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述者筆下外國人眼中的日本人
——續說橫光利一《上海》中的人物表象
摘要：
本文對李徵教授未能論述的「日本人在外國人眼中的表象」加以說明。小說採用不定內聚焦型敘述視角，在涉及政治經濟等宏觀國際問題時常常出現「虛擬的在場者」，作為日本人的「虛擬的在場者」承接了部分視角，因而外國人對日本人的看法實際上帶有日本人自我臆想的特點，這同樣反映出日本人對外國人的態度。中國人、印度人眼中的日本人形象多帶有侵略擴張色彩，日本人對這二者有異常密切的關注並持否定批判態度。歐美人對日本人更多是輕蔑和不屑，日本人對歐美人亦帶有複雜矛盾的病態心理，後者拒絕接納前者在某種意義上成為日本走向軍國主義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關鍵詞：《上海》 敘述視角 敘述聲音 人物表象
時任中國日本文學研究會副會長的李徵教授於2012年發表了一篇題為《身體的表現與小說的政治學——橫光利一<上海>中的外國人表象》的論文。在文章中他以「小說中日本人看待租界中其他國籍的居留者的方式」（即所謂的「外國人表象」）作為切入點，通過分析橫光這部作品的連載版本與定本中對非日籍人物書寫的改動情況，勾勒出其背後所顯示出的殖民主義、民族主義以及以前兩者為基礎的亞洲主義的文化與政治觀念。然而正如他在文末所說到的那樣，這篇文章並未能完全論述涉及到「人物表象」這一概念的所有問題，其中對於「日本人的歐美表象」和「日本人在外國人眼中的表象」尚未能加以述說。基於這一情況，在初步了解當下中國學界對橫光《上海》這部作品的研究現狀後，筆者認為對這一問題「接著說」在某種程度上要比對其他問題「照著說」更具有學術意義。儘管身為初學者，但筆者亦希望盡己之力來為李徵教授所未能得閒說明的「外國人眼中的日本人」這一問題做出一定程度的解讀。
一、理論依據
在進入對文本的具體闡述之前需要對標題中涉及到的幾個概念進行解釋，這是本文的基本立足點之一。
「人物表象」即經過語言的描寫、刻畫和塑造所形成的人物形象，而「外國人眼中的日本人表象」不僅包括了小說中所出現的印度人和歐美人對日本人的看法，而且涵納了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態度，而要明確所謂的「眼中」則涉及到「視角」和「聲音」這一對敘事學概念。
熱奈特在試圖區分小說的觀察者與敘述者時曾指出在許多理論家那裡都出現了「在我所稱作的語氣和語態之間的令人遺憾的混淆，即誰是敘事文中觀察者的問題和完全不同的誰是敘述者的問題之間的混淆，或更直截了當地說，誰看（感知）與誰講之間的混淆」。[1]這實際上已經將敘事過程中的人員分工進行了更為細緻地劃分。基於這一情況，「視角」這一範疇被確認並用於研究「誰看」即誰在觀察故事，「聲音」則用於研究「誰說」的問題。而在許多作品中，二者的來源卻並非完全一致：「視角是人物的，聲音則是敘述者的，敘述者只是轉述和解釋人物（包括過去的自己）看到和想到的東西，雙方呈分離狀態。這種現象無論是在講關於他人的故事還是在講關於自己的或包括自己在內的故事中都存在。」[2]正因如此，由「視角」和 「聲音」牽扯到了敘事文本中的人物和敘述者之間的關係問題。
在橫光利一的《上海》中，從整體上看，敘述人和人物並不完全一致，小說在絕大多數場合採用的是熱奈特所謂的不定內聚焦型敘事視角，在這種視角下，「它完全憑藉一個或幾個人物（主人公或見證人）的感官去看、去聽，只轉述這個人物從外部接受的信息和可能產生的內心活動，而對其他人物則像旁觀者那樣，僅憑接觸去猜度，臆測其思想感情。」[3]然而在一部分場合中（這些場合正是本文將著力關注的），由於這些對話更多是圍繞著一個觀點所展開的對兩種截然不同的觀念的討論，因而在敘述通過這一視角所看到的景象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發出「聲音」的外在觀看者以自己的視角取代原有視角的現象，在這時，敘述者不再完全附身於對話者（即人物），他開始站在一個類似讀者所處的位置，並且成為一個獨立於對話雙方之外且默默旁觀著整個對話進程的一個「虛擬的在場者」。但正如所有的敘述者都有其特定的身份，《上海》中這一「虛擬的在場者」（亦即敘述者）亦是以日本人這一身份而存在的，這令小說獲得其特殊性。
