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臺灣地區 比較政治學 政治學
比較政治學是政治學的分支學科之一，它以本國以外的其它國家、地區的政治和政治制度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以比較方法的運用為自己的基本特徵。近幾年來，國內政治學界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比較政治研究的重要性。他們先後成立了若干個研究機構，出版了專門的研究性集刊，也陸續召開了多次以比較政治為主題的研討會。對此良好的發展態勢和前景，曾有學者樂觀地用「蓄勢待發的中國比較政治研究」做了總結。不過相比於大陸，海峽對岸的同仁們要更早地投身於比較政治研究，也已經有了很多的學術貢獻。這裡，筆者將從概況介紹、基本領域、重要問題和特點評述等幾個方面對他們的研究作簡略的闡述，以求拋磚引玉。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兵敗大陸，退守臺灣，隨行的有數十萬大軍和黨政方面的要員，還有來自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各領域的專家和學者。這些人到臺灣後仍然繼續著原先在大陸未競的研究工作，他們辛勤地培養下一代的學術接班人，並運用自己的學術智慧撰寫（包括修訂）了各種填補空白的著作。例如與比較政治研究相關的就有薩孟武、劉慶瑞合著的《各國憲法及其政府》（臺大法學院事務組1958年版）、鄒文海和楊幼炯的同名著作《各國政治與政府》（分別由正中書局在1961年和1963年出版）、張金鑑的《歐洲各國政府》（正中書局1968年版），以及羅志淵（字孟浩）編著的《法國政府及政治》、《各國地方政府》、《英國政府及政治》、《美國政府及政治》、《日本國會制度》（分別由正中書局在1956年、1959年、1964年、1965年和1967年出版）等。幾位老先生的這些著作都曾經多次再版或印刷，它們對於臺灣新一代政治學人起到了相當重要的學術啟蒙作用。
不過總體上看，臺灣地區的政治學者是從大約二十年前才開始系統從事比較政治研究的——在此之前只能說有一些零散的、以國別政治描述為主的研究。這種學術興趣的轉向固然是該地區政治學學科發展成熟的自然結果，且得益於這樣一個因素：眾多接受國外政治學專業學術訓練的人陸續回臺從事本學科的教學研究，但更是服務於現實政治的需要，也就是說，它與特定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起，為了適應解嚴後政治生活的新變化和克服「憲法」上實際存在的矛盾和破綻，臺灣當局進行了多次「憲政改革」。面對著日漸陌生的「憲政架構」，政治家們迫切希望加強對外國政治特別是相關政治制度的了解，以明確「總統」直選、雙首長制、小選區兩票制等應當如何實際運作，這就為比較政治研究的開展注入了生機和活力。
來自臺灣地區各高校政治學系的教師是從事比較政治研究的主要力量，他們大多具有在英美法德日等國訪學的經歷，受過很好的學術訓練。這當中的佼佼者包括中央研究院政治學所的吳重禮，臺灣大學的朱雲漢、王業立、吳玉山、張佑宗，政治大學的吳東野、蔡增家、張臺麟、洪茂雄、黃紀、遊清鑫，東吳大學的黃秀端、吳文程，世新大學的彭懷恩，中山大學的顧長永、徐正戎，成功大學的宋鎮照，淡江大學的陳鴻瑜，中興大學的蔡東傑，東海大學的胡祖慶、沈有忠、張峻豪，文化大學的蘇子喬，等等。除此之外，在中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淡江大學、臺北大學等校的政治學系或公共行政系，以及「中央研究院」的歐美研究所，中山大學的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淡江大學的歐洲研究所、美洲研究所、亞洲研究所，暨南大學的東南亞學系（之前為東南亞研究中心），成功大學的東亞發展暨治理研究中心，也都有比較政治的研究者。
得益於眾多研究者的集體努力和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同時又伴隨著政治家的期許和支持，臺灣地區的比較政治研究在最近20至30年裡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些成果大多以專著、譯著和論文的形式發表，它們從整體上體現出了臺灣地區比較政治研究的雄厚實力。說到專著，要數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的「各國政府與政治系列」（後改名為「比較政府與政治系列」）最具代表性。該系列經營多年，影響非常大，比如裡面收錄的很多著作都由比較政治研究方面的權威學者所撰寫，且被臺灣講授比較政治、比較政府或相關課程的教師廣泛採用為教材和參考書。譯著方面，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推出的「比較政府與政治叢書」、「民主化叢書」、「憲政制度理論叢書」、「政黨與選舉叢書」都包含有比較政治學的經典著作，像利普哈特的《新興民主國家的憲政選擇》（1999年）、威亞爾達的《比較政治的新趨勢》（2000年）、蓋伊·彼得斯的《比較政治的理論與方法》（2003年）、彭寧斯的《比較政黨制度變遷》（2006年）、蘭德曼的《最新比較政治的議題與途徑》（2007年），等等。其它一些學術出版社，如商務印書館、桂冠圖書公司、幼獅出版社、三民書局，也都曾出版過比較政治研究方面的專著和譯著。至於論文，就比較政治研究而言，大多數發表在下列期刊上：《問題與研究》、《東吳政治學報》、《政治科學論叢》、《臺灣政治學刊》、《政治學報》、《臺灣民主季刊》、《選舉研究》、《歐美研究》……這些期刊基本上都屬於被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SSCI）收錄的期刊，特別是由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輯出版的《問題與研究》，它所刊載的比較政治研究論文在其全部論文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同時，由於臺灣的很多學術研討會都會在過後把參會論文集結成冊出版，因此有不少比較政治的研究也以這種所謂「專書論文」的形式發表。