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14年放假安排的頒布，一直備受爭議的全國假日辦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而此次針對假日辦的指責與批評比以往來得更加猛烈。
假日辦到底是個什麼辦？他有幾個人辦公？他到底都幹了些什麼？世界上還有哪些國家有這麼個機構？假日辦是個「假」辦麼？為何取消除夕假期，假日辦就是這樣的朝三暮四麼？除夕要給假日辦打電話，看他們到底上沒上班？……
增加法定假，假日辦說了不算
全國假日辦到底是個什麼辦？
為了找到答案，記者通過多方數次聯繫全國假日辦辦公地點所在單位——國家旅遊局，然而始終沒有得到任何回復。
旅遊社會學者、中國社科院旅遊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劉思敏博士如此介紹全國假日辦的歷史：全國假日辦的全稱是全國假日旅遊部際協調會議辦公室，從1999年國慶開始出現黃金周長假，這對公共服務提出了較高的要求，需要相關部委的配合，所以國務院成立了全國假日旅遊部際協調會議機制，而假日辦就是此部際會議的一個聯絡處，附設在了國家旅遊局，並不是專門的機構，沒有固定的工作人員，不佔任何多餘的行政編制。
可是，在國務院官方網站國務院議事機構版塊上，找不到全國假日旅遊部際協調會議的機構設置，更有趣的是，百度全國假日辦成員名單仍可看到國家旅遊局2003年發布的公告快照，但原始連結卻已經失效。
「全國假日辦級別很低，算不上議事機構，只能算是一個工作方式，一個協調製度。」研究「中國小組機制」的學者、南開大學博士周望這樣解釋。
「其實像假日辦這樣的協調機制在國內很常見，比如當年應對甲流的聯防聯控機制，和假日辦其實是一個性質的機制，這種機制沒有任何額外的工作人員，完全是現有的部門指定相關的責任人，來參與聯防聯控機制。但假日辦相對更穩定，不排除會有個別的專門工作人員，但即使有，也一定很少。」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解釋說：「公眾法定假日的制定其實和假日辦是沒關係的，實際上是在國務院層面來進行決策。」
「全國假日辦更像一個新聞發言人。」周望這樣打比方。
為什麼別人沒有假日辦？
在對全國假日辦的質疑聲浪中，有個問題顯得很讓人矚目：「除了我們，還有別的國家或地區有假日辦麼？」
新加坡，多種族文化的代表，國內各民族按照自己的曆法有著不同的節日與風俗，新加坡政府將它們重新整理制定出了新加坡的「法定節假日」，每年11天。
「新加坡的公共假期都是法律規定的，沒有像『假日辦』的機構來管理。每年的法定節假日時間由人力部統一公布，比如說如果有的假期和周末相重疊的時候，新加城的人力部要負責宣布下周一的時候補休一天。但政府不存在移假湊假的行為，想要小長假，只和個人調休有關，和政府無關。」南洋理工大學文學與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張志斌向記者介紹說。
而在香港，下一年節假日的安排都會由港府提前好幾個月通過政府發言人對外宣布，從總數上來說，香港每年的公眾假期比內地多6天，共計17天，但和新加坡一樣，政府並不採用調假的方式，因此港人的假期往往是多而短。
目前已在香港工作的內地女孩劉豔就表示，來到香港後確實感到放假機會要比以前在內地頻繁了很多，但如果想要長休幾天，就需要提前請自己的年假。
「香港沒有假日辦，但其實我還是有點懷念小長假黃金周的」，她笑著如是說。
為什麼我們需要有一個假日辦呢？
薛瀾解釋說：「這些國家和地區，基本上已經進入到比較成熟的發展期，像假期這類事件已經完全制度化，包括旅遊業等各方面服務比較運行有序。而我們的假日辦它本身並不是決策機制，但他會為決策機制提供一個協商的平臺，讓決策機構在協調機制的諮詢商議的基礎之上做出更合理的決定。」