筆者在標題中還用到了「外國人」這一概念，從表面上看，這裡由日本人作為參照系似乎與故事發生的地點——中國上海有所矛盾，但實際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樣，無論是小說的真實作者還是小說的敘述者均是站在日本人這一視角/出發點下進行創作與敘述的。這就構成了剛剛所說的特殊情況，即當我們在探討「外國人眼中的日本表象」時，這些「外國人」的觀點和看法其實是由潛藏著的「日本」視線所建構起來的；這就為此處「日本人表象」的塑造提供了一種雙向性，即「外國人眼中的日本人表象」實際上是日本人臆想中的外國人對自身的看法，這種臆想雖然很可能有其客觀依據，但從根本上仍舊無法完全代表真正意義上的「外國人」的真實聲音，因而它也就顯示出主觀性，亦在無意中透露出這個「虛擬的在場者」對這些「外國人」的某種看法。
此外，同樣需要明確的是出現上述情況的具體場合。在小說中，「外國人眼中的日本人表象」僅僅在小說語言描寫中得到體現，而且只有在雙方所談論的對象上升到族群這一層面時，「日本人」才能作為一個被拿來討論的集體，人物的聲音也才會轉變為敘述者的聲音。在這些場合中，談話雙方所論及的問題往往是與當時上海、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的政治、經濟等內容有關的重大問題。而除此之外的其它涉及到日本人同外國人的交流，則更多地體現為平常式的個體對個體的態度和看法，它們就並非本文所主要討論的內容。
至此，在明確了本文在論述時的幾個出發點之後，筆者將進入對具體文本的解讀和闡述。
二、日本敘述者視角下
中國人、印度人眼中的日本人
與作為背景出現的次要人物有所不同，橫光利一在《上海》中塑造了兩位有著截然差異的中國角色——民族資產階級錢石山與作為革命發起者之一的芳秋蘭。饒有意味的是，在兩人出現的場景中，與他們產生交流的對象正分別是甲谷和參木這兩個日本人，因而通過這兩個中國人的眼光和談論，小說中日本人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就得到了展現。
我們首先關注芳秋蘭與參木的對話。在小說中，高重所在的紡織廠在夜裡上班的時間被暴徒突然襲擊，在一片混亂中，主人公參木救下了被四處逃竄的人群絆倒的芳秋蘭，翌日早晨，秋蘭為答謝參木邀請他到一家中餐館吃飯，在剛剛坐定時發生了這次對話。談話主要涉及到中日問題以及二人對於革命的不同看法。芳秋蘭認為日本的東洋主義是為其資產階級服務的，它成為日本對外擴張的幫兇，而中國人的革命則並不針對其無產階級，為了解放中國以及日本的無產階級就必須對日本資產階級侵略勢力加以反抗。從根本上說，芳秋蘭對日本的態度完全立足於階級立場，她認為日本的資產階級有著明顯的侵略擴張意圖，自己所倡導的革命正是為了擺脫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而被她視為東洋主義者的參木則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日本侵略勢力的幫兇。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國革命者眼中，日本顯露出擴張性和危險性這兩個特質，但這主要來自日本資產階級，而日本的無產階級則被視為無辜者。可以說，芳秋蘭的這一觀點同早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革命者有著明顯的相似性：在這裡，日本人被建構為一個邪惡的勢力，這合乎當時的具體歷史語境。但重要的問題在於，在芳秋蘭做出這一論述的過程中，作為日本資產階級代表的參木對其所有表態都做出了有力的反駁。在他看來，自己對日本的維護只是出於最基本的民族國家認同感，而芳秋蘭所謂的革命對日本無產階級而言也是一種外在的欺壓，日本乃至西方列強的資本輸入有助於中國趕上當時的世界各國。這無疑是參木完全從自身國家角度出發的一種觀點，看似合理但實則隱藏著殖民侵略的意涵。
