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華簡、安大簡的價值與爭議
2019年9月21日，《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通稱「安大簡」）第1輯正式發布。這一輯整理報告，包含了58篇《詩經·國風》的內容，作為戰國早中期的抄本，這是目前所見最早的《詩經》版本。
時隔兩月，2019年11月22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通稱「清華簡」）第9輯也正式發布。本輯整理報告，既有長達三千多字的長篇政論《治政之道》，也有《成人》這樣的重要法制史文獻，為我們提供了重新審視先秦思想世界的新線索。
除了《詩經》，安大簡將來還會公布早期楚辭、長篇楚國史書等珍貴佚籍；而在此之前，清華簡已經披露了多篇與《尚書》《詩經》有關的文獻、前所未見的史書《系年》、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十進位計算工具《算表》、《筮法》《別卦》等易學史的重要文獻，等等。
由於經過秦始皇焚書等「書厄」，先秦的許多文獻並未流傳至今。因此，清華簡、安大簡以及此前的郭店簡、上博簡這四批戰國竹書，作為先秦原版古書的集中亮相，披露了我們已知古書的早期形態以及一些我們前所未知的古書，尤其是涉及《詩經》《尚書》《周易》等中國文化最核心的典籍，其價值不言而喻。
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這四批戰國竹書，只有郭店簡經過考古發掘。上博簡、清華簡以及安大簡，都屬於所謂的「購藏簡」。一些重要的原始信息，都已經遺失。
儘管屬於購藏簡，但上博簡、清華簡、安大簡的可靠性在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領域的學者看來是沒有問題的。在這個以嚴謹求實著稱、最得傳統學問治學精神的學術共同體內，並不存在所謂的爭議。
同時，有一些來自其他領域的學者對清華簡、安大簡心存疑慮，甚至公開宣稱清華簡、安大簡是偽簡。由於清華簡、安大簡併非科學發掘品，且其他領域的學者可能對簡牘研究缺乏足夠了解，因此出現質疑在所難免。但普通的讀者面對此類分歧，便往往莫衷一是了。
之所以存在這一情形，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領域的學者也有一定責任。許多專業人士認為相關質疑不值一駁，認為所謂的真偽之爭是偽問題，因而沒能及時向其他領域的學者以及公眾澄清。學術研究固然重要，但普及與溝通同樣值得踐行。
二、真偽之間：簡牘辨偽的現狀
凡是有價值的古物，都難免有盜墓者、作偽者為了逐利而鋌而走險，簡牘也不例外。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簡牘的價值愈加受到重視，過去可能不入盜墓者法眼的簡牘一下子成了重點攫取對象，同時，「有好者必有偽者」（陳介祺《致潘祖蔭書》），作偽者也趨之若鶩。由此造成了兩個結果：一是因盜墓而流散到海外的真簡越來越多，二是有意為之的偽簡也越來越多。
購藏簡自然有真簡的可能，同時也有偽簡的風險。是否經過科學發掘，與是否真實可靠，二者之間並無必然聯繫。目前我國出土簡牘總數已達約30萬枚，其中大多經過科學發掘，可作為我們審視購藏簡的重要參照。同時為數不少的偽簡，也為我們提供了反面教材。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持續積累與實踐，以目前的知識水平，古文字與出土文獻
研究領域的學者完全有能力去研判簡牘的真偽。由於簡牘的材質、形制、文字和內容都極為特殊，對作偽要求極高，故簡牘真偽的判定，目前來說不但完全可行，而且不難做到。