而今年全國假日辦開展的兩次面向全社會的網絡調查，更是獲得了旅遊學者劉思敏的高度肯定：「在此之前，幾乎所有的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是由官方主導乃至直接制定的，人大、政協參與的程度也不是很深，特別是假日制度的改革。不可能所有的公共決策都要讓全民來公決，通過網絡調查進行民意探測並在此基礎上進行科學決策，是值得其他政策制定機關思考和借鑑的，也將成為我國公共決策的一種新模式。」
「當將來我們國家在節假日放假時間安排已經比較明白，在節假日應對方面的規律已經比較清楚了，我們各種服務部門也都知道自己假日期間應採取哪些措施的時候，假日辦這個聯席制度就可以取消了。」薛瀾說。
「除夕放假浪費1天」？
多給國人放兩天假行不行？
蔡繼明，清華大學教授、假日改革課題組負責人，今年的假期安排一出，他的一句「除夕放假會浪費1天」引來大批網友致疑，並被網友指稱為取消除夕假期的「罪魁禍首」，蔡繼明表示自己真的很冤：「連馮驥才都打電話問我，為什麼取消除夕放假？我要再次聲明一下，我本人是反對取消除夕假期的，我只是分析了一下國務院取消除夕放假可能選擇的原因。」
蔡繼明表示，多放幾天假這種事情，假日辦是說了不算的：「2001年發改委做出的假日調整，增加的清明、中秋、端午，但並沒有增加除夕，法定假期只能是由國務院來制定，可目前法律上規定的假期已經是115天，客觀地說已經佔了一年的三分之一，我並非評價這個假期是多還是少，只是說現在工作兩天休息一天是事實。」
在關於增加法定假期方面，蔡繼明一直持保守的態度，早在2001年接受採訪時他就表示法定假日總量和國民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不可能隨意增加。
資料顯示，全球62個國家和地區法定節假日平均為11.7天，而我國以11天排在並列33位，確實基本達到中等水平。
因此在蔡繼明看來，國人缺少的並非是法定假日，而是帶薪休假沒有真正落實：「長途旅行、回家探親或長時間休閒，都應該是通過帶薪休假滿足的需求，我們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落實現有的帶薪休假的規定。之所以現在大家對法定節假日要求多，討厭挪假拼假又捨不得拼假，這都是因為帶薪休假沒有落實，導致公眾對長假的需求只能藉助國家的法定節假日來實現。」
可相較蔡繼明的觀點，楊禹和劉思敏的觀點顯然更受網友歡迎。
身為央視資深評論員的楊禹，曾在今年國慶後發表過一篇題為《「怎麼放假」考驗「小康中國」》評論，文中楊禹稱：「沒有人說帶薪休假不好。但，一來它是遠水不解近渴，要靠它解決眼前的現實問題，等於是畫餅充飢；二來它即便得以落實，也仍有局限性，尤其在中國。中國人的文化傳統是喜歡舉家出遊、扶老攜幼。帶薪休假之下，孩子們上學期間無法舉家出遊，僅剩的寒暑假裡，寒假忙於過年，暑假酷熱並洪澇颱風頻發。因此，在春秋旅遊黃金季節裡，實現帶薪休假並舉家出行的機率，實在不高。」
和楊禹相比，劉思敏更為尖銳，在他看來，一味強調落實帶薪休假，無異於「紙上談兵，沒有任何意義」。
劉思敏指出：「客觀上我們承認我們現在的休假主要就差在了帶薪休假上，但帶薪休假目前只有30%的人能落實，1995年就寫進了勞動法，但20年來都推動不了，怎麼可能指望這個？我們只能通過法定假日的方式解決人們對長假的追求，這才能真正執行得了。增加2到7天的法定假期，完全是安全的，不會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明顯的負面影響，而且也僅僅只是執行了帶薪休假的底限。」
當記者問到普通民眾應該如何去反映自己對法定假期的需求時，劉思敏回答說：「通過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兩會上提提案，通過媒體的呼籲，也可以給國務院、發改委、國家旅遊局寫信，這些都可以成為民間反映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