場（共產主義者必須參加民主運動）、辦報路線（建立通訊員網）、黨報政論家素質（有智慧、有風格、有知識、有思想）等，有了較全面認識和獨特見解。此外，《新萊茵報》審判案的發生，使得恩格斯對言論出版自由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1849年底，隨著歐洲革命的失敗，《新萊茵報》被反動當局勒令停刊。1850年，恩格斯與馬克思又一起在漢堡創辦了《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雜誌，作為《新萊茵報》的繼續，繼續為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服務。在該雜誌的出版啟事中，恩格斯和馬克思對比了報紙和雜誌的好處和作用，特別強調雜誌可以「更廣泛地研究各種事件，只談最主要的問題」，還可以「詳細地科學地研究作為整個政治運動的基礎的經濟關係」（馬克思、恩格斯，1959:3-4）。這表明，他們關於黨的出版物的作用和特點的認識更深了一步。
此後，恩格斯與馬克思一起開始指導歐美一些國家的工人報刊，同時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新奧得報》等資產階級進步報刊撰稿。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為美國《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竟長達十餘年，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後來他們又突然停止為其撰稿。弄清楚其中原因，就能從中領會他們對報刊工作政治立場問題的深刻思考。在他們看來，《紐約每日論壇報》雖是資產階級報刊，但在一些問題上持有進步立場，且政治態度較為明朗，在工人報刊生存困難的情況下，不失為一個可以利用的與工人群眾說話，能夠影響社會輿論，並可以從工人階級立場闡述重要問題的窗口。而他們之所以在為其供稿十餘年之後突然斷稿，主要原因是該報在美國國內戰爭開始後改變了原先的進步立場。從中可見，恩格斯與馬克思十分重視報刊的政治立場問題，體現出他們在利用資產階級報刊上既堅守底線，又善於變通的策略。
第一國際成立以後，恩格斯開始致力於指導和幫助國際工人協會機關報刊，以及與侵害黨報及工人報刊的形形色色機會主義思潮作鬥爭。例如，國際工人協會總委會的第一張正式機關報《蜂房報》曾受到工聯主義改良思潮的侵擾，使其辦報宗旨、編輯方針、報導重點等都受到嚴重影響；國際工人協會倫敦代表會議的正式機關報《工人辯護士報》也曾被某些改良主義者所控制；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機關報《人民國家報》同樣曾受到拉薩爾主義和巴枯寧主義思潮的影響，等等。在此情況下，恩格斯指導黨報和工人報刊同各種機會主義思潮進行了堅決鬥爭，而在此過程中，恩格斯關於「黨報要掌握在真正的社會民主黨人手中」的思想也更加牢固和堅定。
（三）悉心指導：後期政黨報刊活動實踐與其新聞思想
1879年，恩格斯的報刊活動迎來了又一光輝時期，即指導《社會民主黨人報》時期，這也是恩格斯黨報思想發展和成熟的重要時期。在這一時期，恩格斯的報刊活動以指導《社會民主黨人報》《新時代》等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刊以及歐美各國一些工人報刊為主。在這個過程中，恩格斯對黨的機關報的性質功能、任務作用、黨報人才素養、新聞文風、黨報與黨的領導機關關係、黨報與人民群眾之間關係，以及利用報刊在黨內開展批評和監督等問題有了全面、系統而深刻的認識。
1879年9月，德國社會民主黨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在瑞士蘇黎世創辦。恩格斯與馬克思為籌備該報出版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推薦希爾施擔任編輯、確定辦報方針、指導編輯業務等。儘管如此，《社會民主黨人報》的創辦過程還是經歷了一些波折，其重要原因便是由赫希伯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等人組成的「三人團」，在辦報問題上與希爾施、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產生了爭執。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因捐款資助報刊而被內定為報紙監督委員會成員的「三人團」堅持改良主義態度和調和主義的立場，且正試圖控制報紙的編輯出版權。為此，恩格斯和馬克思一起寫信給倍倍爾道：「赫希伯格已表明，他在理論上是一個極其糊塗的人，而在實踐上他不可抑制地熱衷於同所有把自己的觀點冒充為社會主義觀點或者甚至僅僅是社會觀點的人大談博愛」（馬克思、恩格斯，1972a：360）。他們認為，如果黨的領導堅持調和主義立場的話，那麼這份報紙將不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機關報。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表示拒絕為該報撰稿，並公開與「三人團」決裂。
為了闡明他們的觀點和堅持無產階級政治立場，1879年9月17至18日，恩格斯和馬克思共同起草了《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信中討論了報紙的權力分配問題，確定了報紙的辦報方針，明確了革命鬥爭應採取的立場和策略，並對黨內機會主義者的綱領和觀點進行了批判。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樣一份具有黨內文件性質的通告信中，恩格斯和馬克思共同提出了許多關於黨報工作的精闢見解，如「由誰掌握錢袋，也就是說，歸根到底由誰來指導報紙的方針」（馬克思、恩格斯，1972a:368），「到國外來不是為了打著旗幟前進，那究竟是為了什麼呢？……我們有義務在瑞士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向歐洲公開闡述德國黨的道路和目標」（馬克思、恩格斯，1972a:368-383）等。