同樣的，在這次對話中，「視角」的發出者和「聲音」的接受者正是此前所提到的「虛擬的在場者」，他在這裡從參木的身體裡脫離出來，成為相對獨立的個體觀察著整場對話，因而對話雙方的語氣、心理狀態實際上成為由他所建構出來的內容，這些「聲音」和「視角」的背後也因此顯示出他的隱含觀點。在整場對話中，無論是那句「我們不願意讓日本人總是看到我們的弱點」[4]還是對話中「秋蘭就像被這突如其來的理論給卡住了那樣，眼睛炯炯發光」[5]的描寫，都顯示出芳秋蘭在面對日本人時有著高度的自尊與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然而與此同時，敘述者在雙方交談的過程中對芳秋蘭的塑造卻帶給讀者以一種略佔下風的感受，這同她的性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筆者認為，此處身為虛無主義者的參木能夠輕易將「革命領袖」辯駁得有些難以自圓其說，這一設置正反映出身為日本人的「虛擬的在場者」對中國人的看法，即雖然看到了中國人內心的自尊意識，但仍舊否認其反抗壓迫與暴力革命的做法，這實際上是對中國人通過革命推翻外來侵略勢力這一行為的合理性的顛覆，從根本上反映出當時日本人的殖民侵略心理。
而在另一場對話中，作為民族資本家的錢石山成為小說中第二個發表對日本及日本人看法的中國人，他同甲谷的談話從經濟角度出發最終落腳到政治觀點上。在談話的伊始，錢石山在恭維甲谷的同時暗含著某種譏諷：「我聽說貴國在那裡（新加坡）發了大財。」「……最近貴國很活躍嘛。」[6]這些都是象徵性的恭維，但其語調始終顯露出一種高人一等的調侃意味，而隨即話鋒一轉又以一種不經意間隨口提到式的輕佻態度指出「貴國似乎在為中國的排斥日貨而大傷腦筋。……啊，對了，今天又有四家日本紡織廠因鬧罷工而垮臺了。」[7]則帶有明顯的故意刺激甲谷的成分，顯示出他對日本的輕蔑。而接下來面對甲谷的迅速反擊，他又「露出猛然被刺中痛楚那樣一種狼狽相來」[8]，收起了自己的鋒芒，開始表現得「謙遜」。
僅從有關生意方面的談話中，我們不難看出作為資本家的錢氏對日本在東亞地區產業布局狀況的重視，這或許是出於二者是競爭對手關係的緣故，但在接下來的政治交流中他卻又明確澄清自己「一貫主張親日是頭等重要的」[9]，這就顯示出日本侵華勢力在當時中國的權勢階層那裡有著獨特的存在地位。然而從根本上講，這種重視是錢石山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而非其它，因此在甲谷開始對自己的政治觀點發表長篇大論時，「錢石山也許看出阿柳對兩個人的談話感到索然乏味了吧，他像要打斷甲谷話題一樣」，「左顧右盼地吸吮著早已沒有味道的茶水」，快人快語地敷衍起來。[10]
可以說，在整場對話中錢石山對於甲谷的態度基本是應付和敷衍的，這表現出他對日本人仍舊保有骨子裡的輕蔑以及對自己高人一等的自矜，儘管這種妄自尊大的態度在談判的過程中被驚異打斷了幾次，但並未能從根本上發生動搖。而相較於政治問題——儘管他也對甲谷所論及的有關地區局勢的問題有所了解，但很明顯，他的關注點更多地聚焦於經濟、女人還有享樂這些方面，他所認定的行事基點也全都是出於符合自身利益的需要，這是他對甲谷長篇大論不感興趣的根本原因，同時反映出他內心中對國家民族觀念的淡漠。
結合上述情況，「虛擬的在場者」所聽到的和看到的錢石山就不僅僅是甲谷所直接感受到的那樣，充滿了頹廢奢靡的氣質且帶有可鄙的窺探欲，他的身上還被賦予了某種過來人般的、裝作看透了一般的心態，因而在面對外國人時，他也並不顯露出低人一等的感覺，反而自我感覺良好並帶有很強的進攻性——在談話的開始他便自認為已經「洞察出日本的要害」，一開口就直接點明了日本時下的窘迫並為此「妄自尊大地笑了起來」，所以甲谷聽罷後「所考慮的已不再是向他推銷木材而是指斥中國人的弱點」——這種對東亞地區政治經濟局勢有著了如指掌的把握的設計，以及言談所顯示出的一種「評點」式的態度無疑豐富了整個人物的形象。但即便如此，「虛擬的在場者」最終仍將自己對他的評價定位為消極和無法認同的。錢石山不僅在面對甲谷激情的論說時多次語焉不詳，而且在為了個人利益這一根本出發點而不斷騰挪周旋於革命者和日本人之間以期獲利，這些舉動無疑與芳秋蘭等人的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可以說，在這一點上「虛擬的在場者」同小說人物甲谷一樣，都認為錢石山是可鄙且不堪的，而由於錢石山所帶有的典型性特點，這種看法的針對對象可以更進一步延伸拓展到當時中國的整個權貴階層。