此類文集如姚志剛等著的《法國第五共和的憲政運作》（業強出版社1994年版）、林繼文編的《政治制度》（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0年版）、蘇永欽主編的《政黨重組：臺灣民主的再出發？》（新臺灣人文教育基金會2001年版）、宋鎮照和周志傑主編的《變遷中的東南亞政治：制度、菁英與政策的磨合》（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版）等。需要指出的是，由於臺灣的學術規範確立較早，為滿足各種形式要求，學術論文的篇幅常常長達兩三萬字，加之長期又形成了重期刊論文輕著作的濃厚傾向，故此對於從事比較政治研究的整個學術共同體來說，這些論文往往比著作的分量更重，也可能更多地被引用。
（一）比較政治與政治制度通論
1949年之後，臺灣各高校的政治學者曾長期把薩孟武、鄒文海、楊幼炯、張金鑑等人的前引著作當教材使用，以講授外國政治方面的課程。這些書所包含的國家雖然有多有少，篇幅也有大有小，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先按國家排列，然後依次對每個國家的憲法、國家機構等進行概要介紹。更晚近的一些與比較政治相關的通論性著作則大多摒棄了這樣的做法，它們要麼直接選擇不同的主題來比較各個國家的政治和政治制度，要麼在分國家論述時有意識地突出所要比較的主題。像張世賢和陳恆鈞合著的《比較政府》在開篇就談到：「然而，『比較政府』不是『各國政府』，亦不是『比較政治』，要有比較項。本書的比較項為：（一）政策系統因素：憲政發展和政治心理基礎，以及（二）政策運作相關項目：國會制度、政策制定的結構、政策執行的結構、司法制度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胡祖慶著的《比較政府與政治：憲政民主與改革》則先對內閣制、雙首長制和總統制下的總統、總理、國會、司法審查進行了比較，然後又著重探討了「政黨組織與生態」、「政黨：合作與結盟」及「選舉」。而李國雄著的《比較政府與政治》儘管也按國家順序排列的方式進行介紹，但該書「每一篇所討論的國家裡面，都離不開下列4主題：1.影響政治行為的各項因素，這包括歷史背景、地理經濟及社會條件、種族結構、宗教信念及意識形態。2.政治過程，如政治領袖如何產生，政黨及利益團體的角色，一般民眾參與政治的方式。3.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這主要是分析國家機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以及主政者對經濟政策所抱持的理念等等。4.主要的政治制度，包括各項政治制度如何行使政治權力，彼此之間的權力關係如何，以及這些制度在行使其權力時，受到哪些局限。」除張世賢和陳恆鈞、胡祖慶及李國雄的這三本書之外，近年來在臺灣有一定影響且屬於比較政治類的通論性著作還有許仟的《歐洲各國政府》（漢威出版社1997年版）、彭懷恩的《比較政治與各國政府》（風雲論壇出版社2004年版）、苗永序的《各國政府制度及其類型》（三民書局2006年第3版），等等。
（二）區域政治研究
將同一區域（如拉美、非洲、中亞、東歐等）內擁有相近文化、民族等特徵的若干國家放在一起進行系統比較，遵循的是同中求異的研究邏輯，故此也屬比較政治研究的重要構成。臺灣的區域政治研究最為突出地集中在東南亞政治的研究上，代表性的著作有顧長永著的《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宋鎮照著的《東協國家之政經發展》和陳鴻瑜著的《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等。其中，顧著依次對東南亞十國的政治進行了個案研究，並為每一個國家設定了一個主題，以「標識各國的特色，使研讀者能夠很容易的了解各國的狀況」，如「印度尼西亞：軍人政治與蘇哈託王朝」、「馬來西亞：種族緊張的政治與經濟發展」等。宋著只選取了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四個國家，且對每個國家都同樣地分別從政經歷史背景與其社會意義、國家機關與經濟發展政策、國家機關與社會階級之政經關係、國家機關與外來投資之政經關係四個維度進行比較研究。而陳著則以法律－制度研究途徑，從憲法、政黨法、選舉法等規定，對東南亞十一國（包括2002年才獨立的東帝汶）的政府和政治進行分析。該書把東南亞國家分為了民主體制的國家、高度中央控制體制的國家和半民主體制的國家，並根據國家大小而對其政治進行了不同篇幅的介紹（菲律賓佔了前十章，新加坡、泰國和馬來西亞佔了三章，其餘七國都只佔一章），特別是著重對不同國家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政黨、公民權等內容進行了論述。除東南亞政治的研究之外，臺灣學者還在拉丁美洲政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常不錯的成績。雖然他們很少把拉美地區作為一個整體去撰寫其政治制度的通論性著作，但正如後面將要介紹到的，臺灣政治學期刊中涉及拉美各國政治的專題性個案研究相當多，而且有關拉美地區軍人政權、民主化進程、總統制運作和政府績效等方面的比較研究也屢有所見。應當指出的是，這些成果中有很大部分是由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2009年已與原美國研究所合併為美洲研究所）專任教師或所培養的學生貢獻的，而這個創立於1989年的機構也是臺灣第一個專門研究拉丁美洲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的學術機構。從其以往畢業學生的論文選題來看，屬於政治類的研究大概佔到了三到四成之多。
（三）國別政治研究