此外，對恩格斯晚年新聞思想影響最大的事件還有「凱澤爾事件」和「航運津貼法案事件」。這兩個事件對於他關於黨報與黨的領導機關關係的認識有著重要推動作用。1879年5月，德國社會民主黨議員凱澤爾在黨團允許下，在國會發言並投票支持政府提出的保護關稅法案。然而，這條法案旨在維護大工廠主及大地主的利益，對人民群眾利益有嚴重損害。希爾施認為凱澤爾違反了黨的紀律和黨的策略的最基本原則，於是在其主編的黨的非正式刊物《燈籠》上對其進行譴責。但是，黨團非但不追究凱澤爾的責任，反而以不能在黨刊上抨擊黨團成員為藉口對希爾施大加指責。對此，恩格斯支持希爾施的做法，認為凱澤爾的卑鄙言論和投票行為以及黨團的決定侮辱了黨的名譽。
與此類似，1885年一些右翼黨團成員企圖在國會投票支持俾斯麥提出的具有殖民主義性質的航運津貼法案。對此，《社會民主黨人報》對這些黨團成員進行了批評，而黨團一些領導又以此為藉口對黨報及黨報編輯進行了指責，甚至還成立了一個專門將黨的左翼領導人排除在外的所謂「委員會」去調查《社會民主黨人報》，並通過決議，聲稱黨團對黨的機關報享有絕對的領導權和支配權，黨的機關報無權對黨團發表反對意見。對此，黨的一些左翼領導人及黨報編輯部並不認同，認為黨團沒有權力將其錯誤決定強加給黨報甚至全黨。恩格斯堅定地站在黨報一方，並主張通過黨報發動黨員對右翼黨團成員施加輿論壓力，最終迫使其在國會上對這一法案投了反對票。
在這個過程中，恩格斯對黨報與黨的領導機關之間的關係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到1890年，他在回顧這次事件時，明確提出了黨的機關報刊「決不是黨團的簡單傳聲筒」（馬克思、恩格斯，1965b:90）等一系列比較成熟的觀點。之後，經過1891年的《哥達綱領批判》在《新時代》上發表，以及伯恩施坦修改其為《拉薩爾全集》所寫的引言等事情的進一步推動下，恩格斯的這一思想變得更加全面、系統和成熟。
三、總結與思考
綜上所述，恩格斯新聞思想具有十分豐富的理論內涵，他關於報紙性質任務、功能作用、原則立場、方針路線、運行規律，以及新聞真實性、出版自由、新聞人才素養問題等論述，對當下我國新聞工作仍具有重要借鑑和指導意義，尤其是其黨報思想，對馬克思主義黨報理論的建構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貢獻。同時應該看到，恩格斯新聞思想的形成有著特定的實踐基礎和鮮明的時代特徵，我們不能完全將其照搬於當下，而應該結合已然變化了的現實情境對其進行繼承、發展和創新，使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能夠不斷與時俱進、開拓創新。
恩格斯與馬克思的新聞思想有很多交集，其中不少是通過他們兩人共同起草的文件、書信和文章所表述的。這些思想經由列寧繼承和發展以後傳入中國，對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的發展及新聞理論體系的建構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革命戰爭年代，尤其是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整風運動和《解放日報》改版實踐所建立的辦報模式和所形成的黨報理論，更是受到恩格斯和馬克思新聞思想的影響。
進入和平年代，雖然國內外形勢已經發生巨變，黨的工作重心也發生了轉移，但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在全黨和全國的指導地位始終沒有變，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仍然是指導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建設的重要理論指南。黨的幾代領導集體結合新的時代特徵和社會現實，對包括恩格斯新聞思想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進行了繼承、發展和創新。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新聞輿論工作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對新聞輿論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如「黨管媒體」「黨媒姓黨」「黨性和人民性相一致」（習近平，2013）「運用網絡傳播規律，弘揚主旋律，激發正能量」（習近平，2014）等等。總之，對新聞輿論工作性質定位、黨性原則、輿論引導、群眾路線，以及新聞隊伍建設、新媒體發展、媒體融合等等，都作出了全面論述，為新時代新聞輿論工作健康發展指明了方向，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包括恩格斯新聞思想在內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體系。
2020年是恩格斯誕辰200周年，在這個特殊的日子，我們重新回到恩格斯，系統學習他的新聞思想，了解其新聞思想的理論內涵及形成與發展的特殊歷史背景，從他的新聞思想寶庫中獲取對當下的有益啟示，是我們不忘本來、面向未來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我們紀念恩格斯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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