清華簡、安大簡在公布之前，業已經過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領域權威學者的謹慎求證與集體認定。如清華簡的公布，便是來自中國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大學、吉林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上海博物館、荊州博物館等單位的權威專家共同鑑定後的結果。安大簡的公布，也經歷了相同的步驟。
著名古文字學家劉釗先生近來指出：
凡經過真正出土文獻的專家集體鑑定過的簡牘，還沒有一宗材料是真偽難辨，或是原來被認定為真，後來又證明是偽的。浙江大學藏簡的情況很特殊，當時的鑑定團隊也是認定是偽的，後來因為各種特殊原因出版了，其結果就是學術界一片沉寂，這已經表明了態度。真正的核心學術圈子外，常常有人在討論真偽的問題，其實講真偽問題的人都是外行。……已經鑑定過的簡牘都沒有問題。（《當前出土文獻與文學研究的幾點思考》，《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
哪些購藏簡真實可靠，在業內存在共識。哪些簡牘是偽簡，在業內同樣有共識。
三、如何判定購藏簡的真偽
那麼，該如何判定購藏簡的真偽呢？
著名簡牘研究專家胡平生先生對此已有很好的總結，他歸納為四項原則：質材與性質、書法與書風、文字與文章、來路與出處（《古代簡牘的作偽與識別》，《收藏家》1999年第2期；《論簡帛辨偽與流失簡牘搶救》，《出土文獻研究》第9輯，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76—108頁）。在此基礎上，筆者試結合最新的研究進展作如下總結：
其一，載體的直觀判斷。偽簡的色澤、質地、尺寸等，往往與真簡存在距離。大多數偽簡，都可以通過載體的直觀判斷直接過濾掉。筆者目驗過清華簡、安大簡的實物，至少其外在形態並無明顯紕漏。值得注意的是，清華簡和安大簡都是所謂的「溼簡」。由於簡牘對保存環境要求極高，故目前的簡牘主要集中出土在兩個區域：一是湖南、湖北等過去楚國的範圍，環境溼潤，所出為溼簡；二是西北地
區的沙漠、戈壁地帶，環境乾燥，所出為幹簡。南方楚地所出簡牘（如清華簡、安大簡）含水率極高，由於竹細胞已經遭到破壞，因而手感如柔軟的麵條；一旦離開水，便會速朽。而偽造的溼簡，脫水之後往往仍可像新鮮竹材那樣富有彈性。即便作偽者找到兩千多年前的溼竹材，但若要在上面用墨書寫文字，其可能性幾乎不存在（通過幹木材偽造簡牘則有可能）。此外，附著於字跡之上的板結汙垢、殘留的編繩、配套的漆木器等，與清華簡、安大簡本身構成了完整的證據鏈，這是很難通過作偽實現的。
其二，載體的科學檢測。通過科技手段檢測竹簡的年代和成分，目前來說是完全可行的，可以進一步驗證簡牘的真實性。像清華簡和安大簡，都曾取樣進行碳14測年，檢測結果確認它們都是戰國時代的竹簡。經過正規考古發掘的竹簡，可作為重要的參照，故專家不但對安大簡的竹簡、相伴隨的竹笥殘片和漆片同時進行碳14測年，還將竹簡與湖北荊州出土的夏家臺楚簡進行紅外光譜、結晶度等方面的比照，證明安大簡與夏家臺楚簡的化學特性高度相似，而與現代竹材相去甚遠（參見黃德寬《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概述》，《文物》2017年第9期）。前面提到的含水率也是極為重要的指標。經檢測，清華簡的含水率達400%，是兩千多年來地下水逐漸滲透的結果，非人力所能及。諸如竹簡的碳14測年數據、含水率、紅外光譜、結晶度等指標（墨跡成分測定理應也是重要指標，但由於樣本提取不易，可操作性不強），目前尚無「黑科技」能夠偽造，故可以作為判斷簡牘真偽的客觀依據。
其三，載體的形制。正如現代書籍有它的版式、格式，簡牘的材質、尺寸、契口、編聯形式、書寫格式等皆有規律可尋。在這方面，賈連翔先生《戰國竹書形制及相關問題研究——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為中心》（中西書局2015年版）、程鵬萬先生《簡牘帛書格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等論著已有較充分的研究和總結。作偽者如果不了解相應的形制，必然會漏洞百出。由於真正的竹簡比我們想像的要窄、要薄，現代書手很難在如此規格的竹簡上遊刃有餘地書寫，所以偽簡往往比較寬大，這也是肉眼可見的破綻。再如現在已經成為「常識」的簡背劃痕現象，是在2010年才真正被揭示的（研究成果的發表更在其後），而清華簡入藏清華大學的時間是2008年。清華簡便有典型的簡背劃痕，除非作偽者有令人匪夷所思的學術預見能力，或者索性是由未來穿越而來，否則難以炮製出這一細節。