行文至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引入小說的真實作者與敘述者（亦即此處的「虛擬的在場者」）之間的關係問題。對於這一問題的看法，筆者認同巴爾特的言論，「敘述者和人物主要是『紙上的生命』。一部敘事作品的（實際的）作者絕對不可能與這部敘事作品的敘述者混為一談。」[11]但即便如此，筆者仍舊認為敘述者無法完全脫離作者而存在。儘管敘述本身有其內在所要遵循的理路，但缺乏了作者這一外在主體，創作過程中思維的活動便無法完全進行下去，因而敘述者和被創製出的人物身上所顯露出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對真實作者某些觀念的內在反映；更何況《上海》是一部被視為完全由橫光利一本人觀念所組構而成的作品[12]，人物所發表的議論性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視為是橫光本人的觀點。正因如此，筆者在以上論述過程中所提到的「中國人眼中的日本人」與「虛擬的在場者眼中的中國人」在某種意義上都可視為是橫光對當時日本自身的問題、日本與中國的問題以及革命、馬克思主義等問題的看法，而正是這些看法體現出了他立足於狹隘自私的民族主義情感而非世界主義的態度，因而一些觀點也就帶有一種為日本的侵略擴張意圖和種族歧視觀念打掩護的色彩。可以說，橫光在《上海》中所體現出的觀念正同諸多論述者所認定的一樣——是消極且不可取的。這一點在小說中印度人的眼中也同樣得到了展現。
小說所涉及到的唯一非背景式的印度人形象——阿利姆被定位為一位曾久居東京，經營珠寶，帶有「亞細亞主義」傾向，支持印度獨立但卻畏懼共產主義運動的印度商人。他與日本建築師山口的對話體現出他對山口所代表的一類日本人的態度。
在他看來，山口所強調且熱切宣傳的日本軍國主義必然會同蘇聯所強調的共產主義相衝突，而面對家鄉的緊張局勢以及面前喋喋不休的山口，他不留情面地斥言道：「你看什麼都覺得像共產黨。你那麼害怕共產黨，那亞細亞主義也就完蛋了。」[13]從這裡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日本人對共產主義勢力的擔心和異常關注，這與高重一早就把握了芳秋蘭的底細但又遲遲不動手這一情節相吻合，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出當時作者對共產主義的矛盾態度[14]（縱觀筆者所收集到的材料，所有研究者都無一例外地將小說中人物的論說視為作者自己的看法，其中，橫光對芳秋蘭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的書寫就反映出他對之的態度。 諸多論者都指出橫光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是矛盾且複雜的。一方面，對現實不滿以及改變個人生活現狀的訴求使得他對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鬥爭有所嚮往，但另一方面他又害怕革命會摧毀他個人甚至祖國（這是針對中國的革命而言的）既得的一切。童曉薇認為《上海》中對芳秋蘭和阿杉這兩個人物的設置就反映出橫光的這種搖擺不定：在她看來，象徵著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的芳秋蘭是他深陷囹圄時所希望能來救他的人，而阿杉則似乎可以說是他的舊我、他的傳統的象徵符號，在小說中前者成為最能吸引他的異性，而後者則是他所選擇的最終歸宿：「如果那天我沒有碰到芳秋蘭，我一定就去追阿杉了」。王天慧則將之歸因於橫光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不足：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了解得並不清晰，甚至很有些主觀片面的味道，但他並非反馬克思主義者，只是認為它具有較強烈的實用主義傾向而已。」由此出發，他指出只要人類本能欲望存在，為利益而進行的爭鬥就不可能停止，而馬克思主義理論宣揚的「階級」、「革命」只會使這種鬥爭變得更加劇烈、更加血腥。[王天慧69-70；童曉薇118]楊金玲則從芳秋蘭人物設定不符合中共黨員的實際情況這一點切入，提出橫光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不足，這反映在芳秋蘭的身上成為她的某種性格缺陷，這反映了他對馬克思主義「既嚮往又抗拒，既渴望又排斥。」