與前輩學者側重於概論性的國別政治描述——如陳治世的《美國政府與政治》（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許介麟的《戰後日本的政治過程》（黎明文化1991年版）、雷飛龍的《英國政府及政治》（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不同，臺灣的新生代學者在致力於研究某國政治時往往會更有意識地圍繞某個特定的主題，或選取某個特定的視角。例如，徐正戎剖析了法國總統的權限，他提出「依行使的方式分類，總統的權限可分為兩種」，即「總統的特權部分」和「總統必須與總理分享的權限」，而後者「還可依總統權限的行使是否必須總理副署，而再區分為總統『獨自享有的權限』與『保留領域的權限』。」而趙竹成探討的則是俄羅斯的聯邦制，他認為「就俄羅斯而言，聯邦制度的意義不僅僅只是在不同族群之間建立獨立自主的政治機制權力上的分享，而是要建立一個國家服務及權力機制，使其更貼近在同一個國家中不同民族的要求及利益，並將國家權力由中央分散到更低層的政治組織，也擴大聯邦構成主體的權力和主權。」再比如，葉陽明研究德國憲政秩序的著作分別從德國憲政發展歷程、基本法與憲政秩序、聯邦制與聯邦國秩序、合作型聯邦制及其改革四個子題，來闡明戰後德國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為依歸的憲政民主秩序。而黃榮源對英國政府治理的專論則主旨在於「以歷史制度理論，來解釋分析英國政府管理模式的變遷與延續」，及「藉由當代英國政府管理諸多實務方案，以探討英國政府為了適應現實環境，所做的制度設計和執行情況」。值得一提的是，在臺灣，專治國別政治研究的中青年學者往往都有到特定國家留學深造的背景，如研究俄羅斯的趙竹成是喀山大學博士，研究德國的葉陽明是慕尼黑大學的博士，研究法國的徐正戎、張臺麟是巴黎二大和巴黎一大的博士，研究英國的黃琛瑜、黃榮源是曼徹斯特大學和艾塞克斯大學的博士，研究日本的吳明上是京都大學的博士，等等。這使他們研究時兼具了兩個方面的優勢，即對所研究國家語言文字的熟練掌握，以及對其經濟社會環境的直接觀察和感知。此外尤為令人稱道的是，臺灣的國別政治研究並沒有表現出太過嚴重的「大國中心主義」情結，因為一般被視為小國的蒙古、緬甸、泰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波蘭、墨西哥、智利、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等國的政治也都有學者去專門地研究。
根據目前所能夠查閱到的文獻信息，我們可以大致發現，近些年來臺灣地區的比較政治研究者最為關注、研究最多和成果最集中的有五大問題：半總統制與雙首長制、選舉與公民投票、分立政府與聯合內閣、民主與民主化、軍事變革與軍人政權，接下來筆者將分別對其作概要的敘述。
（一）半總統制與雙首長制
1997年7月，臺灣朝野經過鬥爭和妥協完成第四次「修憲」，確立了「總統」任命「行政院長」的雙首長制，在政體特點上近似於法國的半總統制。與此憲政改革的進行相伴，考察、研究法國和其他半總統制國家的政治成為一股熱潮，而半總統制這一核心關鍵詞也自此之後反覆出現在了官方給予資助的課題、高校和科研機構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及大量的碩博士論文和期刊論文當中。概略而言，這些對半總統制或者說雙首長制的研究主要涉及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對某個半總統制國家憲法或憲政架構的深度闡釋，可舉沈有忠的《威瑪憲變革奏曲——半總統制憲法的生命史》為例，該書得到吳玉山、吳東野、王業立、林繼文等多位學者的聯合推薦，它藉助豐富的文獻材料回答了這樣的問題，即威瑪共和國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半總統制國家是在怎樣的背景下形成的，其制度設計中的哪些缺陷造成了其相當大的不穩定和走向最終的崩潰。二是對半總統制理論與實際的一般性探討,如呂炳寬和徐正戎的著作《半總統制的理論與實際》。該書從憲法規範與憲政運作的角度說明了「半總統制」的有關理論，同時對「半總統制」的概念進行了檢討，並研究了「半總統制」的運作類型及影響不同憲政運作類型的因素。屬於這類研究的還有吳東野的《「半總統制」政府體系之理論與實際》、蘇子喬的《哪一種半總統制?——概念界定爭議的釐清》等論文。三是對半總統制實際運作類型的梳理，如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張峻豪的長文專論《半總統制運作類型的跨國研究》，該文認為，「國會與總統對總理的爭奪」、「總統的任命權行使」以及「府會關係」，「是描繪半總統制運作類型最基本的三大解釋變項」，並據此而總結出了半總統制的八種類型：總統謙讓制、實質黨內共治、超級總統制、形似黨內共治、實質左右共治、聯合內閣、少數政府、形似左右共治。四是對兩個或若干個半總統制國家（和地區）的憲政體制、政府形態和政治穩定等的比較分析，包括吳玉山對俄羅斯、波蘭與民國的比較沈有忠對威瑪共和與臺灣、威瑪共和與芬蘭及臺灣與羅馬尼亞的比較，陳宏銘和梁元棟對臺灣、法國、波蘭與芬蘭的比較，許恆禎對臺灣與蒙古的比較，王維芳對蒙古與波蘭的比較，林繼文等人對法國與臺灣的比較。除此之外，還有對半總統制下所涉及到的總統權力、內閣組建、府會關係、左右共治等問題進行探討的眾多論文，而它們的目的全都在於為憲政改革之後的臺灣現實政治提供理論依據和經驗借鑑。
（二）選舉與公民投票