其四，文字構形與風格。載體的科學檢測與形制判斷，已經可以為簡牘辨偽提供直接的依據。而真正具有決定性的，還是簡牘上書寫的文字及其所反映的內容。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字形特徵和書風，故可成為辨偽的重要突破口。作偽者固然可以摹仿已有的簡牘文字，但很難在細節上面面俱到。尤其是遇到沒有現成字形可供參考的情況時，往往會生搬硬湊，很容易會違背文字構形的規律，因而露出馬腳。如某批次的偽簡，作偽者由於不了解戰國文字「焉」的通常寫法（通常寫法從「女」），杜撰出了一個上面是「正」、下面是「與」（「與」的繁體，作偽者將「焉」的下半部分誤認作「與」）的字，令人啼笑皆非。再如某批次的偽簡，將戰國楚文字和秦漢文字糅合在一起，鬧出「關公戰秦瓊」的笑話。至於清華簡和安大簡，不但沒有此類破綻，反而提供了諸多破譯戰國文字的新線索，過去的一些疑難問題得以迎刃而解。尤其是清華簡、安大簡如果能夠驗證、釋解此前經過科學發掘的簡牘，無疑更具說服力。如包山楚簡（出土於1987年）、信陽楚簡（出土於1957年）、仰天湖楚簡（出土於1953年）都出現了一個舊釋為「臝」等字的疑難字，根據安大簡《周南·卷耳》的材料，始知該字實際上是「兕」（參見徐在國《談楚文字中的「兕」》，《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5期），過去的材料都得以說通，困擾學界已久的困惑渙然冰釋。再如新蔡楚簡（出土於1994年）、上博簡、清華簡等材料中都見到一個過去釋為「黍」「淵」「湫」等字的字，根據安大簡的新線索，可知其當釋作「湛」（參見黃德寬《釋新出戰國楚簡中的「湛」字》，《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剛公布的清華簡第9輯，為此進一步提供了依據。由於安大簡的《詩經》可與今本《詩經》相對照，某些戰國文字與後世漢字的對應關係一目了然，故其所提供的證據往往是直接的。再如清華簡《保訓》中的「潰」字，提供了釋讀郭店簡（出土於1993年）《成之聞之》相關字的重要線索（參見單育辰《由清華簡釋解古文字一例》，《史學集刊》2012年第3期）。再如清華簡《系年》中，「魯侯侃」又寫作「魯侯羴」，據此，過去郭店簡《性自命出》以及上博簡《性情論》中的「羴如」當通作「侃如」（參見黃杰《據清華簡〈系年〉釋讀楚簡二則》，簡帛網，2011年12月27日）。「侃」，和樂貌。最近新出土的羋加編鐘，上有「羼其平龢」的銘文，根據《系年》的線索，「羼」也應該通作「侃」。除了為釋讀戰國文字提供重要線索，安大簡等材料還有助於我們重新理解甲骨文中的疑難字（參見黃德寬《釋甲骨文「叕（茁）」字》，《中國語文》2018年第6期）。總之，清華簡、安大簡上的文字並不是孤立的，它們往往可為釋讀其他經過科學發掘的楚簡乃至甲骨文、金文提供關鍵線索。業內流行一句話：如果清華簡和安大簡是假的，那麼作偽者的功力將遠遠在當世所有古文字學家之上。
其五，內容因素。依樣畫葫蘆容易，無中生有難。因此，目前大多數的偽簡都是以現成的內容為模板的。有的偽簡，則乾脆胡編亂湊，不能成句。清華簡、安大簡的內容多不見於傳世古書以及已公布的出土文獻，為古人代筆，且要瞞過古文字、音韻學、古文獻、先秦史等領域學者的法眼，其可能性幾乎不存在。文字發展有其特定規律，語言的發展亦然。尤其是虛詞，因其反映語言的時代與地域特徵，受到學者的關注。以清華簡《系年》為例，董志翹、尤銳（YuriPines）等先生對該篇介詞「於」「於」的分布特點做過討論，認為其密切呼應了漢語史發展規律，是《系年》不偽的有力證明。再看《系年》所記載的具體歷史事件，不但多可與《左傳》《國語》《竹書紀年》等古書相互驗證發明，而且其中某些首次揭示的內容，還可以得到後出材料的驗證。