的態度。同時，她又補充了小說在連載時的材料：「最初的雜誌版本中，有一些參木贊同芳秋蘭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描寫，但在最終的定本《上海》中，這些描寫被大量刪除。」並由此認為「橫光的思想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顯現出越來越排斥馬克思主義的傾向」。[楊金玲III]宋雋由參木同芳秋蘭的辯論入手，指出芳秋蘭無力反駁參木的反對階級革命的觀點，並認為這表現出作者對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否定，而芳秋蘭最終的結局則體現了作者「無產階級鬥爭對於改變中國的現狀並無作用，只會造成無謂的犧牲」的態度。[宋雋14]）。而在另一方面，小說敘述人通過語言描寫為阿利姆賦予了熱心關懷政治，雖然內心有所困窘但仍試圖強裝鎮定的特點，這與錢石山有著相似之處。值得關注的是，錢石山與阿利姆身上所體現出的這種表面上的遊刃有餘又都被日本人一語中的地加以揭穿：在小說中，山口經過一次又一次地逼近和追問迫使阿利姆懷著滿心的憂慮解答了當時印度所處的艱難環境，而正是這種對「現實」的書寫又恰好反映出當時的日本對東亞的諸多國家採取了密切關注的態度，這或許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小說中所謂的「亞細亞主義」的根本意涵——即蓄謀已久的侵略擴張意圖；在另一個層面上，我們也可以認為這種書寫亦體現出當時的日本國內確實有逐漸被「只有軍國主義、亞細亞主義才能拯救整個亞洲」這一思想所佔據的傾向，因而從客觀上也揭示出一種殖民侵略傾向。
三、日本敘述者視角下歐美人眼中的日本人
如果將中國人眼中的日本人和印度人眼中的日本人形象視為一個序列，那麼在《上海》中，日本敘述者視角下歐美人眼中的日本人形象則由於其特殊性而應被拿來進行單獨分析。
涉及到相關內容的部分集中在宮子在穆斯林舞廳與幾個歐美男性交談這一場景中。「在宮子跳舞的舞廳，一群纏繞著宮子的外國人在談論日本紡織公司的罷工。宮子跳過一曲之後便走到早已有了幾分醉意的外國人桌子旁邊，側耳聽著一個叫費傑爾的德國男人的談話。」[15]從這裡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敘述者的「視角」原本是基於宮子的，但隨後當宮子也開始進入談話，對人群的觀察角度就轉換到了「虛擬的在場者」身上。
白人男子費傑爾將工人的罷工歸因於日本管理者，在他看來，「不尊敬外國人」的管理者受到中國工人的反抗完全是自作自受，但在結束自己的話語時卻又留下了耐人尋味的表述：「我們倒是為此而感到幸福。不，我們將與各位一起為宮子小姐而悲傷。」[16]弗洛伊德指出每個人的失誤動作背後都具有一定的可探討價值，它們通常反映出施動者內心的真正想法。基於這一觀點，在「虛擬的在場者」的盯視下，費傑爾先生話鋒的突轉不僅顯示出他為日本廠家受挫而沾沾自喜的小人心態，而且體現出他對宮子過於誇張地恭維以期換取其好感的逐利心理，在這裡，給人以莫名奇妙感覺的後者正是為了掩蓋表現了內心真實想法的前者，因而費傑爾這一形象在敘述者的「聲音」中體現出虛偽的特質。
現在讓我們回到他對日本人的看法上來。從總體上講，他的話語中顯示出對日本人的輕蔑和嘲弄，這與他拜倒在宮子石榴裙下的做法卻構成了極具衝突感的對立，這一現象似乎與參木等人拜倒在芳秋蘭裙下有著某種相似性，然而實際上卻又有著明顯的差異。奚皓暉認為小說中的女性都具有某種象徵意味：其中，參木與作為「現代女性」（modern woman）的宮子的關係代表著虛無主義的情慾之愛，而同芳秋蘭的情感實際上被視為帶有前現代意味的古典主義與革命理想主義之愛。[17]在這個意義上，宮子這一形象被視為現代人「情慾」的化身。儘管小說中並未能明確地指出，但費傑爾對於宮子的追求亦可視為是對情慾的追求，正因如此，日本女性在歐美男子的眼中並非他物，而只是滿足自身情慾的「工具」，這正與費傑爾話語中的輕蔑意味相一致。因而可以說，在小說中歐美人對日本人的看法仍舊是輕蔑和鄙棄的，這一點在後來甲谷逃命時美國大兵無所作為但卻露出微笑這一情節中又得到了進一步印證。