臺灣舉行選舉的歷史很長，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其各縣市的政府、議會及省議會已逐步實現了直接選舉。進入90年代後，李登輝推行「憲政」改革，又陸續實現了「總統」與「立法委員」的直選。隨著選舉對政治生活變得日益重要，學者們也適時地從不同角度加強了對它的研究。首先是對各國總統選舉方式的介紹和論述，如王業立教授的專論《相對多數vs.絕對多數：各國總統直選方式的比較研究》。該文既從理論上和實踐上比較了「相對多數決」與「絕對多數決」的不同，又以國外總統選舉的經驗性資料為基礎，探討了對不同選舉制度的採納是否可能改變選舉結果，以及不同選舉制度對於政黨政治的發展會造成何種不同的影響。其次是對議員選舉方式特別是對單一選區兩票制的研究，在這方面具代表性的包括吳東野教授的《單一選區兩票制選舉方法之探討：德國、日本、俄羅斯選舉之實例比較》以及蘇子喬和王業立的《為何廢棄混合式選舉制度?——義大利、俄羅斯與泰國選制改革之研究》。前者從比較的角度剖析了在國會選舉中同樣採納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德國、日本、俄羅斯三國如何因為計票方法的不同而產生了相異的選舉結果。後者則發現「義大利、俄羅斯、泰國三個國家取消混合制的主要行為者和動力各有不同：俄羅斯是基於普亭壟斷權力的制度布局；泰國是基於軍方力量的復闢；義大利則是基於小黨的要脅」，並指出「從三個國家選舉制度變遷的過程，可看出選舉制度影響政黨生存與政治人物的利益考量，而政黨生態與政治人物也進一步促動選舉制度的變革」。另外，黃紀、王鼎銘、郭銘峰三人亦曾對日本國會的選舉制度撰寫過多篇有份量的論文。再次是就選舉制度對政黨政治的影響而進行的分析，如蘇子喬和王業立的論文《總統與國會選制對政黨體系的綜合影響：跨國分析》和林繼文的論文《選舉制度、選民偏好與政黨體系的分化：東亞三國（和地區）的比較》。前者著重分析了這樣一個問題，即民主國家的政黨體系在不同總統與國會選制的搭配組合下有何不同，並且發現，就國會選制而言，國會選舉採比例代表制的國家，其國會有效政黨數在整體上明顯多於國會選舉採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的國家；而不論是國會選舉採比例代表制或是採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的國家，有總統直選制度之國家的國會有效政黨數，明顯少於無總統直選制度的國家。後者則指出，單記非讓渡投票制之下的有效政黨數目取決於選區應選名額M與選民的偏好結構，當選民重視政策理念時，此一選舉制度將使有效政黨數趨近M+1，然後文章通過假設理念型選民的比重和都市化程度成正比，並以農業人口比例和選區應選名額為自變量，解釋了臺灣、日本與南韓在過去數十年間有效政黨數目的變化。此外，淡江大學的郭秋慶教授和暨南大學的陳佩修教授還分別就德國、泰國的選舉制度對兩國政黨政治的影響進行過細緻的案例研究。最後是對公民投票和複決的研究，其中最為突出的當屬謝復生等的《公民投票（創製複決）制度比較研究》、曹金增的《解析公民投票》、李昌麟的《比較公民投票制度》。謝復生教授等的研究報告對民主先進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所舉行過的公民投票的時間、議題類型、投票結果、特徵進行了全面的考察，並特別針對瑞士和美國各州公民投票的情況進行了個案研究，報告中的圖表、數據極為豐富，也得出了不少有意義的發現，如「以目前民主國家（尤其是歐洲各國）的實施經驗來看，公民複決的議題仍以與國際條約和組織有關者為最多」，而在第三世界國家，「『憲政體制類』公民投票所佔比例非常高」且「獨裁政權往往喜歡用公民投票方式以顯示人民強烈的支持」。曹金增博士的著作既闡述了公民投票的含義和功能，更通過考察各國實施的公民投票經驗而提出了公民投票的三階段發展論，即第一階段為尋求主權獨立之公民投票時期，第二階段為尋求代議民主之公民複決時期，第三階段為追求人民直接立法之公民創製時期。李昌麟教授的專著則通過對全球公民投票制度的探討，並輔之以豐富的案例，而概括總結出了全世界的三種主要投票模式，即集權式、權力下放式和政黨式的投票模式；以及六大投票系統，即丹麥系統、法國系統、義大利系統、瑞士系統、混合系統、拉丁美洲系統[34]。除此之外，林水波、林佳龍、曲兆祥、張臺麟、湯紹成、黃偉峰、李俊達等學者也對公民投票和複決問題進行過專門的研究。
（三）分立政府與聯合內閣
分立政府（dividedgovernment）本為美國政治中的一個術語，指當總統屬於一個黨而國會兩院中至少有一個議院為另一個黨控制時所出現的局面，後來也被用以泛指行政部門所屬政黨無法有效掌控議會時所出現的局面。臺灣自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實行「總統」與「立法委員」的直選，由此就在理論上出現了（後來也的確出現過）「總統」職位與「立法院」多數分屬不同政黨的可能性，於是學者們也相應地加強了對分立政府的研究，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吳重禮先生從1998年起陸續發表的多篇關於美國分立政府的論文。在《美國「分立性政府」與「一致性政府」體制運作之比較與評析》中，吳先生指出，美國的「分立性政府並不必然導致行政與立法部門的較勁衝突。首先，美國憲政設計重視行政與立法的互相分立，可以保障雙方獨立的地位，而行政與立法的互相制衡，又可以防止任何一方壟斷權力……其次……在組織鬆懈的美國政黨架構之下，分立性政府與一致性政府的差異甚少，因為總統為推行其政務，減少議會的阻撓，必須運用嫻熟的政治技巧與同黨及反對黨議員保持接觸，減緩對抗的可能。」在《美國「分立政府」運作的爭議：以公共行政與政策為例》中，吳先生又著重從八個重要方面考察了一致政府及分立政府對於美國公共行政與政策的影響，並對此進行了詳盡地評述，而這八個方面分別為法案制定過程的順暢與否；法案質量良窳的爭辯；國防政策與外交政策的擬定；不同政策法案之間的「延續性」爭議；總體經濟表現的差異，以及財政赤字竄升的問題；推動社會福利制度難易的爭議；議會的監督權限，是否對於行政部門過度行使調查權；議會對於行政部門進行「細部控制」（micro-management），降低行政體系效率的問題。在《憲政設計、政黨政治與權力分立：美國分立政府的運作經驗及其啟示》中，吳先生不僅概要地探討了美國分立政府的肇因、運作及其影響，還介紹了美國憲政體制委員會提出的關於改革分立政府的建議，即強化政黨功能與政治責任及改善府會的互動機會，並以此為參考而提出了完善臺灣憲政體制的七項建議。