如我們過去不知道許國有一位叫佗的國君，《系年》首次披露了這位許國國君的事跡。無獨有偶，新出土的許子佗盞盂的銘文也出現了這位國君的名號，正可佐證《系年》所記不虛，已有學者撰文討論。內容因素也最為質疑者所關注，質疑者通常的邏輯是：清華簡、安大簡的某一內容、某一詞彙不見於傳世古書，所以肯定是偽造的；清華簡、安大簡的某一內容、某一詞彙見於傳世古書，那肯定是抄自傳世古書的。這些質疑往往將古書的流傳問題簡單化，或者濫用「默證」。有的質疑，則可啟發研究者進一步深入理解清華簡、安大簡的內容。
以上五個方面，偽簡能滿足一項，都已經不可思議。至於清華簡和安大簡，在任何一個方面都毫無破綻，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去懷疑呢？著名古文字學家李守奎先生便指出：「就目前來看，戰國楚簡的作偽水平還很低，從使用材料、古書形制、書寫字跡、用字等形式特徵和竹簡內容各個方面都沒有破綻的偽簡還沒有見到。」（《清華簡的形制與內容》，《古文字與古史考》，中西書局2015年版，第4頁）這代表了目前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領域學者的普遍認識。
四、慧眼的養成
質疑清華簡、安大簡的學者，有的出於對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的隔膜，不甚了解相關研究的進展，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的則出於對某一觀點的堅信，如清華簡中的《書》類文獻進一步說明「偽古文《尚書》」並非先秦真本，但仍有人試圖為「偽古文《尚書》」翻案，且不承認清華簡的材料。相信隨著研究的深入與對話的展開，此類誤會都可以逐漸消弭。
相對而言，由於研究先秦思想史的學者較早接觸簡牘（主要是受到郭店簡的影響），研究古史的學者向來注重出土文字材料，故對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有更深切的認同。
前面討論了判斷簡牘真偽的五個標準，這對於專業學者來說可能是常識，但對旁觀者而言，全面把握並非易事。那麼旁觀者該如何認識簡牘的真偽問題呢？
大凡受到過現代學術訓練的人，想必不會否認以下幾點：
其一，術業有專攻，隔行如隔山，首先需要尊重專業人士的意見。儘管在網絡上「磚（專）家」被汙名化，但學界中人應該很清楚「專家」的分量。
其二，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是專業性很強的領域，但這並不意味著其他領域的學者或公眾不能進行質疑。而質疑和對話顯然需要在了解、尊重學界現有成果的基礎上展開。
其三，學術觀點需要建立在實際研究的基礎之上，如果沒有親自進行研究和判斷，而只是聽信傳言、以訛傳訛的話，則顯然是令人遺憾的。
對簡牘感興趣的讀者，可以關注《古文字研究》《出土文獻》《簡帛》《簡帛研究》《出土文獻研究》《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等專業刊物以及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武漢大學簡帛網等專業網站的相關討論。凡是學者普遍認同、熱烈討論的材料，都是經過專業學者檢驗、達成共識的可靠材料，自可放心研讀、利用。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質疑清華簡、安大簡的人雖是著名學者，但實際上並不專門研究古文字與出土文獻，他們的意見很容易誤導旁觀者。而在某些所謂的文物鑑定會上，有的參會專家看似是專業人士，但其實並非相應領域的專門研究者，則容易將贗品判作真品，同樣極具迷惑性。
總之，普通讀者只要獨立思考，不盲從，多看多聽，偽簡自然不會被當成真簡，而真簡也不會蒙冤受屈。
（本文的寫作，得到胡平生、李均明、徐在國、賈連翔、劉剛諸先生的指正，謹致謝忱。小文若有疏誤，概由筆者個人負責。）