然而饒有意味的是，作者又刻意地為我們展現出參木出現在這群白人男性面前的情況。面對突然出現的參木，兩個爭風吃醋的白人男性感受到「心慌意亂」，這種歐美人被日本人比下去的現實與他們視日本女性為滿足情慾的工具的現象帶有鮮明的諷刺意味，與這種矛盾性相關的是這些白人在宮子「視角」下所展露出的形象。費傑爾同另一個白人男子克裡巴在宮子面前對吊燈所屬廠家的爭執給人一種極為可笑且幼稚的感覺，這也正是宮子眼中的兩個白人男子的形象，換句話說，作為「情慾」代表者的宮子並沒有放任自己淪為被他人所取用的「玩具」，相反，她自己具有很強的主動性，並且樂意看到諸多外國男子在自己面前互相「爭寵」。但饒有意味的是，除了參木之外，被宮子看上另一個日本男性甲谷卻也長著一副類似歐美男性的英俊樣貌，結合她「只同外國人交往」的處事原則，筆者認為宮子內心還是對歐美男性有著強烈的渴望，這正反映出歐美人在當時日本人眼中的獨特地位。
在後殖民文學文本中有一種明顯的故事類型常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即代表先進（殖民）國家的男性被落後（被殖民）國家的女性所吸引而構成一段愛情故事。在《上海》中，芳秋蘭對參木的濃厚吸引力無疑正契合了這一故事類型，然而同樣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宮子與甲谷及諸多外國男性的關係與此處的某種若隱若現的關聯。如果我們同樣將宮子和他身邊的男性加以抽象概括，那麼前者則可視為較先進國家中具有現代意義的女性，後者可被視為較先進國家中帶有更先進國家血統的現代男性，從這種抽象中可以發現宮子對外國男性的態度似乎正可以與參木對芳秋蘭的感情形成某種隱微地且富有寓意的對應，而與前者那種因相似的故事類型而體現出的殖民侵略色彩所不同的是，後者實際上可被視為是較先進國家希望委身於更先進國家這一事實[18]，從本質上講，這所體現的仍舊是一種民族國家層面的自卑心理。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小說中日本人眼中的西方人形象實際上是十分複雜的：他們一方面被賦予一種高高在上的優越感，另一方面對他們的書寫與刻畫又帶有一種近乎病態的輕蔑態度，這正反映出當時日本人在面對歐美人時內心中的一種自卑又倨傲的矛盾心態。李徵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小說顯示出對白俄的蔑視可被視為一種倒錯的優越意識：「儘管身為黃色人種，但日本一直在謀求躋身歐美列強，在歐美面前的強烈自卑意識，因日俄一戰發生了逆轉。自卑變成了優越意識。儘管這種優越意識僅限於白俄身上，但恍惚中，卻幻化為對整個白人世界的勝利。」正因如此，「小說中日本對歐美的框架，正像一種集體心理裝置，把作為黃種人被一直蔑視的日本人的民族自卑感、劣等意識，以對白俄的蔑視這種倒錯形式反施於歐美。」[19]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小說所表現出的日本人對歐美人的看法（無論是傳統意義上的看法還是筆者所提出的日本敘述者視角下的看法均是如此）正是基於這樣一種病態的心理，它從根本上反映出的是當時的日本在面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時的一種已經得到長足發展且足夠強大但卻遲遲未能得到期待已久的認可的心態，而正是由於這種未能被認可，促使日本人更進一步地思考如何才能超越西方，走到世界的中央。因而可以認為，這種觀念成為推動當時的日本在所謂東洋主義、亞細亞主義等觀念影響下最終走上對外侵略擴張道路的一個重要原因。
通過對於日本敘述者視角下外國人眼中的日本人表象的分析，我們最終所得到的實際上仍舊是那個老生常談的結論。在橫光的筆下，上海甚至中國無疑成為一個東方主義意義上的「他者」，在這裡，近代日本在作為東方的「西方」的同時又同時是西方社會眼中的「東方」，因而日本敘述者視角下外國人眼中的日本人就具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氣質。在面對比它落後的東亞國家時，它通過特定的敘述視角和敘述聲音表現出一種自矜的優越感，但在面對歐美人時，這種優越感由於對方的不予認同轉而與一直存在的自卑心理混同在一起，共同構成一種病態的心理。然而從根本上說，這兩種心理最終所導向的結果均是使近代日本走上對外擴張與殖民侵略的道路。可以說，在這樣一種話語的建構下，政治態度依舊是小說所要表達的核心內容，正因如此，李徵先生在他那篇文章中所言的「外國人表象無形中折射了一九二零年代至一九三零年代期間日本人的國際認知」在這裡仍舊適用，這也成為《上海》這部小說至今仍然值得研究者不斷翻閱並試圖闡釋的根本原因之一。