另一方面，由於臺灣在1987年就已開放黨禁，允許自由組黨，而多黨競爭之下的「立委」直選有可能造成「立法院」中任一政黨都無法控制絕對多數的複雜局面，並為不同政黨之間的合作結盟留下政治空間，因此學術界也從很早起就未雨綢繆地開始了對聯合政府（內閣）的研究。這方面最具影響的論著有原政治大學法學院院長蘇永欽主編的《聯合政府：臺灣民主體制的新選擇？》和韋伯文化出版社總編輯陳坤森著的《聯合內閣理論:內閣制下的多黨競爭》。前者是新野論壇舉辦的四次討論會和一次公開的座談會的成果彙編，包含了十八篇論文，內中與比較政治有關的主要有王業立和陳坤森對各種聯合政府類型和成因的梳理，葉陽明、胡祖慶、楊鈞池對德、法、日三國聯合政府理論與實踐的探討，蘇進添、蕭文生、張臺麟對日、德、法三國聯合政府的組成、運作方面所建立的各種協商機制的深入分析以及楊日青、隋杜卿、陳淑芳對支撐聯合政府運作的各種制度條件如政府體制、政黨制度、選舉制度和國會制度等的論述。後者是陳坤森的博士論文，它通過選取十八個內閣制國家為研究對象，收集這些國家自1945年至2000年7月間出現的563次內閣的組成數據，然後分別探討了憲政體制、選舉制度等與聯合內閣形成的影響，並運用動態的統計數據和回歸分析而研究了「有效政黨數目」與「議題面向數目」、「內閣存活」、「內閣型態發生率」之間的相關性，得出了一些有意義的結論，如「總體層次的憲變革項對聯合內閣的影響，既深遠且根本……它的影響力高過於個體層次聯合內閣的競爭行為」，「聯合內閣發生頻率大致與議題面向呈現正相關」，「有效政黨數目與不成比例性兩者呈反向關係，比例代表制對小黨較為有利，但易於產生聯合內閣的局面」，等等。除此外，葉陽明、黃德北、吳明上還分別就德國、英國、日本的聯合政府進行過研究和撰寫專題論文。
（四）民主與民主化
一般認為，臺灣的民主化道路是從1986年民進黨成立或1987年解除戒嚴和開放媒體開始的。時至今日，臺灣地區已經建立了相對成熟的民主，但也存在著黑金政治等明顯缺陷。為了更好地完善已有的民主體制，臺灣政治學者們一直都沒有放棄對其他民主國家經驗、教訓的總結。粗略地看，臺灣學者對民主與民主化的比較研究涉及三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對單個國家民主政治與民主化運動的觀察和評論。這類研究主要以論文的形式散見於各大政治學期刊中，它們的研究對象大多為東亞、東歐或拉美的某個有借鑑價值的發展中國家，且其作者通常都在該國政治的研究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選取的研究視角包括國家安全、政治穩定、族群衝突、選舉問責、轉型危機等，具體可參見朱松柏、劉德海對韓國的研究，謝復生對馬來西亞的研究，金榮勇、李美賢、謝尚伯對印度尼西亞的研究，廖淑馨對蒙古的研究，陳佩修對泰國的研究，洪茂雄對波蘭、捷克的研究，向駿、鄧中堅對墨西哥的研究，蔡東傑對巴西的研究，邱稔壤對秘魯的研究，等等。其次，是對兩三個國家或地區民主化歷程的比較分析。這類研究往往會有意識地把臺灣地區的民主化歷程作為比較分析的對象之一，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有現銘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曾任中國時報總主筆的倪炎元教授的《東亞威權政權之轉型：比較臺灣與南韓的民主化歷程》和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蔡東傑教授的《臺灣與墨西哥民主化之比較》。倪著通過結構、制度與精英策略互動的觀點，系統地比較了戰後南韓與臺灣的政治變遷歷程，包括出現威權政體的歷史背景，威權鞏固的制度機制與控制策略，威權制度化的內外在危機，乃至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歷程等。他還特別指出，不同威權政體類型（臺灣的黨國體制與南韓的軍人官僚體制）顯現的不同制度脆弱性會構成不同的危機與挑戰，而其轉型的過程則是政治行動者在國家、政治社會、民間社會三個競技場協商與對抗的策略互動過程。蔡著則運用了民主化奠基期、轉型期、鞏固期的三階段模型，分別從政治層面、經濟層面、社會層面、國際環境系統地比較了臺灣和墨西哥在不同時期相關表現的異同：兩者都由一黨獨大的威權統治邁向民主化，但獨大政黨的意識形態傾向不同；兩者均用統合主義將各種社會利益納入政黨總括性架構中，但族群問題和階級衝突不同；兩者的民主化均起因於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且自由化進程也類似，但反對黨影響力和執政黨的轉型發展不同；兩者都由霸權轉向了二又二分之一體制，但選舉公平性、媒體開放程度等不同……最後，是對民主鞏固及影響民主鞏固之因素的探討。民主鞏固是臺灣政治學者特別關切的一個問題，他們曾先後召開過多次以此為主題的研討會，如1995年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發展與鞏固」國際研討會和2004年的「民主鞏固與行政改革」國際學術研討會，也撰寫了大量與此相關的學術論文。在對臺灣與俄羅斯民主發展的比較研究中，李酉潭指出，雖然臺灣與俄羅斯都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時在一黨體制下推動民主化的，但「前者持續往民主鞏固的方向發展，後者則面臨到民主倒退的問題」。兩者在民主鞏固進程上的重大差異是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外部因素來說，「臺灣主要是受到強權國家在政策上轉變的壓力……俄羅斯則主要受到與西方冷戰失敗的影響」，而從內部因素來說，兩者的差異又包括五點：列寧式與準列寧式政體之差異、選舉經驗之差異、有無中產階級、對於媒體之掌控與應付群眾運動之模式、有無健全發展的政黨體系。另一位學者張傳賢在其研究中則「利用亞洲民主化研究調查資料，重新檢視亞洲新興民主國家（和地區）日本、臺灣、菲律賓、蒙古及泰國等五國（和地區）人民對於近期大選的公平性及對政府與選務機構的信任度，並證明敗者長期以來在主觀上對於選舉機制的服從對於民主鞏固的重要性。」然後他進一步提出了解決少數與多數之間衝突並達成民主鞏固的四個方法，即開放性的競爭環境、建立可為少數接受的制度化官僚機制、擴大公共參與及尋求國際組織協助。而在《民主鞏固因素之影響性分析——臺灣與其他東亞民主國家（和地區）的比較》一文中，蔡昌言運用了分量回歸法分析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政體表現對民主鞏固評價的影響性，是否隨民主鞏固程度而有所改進，進而分析影響臺灣與東亞各國民主評價的主要因素為經濟表現抑或是政治表現。他的研究發現「臺灣民眾主觀經濟評價對民主鞏固指標的影響性，主要存在於中間民主鞏固認同的群體，而在最低與最高民主鞏固認同的群體並不具顯著影響性」，這是東亞各個國家和地區中絕無僅有的，例如就南韓、蒙古和菲律賓三國的民眾而言，「無論是政治因素或是經濟因素，皆是影響其判斷國家民主鞏固程度的重要因素，且無論是認為國家民主鞏固程度較低或是較高的群體，其人民同樣認為政治與經濟因素同等重要並無偏頗。」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學者從政治文化、政黨體系等角度探討民主鞏固，他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使「民主鞏固學」儼然成為了一門「顯學」。當然，與對民主與民主化的純學術研究相伴，臺灣學者也非常重視對各國民主實踐的實證調查，如朱雲漢教授主持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就長期追蹤東亞各個國家與地區公民政治價值與行為的變遷，以及公民對於政治體制正當性和治理質量的評價，這類調查對學術發展的促進作用是非常明顯的。
（五）軍事變革與軍人政權
據統計，一九四九年抵臺的國軍大約有六十萬，他們是國民黨一黨的軍隊，且軍官基本上都是國民黨黨員。李登輝上臺後，開始有意識地削弱國民黨在軍隊中的影響力和重用本省籍軍官，而後來的「國防法」更規定了現役軍人不得擔任政黨、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提供之職務。這種所謂的軍隊「國家化」對於確保臺灣實現成功的政黨輪替來說至關重要，但周邊一些國家的經驗亦表明要鞏固民主仍需時時防範軍人過多介入政治的可能風險，正如美籍波蘭裔學者舒沃斯基（大陸譯普沃斯基）曾說過的，「文人控制軍隊的制度架構構成了民主鞏固的神經中樞」。故此，伴隨著民主的轉型，一些臺灣學者也在認真地總結國外軍人幹政的教訓，並撰寫了多本與該主題相關的著作，包括對個別國家軍事變革的深入評析，以及對某個區域軍人政權的比較研究。前者如暨南大學教授陳佩修的《軍人與政治：泰國的軍事變革與政治變遷》，該書從「軍事社會學」與「軍事政治學」的角度探討了泰國軍事變革與其政治變遷、社會結構、政治結構的關係，分析了泰國軍人政治權力的社會基礎和泰國變革的成因、結果與影響，並總結了「文武關係」調適在泰國民主化進程中的意義與後者如臺大出版中心總編輯湯世鑄的《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研究》、致理科技大學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主任向駿博士等的《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回顧與前瞻》以及康寧大學校長金榮勇教授的《東南亞國家的軍方轉型：印度尼西亞、泰國及緬甸軍事政府的個案研究》。前兩本著作研究的都是拉美的軍人政權，相比較而言，湯著的理論關照更強，它所論述的內容主要有拉美各國的軍政關係，軍人政權的源頭——高地酋主義（大陸一般譯為考迪羅主義），軍人政權的不同類型和過程，軍人政權產生的不同因素與正、負面影響，而且特別選擇了阿根廷的二個軍人及一位軍人總統作為個案研究的主題。作者還指出，拉丁美洲軍人政權是多樣與複雜的，時空的不同有著不同的類型，不同的功能，很難一概而論。雖然1980年之後各國紛紛還政於民，但由於軍人參政有其根深蒂固的歷史傳統，其民主之路仍充滿變量。而向著更偏重具體的史實描述，它收錄的是多位作者對中美洲、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一些軍人獨裁者所做的評述，包括墨西哥的迪亞茲、阿根廷的貝隆、瓜地馬拉的亞本茲、巴拉奎的史託斯納爾等等，而其目的在於給讀者提供對拉丁美洲軍人政權的「回顧」和供「前瞻」未來之用。至於金著則試圖通過從對印度尼西亞、泰國和緬甸三國軍政府所進行的個案研究中,建構起東南亞軍政府轉型的理論架構來。在論文方面，最重要的有「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前身為政治作戰學校）教授洪陸訓的《第三世界國家文武關係的理論——軍人幹政因素之探討》、《軍人脫離政治之探討》和該學院謝弈旭博士的《拉丁美洲政治民主化與軍隊角色》等。洪陸訓的兩篇文章都是論述第三世界國家軍人幹政現象的，其中前者主要探討軍人幹政的因素，作者認為，軍人幹政的因素出自內在和環境兩方面內在因素方面包括軍隊組織特性、軍人個人動機、政治覺悟程度和軍官的政治態度，環境因素方面包括社會因素、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對於了解第三世界國家軍人何以幹政而言，綜合多因素的分析途徑是較為可行的方法取向。後者探討的是一九八〇年代以後軍人返回軍營、讓位給文人統治亦即脫離政治的原因和方式，作者發現各國軍人脫離政治的原因複雜，部分來自軍隊組織因素，部分則出於環境影響；一則需有動機，再則需有其條件。軍人脫離政治的方式可能是自願地有計劃的進行，也可能是被迫無計劃的的退出；其目標在於重組政治社會關係。而軍人脫離政治過程中，又往往面臨挑戰。其結果，可能淪入惡性循環；也可能經由自由化、民主化而成功地轉型成民主政治。謝弈旭的論文則專門探討拉丁美洲的軍人幹政現象，他指出，「軍人幹政在拉丁美洲不是偶然的，是時空交錯以及各項條件與環境配合下的必然產物。諸如：國家安全之威脅，文人政府腐敗無能，經濟發展落後與遲緩，社會動亂不安等，皆提供軍人幹政之藉口與機會。而軍人幹政之方式，大體上以變革、革命或修憲等手段為主。」
除上述五個重要問題以外，臺灣的一些政治學者還圍繞下列問題進行過比較研究：內閣制與總統制的優劣、性別相關制度與政策對於兩性政治涉入的效果、行政首長施政滿意度的影響、民主與威權的制度績效、選舉課責、政治貪腐、中東北非地區國內政治衝突的起因等等。這些研究成果同樣非常重要，不過因為它們大多出自學者的個人興趣而顯得相對零散，故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從前面對臺灣地區比較政治研究概況的介紹中，我們能夠看到這樣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