腳 注 ：
[1] 胡亞敏.敘事學[M].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20.
[2] 胡亞敏.敘事學[M].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21.
[3] 胡亞敏.敘事學[M].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27.
[4] [日]橫光利一著,卞鐵堅譯.寢園[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77.
[5] [日]橫光利一著,卞鐵堅譯.寢園[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81.
[6] [日]橫光利一著,卞鐵堅譯.寢園[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90.
[7] 同上
[8] [日]橫光利一著,卞鐵堅譯.寢園[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91.
[9] [日]橫光利一著,卞鐵堅譯.寢園[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93.
[10] [日]橫光利一著,卞鐵堅譯.寢園[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95.
[11] 胡亞敏.敘事學[M].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37.
[12] 這一問題已被國內諸多研究者視為定論。
[13] [日]橫光利一著,卞鐵堅譯.寢園[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112-113.
[14] 此處所涉及到的文獻分別如下：童曉薇.橫光利一的《上海》之行[J].中國比較文學,2007,3:102-118；王天慧.橫光利一文學研究[D].長春:東北師範大學,2011,69-70；楊金玲.異鄉的彷徨——論橫光利一之《上海》[D].長春:吉林大學,2011；宋雋.橫光利一筆下的上海形象[D].上海:上海師範大學,2013,14.
[15] [日]橫光利一著,卞鐵堅譯.寢園[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100.
[16] 同上
[17] 奚皓暉.現代性論域中的橫光利一[D].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17,41.
[18] 在小說中，與宮子來往的全都是外國人，絕大多數都是歐美人，即便是甲谷和參木也都是因為「長得像外國人」才被宮子所關注。見[日]橫光利一著,卞鐵堅譯.寢園[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41-42、66.
[19] 李徵.身體的表現與小說的政治學——橫光利一《上海》中的外國人表象[A].譚晶華,李徵,魏大海.日本文學研究 多元視點與理論深化 日本文學研究會延邊大學十二屆年會論文集[C].青島:青島出版社,2012:12.
參 考 文 獻 ：
【1】[日]橫光利一著,卞鐵堅譯.寢園[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2】胡亞敏.敘事學[M].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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