第一，具有很強的實用性，且常常與複雜的現實鬥爭糾纏在一起。事實上，前一部分所梳理過的每個重要問題幾乎都與臺灣歷次「憲政改革」或實際政治生活密不可分。以總統選舉方式為例，1988年蔣經國先生逝世後，繼任「總統」的李登輝意欲通過「總統」直選來加強自身權力的合法性基礎，民進黨從策略角度考慮亦主張「總統」直選，而馬英九等一些國民黨的非主流派則支持美國選舉人團式的委任直選，因此政治學者「似乎」有責任基於國外總統選舉的經驗去弄清「總統」直選與間選的利弊。在「立法院」的選舉改革上，當時朝野共提出了四項主要替代方案，即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中選區兩票制和開放式名單比例代表制，而不管最後接受何種方式，先搞清楚這些制度的含義及其在不同國家的實施效果也都是必要的。與此同時，隨著臺灣的體制逐漸轉變為雙首長制，了解和總結歷史上曾有過的和正在實行半總統制的國家的政治運作實踐也自然而然地成為關注的焦點，具有了很大的價值。特別是對於各政黨來說，它們還要考慮如何通過政黨結盟的方式去掌控「立法院」多數，以及如何應對「總統」與「立法院」多數分屬不同政黨的情況，而這方面的比較研究能夠很好地為其政治行動提供指導。正如馬英九在為胡祖慶著作《政黨合作與結盟》作序時談到的：「他介紹法國第五共和和右派、左派與第三黨，內部結盟或跨派系合作的歷史，不僅增進我們對法國政黨政治的了解，並且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借之得以思考臺灣政黨政治的問題及解決途徑。」至於公民投票，一直是主張「臺灣前途由臺灣人民自主決定」的民進黨長期所推動的，而國民黨雖然先反對後支持，但在公投的適用範圍、提案者、公投時間方面又與民進黨有觀點分歧。到2003年底陳水扁籤字公布《公民投票法》時，政治學者們已對瑞士、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公民投票進行過大量的前期研究，這對於消除可能會有的一些疑問和模糊不清的地方、加強法律的可操作性是極有益的。同理，政治學者對他國民主化歷程與民主鞏固的集中探討，體現的是對臺灣能否成功實現民主轉型和建立高質量民主政治的關切，而對國外軍人政權的研究也隱含著防範軍事變革之風險的意圖在其中。還可以補充一點，臺灣的拉美政治研究與大陸相比好像「特別」受重視和成果「特別」豐富，這恐怕也很難被看作只是巧合，畢竟臺灣僅剩的「邦交國」幾乎有一半位於拉美地區。雖然我們不能說每位研究者在研究時都抱著為政治服務的明確目的，但不可否認他們的研究成果的確可以被利用和發揮政治上的影響，而且臺灣當局（通過「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14年後升格為「科技部」）和各主要政黨（通過本黨所建立的基金會）也會對某些特殊的課題給予更多的資助。
第二，大量採用所謂小N數的研究方法，即對少數國家和地區的某種政治制度或現象進行集中比較。通常而言，比較政治研究者會根據所研究問題的性質和自己的研究意圖而選擇不同的研究方法，如聚焦於個別國家或地區的個案研究、針對少數國家和地區的集中比較，以及以數量眾多的國家和地區數據為基礎進行的統計分析。個案研究常用於提出有價值的理論假說或指出既有理論的缺陷，但因被認為代表性不強和可能存在選擇性偏見而容易遭到質疑。統計分析可更清晰和準確地反映變量之間的相互關係，但在資料收集和正確編碼方面也存在困難。相形之下，介於兩者之間的集中比較既能提供對所研究對象的更為深入的描述，又能更好地把比較這一意圖蘊含於其中。因此，正如我們在前面綜述部分能夠看到的那樣，臺灣學者在比較政治的研究中非常廣泛地運用了它（儘管個案研究和統計分析也沒有被取代）。這種集中比較方法的實際操作大致是這樣的：首先選擇在政體類型（如半總統制）、政治制度的某個組成部分（如公民投票）或政治發展模式（如從一黨威權向民主的轉型）等方面相似的兩三個——最多四個——國家和地區，然後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上述相似點進行詳盡的闡述和系統的比較，繼而歸納總結出研究的結論和發現，比如某種政治制度或政治現象產生的原因和可能帶來的後果、政治發展過程中呈現出的不同模式及後續發展演變的趨勢……。最後，對於某些特殊主題的研究而言，研究者還可能針對臺灣地區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出若干建議（當然，臺灣自身也常常作為被比較者之一而出現在比較研究的眾多著作和論文中）。這裡，我們可以舉吳玉山教授的《共產世界的變遷》一書為例加以說明。該書從危機背景、改革策略精英對策和政治結局四個方面分析了蘇聯、匈牙利、中國大陸和越南四個社會主義政權的發展，歸納出八種發展途徑，並發現「蘇聯和匈牙利的是沿著路徑四發展，也就是想用政治改革為工具來實行經濟改革」，而「中國大陸和越南基本上是採取路徑六，也就是經改而不政改」，作者還進一步指出，「蘇聯、匈牙利、中國大陸和越南的政治發展可以用改良的危機途徑加以解釋，這個途徑將宏觀的社會條件和微觀的精英策略融於一爐，嘗試發展出一個具有廣泛適用性的理論架構，提出一個政治發展的路徑圖，來分析共黨政權的政治變遷。」需要說明的是，小N數研究方法的流行並非純粹只是出於偶然，因為正在學習政治學且有志於從事比較政治研究的臺灣青年學生也往往會被要求去熟悉和掌握這種方法，對此我們只要看看臺大、政大等高校已經答辯過的且屬於比較政治方向的博碩士論文就知道了。
第三，充分借鑑和吸收國外同領域的研究成果，並能合理質疑和推陳出新。得益於新一代學者外語聽說讀寫能力的提高和專業化學科訓練的增強，近年來的臺灣比較政治研究明顯在視野上更為開闊，也表現出了對國外同領域研究成果的足夠重視和了解。從今天網際網路上所能夠找到的一些臺灣高校的比較政治課程計劃中，我們會發現，臺灣的政治學類研究生需要閱讀相當多的英文文獻以參與此類專題討論。同時，這些學生會被鼓勵用英文撰寫論文和參加研討會，另有一部分可能進入過美國高校的暑期短修班。更不用說還有相當多到國外特別是美國深造且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而回臺任教者，對此只要看看臺灣各高校政治學系的師資介紹就知道了。經過這樣的學術訓練，大多數青年學者在走上比較政治研究之路時已不需要過多依賴翻譯的著作、論文（雖然這些年裡臺灣譯介出版的國外比較政治經典著作、論文也為數不少），而基本都具有直接閱讀引用外文經典的能力。因此，雖未經全面細緻的統計，但就筆者目前接觸到的臺灣地區的比較政治文章而言，其參考文獻中的外文文獻比例大約要佔七至八成。加之臺灣主流學術期刊對形式規範的要求甚嚴，所刊載的論文除要求有原創性的結論或發現之外，通常還要先有綜述部分亦即對同主題研究狀況的梳理，這就迫使學者們在研究時必須得熟悉同行包括國外同行的前期成果——當然對比較政治這樣具「外向性」的學科來說原本就應該如此。另一方面，臺灣學者在推動比較政治學科的國際化上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赴海外進行學術交流、邀請國外知名學者來臺講學和與其合作編撰政治學著作，以及在國際性期刊和臺灣的某些期刊[66]上發表原創的英文論文等。更重要的是，臺灣的比較政治學者並非只是亦步亦趨地追隨國外同行的腳步，而是能夠對既有的一些陳見加以審慎批判，然後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新的觀點。這裡，我們可以前引陳坤森對聯合內閣的研究為例來作說明。一般認為，聯合內閣和少數內閣的壽命較為短暫，但陳坤森卻在廣泛搜集資料和深入分析後發現，「單一政黨多數內閣確實在內閣存活率上表現最好（十個曾發生單一政黨多數內閣的平均內閣總存活率為57.3%），但是最小獲勝聯合內閣和大聯合內閣亦表現不凡，分別為50.09%和49.7%的平均內閣總存活率。至於少數內閣，在北歐以外的國家確實較為短命的，但是在北歐地區的國家：瑞典、挪威、丹麥三小國，平均內閣存活率並不輸於最小獲勝聯合內閣，此打破一般人對少數內閣必然是短命的迷思。」
第四，注意追蹤各國政治制度和政治形勢的變化，並致力於提供有說服力的解釋和預測。總體來說，臺灣的比較政治研究很好地做到了理論研究與現實關照的結合，這一方面表現為通過介紹和陳述他國政治制度的利弊來給臺灣的憲政改革出謀劃策，另一方面也表現為通過持續關注和分析各國政治形勢的變化來貢獻有深度的政治知識。因此，臺灣的政治學者並不是抽象的理論研究者，他們非常注意觀察和探討各國政治的新動向，對此主流政治學期刊中那些明顯具有時效性的文章就是證明。從主題上看，這些文章可能涉及近期內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總統大選（如李鳳玉和藍夢荷的《一致政府下的內閣穩定：比較2008年總統大選之後的俄羅斯與臺灣》）、國會改選（如蔡增家的《2005年日本眾議院改選的政經意涵》）、選舉制度改革（如蘇子喬和王業立的《選擇投票制與英國國會選制改革》）、憲法修改（如郝培芝的《法國半總統制的演化：法國2008年修憲的憲政影響分析》）等，還有可能涉及某個區域內的政治運動或政治格局的改變（如蔡秀勤和張佑宗的《阿拉伯之春的啟示與反思》）。儘管臺灣的比較政治研究者會更多地關注美、法、日等大國的政治，因為那被認為更加具有重要意義，但一些傳統大國之外的「小國」也沒有完全被忽略。僅以國會選舉為例，朱松柏、洪茂雄、廖淑馨三位教授就曾分別對韓國、波蘭、蒙古的國會選舉進行過多次的深入分析，而他們在這幾個國家政治的研究上都卓有建樹。至於學者們圍繞各國內閣改組、政策變更、政局發展等所從事過的研究，那就為數更多了。從這些文章中，我們能深切感受到，臺灣的政治學者沒有把他國政治生活中發生的重大事件看作只是新聞短評的對象，而是相信自己有責任去提供背景更豐富、說理更透徹的深度政治分析，以增進公眾對複雜政治世界的認知。當然，在觀察和評論其他國家重要時事政治的時候，他們會更多地把筆墨放在提供強有力的理論解釋和預測上，而非單純對事件本身的敘述和介紹上。事實上，有些文章從題目就能看得出來屬於解釋性的研究，如吳明上的《自民黨為何於2009年失去政權之探討》，以及前述蘇子喬和王業立的《為何廢棄混合式選舉制度?——義大利、俄羅斯與泰國選制改革之研究》。這些帶有時代氣息的研究往往有可能成為新政治理論、觀點的催化劑，而且正是它們賦予了臺灣的比較政治以更加鮮活的特性，並使它不致於退化成書齋裡的學問。
進入新世紀以後，兩岸經貿、文化往來的腳步不斷加快，學術交流也明顯增多，主要體現在：大陸學者應邀赴臺訪問和參加研討會的人數越來越多，而臺灣學者中也開始有不少人頻繁地到大陸參會和做講座。對於政治學來說，還有一點需要補充，即大陸的重點高校近幾年裡陸續從臺灣引進了一批年輕的政治學博士，其力度遠大於其他學科。據筆者所知，目前清華、復旦、中大、川大、武大、廈大等高校都有臺灣籍的政治學博士，可以預計他們將在未來促進兩岸政治學者的有效溝通方面發揮相當大的作用。儘管如此，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認，總體上看大陸學者對臺灣政治學人及其研究的了解還遠遠不夠，更談不上參考和借鑑，而臺灣學者也很少引用大陸學者的研究成果，這是非常令人遺憾和急待改進的。其實，要進一步加強兩岸政治學者的思想交流和繁榮比較政治的研究，我們應該做和能夠做的工作還有很多，如幫助聯繫有影響的學術出版社，以推動優秀的比較政治研究著作在兩岸出版；共同呼籲改進兩岸學術期刊的數位化工作，然後通過數據對接而使資料共享更為便利；繼續建設和拓展兩岸青年政治學者和學生的對話平臺並在比較政治方向研究生的必讀文獻中適度增補對岸學者的論著。
囿於知識結構的限制，本文只對臺灣地區近些年來的比較政治研究狀況進行了概要的梳理，其初衷是想藉此表達對臺灣政治學人的敬意。雖然文中的羅列難免掛一漏萬，但筆者以為，這樣的梳理不僅有利於人們更好地了解海峽對岸政治學者所取得的學術成就，也或許能夠在研究視角和方法上提供少許的幫助。舉例來說，臺灣的比較政治研究如前所述大量採用了對少數國家的政治進行集中比較的方法，並且很多臺灣高校的博、碩士論文的寫作也選擇了這種方法。與此相對照，大陸學者所從事的小N數比較研究仍為數不太多，而大陸各高校中研究外國政治的碩士甚至博士亦基本仍以單一國家的研究為主。儘管伴有明確問題意識和理論視角的單一國家研究同樣可以成為很有意義的個案研究，但如果大陸的政治學者也能在此基礎上更多地應用集中比較的方法，那麼這對整個比較政治學科的發展來說將會是極為有益的（注釋略文章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